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1年03月19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以下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演講實錄：

　　彼得·諾蘭：在過去30年的全球化期間，全球的商業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很多都是國際收支和平衡貿易方面所發生的變化。今天有很多企業老總在座，你們都是變化的見證人，但是這個全球化的時期，實際上也見證了公司的性質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處在全球商業結構核心的公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此時期拓展他們的國際業務，這也對公司的生存、各國的產業政策，和國際關系提出了很多的根本性的問題。

　　全球化這個過程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羅伯特萊克針對美國當時的情況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第一，我們是誰？第二，他們是誰？我們是指美國，他們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一問題變得更加緊迫。

　　首先，我們是誰呢？這就是那些高收入國家。自己是誰呢？在過去20年間，我們建立了全球的商業體系，世界出口翻了兩番，占全球GDP的比例從20%上升到了29%。然而當國際貿易增長的同時，更加深刻的轉變正在發生。這一階段來自高收入國家的領先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領先體系，往往在他們位于國外的工廠周圍也建立了準時制生產的供應鏈�？鐕�公司在國際投資方面的增長甚至比國際貿易的增長還要快。所以，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公司越多的把他們的觸角延伸到了發達國家的經濟體，而發達國家就更加交融在一起了。他們的身份也越來越多的受到總部的影響，他們這些總部所在國的身份認同感越來越低，他們沒有能力與其所在國一起制定相關的政策。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還有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商業體系不斷加速的這樣一個趨勢，比如說從1980-2009年間，全球FDI流出量的84%來自總部，而不在高收入國家的跨國公司的FDI；發展中國家所謂“他們”的是誰��？最重要的一員就是中國。中國當然以它趕超高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震驚了世界。實際上全球金融危機當中，中國繼續保持了它的強勁發展。那么，中國在2010年的時候有40家公司進入了財富500強，23家公司進入金融時報的500強，它在金融時報的500強的市值僅次于歐盟和美國。中國成為跨國公司發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發展中國家當中，中國一直是最大的FDI的接受國。對于這種外資企業的話，他們在中國的產業增加值是28%，高科技的產業附加值的60%。

　　中國的公司要走出去，以非常激進的模式走出去，實際上中國對外投資累計額從2000年的270億美元到09年的2300億美元，不久前根據財富雜志的報道，有一個題目，叫“中國購買世界”。但是我們要記住，中國的公司只是經過了30年全球化的階段，只有30年的對外開放過程。中國累計對外投資約為荷蘭的1/4，英國的14%，美國的5%。到目前為止，中國公司在國際并購上還是非常謹慎的。他們在并購高收入國家的公司時常常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礙，中國的公司其實要想成為一個在全球領先公司中建立自己的全球生產體系，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第三點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復雜性，戰略性產業的案例。先看一個例子，銀行業還有航空業，證明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多么嚴峻？中國的商業銀行在過去十年發生的轉變是很多國外的人無法想象的，比如01、02、03年的時候，我們當時要想預見現在的這種變化是無法預見，但是還有一個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商業銀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外資競爭會進來；另外，還要提高我們銀行的競爭力。我們商業銀行的主要部件還是來自信息產業的公司，主要是來自美國的IBM等等，中國也制造出來中國自己的飛機，但是這些技術有的也是來自于全球公司。我們看一下這些飛機的磁極系統，都是來自于領先的全球公司的。

　　最后我做一下結論，兩點：

　　首先，對我們的挑戰，對這些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的挑戰是什么呢？我們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公司正在國外不斷提高比例，對他們的母國政府和居民提出了挑戰。我們國家很多人他們都不是很清楚現在這種全球化對于他們產生的影響。那么自從這種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公司拓展在發展中國家的體系。我們會預期，這種國際化它會對我們的政治經濟體系，包括美國和歐洲產生挑戰，這是對我們發達國家的挑戰。同時，還有對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挑戰，在全球化30年之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只占到高收入國家的很小的一個部分，那么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全球公司不斷的去進入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這些高附加值部門的一些商業結構中占有制高點。換句話說，我們在他們之中，而他們沒有在我們之中，這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公民提出了政策上的挑戰。

　　我們可以說，全球化的30年之后，總部在高收入國家的公司和總部在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商業方面差距擴大了。與此同時，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說，發展中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GDP差距是在縮小的。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關于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這個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