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釣魚臺舉行。上圖為全球化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論壇。

　　2011年03月19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以下為學術峰會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論壇實錄：

　　邁：下面有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先生主持。

　　李劍閣：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這一單元是“全球化新格局下的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我們著重來討論一下收入分配問題。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經濟經歷了快速增長和結構轉型，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時，在收入分配環節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勞動者的報酬在公民收入初次分配當中比例比較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城鄉、地區和社會群體之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居高不下，并且目前還有擴大的趨勢。那么，大家都認識到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對中國社會的穩定、社會結構的調整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問題其實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而且對這個問題本身，其實各方面看法還很不一致。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說制定最低工資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行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等，效果怎么樣？都有待評估；甚至于到底該怎么做？其實各方面分歧也不一樣。比如說對于社會保障體系，在養老金制度方面，雖然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10多年的改革，但是到底今后將怎么走？現在存在的問題今后怎么解決？這些都沒有結論。醫療改革最近正在全國推開，但是效果還有待評估。從國際上看，對經濟轉型過程當中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我們到底有哪些經驗和教訓？請本單元的嘉賓給我們進行分析和解答。

　　參加本單元討論的中外專家大家都非常熟悉，可以說過去我們都是打過交道的。第一位講演嘉賓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下面請他發言，每人發言的時間是8分鐘，希望大家控制一下時間，留一點時間供大家討論。謝謝！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感謝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談論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于中國在未來的成功前進是有很大相關性的，在我和大家引用一些數據之前，向大家舉一些例子，當然這些數字也反映了中國過去的成功和面臨的一些問題，以及做的不足的地方。當然在過去30年來，有數億人已經脫離了貧困，具體的數字也取決于可能世界銀行或者是其他一些機構不同的衡量數據。當然了，還有其他一些方式來反映這方面的一些成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平均壽命、人均壽命，國家獲得更高收入人群，包括農村地區人群的比例等等。最后還要說，中國可能在滿足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方面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在這些成功的背后還有一些問題，比如說通過基尼系數顯示出來的，1987年的0.32已經到09年的0.47，也就是說它確實達到了一個比較警戒線的水平。現在中國1%的最富有的家庭可能擁有超過這個國家累積財富的40%以上，這跟美國相比的話，也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了。真正的城鄉之間收入比也從1.53：1漲到2.63：1。

　　這就給我們帶來一個問題，在建立和諧社會的過程當中，如何減少不公平的問題？而不是增加社會不公平。最后我們看收入差距的問題，實際上不光是在城鄉之間存在，在農村地區、在內部也存在，不同的地區之間也有這種收入的差距；在不同的經濟部門之間也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國民收入當中，工資收入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斷的下降，從1983年的56%下到2007年的40%以下。

　　這個不斷增加的不公平性，也是很多國家發展中的一個特征，中國不是唯一的一個。很多人也談到了它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說全球化只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看到所謂原因的時候，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他們受全球化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或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之前我就說過，很多的不公平的問題和全球化相關的這些問題，和全球化被管理的過程是有關系的，比如說在貿易規則方面的不對稱，還有在資本的自由流動，還有勞動力受限制流動這方面的一些不對稱的情形造成的，它們加劇了全球不公平的狀況。

　　很清楚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策來應對這樣不公平的問題，這是至關重要的。這邊我談到了為什么要這么做？需要政策回應的原因是什么？因為中國如果要實現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的話，這是要素之一，要這么做；同時如果中國要保持一個強有力的宏觀經濟水平的話，也需要這么做。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一個委員會當中，我也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可能全球的不公平加劇的狀況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同時另外一個原因是如果中國要提高消費的話，也要增加國民財富分配給家庭的直接比例。這些當中還有其他一些要素，也希望大家看看。比如，如果我們需要一個非常好的分配體系，我們就需要去增加我們公民的更好的社會保障，同時如果中國要保持繼續增長，也需要相適應的政策，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在一些西方國家可能在社會經濟流動性方面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下降的情況。比如4、50年前，在二戰之前，就有所謂新老歐洲之分。那個時候的老歐洲被人看作是缺少機會的地方，今天如果看數字的話，老歐洲的社會經濟流動性比美國要強多了。比如說所謂的不同階層之間相互的流動性在歐洲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美國卻出現了惡化的情況，這當然是和美國的教育政策有直接關系的。

