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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2010年度觀察家年會”于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宋曉梧在演講時表示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15年。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陳曉楠:謝謝張先生用非常詳實的數字給我們勾勒出很清晰的中國能源現狀。接下來讓我們請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先生帶來一個非常鮮明的主題就是慎提中國模式,有請。
宋曉梧: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剛才張國寶主任就能源這方面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我們率先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保持了30年來高速發展的勢頭,GDP超過日本,達到世界第二。同時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也有很大進步。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后又舉辦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中國軟實力大大增加。回顧我們中國過去走過來的艱苦的奮斗歷程,我個人希望提供一個供世界各國學習和借鑒比較成熟和完整的模式,這樣中國就可以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認為現在提出過早的固化中國模式為時尚早,是因為我們實際在發展過程中還面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坦率來說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提出在十二五期間我們的工作主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覺得這個提法就發人深思,如果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完善的體系,有了這樣一個模式,我們自己何必要轉變發展方式。我們就按原來的路走下去算了,回顧我們30年來走過的道路,盡管我們經濟發展很快,我們付出代價也是非常大。
首先就是大家認識基本一致就是我們在能源、資源、環境方面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剛才國寶主任已經提供了很多數據,也是剛退下來不久的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在去年中國企業家年會上提供的數據,我們在2009年大概是消耗了全世界46%的鋼鐵,45%的煤炭,48%的水泥和10%的石油天然氣,進口鐵礦石和原油分別占了本國用量70%了51.3%,根據張國寶主任講的去年原油提高到45.5%,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DP總量支撐我國9%的GDP增長。
再看環境,中國人均碳排放量與人均GDP類似國家相比高很多。盡管我們在十一五期間單位碳排放量有很大進步,那么現在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美國達到世界第一。我們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碳排放量下降40-45%,可是按照這樣一個單位減排這樣的量,如果我們GDP仍然保持8%以上,到2020年我們的碳排放總量將超過114億噸,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負面影響。還有其他環境污染問題也都很多,像我們眾多河流湖泊魚蝦絕跡,也有不要聽西方國家的氣侯變暖,環境問題,那都是阻礙中國發展,我們不看西方國家,我們就看自己的國家,我們的癌癥村,兒童血鉛過高,重金屬污染不絕于媒體,我們為了子孫后代負責,要把環境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現在不計資源環境代價,過多依靠投資、外需、壓低勞動力成本、依靠仿制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再繼續下去必須轉型。盡管這種發展方式在特定國內發展階段,在特定國際環境下曾經極大的促進中國GDP增長。
關于發展階段問題,國際經驗值得借鑒,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成長為中等收入戰略,在他們向高收入攀升的時候是不能夠重復使用,如果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經濟增長機制所鎖定,那么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上限,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的停滯徘徊期。
這就是我們一個啟發,各國情況不一樣,但是我們恰恰是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走過了,前一階段的模式是不是從中等收入到高發展的時候路徑被鎖定,這也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
關于能源、資源、環境的問題應該說國內分歧并不太大,我覺得更應該強調是社會問題,在可持續發展,在中國的進一步前進道路上更應該重視社會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發布了一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報告,分析對比了世界上一些國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社會結構,這里面包括就業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社會階層結構等等。它的結論是中國的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15年以上。另外明確的提出由于社會結構滯后,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這個結論我是完全贊成的,但是我也想補充說一下,中國的經濟結構也不怎么樣,中國的經濟總量好,經濟結構也不怎么樣。比如說投資和消費的結構,一二三產業的結構,內需與外需結構不都是經濟結構嗎,扭曲很嚴重。怎么可以把分配結構還有就業彈性過低這些問題簡單都看成是社會結構呢,它跟經濟結構密切聯系在一起,我認為中國當前問題就是GDP一枝獨秀,經濟規模極大增長,經濟總量極大擴張,但是經濟結構相當扭曲,社會關系十分緊張,是這么一個情況。所以中國要重視社會問題。
