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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中國
時間:2011年03月20日
地點:釣魚臺國賓館
侯云春: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去年我在哈佛培訓,聽到老師有這樣一個說法,講課講得不好的老師,都放在下午的第一講,因為下午是大家最疲勞的時候。不過,我這個說法只是針對主持人的,不是針對演講嘉賓的,演講嘉賓都是最好的演講嘉賓,大家等一會兒聽他們的演講之后就會感覺出來。
這一單元的議題是“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的安全網,編好這張社會安全網,做到人人有社保,天下被網羅,是各個國家的共同使命和追求,是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熱切期盼。同時,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又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用好這個調節器,縮小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今天下午這一節的議題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可能對于我們在座的各位來說,與其說這是一種權利,不如說更多的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
“十二五”時期,中國應該采取哪些切實的政策保障就業,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如何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實現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快速老齡化、城鄉和地區差異極大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應該如何定位?“十二五”期間的發展目標是什么?怎樣發揮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穩定安全網和收入調節器的功能?同時確保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和課題。
這一單元有三位演講嘉賓,他們分別是: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部長尹蔚民先生;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先生;法國巴黎經濟學院主任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
下面,首先請尹蔚民部長發言。
尹蔚民: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安全網,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重要標志。中國是一個十三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且農村人口占多數,建立一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十一五”時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是《社會保險法》正式頒布,這是社會保障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二是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地區已有1.43億農村居民參保,標志著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從城鎮向廣大農村擴展。三是全面實施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總計有12.6億人參保參合,加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已從制度上實現了對城鄉居民全覆蓋。四是實現了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擴大了基金調劑范圍,增強了抗風險能力,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五是制定實施了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政策,參保人實現了“不論人在哪里干,社會保險接著算”的期盼,維護了流動人員特別是廣大參保農民工的權益。5年來,保障范圍不斷擴大,保障水平大幅提高,解決了一批歷史遺留問題,“十一五”時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最快的時期,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建立和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時期。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不夠完善,主要是制度不夠健全、覆蓋范圍比較窄、城鄉發展不平衡、管理基礎比較薄弱等,同時,還將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加劇、城鎮化加速、就業方式多樣化的挑戰,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任務十分繁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描繪了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藍圖,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認真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立足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堅持廣覆蓋、;尽⒍鄬哟巍⒖沙掷m的方針,以《社會保險法》為準繩,注重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從無到有,優先解決制度缺失問題。繼續把彌補制度缺失放在首位,加快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定實施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制定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辦法。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保障生活、促進就業、預防失業的失業保險制度體系。建立并形成工傷預防、補償、康復相結合的工傷保險制度體系。大力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形成多層次的保障體系。
第二,從窄到寬,逐步擴大覆蓋面。推動社會保險覆蓋范圍擴大到各類用人單位、靈活就業人員和城鄉居民,使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加速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十二五”期內實現制度全覆蓋。繼續落實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險政策,實行先保后征。繼續解決體制轉軌的歷史遺留問題,將未參保集體企業已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企業“老工傷”人員全部納入工傷保險統籌管理。
第三,從低到高,穩步提高保障水平。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各方面承受能力,不斷提高各項社會保障水平,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待遇差距。要建立正常待遇調整機制,保障弱勢群體,拓展保險范圍和項目,使保障水平做到持續、有序、合理增長。
第四,從分到合,積極推進城鄉社會保險制度統籌。推進制度整合和城鄉銜接,探索實行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合并實施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和新農保制度,建立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穩步提高各項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擴大基金調劑和使用范圍,增強基金共濟能力,有效解決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問題。進一步加強基金監督管理,確保基金安全。
第五,實現精確管理,提高社會保障經辦能力和水平。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加強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更加注重向農村傾斜、向欠發達地區傾斜、向社會貧困群體傾斜。大力推進信息化建設,全國統一、功能兼容的“社會保障卡”發行8億張,發揮信息化建設最大服務功效。加強社會保障管理服務的規范化、標準化建設,使參保人員能夠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任重而道遠,我們完全有信心,到“十二五”期末,初步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最后,預祝第12屆中國高層發展論壇年會圓滿成功!
侯云春:剛才尹蔚民部長介紹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取得的進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今后的安排,本來尹部長的發言時間是15分鐘,他講了10分鐘,他說留下更多的時間來回答一會兒大家提出的問題。
下面,有請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先生發言。大家歡迎!
