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主辦的中國進出口企業第九屆年會在北京召開。圖為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任立殿攝)

　　2011年1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主辦的中國進出口企業第九屆年會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活動。圖為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演講。

　　張燕生：非常感謝本次論壇的組織方給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把最近研究和思考的問題，在這向在座的朋友們做一個匯報，第一個問題是談一下環境，當前五中全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當前所處的環境仍然是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危機目前還在延續的過程中，這個判斷很重要，這場危機有可能會延續到“十二五”的前幾年，它的影響和它的變化，為什么說我們的環境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呢？原因很簡單，國家對我們的環境是全球化的環境的判斷是有兩個基本的判斷，第一是全球化往往是世界經濟增長比較快的時期，這個時期誰把握住誰就能夠獲得更快的發展，因此雖然說發生了金融危機，雖然出現了各種問題但是當前的環境還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場危機還有一句話，這個危機是矛盾的凸顯期，這個凸顯主要是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這場危機暴露了全球的貿易、全球的金融、全球的貨幣治理體制、治理結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第二暴露出來的全球化的問題是，我們太多地強調自由化，太多地強調市場化，但是對發展的主題，窮國、窮人和落后地區在全球化方面的促進重視得不夠，缺少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機制，第三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的全球化缺少一個再平衡的機制，因此國家對當前的環境第一是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矛盾的凸顯期，當前的環境中，也就是在全球經濟失衡和全球復蘇的進程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摩擦會加劇，我們這個地方列了美國非常重要的機構提供美國國會的觀點，委員會是美中經濟評估安全委員會，提交的2010年的報告是這么講的，2010年的前八個月中國對美的出口造成了美國的貨物貿易的逆差是1734億美金，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20.6%，在復蘇非常困難的時候他認為中國造成了美國的貨物貿易的逆差是上升了20.6%，中美之間的貿易，美國每對中國出口一個單位的產品，中國對美國出口4個單位的產品，因此它認為貿易的逆差損害了沒有的制造業和就業，另外一個方面這篇報告提交國會提出的觀點，也就是從2010年6月19號到2010年10月，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只升值了2.3%，也就是人民幣嚴重被低估，前年的報告，也就是09年的報告是如何描述的呢？這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是在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中國和美國各自應當為全球經濟失衡承擔一半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對今年的我們的進出口貿易來講，我們會發現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和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困難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輿論，也就是讓中國為全球經濟失衡買單，這是我們今年面臨的復雜的形式，也是胡錦濤總書記這個月18號訪美面對的中美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這個問題是今年比較重頭的事情，我想問自己一個問題，美國人說中國的出口造成了美國的逆差，造成了全球失衡，也造成了美國金融危機，也就是美國的過度消費合過度的進口，我就把美國經常項目的逆差畫了一條曲線，我們發現美國的逆差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呢？是從90年開始美國逆差就一路增加，我們可以發現這一輪的全球經濟失衡開始于1990年，也就是美國的過度消費，過度進口實際上是發生在1990年，只是2000年以來的美國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加劇了美國過度的消費和過度的進口，中國的順差是發生在什么時候呢？從90年一直到200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都是很低水平的，中國的貿易順差從04年開始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為什么會增加呢？為什么0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會增加，我認為就是兩個因素導致的，第一個因素是01年2月11號中國加入WTO以后全球投資中國帶來的，大量的加工貿易，大量的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第二個原因是從04年以來美國的金融泡沫和房地產泡沫拉起了一場全球非理性繁榮，拉動了中國的出口，這兩個原因中國的順差的劇增中國是受害者，責任是在逆差方而不是在順差方。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目前從全球經濟失衡，目前有一種觀點也就是說衡量失衡責任是用經常項目的差額占GDP的比例來衡量的，這樣我把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的經常項目的數據情況列了出來，我們會發現一直到2005年中國的經常項目的順差都是小于4%，也就是衡量誰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是以經常項目的差額占GDP的比例4%，我們會發現一直到05年以前，中國的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的比例都是低于4%，但是從05年以后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順差出現了一個像井噴一樣的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一直到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的發生，隨著美國的次貸危機的發生和演變為美國金融危機，這樣的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例開始有一個明顯的下降，到去年底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例仍然是5%，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也就是中國把經常項目順差控制在4%我們是能夠做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短期看，目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關于全球貿易不平衡問題是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方面一個焦點，要求人民幣升值也是想讓中國承擔全球失衡調整的責任，目前美國人實際上除了短期的就業和復蘇以外，我們會發現美國在這場危機以后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結構調整，這個調整是去年、前年美國的總統奧巴馬做的演講“檐上之屋”就是美國的產業要回歸實體經濟，美國要推動再創新和再出口，從09年以后無論是制造業振興，還是在出口的促進，還是科技的再創新，還是就業的創造，美國推出了一系列的國家戰略，國家計劃，國家法案，美國的前財長斯諾說過一句話，未來的十年美國的重點將放在中長期的結構調整上，讓中國、讓印度讓這些新興經濟體去拉扯，等到美國調整過來以后，美國重新回到世界的領導和中心位置，因此我們會發現當前我們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國目前的經濟基本面是相對比較差的，但是我們要記著，1980年世界在走出戰爭的時候，當時日本的經濟的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國是最差的，但是美國進行了十面，80年到90年的十年的供給端改革和調整，從90年3月美國進入了新經濟IT革命，而日本卻從90年2月陷入了長達20年的經濟停滯，我們會發現當前的國際無論是短期的復蘇還是促進出口還是長期的結構調整，其實全球都在較量。

