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CCTV中國經濟年度論壇”于2011年1月18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變局中的中國轉變。上圖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于永達。(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0CCTV中國經濟年度論壇”于2011年1月18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變局中的中國轉變。上圖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于永達。

　　以下為對話實錄：

　　記者：201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這個大背景下，您覺得2011年的中美經貿關系是什么樣的走向？

　　于永達：中國和美國走過了一個不平凡的2010年，對兩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是現在，而且是相當長的時間。我所說的不平凡的一年，就是兩國在磨合過程中找到一個新的發展思路。中美兩國是一個特別友好，具有非常戰略發展期的合作伙伴關系，而且是戰略性的合作伙伴關系。但是美國遇到的金融危機，遇到經濟上的一些困難，國際上非常復雜環境在這期間有一些迷茫。有一些試驗過程，試驗過程有些方面對中國有影響。比如中國和美國在戰略合作方面有一些經濟上的、貿易商的摩擦問題。去年論壇當中，美國商務部部長講，美國制定2800多個法案，針對中國的一些做法。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一年來，動用了十幾個，甚至20個在中國的法案。這些法案有什么作用呢？很多法案是負面性的。不僅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外貿易，更重要影響了美國的貿易。比如美國的鋼管產業沒有發展起來，相對的美國其他一些競爭對手產業發展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看，美國戰略、對策，在一定意義上效果并不是十分明顯。

　　相反來看，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購買美國產品，支持美國產品發展，給美國就業問題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美國情況比現在要糟得多。

　　另外，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問題，美國限制新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和產品，這似乎是保護美國的就業，保護了美國產業發展和高新技術的專利，但是高新技術是有時限性，在一定歷史期間內是高新技術，發展到一定時期之后就是非高新技術。這一年當中，從其他國家引進很多先進技術、先進產品，對美國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可以評價一下。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高新產品也好，新興專利也好，限制的越多，對本國的負作用越大。

　　另外，這一年過程中考驗了兩國領導力。現在領導力處在非常復雜的局面，中國也好，世界也好，一方面進入信息化發展的歷史階段，另一方面也進入了非常復雜的歷史階段，叫做復雜社會，復雜人力。復雜階段過程中考察領導力重要方面，就是領導力有沒有優勢智能，智能體現在大戰略，大思維，大的運作方式。

　　美國這一年都是在做小事，而不是在做大事。小事上爭爭吵吵，打打鬧鬧，搞得很過火。比如東亞危機問題，美國是大動肝火，結果是什么樣呢？我認為還是一個戰術問題，不是一個戰略問題。所以這一年，美國在領導力方面體現磨合的過程，磨合來磨合去，看到和中國的合作是大戰略，是一個大的優勢領導力的集中體現。所以，他非常重視中國領導人到美國訪問，我是說美國在實踐過程中學會如何應對國際伙伴，如何建立新型伙伴關系，當然我們看表象了。

　　另外，中國在國際環境上面確實是體現了大戰略、大思維，這樣一個優勢領導力的能力表現。我們和美國，雖然美國提了很多意見，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們始終確認美國是我們東亞的合作伙伴，我們沒有改變這個初衷，也沒有調整我們的戰略合作。在處理金融危機方面，我們始終協助美國渡過金融難關，促進美國的產業發展。在解決就業方面，我們積極協助美國國內產業發展，也協助他在華的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獲取的利潤允許他們回饋美國，刺激美國經濟發展。所以中國對美國都是表現優勢領導力的一些做法。

　　新的一年，中美兩國的關系走向究竟是什么樣？我認為2011年是中國和美國建立新型關系的元年，這個元年之所以這么講，就是確認發展大的戰略伙伴關系的元年，在兩國經濟、技術方面加深合作的元年。促進金融，促進就業，促進相關產業發展的元年。特別是在文化、戰略、思想、優勢領導力合作方面，這是一個發展的元年。

　　記者：在2010年，兩國的貿易摩擦也不斷的有升級的趨向，經貿方面，2011年中美貿易關系會是什么走向？

　　于永達：兩國貿易關系會出現跨越式發展，一方面美國渡過經濟難關，經濟會相對恢復。美國經濟恢復對中國是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也是一個挑戰。之所以機遇，就是發展過程中總要繼續支持美國的快速恢復和發展，快速和發展就會給中國提供一些需求，需求可以帶動中國企業發展。

