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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50人論壇深圳經濟特區研討會”于2011年2月27日在深圳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
以下為演講實錄:
周其仁:深圳是一個有全國影響力的城市,深圳一開始就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殺一條血路,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深圳今天已經成了國內很大的城市、很大的經濟體,它有很多要解決的問題。它未來的發展一定是自己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是全國要解決的問題,希望深圳探索。
我對深圳本身的問題毫無發言權,因為不在這里居住,也沒有做過系統的調查,所以我只能就深圳這個城市在未來能夠承擔哪些全局性的工作談一點看法。
現在都在討論“十二五”規劃,也談論未來30年,未來30年我們有一個目標,就是“民富國強”,這是一個長久的發展戰略。為什么民富國強呢?我有這樣的理解,我認為民是國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們很多人把國看成政府,這是錯誤的,國應該包含領土、人民、典章制度,中國人民要組織起來,要有文化、語言、歷史、國體、政體、經濟制度等等。所以國家的完整概念是江山社稷和人民,人民不富,這個國家是空的,所以我們討論今天中國的國富論,不僅僅是政府的事,它是整個國民財富的增長,所以我認為“十二五”建議中,民富國強是可以重點關注的。如果講未來30年的體制改革,就是要把妨礙民富國強的體制逐步的消除。因為講30年的事情只能講得很抽象比較具體的講,大概有這么五個方面跟民富國強的體制是非常有關系的,也是希望深圳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繼續做探索。
第一件事情就是普通人的權利,我們老講創新,這都是結果,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普通人有法律保障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這個自由就是以不侵犯他人作為邊界。這個話很好講,做起來非常難,因為一個社會總有各種各樣的規范,但是我們總要做實驗,哪些不行是真正對國富民強不行的,而有很多不行是短暫的、臨時的、個別利益集團的要求,這個事情只能在深圳做示范,我們希望深圳能夠成為普通人擁有法律保障最大的城市,這才是創新的源泉。
我最早受到啟發是參觀紐約交易所,那時候墻上有一句話“保護小股東的利益就是保護了所有股東的利益”,這句話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權利一旦得到了保護,所有人的權利一定都得到了保護,倒過來就不一定。而這是一個地方持續發展的關鍵,原來在MIT有幾個中國留學生請一個研究國際經濟學的專家談談世界上幾個國家,他說的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美國為什么厲害?美國和歐洲的區別在于,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很早就有了,一直是那幾個,美國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常常不到20年的歷史,這就是差別,這就是美國為什么強大的原因,不斷的有后浪推前浪,這跟美國的體制中“民有、民治、民享”是有關系的,普通人可以做夢,可以試、可以闖,不要看今天饑寒交迫,但是他有這個夢可以做。他這段話是告訴我們怎么看經濟,看哪個地方不斷后浪推前浪,我們這里有任正非、王石,馬行長,但是后面還有馬化騰,我們希望后面還有人出來。倒過來看香港,當然我不是說香港不好,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是從30年來看,就只有李嘉誠,后面新的在哪里?鬧來鬧去都是搞遺產、打官司。
從30年長遠來看,這個寶一定要押到能夠冒出新人的地方。而這個新人的機制就是給普通人最大的法律保護,你只要不妨礙他人,可以百無禁忌的想,做事情有最大的動力。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阻力,比如說北京買一個車要搖號,買一個房子還要出具5年的納稅證明,我的學生發牢騷說,可能今后找對象都要搖號了。什么東西都要批,這種地方成為創新領先的可能性到底是高還是低?我的看法是很低的,所以深圳一定要盡可能在保障普通人最大限度的權利方面,要在全國做得最好,這樣才能吸引天下有想法的人,愿意冒險的人到這里來試,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是什么情況,重要的在于有一個可能性。現在全國都在討論美國的情況,美國現在露出了很多疲態,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地位經過了一次危機有了很大的疲軟,但是看微觀上,我們還要認真的掂量一下美國,危機時期還能讓大家排隊買美國貨。我認為很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深圳可以想、可以做,這樣的話,對全國的影響力會非常大。