黑田東彥:尊敬的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我很榮幸再次來到這里,參加這次高端論壇。
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在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市場、經濟不得不平衡,還有我們社會分配差距的加大,如果想在長期內取得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必須要解決的。我很榮幸有這么一個機會跟大家討論一下這么一些挑戰。尤其是我想強調一下以下幾個問題,尤其是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我們要看一下,在城市里面我們必須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同時,我們快速發展的收益并沒有平均的分配下去,分配給每一個個人或者是每一個地區。中部或者是中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要遠遠慢于東部,在這些地區的收入很低,而且這些省份他們的基本社會保障也是低于那些沿海地區的。
越來越大的差距也給我們提出了好多挑戰,讓政府必須要不斷的去縮短這些差距和不平等;同時這種不平等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今天,城市收入要比農村高出3.5倍,因此,我們的收入不平等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了,這比30年前尖銳了很多。比如說我們的基尼系數現在已經從70年代的0.16%到了2009年的0.48%,基本上達到了世界較高水平。
如果說不解決這些不平等問題的話,這將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會抑制消費,尤其會抑制貧困地區的發展,導致社會的不公。因此,收入分配的政策以及社會的保障必須得以進一步的加強,來進一步的限制這種不平等的進一步惡化,這對于中國可持續的、長遠的發展至關重要。進一步增加社會的保障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減少風險,同時還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分配收入給予個人更多的機會,獲得更多的資源,以及保護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能夠使發展得到更進一步的推動。
此外,對于人力資源的投資也能夠幫助我們保護這些弱勢的人群,減少社會的風險,從而刺激國內的消費和需求。這對于全球或者這個國家的經濟再平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認識到了這些問題之后,政府也在“十一五”計劃當中提出了要不斷的改善和實現社會上的這種可持續發展。在最近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當中,又再一次的強調經濟的增長必須要伴隨社會保障標準的提高、貧富差距的減少,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包括城鄉和農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保障能夠非常有效的幫助我們減少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從而實現可持續的增長。那么,通過進一步的保障工人的收入,保護工人盡可能的少受這種風險的影響,進一步加強社會的保障體系,減少收入的不平等,能夠進一步的幫助我們擴大內需,進而推動增長。
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令人稱道的舉措,在過去,中國已經啟動了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作為其改革舉措之重要的一個部分,那么最近,人們期待已久的《社會保障法》在2010年的10月份已經通過,在11年的7月份將正式執行,這是一個令人歡迎的舉措,將能夠進一步讓這個國家的資源用于人們社會生活的保障,包括養老金的保障。社會保障這個市場在中國現在是高度分化的,而且相關項目的協調性不夠、覆蓋面也不足。
另外,中國的二元結構,農村和城鎮之間的差距,以及包括中國現有的戶口制度也被證明是不足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解決勞動力流動方面的需求。對于提供這種全覆蓋的社會保障,以及包括醫療和教育的機會,要求我們采取更多的措施來進一步的加強收入的分配,不斷的完善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通過這種轉移支付來進一步的完善收入的分配。
從中央到地方的這種資源轉移也缺乏可預見性,在這些資源的運用過程當中,我們還需要有更好的問責機制。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應該被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城鎮化的確是經濟增長的巨大驅動力,但是它所有能夠帶來的這些好處或者益處必須要進一步的得以提升,來進一步的滿足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在這個方面,我們必須要實質性的增加現在所謂的城鎮最低工資水平,以及包括對于這些最貧困的殘疾人等等這些特輔對象的補貼水平。對于農民工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困境,包括教育、醫療等等這方面的挑戰,都要求我們對于戶口體制進行改革。
最后,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這樣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改革或者保障改革,又恰恰與整個世界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隨著中國人均GDP不斷上升,我們正在面臨著這方面的挑戰,我們需要對越來越多的老齡化人口提供社會保障,我們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來進一步的提升我們現有的社會保障項目的質量。
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我們的社會保障機制從25年前就開始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又進一步的加強了相關的這方面的工作,亞洲開發銀行和相關的合作伙伴一道在這個地區推出旨在提高所在國,或者是相關國家農村,尤其是中國農村養老金改革方面的項目,我們也會支持中國相關的努力,來進一步讓發展的成果被全部的老百姓能夠享用,讓社會保障的體制能夠覆蓋所有的人口,這樣的體制一定會讓中國的人民受益,這種受益是未來數代人都能享受的。
謝謝!