　　第二，美國快速發展使得美國戰略不會很緊張，甚至不會出現有些動作比較過分的做法。這種做法可以緩解雙方的矛盾，可以使全社會，把注重軍事、國防方面轉移一部分用于經濟發展，用于國民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發展，現在歐洲、日本經濟也會出現恢復發展狀況，這對中國也是帶動作用，我們歷來把全社會發展當做我們的機遇，而并不是以人為禍，以其他國家不發展變成我們發展的機遇，我們歷來不是采用這樣的做法。

　　記者：希望您給我們財經頻道用一句話做一個評價，以及2011年的祝福？

　　于永達：財經頻道在復雜的國際媒體中的旗艦，可以引領中國乃至全社會媒體的發展，一年來的實踐經驗已經證明這方面做得非常有效果。比如你們的房地產欄目，經過一年的努力，中國房地產沒有出現惡性膨脹的狀況，也沒有出現非常低迷的狀況，這兩種都沒有出現。一年來，中央財經頻道如果不做這樣的工作，可能中國房地產業會出現惡性的膨脹。

　　記者：您對2011年財經頻道的一句話祝福。

　　于永達：走向世界，引領全球，創造輝煌，這是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高，走得更遠。

　　記者：晚上您還會參加2010年年度經濟人物的頒獎，您對整個大型活動是一個什么樣的評價？

　　于永達：剛才我講過，這個時代是一個復雜的時代，復雜的時代有卓越的領導，我們可以講中國已經到了新的時代，就是打造優勢領導力的時代，無論是做什么樣的工作，從事什么樣的職業，處于哪一個層面的職位都有領導力的問題。

　　財經頻道能把中國的優秀經濟人物評選出來，我看主要是評選領導力的問題，如果方方面面都評選優秀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有全世界的優勢能力，這樣中國能走得更好，更少走彎路，創造更高的輝煌，我希望你們這項活動做得更加輝煌，影響面更大，帶動中國方方面面，把最優秀領導者的作用發揮出來。

　　記者：去年一年全球經濟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人民率匯率問題，中美扮演什么角色？

　　于永達：去年中美兩國匯率是矛盾重重，但是也是在合作伙伴的前提下相互磨合的過程。這個過程早在9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是大局當中的一場而已，在這個過程當中，歐洲國家在先期是配合比較多，提升自己的匯率，擴大中國在世界上承擔責任的范疇。

　　主要表現是，歐洲配合美國在一系列會議上要求中國提高匯率。但是歐洲大的國家并沒有這樣表現，比如德國、法國，比如后來的英國，基本上都是沒有過多的去炒人民幣匯率問題。但是，由于美國推行寬松的量化貨幣政策，這樣影響到歐洲。歐洲歷來跟美國是綁在一起的，特別是英國這樣的國家，兩國關系特別密切。歐洲在美國匯率進行調整的過程當中，如果歐洲不調整匯率，對歐洲來說影響不太大，因為兩國經濟的相關性太強，美國如果大幅度降低本國匯率，如果歐洲國家不駕馭自己的匯率，出口能力，產業增長能力，整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非常理解。隨著美國調整他的財政政策，歐洲也相應調整他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比如歐元在下降，這是歷史，是必然的，可以理解政策主張。但是客觀上講，歐洲匯率的調整空間是很小的，為什么很小呢？如果過分的調整匯率，升高匯率，對本國經濟影響是很大的。我一再強調，歐洲國家經濟實力比美國更有穩定性、長遠性，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經濟實力沒有降低那么多，把歐元降的那么多是不合理的，對美國區域性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假設歐元的匯率調整可塑性非常有限，調整空間非常有限。

　　這種情況下，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也隨著歐洲經濟的恢復，會把匯率調整到相應合理的水平之上。這個水平之上相對人民幣而言，也就是說歐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不可能大幅度的下降，如果大幅度下降對歐洲的資產是巨大的縮水過程，對整個歐洲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國的匯率，我們說一靜觀其發展，不要太急。第二，做好我們自己的匯率調整政策和戰略，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決策過程。