第二,深圳今天有條件來進行一個國際的大都會城市的探索。工業、商業和農業不一樣,農業文明是光合作用,每一塊地都要種上莊稼才有財富,工業和商業就是分布很不平衡的,它會集聚到某些點上,會形成密度非常高的經濟體。我12月份去日本開會受到很大的觸動,因為日本的經濟低靡,不像中國到處是工地。這次會議結束之后,用直升機把我們拉到東京的上空看看,我們發現日本是有工地的,他們的工地在樓頂上。他們現在形成新的城市理念,是用高速電梯把人分段,住在80層以上,80層以下上班,再往下就是消費的地方,在一棟里就可以解決所有的生活問題,這就是他們把功能區立體的解決。中國的平地資源跟美國不能比,人口密度又這么大,可是我們整個主導思想還是反密集,還是想回到農業文明時代,想把哪一塊都養好,這是不行的。現在最大的挑戰是能否管這種高密度,東京大都市圈是1.6萬平方米,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它差不多是日本1/3的GDP,3300萬人口活躍在這個區域,總的來說還非常有秩序,我覺得這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挑戰。日本的規劃專家講了一個思想也很有意思,因為他們原來國家發展不平衡,這就引起了政治上很大的問題,所以他開展設計大政策,讓資源離開東京,平均的發展,弄了30年,最后失敗了,你設什么坎,人家還是往東京來,最后他們的思想轉變,就是讓東京集聚,產生巨大的財富流,然后再分配,平均的分配到每個地方,這些方式值得我們中國學習。我們現在還是農業文明的管理方式,上次給黃華華省長提意見我就講,我說一定要學美國,把大城市和國土管理區分開,美國很多城市行政等級比縣還小,芝加哥、洛杉磯都比縣小,但是他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另外一個體系。我們現在管農業的平面管理模式,可能很大程度上會妨礙中國的發展。
第三,是更開放的問題。中國的經濟要把很多發達國家逼死,低端的全部由我們造,然后我們天天喊升級。低端到高端都由我們造,那他們全關門了,全世界貿易沒有這種格局的。所以我贊成出口不能夠喪失,因為你有比較優勢,但是倒過來你可以大跨度的鼓勵進口,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國際商品比國內便宜了,這么多人蜂擁到香港買奶粉,這么多人在網上代購,所有出國的空姐、出國的人士都有一張單是要幫別人買東西,這表明今天擴大進口,可以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福利,而我們今天的體制,還是限制進口。我們現在已經好幾萬億的外匯儲備,都成了一個負擔,賺錢有什么意思?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產生能換來更好的產品、更好的服務,這是民富國強的事。所以在這一點上,深圳應該率先把關于進口的交易、稅收、服務放寬。我前兩天在深圳訪問了易達通,他們是專門幫中小企業做進關服務,我聽他們講了,他們說這里面的潛力非常大。我們要讓進出口都方便,交易費用都降低。
第四,現在人口成本上升比較快,應對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力,這就有開發民智的問題,深圳已經有這個苗頭了,準備建立南方科技大學,教育部也支持,這是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道理就在于今后的知識怎么生產,誰也不知道,知識生產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界限越來越不清楚,將來知識怎么結合起來,怎么傳播還不知道。
第五,從速度深圳變成質量深圳。我們現在講高科技,講產業升級,好像科技含量高就是升級,也不一定,普通商品也得做好。我們現在缺乏這種精神,當年日本貨在世界上也是叫人看不起,后來對全民進行了高質量文化的傳播,后來變成了精益制造的基地,我們現在在這方面非常糟,總量看是世界第二,但是里面的質量沒有好好的推究,為什么那么多人跑到境外買奶粉?我們很多技術含量不高的商品不能高質量的做好,我們非常希望深圳通過體制、法律、道德、行業自律形成一個高質量的文化,不管科技含量高還是低,包括服務,端每碗茶、端每碗飯的態度,這其實是民富國強中非常重要的,因為老百姓不是靠你統計的GDP衡量他的生活,他是非常具體的生活。所以深圳要成為中國好質量商品、好質量服務的代名詞,以此來吸引全國的資源向這里集中。所以總體來看,未來30年的問題,我有好多話要講,我相信民富國強是可以指導這個國家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