侯云春:黑田東彥先生在剛才發言中對中國改善收入分配、促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見,可謂旁觀者清,他的建議對我們很有參考價值。謝謝黑田東彥先生。
下面,有請法國巴黎經濟學院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先生發言。大家歡迎!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非常感謝!我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能夠在這兒參加這樣一個論壇。
我想說的是,幾年前我來過中國,也參加過這個論壇,對這個論壇的發展如此的成功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在這兒說實在的,讓我發言,我還是有點膽怯的;不管怎么說,過去我曾經參加過財政部召開的國際會議,當時討論的話題就是不公平問題,以及不公平問題對于我們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可能會帶來的挑戰和威脅。在這個討論當中,我們當時有一個參會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在基尼系數達到什么樣水平的時候,一個國家應該開始擔心不平等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問得是,到什么樣的基尼系數會影響或者威脅到這個國家的發展?0.45或者是0.2,可能有人說是這樣一個水平,我們這個行業的人也越來越多的、更好的了解了不平等和發展之間它們的相互關系。今天的演講我主要是要講一下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看看如何將這種關系應用到中國的實際當中來。
我也經常討論所謂的收入分配的有效性,以及包括社會保障的問題。事實上,基尼系數只是一個數據,或者一個指標,還有很多別的指標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這兒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要區分不同的不平等情況。我們可以從結論的角度或者結果的角度來看不平等,這可以被看作為是收入分配之后的結果是否平等。我們可以用相關的指標來看是否出現或者存在這樣的不平等。但是我想說的是,這種結果性的方法,其實主要看的是收入的不平等問題。此外,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看問題的方法,我們不看這個結果,而是看它的一個前提,也就是說,人們由于某一些機會的不平等而導致了最終結果的不平等,也許他們的稟賦不同,他們的教育程度不同等等,可能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所以,我們分析的不僅僅是結論,也就是說我們不看這些人他們最終的結果,而是看整個經濟體系是如何運作,是否能夠讓老百姓利用整個體制,或者這個市場當中的要素、機會來發展自身。也就是說對于一個市場來說,你是否有機會獲得相關的信息和資源來實現一些成功的項目,從而從中獲益?所以這是對一個資源獲得公平的一種分析。
我們有很多的領域的確存在著不平等,那這種不平等是指人們獲得資源或者將這些資源轉化為一個結果的機會的不平等,而與別人相比,也許他們就擁有獲得這些資源或者資產的機會。所以,我們必須要確定這兩種不同的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經濟體當中,我們考慮很多時候應該同結論或者是結果的不平等更多的去看機會的不平等。這兩種不平等之間也有一種邏輯的關系。右邊可以看到結果分配的不平等,左邊是機會或者要素分配的不平等。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對整個市場的運作、對經濟的發展都有其影響。所以對于機會的分配來說,它的不平等與此同時也決定了經濟的活動影響到收入的分配,因此就形成了所謂成果的不公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機會的不平等其實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這兩者之間的確是有關聯或者是有一定的關系。
對于個人來說,我們看個人從經濟活動當中獲得的收入,他們可以對這個收入進行累積或者積累,通過這個積累過程,他們會進一步的放大這種機會的不平等。當他們有新機會的時候,他們又可以去獲得這種機會,所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所以,這兩者之間不平等的關系,恰恰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系和市場體系的發展,所以我們研究不平等的時候,它有不同的范疇、不同的類別,我們研究的時候的確要專門、全面的看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很多年來,人們一直都關注到這張圖表的右邊這部分,也就是說研究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包括GDP人均水平,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或者僅僅看到了不平等對于經濟的影響或者是對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其實在跨國的一個研究分析當中我們發現,其實它的影響相對來說是比較有限的,這種收入的不平等對于經濟的增長影響相對來說是有限的,當然了,基尼系數主要想表達和顯示這個事實。