　　對中國來說，不僅僅是所謂的社會團結、社會和諧的問題了，同時也已帶來人力資源的浪費，如果有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固定、定性存在的話。最后還有一個原因，一個過度分離的社會，它可能會出現很多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無法就一些問題達成統一的意見，這樣就降低效率。政府的決策當然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解決這些所謂不公平的問題方面。當然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市場很有效的話，但它有時候可能不能達到社會所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完全均衡的狀態。第一個是滿足基本人類需求方面，教育、食品、社會義務方面，第二是獲得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這一點光靠市場是做不到的。當然在政策方面有一系列、一大堆的政策了，都有可能來解決這個問題，這邊我會談稅收政策，還會談到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相關機制建設框架方面，對于整個收入分配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之后我也會談到機制建設的問題，首先談談稅制。

　　當我們考慮到稅收的時候，我們首先要認識到，中國的市場和很多其他的市場經濟還是不一樣的。今天所謂很多市場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儲蓄，而中國的市場并不缺少儲蓄，這也帶來了很多不同的、基本的影響。比如像歐洲和美國，他們擔心儲蓄不足，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對資本利得，少收稅；而資本利得稅較低的話，對于收入的分配是不利的；但是出于這一考慮，增加儲蓄的原因，必須要這樣做。而且因為美國和歐洲相應的稅收是(回溯)制的，反而增加了不公平；而中國的儲蓄不是問題，問題恰恰相反，有太多的儲蓄。真正的關注就是建立一個所謂累進的、漸進的稅制，而不是一個逆轉的或者是相反方向的方式進行收稅。同時要認識到財產稅在這個過程當中要進一步的改革。對于資本利得和資產收稅的話有一個雙重的效果，它可以不光改善收入的分配，同時也能夠帶來更好的經濟穩定性，這是一個雙刃劍。

　　剛才我描述了如何通過稅收政策糾正收入不公平的問題，但是政府可以在稅收前就做一些舉動。比如說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這也是至關重要的。我想做兩個評論：

　　第一，所謂私人的體系。包括對教育、對相關的醫療健康方面的這些私人的投入還是不夠的，如果單依靠它的話，僅僅會加強市場的不公平，比如美國就是一個例子。美國有一個由私人出資建立的醫療體系，它是全世界效率最低的醫療體系，給人類帶來的整個醫療保險標準也是非常低的。我想中國如果要完全模范美國的模式，把這種公共服務，包括醫療健康市場化，那可能是一個大錯誤。教育也是可以引用美國的例子，它也帶來了美國在社會經濟流動性方面的減少，它意味著什么呢？中國的政府可能要扮演一個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教育和醫療健康保險的機會方面，尤其是一級一級的解決所謂的公平問題，不能夠完全依靠地方的財政，同時尤其需要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來解決這一問題。剛才我不僅僅提到城鄉之間的差距，還談到了地區之間、城鄉和自身內部的這種不公平。

　　我想，全世界現在還有一個共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一個所謂機會富裕的政策。因為如果機會不均衡的話就會帶來很大的社會成本。首先是對效率產生的影響，當然對于任何社會來說，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就是勞動力的效率會降低，同時也會影響社會的凝聚力。中國缺少機會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對于教育方面，包括農民工的子弟，他們被排除在了城市正式、正統的教育體系之外，這實際上應該是在政府議事日程上來解決的問題。