　　為什么說是重要的決策和重要的戰略呢？隨著長遠發展來看，人民幣是要升值的，隨著中國國際影響擴大，走向國際貨幣的可能性增強，我們要適當調整人民幣匯率，這是一個歷史必然。但是中國有兩億多農民工，我們有13億人口，就業人口是3、4億，這么大的就業人口的壓力，人民幣調整0.1個百分點就要影響百萬人左右。如果調整的幅度過大，增強率超過了勞動生產力的幅度，在一定意義上影響我們。我們增加0.1個百分點，失業率就很大，增加5個百分點會什么樣。我們本著為國民負責，為全體中國勞苦的農民工負責，也為全世界負責，我們要穩定匯率，這一點也是對全世界的影響。

　　我們一年增加500萬失業人口，在國內經濟穩定的時候，他會在國內，如果國內經濟不穩定，走向世界了。我說人民幣今年升5%，我們給全世界增加了150萬的失業率，你接受我150萬就業人口，我立刻把匯率增加5%，英國說1萬多接不了，我說1萬都接不了，就別在這個問題上吵來吵去。人民幣穩定是好事不是壞事。

　　我希望財經頻道在這里面有一個說明的機會，在經濟不景氣，社會發展處于轉型的過程中，總是出現一種火車拐彎的時候被拋下的人。領導力不強，不能把國家治理、管理好，這種情況下出現一端的做法，日本有些政治家就出現這個問題，他們在一定意義上不是精心的策劃，謀求經濟的調整和產業發展，而是千方百計的制造一些政治上的事端，在政治方面吸引政治眼球，吸引社會的人群，這種情況下，國內不能更好的把經濟調整好的過程中，相反在國際關系上，甚至在軍事類、政治上提出一些異端的做法，不僅影響本國發展，也影響國際關系。

　　比如，我相信我們的子孫后代比我們聰明，將來解決比我們解決的更好一些。日本一些政治家過早把這個問題拿出來炒，有什么意義呢？無非就是吸收一些右翼勢力，跟著他們跑，變成社會上炒作的過程。

　　所以這個情況，處理這個關系有非常重要的原則。在這個過程當中，政治家們考驗你的領導能力的最關鍵的是你把社會上最優秀的智能集中在一起，調整經濟發展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緩解國內的經濟增長壓力，這是你們應該做的最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工作。

　　記者：現在貨幣寬松政策和美國的披露，對中國外部資本造成重大調整？

　　于永達：中國外匯儲備超過兩萬億，對海外資本市場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 我們向海外投資，特別像美國、歐洲、日本，都是以美元計價。美國還要推行這個政策一段時間，勢必會造成一些損失，但是歷史發展是一條長河，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在長河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美國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行到這個階段，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理解，美國有很多就業問題，產業發展問題，房地產問題，金融問題，來刺激發展。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美國發展過程當中負有中國很多債務，這個債務是由美元計價的，他們貨幣的貶值就是我們債務的縮水。

　　應對縮水有幾條，人民幣同美元匯率的變化原則上要堅持到底，你們貨幣貶值，我們升值，而且升值很大，我們資產不是領導者，是老百姓的血汗，所以我們放棄一個貨幣匯率的調整，就要損失很多人的血汗，在一定血汗和生命聯系在一起，山西的煤礦礦工是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區挖煤，我們挖煤賺錢買了美國的國債，就等于扼殺了礦工的生命。

　　第二，我們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適當抓住時機，和發達國家建立更深層次的伙伴關系，走向世界，對世界的資本運營、資源運營、能源運營、產業運營要發揮我們的作用，這個投向海外，對美國來說是發展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希望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對我們不要說三道四，指手劃腳，說我們是侵占、占有，這種說法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我們幫助歐洲建學校、體育場、修公路、鐵路，搞一些大的基礎設施，當年美國、日本、德國走向世界的時候沒有這樣做，我們是高度負責任的走向世界的發展過程。所以，這條路我們應該走下去，要和發達國家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的過程中走向世界，像澳大利亞有開鐵礦的采權、經營權，在中東有石油的開采權、經營權，今天我們也應該這樣，市場是公平的，不能限制我們，這對全球發展是有好處的。

　　國內的政策，國內政策在一定意義上對國際貨幣的匯率影響還是很大的，我們國內現在是緊縮政策，緊縮政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對的，因為房地產是有一定的泡沫，如果不采用適當的減縮，或者是健全、健康的貨幣政策，引領企業繼續走。

　　另外，應對美國會出現一種匯率要調整，人民幣要相應有一些升值的過程，把一個事情分成兩個方面來做，國內減縮，國外要大幅度的走向資源產業，能源產業，走向基礎產業，走向國外的運作企業，緩解國內的矛盾。

　　記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