前一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學者們、黨的領導人主要注意力放到經濟方面,經濟這條腿長,社會這條腿短,這一點是國務院總理多次提出來的,也是肯定的。其實我們認真想想一個經濟繁榮這么一個過程在中外歷史上為什么會中斷,是因為能源、資源中斷還是因為社會矛盾中斷,中國歷史上漢朝文景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哪一個是由于資源環境問題造成中斷。看西方,羅馬帝國,蘇聯解體是因為資源環境出現問題嗎,不是這樣的。還有一個講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例子就是講南美、拉丁美洲的國家。巴西可能在座學者官員、記者都去過,巴西現在的資源能源好的很,之所以停滯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地區就是拉美。造成的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使有的國家停滯20年,有的國家徘徊30年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就我們國家自己的情況來看很多資源環境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做實際工作的問題也接觸很多,看工廠大量污染,在上面造成損害草根、老百姓無力抵制,無處伸冤,鬧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為止,這是社會、環境、能源問題?這是緊密聯系的。當然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在改造自然過程中也增加了可能破壞自然的能力,所以我們現在對資源環境高度重視理應超過過去時代,這點完全對,并不意味著由于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繁榮中斷歷史不會重演。
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多,像中央十二五建議里面提到的點到了很多,就業、醫療、住房,剛才成委員長也提到了各種關系等等。現在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分配問題,在十二五規劃建議里面也是濃墨重彩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關于這個問題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分配問題本身我在這里不多說了。我想強調就是我很擔心我們搞分配問題在過多強調了政府的干預,這會干涉到企業內部的分配自主權。比如提出了工資增長不能低于企業的經濟效益增長,企業上千萬個,情況千變萬化,很復雜,這個問題的提出不是一般學者提出了,是負責這方面官員提出來的。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賦予企業用人自主權,保證確定企業職工工資的自主權,不能用行政指標干預企業內部分配。同時要看到賦予企業分配自主權并不是說企業家自己想怎么給錢就給錢,不是原始積累階段這樣一個勞動分配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內部的勞動報酬要受到勞資雙方集體談判制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演變為不同群體社會的利益訴求能不能得到充分的表達,切身利益能不能由組織變成維護。進一步推論又演變為各類社會組織是否具有真實的維權自律行為,不同群體之間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一個自協調的機制。應該說我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人的關系發生很大變化,由過去的單位人變成現在的社會人。適應這樣的變化,社會體制改革不斷的變化和改,我們社會組織從過去基本沒有,現在發展到大概有36萬多個,到08年有36萬多個。但是如果和發達國家比我們還差的很遠。像法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110個,就是金磚四國里頭巴西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13個,中國現在是3.2個。更嚴重的問題不在于社會組織數量多少,而在于這些社會組織質量不高,其中大多數的行政色彩濃厚,缺乏擁有的民間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自律作用不強,維權作用更差。本應代表不同階層利益或獨立協調社會事物的各類民間組織依然存在官辦官管,官運作的現象表達渠道就難以真正拓寬。我們提出來政府把管不了,不好,不該管的事交給社會組織,交給市場、企業,社會組織都是官辦還是交不出去。
目前中國下一步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對這些問題怎么辦,有些人認為現在很多是之所以亂,就是政府還沒有管住,管好,還要加強政府在某方面監管,加強政府在某些方面增加編制,增加人員去管。從來或者是根本上沒有想到怎么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我們也說權利下放,責任分解,但是分解到地市,分解到政府各部門,最后分別成一個一個行政指標,對地方政府的考核越來越周全,考核就是行政手段,落實下去就是行政措施。
但是又缺乏這樣一種社會組織對社會的監督,結果這些指標到底搞得好不好也是政府自己說了算,我們自己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體制基礎就在與此,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關系體制與經濟管理體制不配套是這樣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們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是依靠更全面、更強勢政府干預還是依靠更和諧、更靈活社會協調機制?這個問題側重點不同,結局可能大不相同。各類市場主體發育之后,不能像計劃經濟那樣用指令性計劃管理。沒有一個社會組織維權自律,難免各行其是,自己單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政府面對千百萬企業怎么辦?也不得不加強審批,權錢交易空間迅速膨脹。
最近也有學者論述,說中國模式的密碼或者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訣竅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競爭,我不否認地方政府的競爭對于地方GDP高速增長確實起到很大作用。長期這么搞下去,如何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如何防止政府的公私化傾向,又如何杜絕權錢交易的空間。杜絕不了至少可以縮小,所以當一些學者積極為中國模式樹碑立傳時,我一方面被那種要讓四海來賀的民族豪情強烈感染,另外方面內心又忐忑不安,隱隱覺得竊竊私喜的很可能是那些現體制下權錢通吃的權貴。
宋會長關于中國模式的問題你是不是論證一下,現在讓我論證,中國模式已經確定,可能講演也能拿點講演費,寫書拿點稿費,一筆權錢交易是上千萬或者是上億,我不上這個當。
但是我對探索中國模式抱樂觀態度,不同利益群體矛盾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各自組織對話協商加以調節,因為我們黨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們的國體、政體和基本法律框架能夠容納各團體和諧共處。現在我國有近似440萬個社會組織,交織計劃經濟時政府完全壟斷社會管理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再次基礎上實行政社分開,官辦、官管、管運作的弊端,就可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形成全面表達社會利益,有效平衡社會利益,科學調整社會利益,利益協調機制,從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協調發展。
社會和諧可以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不是能源問題和歡迎問題,各社會階層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合法訴求,來合理分享經濟的發展成果,已經提高了十二五時期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議事日程。當中國的普通勞動者自組織能力與消費能力大幅度提高以后,經濟結構得到調整,社會關系相對穩定,民主法制健全,那時可以認真討論中國模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