　　我談到了社會政策，還有支出、稅收政策的問題了，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最為重要的社會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業。失業它代表了對資源的浪費，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長期來看，尤其在經歷過一段時期之后，影響會更嚴重了。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市場經濟它本身并不能夠達到完全就業的狀態，在美國和歐洲，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它生動的例證。未來的前景，之后我們也會談到，也就是談到如何在短期內回到完全就業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我們需要政府的政策進行彌補。

　　我個人的擔憂是什么呢？如果更多關注通脹問題的話，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過高的失業率。談到社會保障這個方面，我也想多花一點時間說一下。之前我注意到，市場有時候不能夠對所有的覆蓋進行覆蓋或者是保險，包括失業險，如果政府在這方面進行涉足的話就會改善現在這種失業險或者是企業年金險相關的醫療健康、事故險方面非常薄弱方面的供給；要不然的話就會帶來市場失靈的問題，尤其是當市場失靈出現傳播的時候，比如說市場的努力充其量也就是做做樣子，做做表面的文章；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會帶來很大的交易成本。我們必須要理解這種商業的市場、單一的市場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弱點是什么？當然了在過去2、30年間，可能已經有很好的一個工作，這是比較幸運的，就是如何由政府出面提供社會保障方面的經驗？比如說新加坡有一個撥備基金、福利基金，它有很好的降低風險，并且減少激勵過渡集中的問題。

　　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接受多大程度的，在醫療或者是健康領域的不公平或者是其他領域的不公平？能接受多大程度的不公平呢？我想政府應當是能夠接受一個基本水平的健康保護，而且是公共出資公共保護的。政府還應當在其他領域加強工作，比如說兒童健康、救助社會的壞習慣，還有對終生有影響的方面可以增加人的生產率以及他們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之前說的，每一個政府的項目都會對分配產生影響，不僅僅是在稅收或者是其他方面，我們必須要考慮一個全盤的影響，當然要考慮到游戲的基本規則是什么？我們就需要考慮到制度、框架的問題。不光只是寫在紙上，而且還要如何實施這些規定？現在包括破產和反托拉斯法改革，美國現在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來改善美國金融危機方面，我們也做了一定的改革。

　　私有化，很多國家我們都有很多新的新富階層出現，這也是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他們持有大量的資源，比如說印度最近有這樣的情況。另外一方面，政府還可以創造出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尤其是與社會經濟狀態相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提高一些機會。

　　我最后再總結一下中國一個持續的轉變，轉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中國需要意識到，市場實際上有很多的限制，尤其是為此中國需要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并且我們知道要提供一些價值、提供一些機會，我們要創造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必須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必須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一定要做一些與2、30年之前不同的做法，發揮與2、30年前不同的作用，這樣的話我們之前的教訓是不能被忘記的。任何的市場經濟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話，他們未來會面臨更大的問題。中國現在應當從它的錯誤中學到經驗，并且從其他一些錯誤中學到經驗，來設計一些更好的社會改革活動，因為中國政府必須要發揮一個更重要的作用在未來，并且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這些政策不光會影響經濟的表現，同時還會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本質。一個設計良好的項目，它可以增強我們的生產率，可以讓社會上所有的人才都獲得同等的機會，這樣的話，也可以去防止市場的失靈。我們要鼓勵創新，比如說我們可以學習一些北歐市場的經驗和模式。

　　謝謝大家！

　　李劍閣：下面有請葛延風發言，你們一定要壓縮時間。

　　葛延風：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我簡單談一下我對收入分配問題，尤其是怎么樣完善收入再分配談一點看法。

　　中國的收入差距過大，這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多數研究都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5， 少數研究認為已經超過0.5，既表現在城鄉之間，也表現在區域之間，還表現在各個不同的群體內部。而且有關收入分配矛盾已經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影響，所以也引起了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這都是共識，我就不講了。