對我們來說,我們應該再回到最初的階段,也就是看機會的不平等,看一看收入的分配或者機會的分配是否公平?這的確是我們在個領域有一些創新,我們的研究做了一些創新,我們從微觀的角度來看這種不公平或者不平等,其實與此同時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如何通過這種機會的不平等幫助個人或者是個體能夠增加他的收入,同時也幫助整個經濟體進一步的增加增長。
對于有些社會或者經濟體來說,有能力承接某一個項目的這些人,由于沒有機會獲得這個項目,即使他有很大的能力,有很多的資源,卻不能做這個項目。而對于有些人,僅僅因為他有獲得這個項目或者資源的機會,用他一系列不太高效的做法來執行,這就會對經濟帶來影響。這個對我們來說有什么借鑒意義呢?我覺得最簡單的政策就是對目前的收入分配,通過稅收等等一些方式來進行調節,通過市場的行為進行調節。這樣的話,可以保證富人可能不會變得更富,或者說會富得慢一點,而窮人可以有越來越多的收入,這是我們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我們知道這是可能實現的,而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收入的再分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還想說的是,這種做法其實有的時候會出現一些扭曲,尤其是當整個經濟體它整個運作是非常良好的時候,我們可能必須要在效率、公平、平等之間實現一種妥協和平衡,如果說我們希望對機會平等施加一些影響的話,我們就可以看一看有些可能并不是跟再分配相關的政策它的作用,這些政策可能是專門針對于貧困人群他們不能夠接受很好的教育,他們沒有良好的醫療服務,以及小額貸款等等這方面的機會,針對這些機會,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顯然可以幫助他們獲得起點上的公平,當然對于整個經濟來說也會是有益的。
在這兒很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必須看到兩套不同的政策,不能夠單獨、孤立的來看待,其實他們之間是相互有影響的。通過這種收入的轉移政策,我們可以改善最貧困人口的近況,通過不斷的給予更多的教育和醫療的服務,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分配機會。對于我們來說,我們所進行的這些投入、改善、分配的方面我們也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而這種資金投入可以通過征稅來獲得,對我們來說最關鍵的是,我們要看到這種再分配的政策,或者我們最后采取的政策應該是這兩類政策的結合。
我總結一下這對中國來說有什么含義?首先,基尼系數并不應該被作為一個唯一的指標來衡量中國這個社會是否是公平的,不應該作為一個唯一的標準,當然這很重要,但是我們還必須要了解其他的平等或者不平等其他方面的數據。此外,我們必須在平等和效率之間達到一個妥協和平衡,對于有些國家來說,他們的資源有限,他們可能增長也有限,他們的公共財政資源有限,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可能也是受到約束的。但是對于中國來說,可能并不是這樣的,中國有這個資源,中國在增長方面其實有點增長過剩的,我說錯了大家可以糾正我,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放緩增長的速度,可以使收益更好的分配到中國的各個人群。
最后我想說的是,對于未來的效率來說,可能我們現在的這些政策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必須要關注那些能夠提供更平等機會的這些政策,包括就學、包括醫療衛生、小額貸款、居住、住房等等,這些方面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和整個宏觀政策或者戰略相互一致的。同時,我們剛才也聽到或者看到,所有的這些政策中國已經在做了,我也完全同意這樣一個觀點,也就是說我們“十二五”規劃當中提出來的,毫無疑問也是非常關注的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目前正在做的。在這個領域,中國也不能變得太過于雄心抱負。
謝謝!
侯云春: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的發言從一個新的視角給我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不僅要考慮結果的公平,更要考慮機會的公平、機會的平等,和獲得資源的平等,這對于從根本上消除、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是有積極意義的。
下面,是我們的互動時間,有什么問題請大家提問。
提問:我是斯蒂芬·羅奇,也是老面孔了,實際上我有兩個身份,一個是我在美國一所大學教書,同時我也是摩根史丹利亞洲區的非執行主席。想問尹部長一個問題,剛才我很受鼓舞,聽到您強調要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尤其是一些新的項目,尤其是現在一些尚未被覆蓋的農村地區,將來也會被覆蓋到。但是讓我有點擔心的是,您也提到了一些內容,那就是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把中國現在養老金體系當中所有的管理資產,不管是在國家還是在省級這個層面,還有公司的養老金加在一起的話,可能還不到人均每個工人500美元這樣一個水平,在全國范圍來說。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顯著的短板,它實際上也限制了消費者的需求進一步的擴大,因為讓人們會繼續進行更多預防性的儲蓄。
所以,我的問題是,為什么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更多的想強調來提升覆蓋的水平,而只是強調覆蓋的全民性或者是覆蓋的范圍呢?
