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9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以下為學術峰會中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專欄)演講實錄：

　　主持人：下面我們請吳敬璉先生發言。

　　吳敬璉：謝謝吳曉靈(專欄)教授。我想對中國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展望做一個簡短的發言，中國宏觀經濟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這么兩個問題，就是我們經過過去兩年用超強的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速度回升以后所面臨的是這樣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我們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這種不平衡的情況繼續存在。保持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的動力，就是最終需求不足。

　　第二，同時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過去多年，不止是過去兩年，也許是過去十年，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

　　因為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它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首先是資產價格，房地產的價格、股票的價格居高不下，接著發生的就是從去年開始顯現的CPI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溫和的通脹水平，達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問題在于這兩個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現象，它是來自同一個原因，這同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中國長時期以來采取一種用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它造成了投資率回報的不斷下降和消費率的持續下降。而由于內需不足，就靠用了東亞國家和地區通常用的辦法，用進出口順差去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使得貨幣政策變得非常的被動，被動的采取了一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外貿易和投資造成的外匯的盈余。

　　所以，面對這個情況，中國可能可以采取的對策看來是兩個：一是采取穩健、靈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當然，這有一定的難度，一方面因為長時期的貨幣超發，我們的廣義貨幣對GDP的比例是180%，這是在世界各國所僅見的，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所以就需要緊縮。但是因為現在投資的規模已經很大了，緊縮力度如果不足，那么就不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如果緊縮的力度過強，它又會造成市場的崩潰或者其他的很大問題。我們的貨幣當局我想他們還是有足夠的能力來應付這個局面，采取這樣的政策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但是這種穩定是短期的，它依靠的是短期政策，還是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長期發展的問題上。也就是說用中國現在通行的語言說，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今年是中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第一年，剛剛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對于“十二五”的主線做了很正確的規定，由于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已經刻不容緩，所以規劃綱要再次強調，“十二五”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規定。

　　問題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要求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也已經15年了，已經三個五年規劃過去了；但是實施的結果并不如人意。問題在哪里呢？看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機制上。在討論上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多數經濟學家已經指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的障礙主要的問題在于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而且政府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標準；此外，還有我們的財政稅收體系和要素價格等等。在執行“十一五”規劃過程中，我們又發現，雖然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技術創新的產業化步履維艱，關鍵是缺乏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環境、法制環境、社會環境等等。

　　那么，最近，我們在執行轉型方針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用舊體制去執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結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進行技術升級也好，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好，它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甚至造成了像過去我們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像58年的大躍進，像70年代末期的洋躍進這樣嚴重的經濟問題。

　　所以，要真正實現轉型，根本的措施或者用“十二五”規劃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動力在于改革！“十二五”規劃真正的指出了，“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改革，目前在財稅體制，在金融市場形成，在法制國家的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等方面都積累了大量需要積累的問題，根據前幾個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的經驗，這些改革都勢必會遇到種種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識形態等等方面的阻力，所以這些障礙能不能得到克服？是我們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按照規劃綱要的要求，所有的這些改革都需要有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個別的政策調整。所以，按照規劃的要求，能夠實現各個領域、全面的改革，這是我們能不能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能不能成功的應對挑戰的關鍵。

　　我的發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