　　現在有人認為，收入分配問題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可能會越來越大，而且到了一定時期以后，可能會自動緩解，就是所謂的倒U理論。根據我們的研究，這不是必然規律，因為有些國家高增長并沒有帶來收入差距的嚴重分化，這取決于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建立一個完備的市場體系，包括建立一個有效的收入再分配體系，當然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打擊非法收入等等等等。

　　在一系列政策選擇當中，我個人認為，尤其對于中國目前來講，可能完善收入再分配是更有意義或者說更有價值的。因為完善市場機制，緩解初次分配領域的矛盾這是基礎；但是我們也面臨著很多的挑戰。比如，中國目前正處在市場經濟的建設和完善階段，有很多的體制問題需要我們努力去解決，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另外中國特定的國情，比如說我們巨大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這也是在短期內難以消除的。還有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會不斷形成挑戰，比如說產業結構與區域布局的調整問題，城市化和人口流動問題，加上國際化等等，這些問題可能不太容易在短期內予以解決。

　　相比之下，強化收入再分配可以更快的取得成效，幾個簡單的理由：一是收入再分配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動員能力，這方面中國有獨特的優勢；二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方面，有相對更加成熟的國際經驗；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財政能力的大幅度增長，應該說為完善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支撐，我們去年財政總收入已經達到了8萬3千多億，另外還有其他的土地出讓金等等各種收入。

　　從中國收入再分配這些年發展的情況來看，應該說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比如，從制度建設方面，各種援助性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進，各種社會保險政策全面發展，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到目前為止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對所有人在制度上的全面覆蓋。另外其他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也全面推進，中國義務教育已經走向前面免費，對其他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也在大幅度的增長。公共衛生領域，越來越多的公共衛生項目免費向老百姓提供，基本藥物制度也正在推進，其他的就業服務、公共交通、環境衛生，包括老年福利、殘疾人福利也都在大幅度的推進。當然了，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也在逐步強化。同時，政府財政對各個領域公共服務以及社會事業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舉個簡單的數，09年開始的新醫改確定三年新增政府投入8500億，這次人代會上，財政部王軍副部長說，事實上財政增加的投入已經超過這一數額。教育領域，明確提出來到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比重達到4%，這是政府承諾！

　　基于上述努力，應該說各個領域的民生都在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要充分的認識到，在收入再分配領域，中國還有很多的不足，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是對高收入調節力度還是明顯不足，比如到現在所得稅仍然以工薪階層為主，其他的像各種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很多的稅種學界呼吁了很多年，到現在，很多政策還沒有出臺。二是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水平總體上還是偏低的，另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各種公共服務的制度不統一，保障水平差距過大；還有一些保障項目存在著逆向轉移支付的特點，也就是公共投入更多的是中高群體受益了，相對的低收入群體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投入方式、定價機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所以下一步我們認為進一步完善收入再分配，既要完善宏觀體制改革，也要注重微觀的制度建設。那么在宏觀制度建設方面，其實剛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講得非常好，包括進一步調整完善稅收制度，包括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多的投向民生，包括完善財政的轉移支付，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等等，在宏觀領域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微觀制度建設方面，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首先要完善投入方式，突出保基本、保運行，過去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往往過多的投資于基本建設，忽視日常運轉費用，結果在有些領域導致公共投入不僅不能夠降低老百姓的負擔，反而會增加老百姓的負擔。還有一定要完善定價機制，讓公共投入真正轉化為公眾的福利。過去在有些領域公共投入增加了，但是由于沒有跟最終產品的定價聯系起來，以至于在有些領域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并沒有得到改善。還要根據不同服務的特點，合理選擇費用的分擔方式，確保中低群體受益。這個我們認為尤其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個人自付比例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方向。其他的還是要強化監管和績效評估，另外要完善對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避免利益目標沖突，這也是下一步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一些醫療服務機構，一些教育機構，出現了一些行為的偏差，當然由于激勵機制扭曲導致的，像有些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最后一點，還是要通過有效的政策引導，鼓勵社會力量，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對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形成補充。當然這里面關鍵還是制度建設。一方面，要形成稅收減免優惠等支持性政策；同時對于社會力量參與社會事業發展，尤其是發展非盈利性的這些機構，在資產處置、剩余分配方面一定要形成有效的約束性政策。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李劍閣：謝謝葛延風部長的發言。