尹蔚民:謝謝您的提問,您剛才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養老金的水平能夠在今后一段時間能夠得到一個較好或者是較大幅度提高的問題。實事求是的講,中國的養老金水平目前確實還不夠高,到目前為止,現在企業職工每個月的人均退休費水平大約是在1400多人民幣;但是我們在“十一五”期間,人均養老金的水平已經翻了一番,大約就是在五年前的時候,我們人均養老金水平大約是700元左右人民幣,我們連續七年在提高養老金的水平,所以到目前這個水平,應該講,我們還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大概您也注意到,“十二五”規劃綱要當中,我們用了一個詞,叫做“繼續穩定的提高基礎養老金的水平”,這個養老金水平的提高,一個它要和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相適應;另外,也要和我們支付的能力相適應。所以您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非常好的,我相信我們隨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我們提出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更加注重民生,大家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我們的養老金水平在今后一段時間還會持續的、不斷的得到提高,讓廣大的退休人員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水平;當然同時,也會更加促進我們的消費。
謝謝!
提問:我是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張小濟)。中國老齡化的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高齡還有適齡老人需要得到社會服務或者公共服務。我注意到在“十二五”規劃當中,提出了一個目標,到“十二五”期末,每千名老人當中能夠有30個床位,我想問尹部長,實現這個目標的資金來源是什么?政府在這里面到底需要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謝謝!
尹蔚民:謝謝。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當然這也是世界面臨的一個共同課題,就是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到去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到了近1.7個億,占人口的12.8%;而且中國的老齡化又處在這么一種城鄉二元結構的情況下,在我們整個發展水平還不太高的情況下,遇到了這種老齡化的問題。當然解決這種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有多方面的措施,剛才您提到了一個方面,就是我們要大力的發展老齡事業、老齡產業,來為老齡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所以在“十二五”規劃綱要當中,我們會有一個專項的規劃,就是老齡事業發展的這么一項規劃。在老齡事業發展規劃當中,我想這些投入應該是多元化的,既有政府的支持,也依靠社會資金的支持,因為老齡的事業也好、產業發展也好,應該講還是一個有廣闊前景的產業。
謝謝!
提問:我是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研究部的研究人員,接著剛才的問題請教尹部長。中國的老齡化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也即將結束,就是老齡化人口越來越高,勞動力也逐漸的在部分地區出現短缺。中國政府有沒有考慮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內逐步的提高退休年齡?因為現在好像在中國,婦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婦女退休年齡是55歲,男性退休年齡是60歲,而中國的人均壽命在世界上排得蠻高的,77-78歲。中央政府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在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隨著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時,在未來的十年內考慮到中國人口紅利期的過去,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其實有的時候覺得挺可惜的,很多人非常有經驗,但是他必須要退休。
尹蔚民:謝謝您。中國是一個人口的大國,從當前中國勞動力狀況來看,我們的主要矛盾還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大約每年城鎮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在2500萬左右,比“十一五”時期還要略微的增加一步,“十一五”期間我們是每年大約安排城鎮的新成長勞動力2400萬左右,“十二五”時期每年大約要多100萬。這個2500萬人是什么結構呢?其中青年的學生大約占了1400萬,也就是說高校畢業生在“十二五”期間每年大約近700萬人,大學生,需要安排就業的;另外是我們的中專、技校、初中、高中畢業之后不再繼續升學的學生大約也是700萬人左右;所以我們每年需要安排的青年勞動力就是1400萬左右,剩下的1千萬多一點就是包括軍隊專業人員,下崗失業需要再就業的人員和登記失業的人員。我們每年實際上城鎮能夠安排的勞動力大約就在1200萬左右,所以事實上我們大約還有近1千萬人城鎮每年安排不了。
所以,我要非常清晰的告訴您,“十二五”期間,從中國的就業市場來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也就是說我們就業的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的。當然,大家也注意到,每年大約在春節前后,特別是近幾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招工難的現象,這是發生在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部分企業,主要是一線的工人,特別是制造業、服務業的一線工人,這個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這個矛盾它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我們講得全面一點可以這么講,我們供求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將會長期并存,但是主要矛盾還是供求矛盾。所以,中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人口的紅利期還不會過去,我認為它是一種逐漸發展的一個過程。在“十二五”期間內,我們每年還要安排農村的富余勞動力800萬,農村現在大約還有一個億的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
關于您講到的延遲退休年齡或者是男女同齡退休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從應對人口老齡化和長遠的發展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應該是一種選擇,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都在走這條道路,它對應對人口老齡化,特別是對保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安全、健康、平穩的運行,它是非常有好處的。我們也正在密切的關注、研究世界上各國在這方面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和辦法;但是中國也有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會和中國的人口問題、就業狀況、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全面的、慎重的、積極的來研究這個問題。
最后我更正一下,您剛才講到中國的人均壽命是77,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這一水平,我們現在是73,“十二五”時期我們定了一個目標,要長一歲,74。
謝謝!