　　李實：謝謝李劍閣教授。今天非常高興和大家一塊討論中國收入分配問題。

　　前面兩位發言人已經講得很多了，他們講的很多內容也是我原來想講的內容。由于時間關系，我不可能把所有內容重復一遍。應該說對于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包括我們收入差距在不斷的擴大，農村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全國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8，另外我們當中城鄉收入差距在擴大。包括不同部門之間，特別是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教育收益率在不斷提升，帶來了不同學歷之間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問題應該說都是很清楚的。

　　對于這些問題，采取什么樣的解決辦法？我們的收入差距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包括當中又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而且在未來幾年當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一些因素或者是一些力量能夠盡快的扭轉這樣一個收入不斷擴大的趨勢。面對這樣一個困境，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辦法？剛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了很多的政策問題，葛延風教授在收入再分配政策方面也講了很多。我這里主要講的是，我們應對這樣一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同時要解決收入分配當中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比較有效的、協調的、合理的政策體系，所以在這里，我主要講的是政策體系的問題。因為葛教授剛才提到了關于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基本上我都同意。所以在我們這樣一個政策體系的考慮當中，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收入初次分配政策；二是再分配政策；三是其他的配套政策。這三個方面都應該包括進去。

　　再分配政策我就不多講了，主要是講收入初次分配政策。這方面最近這段時間討論得很多，包括最低工資的政策，包括工資集體談判的政策，包括提高農產品價格等等這些東西，對于這些政策到底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到現在為止我們研究得比較少。我們應該研究各種各樣的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包括其他的各種配套政策，它們之間的一個相互協調性，它們之間的有效性，然后把各種政策同其他的發展目標結合起來考慮，不是僅僅簡單的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縮小收入分配當中的收入分配不公所帶來的一個收入差距。所以，在初次分配政策當中，我們列了幾種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政策，包括最低工資的問題，雖然最近一段時間各地方政府都在拼命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于最低工資標準到底提高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是比較合理的，到現在沒有什么研究。

　　我認為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一定不能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來進行推廣，而應該考慮到它當地的一個就業水平，所以我建議，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一個要考慮當地的就業水平；二是要考慮到當地企業的盈利企業，你如果知道當地工資的分布，知道當地企業盈利的分布，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你才能夠準確的分析出、估計出最低工資標準房在什么水平上才能適應當地的發展，在縮小差距的同時，又不能帶來失業的問題，因為失業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可能是更大的問題。比如說最低工資談判機制，現在各個地方也在推廣這樣一個談判機制，對于這樣一個談判機制，可能我們討論得不多，研究得也不多。在這樣一個層次上，我們應該看到這樣一個最低工資談判機制在中國有沒有一些制度性的保障，同時這樣一個機制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從我們過去的分析經驗來看，提高農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它會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縮小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甚至全國的收入差距。比如說去年，最新的數據表明，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超過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這樣可能帶來全國收入差距的縮小。對于這樣一種情況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提高的問題，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產品價格提高會不會可以作為我們未來幾年當中一個政策的選擇？就是我們適度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從而讓農民的收入增加更快一些，來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它有可能帶來城市內部低收入人群生活困難的問題，對這個問題，要以其他的配套措施進行補救，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這是初次分配的政策，再分配的政策我就不多說了。對于其他的政策，因為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腐敗和灰色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前面提到初次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可能在遏制腐敗，消除灰色收入方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這樣的話我們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這種政策包括對收入的一些監管制度，包括對稅收監管完善制度，以及政府權利的監督機制，特別是對政府官員的收入和財產的公布制度，包括土地改革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制度。由于引進了一些配套的制度改革、一些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盡可能的縮小我們收入差距，同時消除我們社會當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謝謝大家！

　　德懷特·珀金斯：我是被后面加到這個環節來的，加的時間相對比較晚了。其實我準備要討論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在過去一、兩年我一直在非常努力的研究，就是要進一步的來了解中國這種非常特殊的GDP構成結構和含義，當然了，不僅是GDP的構成，還包括公共投資項目的影響，來考慮一下是否有其他的中國公共投資的替代用途？

　　現在中國的公共投資僅僅是用在一些特殊的領域，我們試圖尋找的是能不能找到其他一些替代用途來幫助中國解決貧富懸殊，包括貧困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得向在座各位抱歉，因為我必須把這個話說在前面，因為我覺得真正的這種貧富分化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不斷的下降，因為居民收入的增長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長率。在中國絕大多數的沒有什么技能的中國勞動力，他們的工資增長是非常緩慢的，尤其是農村地區，因為中國總體來說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因此，他們的收入應該說在過去增長是非常緩慢的。盡管他們的工資在增長，但是相對于GDP增長來說是慢很多的。如果把中國和東亞很多國家的GDP進行一個比較的話，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雖然這些國家的GDP增長都是非常高速的，在這個表當中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國的改革初期，中國的居民消費在GDP當中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在這之后又不斷的下降。可能現在處于一個持平的狀態，當然我們還需要看一些更新的數據。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韓國和日本。只有在臺灣當中看到，它的消費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日本和韓國基本上是持平的，其實像這些國家或者是經濟體，他們的勞動過剩都已經結束了。

　　隨著我們補充一些新的數據會發現，其實中國的一些工資數據在分析當中也很難真正的得以反映真實的現狀或者是用起來比較困難。但是不管怎么說，我們將實際工資與GDP增長率比較的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問題它是否會自我修正？它是不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自我的修正？比如說臺灣就出現了居民消費的上升，要實現這樣一點，我們必須要做非常主觀的假設，也就是說這種消費的比重會自我的修正，會自我的改變。我們的假設是，居民的消費或者家庭消費可能每年增長10%，GDP如果說每年增長6%的話，大家會發現，最終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將會上升到51.6%，這是未來十年的假設。當然這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假設，我不知道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這樣一個假設是否適用？

　　在中國的這種情況，顯然這樣一個假設不太實際。即使中國家庭消費增長會出現，那么它的增長速度也會比較緩慢。這種居民消費在未來十年當中的增長可能會進一步的增加中國的總需求，從而替代一部分的投資需求。通過這樣一個比較，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還需要進行多大程度的投資來以有足夠的投資品促進中國的出口和進口。2009年的數據大家可以看到，當時人民幣在中國總的投資是16萬億，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是真實的，或者是2000年之后這些數字是否是正確的？不管怎么說，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投資的確是非常巨大的，這也是為什么使得中國現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水泥以及玻璃這些產品的出口或者是供應國，中國事實上已經生產了全球將近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的水泥和鋼鐵。所以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在這個方面也有很大的需求，中國有很大的基礎建設需求，正如溫總理在前一段時間所提的，要為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在城鎮的這些低收入人群提供政府補貼的住房，以及包括建設更多的機場等等公共設施，所以這樣一些投資還會繼續的增長。