提問:您好,我想問一下黑田東彥行長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先生一個稍微理論性的問題,搞研究的人一般認為有兩個經驗事實,初次分配領域的要素分配隨著一個國家從中低收入向高收入過渡的過程中,勞動者占比是先下降,然后回升呈一個初步的U型特征;二次分配領域,用基尼系數表示是一個倒U型的,在這個過程中現上升,后下降。這是兩個經驗事實。但是理論上很多人認為勞動力占比是穩定的比例,但是這兩個經驗事實更多人是認可的。
有一個特征,近些年來我們會發現,在OECD國家里面,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工資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又呈現再次下降的特征,而且在二次分配領域中收入差距也呈現拉大的趨勢。是否以前承認的兩個經驗事實在打破?甚至很多人歸結為全球化的沖擊,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黑田東彥:非常感謝您提出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就像您剛剛談的,確實現在存在著很強的辯論,就是全球化是不是讓收入分配變得更加惡化了?不僅是在發達國家,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都有這樣一個影響。
但是,也有很多的反駁論調,說過去幾十年進行的技術進步,它的實質可能也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影響,積極的影響收入分配這個方面,不管是在發展經濟,還是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影響來說都是積極的。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剛才也指出了事前和事后的分配,可能事前分配的改善,比如說通過提高教育、醫療,還有其他一些社會公共服務,如果這些被進行極大改善的話,那么這種收入分配就可能會得到改善,就有可能會對收入分配產生一種積極的影響。
到中國的戶口制度我也很了解,因為現在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并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盡管我們現在也實施了很多的措施,包括養老金、醫療這些措施,但仍然差距還是很大的,而且正呈現著繼續擴大的趨勢,這就意味著,我們一方面要提高社會支出是必要的;同時有一些重要的努力去進行機會的分配,比如說機會的分配必須要改善,因為中國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城鄉間的差距,中國的城鄉差距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分配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話,可能會對提高經濟有所影響。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是的。好多人說是U型或者是倒U型,好像用得過多了。我們在歷史上來看,隨著經濟剛發展起來的時候,在二戰前的話可能出現了這個U型理論,之后這個理論就一直被我們所使用。我們發現70年代、80年代時候美國的收入不平等越來越明顯,但是是有很多原因的,當我們看一下分配收入差距變化的時候,在美國70、80年代的時候,我們覺得可能低收入人的收入增長是低于高收入人的收入增長的。之后我們可以看到低收入人群趕了上來,趕到中等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長,當然還是有差距的,但是差距在縮小,這意味著什么呢?因為高收入的人群增長放緩、下降。我們可能原來經常說收入在前10或者是前20%的人群,后來我們不這么說了,我們說收入在前1%的人群,說明收入靠前的人比例在下降,這也是一個原因,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討論,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收入人群的下降,這種現象跟全球化的關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我們的社會形態發生了變化,另外一個是生產力,還有我們公司的一些發展模式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可能都是與這個相關的,但是全球化可能也會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在美國,我們覺得和其他國家比起來,好像并不是很明顯,有些國家、很平等的國家,像瑞士這樣的國家,在德國、在英國,我們看到有些國家他們在躲避這種革命,比如說法國他們有一些很微小的變化,但是在法國這些國家里面,他們并不是想去積極的迎接國際化、全球化。所以說國際化對每一個國家的影響是不一樣。
在中國,我覺得我們很難去分析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變化情況,我們只能依靠其他國家的一些稅收數據這些東西來進行分析,或者對于中國,數據方面的不全也是造成我們無法全面分析這一問題的原因。可能您說的也有道理,就是說全球化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去分析它。
侯云春:本節的討論時間已經到了,大家提了很多問題。這一單元的討論非常熱烈,三位演講嘉賓的演講非常精彩,他們的提問非常踴躍。感謝三位嘉賓,感謝各位的積極參與,謝謝大家!下面休息20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