　　隨著中國不斷的、大范圍的擴張政策，尤其是基礎設施的擴張政策進一步落實，中國對于投資的需求還會上升。事實上中國的這種支出也成就了中國現在基本上屬于世界一流的交通設施條件。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想談的是，中國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即使它有這樣一個機制去做的話，也就是說讓每一個中國人能夠達到每天2美元收入這樣一個水平。那么我們計算一下，如果實現這樣一個生活水平的話，到底要有多大的投資？對于中國來說，當然中國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它的社會保障體制并不是很完善。因此，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要實現兩美元一天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我們需要進行多大的投入？如果說在中國農村的人均收入達到2美元一天，城鎮更高一點的話，那么也許我們會需要5千億人民幣左右的投入，這個錢其實本身中國也是要花的，因為這個錢即使不花在增加農村收入的話，也會被花在其他的地方，對于這些貧困人口進行補貼。當然了，如果說我提出了比較像26萬億人民幣這樣一個投入的話，很多人聽了可能會目瞪口呆，或者非常的吃驚。事實上這樣一個錢，我們中國政府即使不通過這種直接的增收措施的話，也會花出去。如果說要提高城鎮低收入人口收入的話，可能還需要花費1.7萬億的投入，當然這個投入并不是一年之內要投出去，而是一段時間之內要進行的投入。

　　所以，這些措施其實是通過對于所有具體的低收入人群進行收入的補貼或者是支持，具體的做法可能還得要更詳細的去分析。美國也面臨過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整個體系或者制度設置方面要專門做一些工作，比如說重慶、浙江等地方他們對于直接增加人民的收入也是想了很多的辦法，比如說吉林省等等一些地方，他們也盡可能的在降低工人的購房支出。不管怎么說，這筆錢中國是付得起的。事實上，我們把很多的錢投在了投資，比如說鋼鐵產能的擴大上，把這筆錢直接投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上，得到的效果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進行一個投資來源分析的話，可以發現，自募資金可以達到16萬億人民幣，其他還有來自國家的預算、貸款、投資等等。剛才吳教授提到了，中國通過增發貨幣進行融資，其實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來支持我剛才所說的投資。我覺得對于中國來說，作為一個經濟體來說，它的投資規模是非常巨大的，它是有這個能力來做這樣一個公共投資用途的。至于怎么做？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具體的方法。

　　謝謝！

　　李劍閣：謝謝您的發言。我們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言。

　　鄭永年：謝謝主席！收入分配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剛才幾位我覺得他們講得很對，我這里從“提高勞動者收入”這個角度來講一講。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和結果，少部分人得到了與其勞動不對稱的過高的收入，而大多數人沒有得到與其勞動相對應的收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廉價勞動力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持續了幾十年，正是這種廉價勞動力，促進了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但是我覺得當這種優勢發揮到極致，而不能及時實現優勢轉型的時候，到今天，廉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劣勢，有效的阻礙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廉價勞動力導致勞動者收入過低，中產階級難以形成，少數人，主要是廉價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使用者，包括資方，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是民間資本還是國家資本，有過高的利潤；但是廉價勞動者本身收入過低，消費不足，甚至嚴重不足，在大多數人沒有支付的情況下，建立消費社會就非常困難。建立消費社會就必須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跟確立社會制度，包括醫療、社會保障、教育，剛才幾位講了很多，我這里不展開了。

　　另外一方面，需要提高勞動者收入，不能從勞動獲得相應的收入，人們不會有消費能力的。中國我覺得在很多方面如果依賴廉價勞動力，這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升級困難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投資方過多的剝削勞方，通過壓低勞動工資，賺取巨額的利潤。這樣的情況下，資方根本不會提高技術和改進管理水平，尤其是表現在外資企業，大量的外資到中國動機很單純，就是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早期還有廉價的土地，現在土地價格上去了，所以用廉價的勞動力。珠江三角洲從早期就開始使用農民工，現在還是使用農民工，表明什么呢？表明這么多年沒有技術上的進步。而亞洲四小龍，一般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也就是說從技術升級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已經不是優勢，而是劣勢了。同時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工廠的存在也使得勞動者本身沒有動力去提升自己的技術和職能。在很多地區，農民工能打敗大學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競爭力，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畸形的產物。

　　廉價勞動力也導致經濟面臨很大的壓力。在中國的外資部門，通過廉價勞動力大量出口廉價產品，得到了巨大的貿易順差，貿易的嚴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根源。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歐洲、美國都有責任，中國也是這個當中的一部分。盡管大家可以推卸責任，但是誰都必須面對。因為在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下，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國內經濟都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中國盡管是順差國，但所面對的問題嚴重性比逆差國更嚴重，流動性過剩，進一步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又變成轉移財富的機制，財富由窮人轉向富人，從貿易順差國中國轉到貿易逆差國美國，美國可以通過發行貨幣把危機轉到中國等國家，而中國發行貨幣只是把自己的危機轉給社會，這使得社會更加不公平，國際經濟更加不公平。

　　這些事情因為與廉價勞動力有關，必須通過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使得勞動力不再廉價來應付和解決。中國要從發達經濟體學習經驗，在任何國家，資方不會自動提高勞動者工資，壓低勞動者工資是資本的本質，在勞動者工資問題上，并不能完全依靠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很難解釋西方社會長期的勞動運動，資方和勞方的長期互動主要是勞方的抗爭，西方發明出來很多談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為民主的壓力，政府不能簡單的站在資方這一邊，因此成為協調者。沒有勞動方的壓力，技術進步不會那么快。亞洲經濟體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日本是第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國家，在亞洲，上世紀經濟起飛之后，政府實行有效的工資倍增計劃，再加上日本企業實行終生雇傭制，所以日本短短20多年時間成功創造了資產階級社會。日本之后，亞洲四小龍是當時收入分配最為公平的經濟體，他們也通過不同的方式成功的培養了中產階級，即是消費社會。臺灣和香港主要是通過大力發展中小型企業，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而達成；而新加坡和韓國政府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國家工資理事會起了很大的作用，理事會由勞方、資方和政府組成，政府的主動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樣的勞動運動，既保證了社會穩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為產業升級構造了有效的壓力。

　　要實現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目標，政府可能必須重新考量工會的作用，如果政府還繼續站在資方這一邊，那么勞動者、資本跟政府三者之間力量繼續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長遠來看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可持續發展。道理很簡單，經濟的發展應當依靠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為的壓低勞動者的工資。這里尤其要強調的是，提高勞動者收入是減少人民幣國際壓力的最有效的舉措、措施，西方和美國對人民幣施加的越來越大的壓力，這主要是因為上面提到的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幣要升值，當然我覺得升值不能過快，必須漸進，這不僅因為人民幣快速升值會影響到很多企業的生存和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更是因為人民幣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窮人，因為人民幣升值表明來自歐美的商品變得廉價一些，因為歐美大多數都是科技產品，對中國的消費者來說還是富人，對普通勞動者沒有關系。

　　提高勞動者收入我覺得會產生幾個有利于：第一，有利于減少基于廉價勞動力之上的出口，實現國際平衡。出口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繼續依賴廉價勞動力，而應當是提高技術，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費社會的建設，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找到新的資源。第三，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中國的收入分配很多都是結構性的因素造成的，國有企業過大，壟斷，民營中小企業不夠發達等等，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國家就必須從結構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如果沒有足夠的壓力，資方就不會有足夠的動力提升技術，通過創造附加值創造利潤。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企業家光思考著如何剝削勞動者獲利，那么這個國家就不會進步。其實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在于技術創新。第五，最為重要的是有利于實現以人為本的社會建設目標。

　　由于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話題在中國現在大家討論得很多，“十二五”規劃也把這個問題強調起來了。如果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在這方面有很大進步的話，那么中國就會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進步方面取得一個新的改變。所以我說，中國要加油！

　　謝謝！

　　李劍閣：謝謝這五位嘉賓的精彩發言，他們都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現在面臨的這個問題大家都有了很多的共識，但是解決的方法還有很多的分歧，特別是對它難度大家都有了足夠的估計。我想連我這個會議的時間分配都那么難，收入分配肯定更難。本來很想提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個更難了。所以我今天就把提問的時間取消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