　　第二個問題想談一下外經貿下一步的調整，目前面臨的幾個爭論的問題，第一個爭論的問題會涉及到外向型戰略下一步如何調整，剛才張司長講的我很同意，外向型經濟和加工貿易在前30年功德無量，我個人認為它解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它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資本短缺和外匯短缺兩缺口的約束，第二它通過出口和招商引資引入了外來的市場經濟因素和外來競爭的壓力，促進了30年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第三個發展外向型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了每一個人的觀念，市場化的觀念，國際化的觀念，也就是開了13億人的竅，但是雖然它前30年功德無量，但是它是小經濟體了戰略和小經濟體的模式，原因很簡單，一旦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一旦中國也就是未來的發展38萬億人民幣的GDP要繼續保持8%的增長，靠出口是很難做到的，因此也就是下一步無論是外向型的戰略，還是加工貿易的貿易方式，下一步都面臨著調整，剛才我沒有講，后面我們要講。也就是我們的貿易順差，這個問題是目前爭論很大的問題，第二個我們目前爭論比較大的問題是內需和外需的關系，下一步五中全會提出來，下一步調結構要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對我本人來說會產生一個疑慮，也就是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如何避免經濟可能出現的內向型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基本的觀點，也就是擴大內需戰略在實施的時候外需是不能丟的。也就是要通過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來提高我們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從全球的角度，目前也出現了一個新的爭論，也就是美國提出來，美國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改變大量進口和較少出口的模式，也就是美國要擴大出口，而美國要求中國也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要改變較多的出口和較少進口的模式，我個人是有保留意見的，原因是全球的蛋糕在縮水，美國要在全球縮水的蛋糕切走更多的份額，也就是奧巴馬提出來五年美國的出口要翻番，這樣貿易的摩擦和貿易戰就不可避免，而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中國要減少出口和增加進口，實際上也就是中國要承擔全球金融危機后復蘇的責任，這實際上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將會有嚴重的損害，因為內外需的問題是下一步需要更好地平衡和協調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涉及到下一步的外經貿，如何處理好領孩子和養孩子的關系，領孩子主要是招商引資，把別人養大的孩子領到家里來，養孩子是自己一把鼻涕一把淚把自己的企業由小到大培育起來，這二者之間如何解決好，光是養孩子，孩子成長沒有樣板有可能學壞，光是領孩子，領來的孩子不親，就像后娘一樣，一旦別人給更好的條件就會喊別人為爹媽，就會轉移，我們的招商引資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還是業績，這個問題在五中全會是提出來下一步如何招商引資工作為科學發展和內生發展服務，招商引資的第二個問題，是講的比較多的，引資引入資本，最關鍵下一步引制，引入更加規范與國際通常規則接軌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前30年我們太關注資本，太關注技術而對制度的對接，這個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最后一個問題，我覺得爭論的問題是內外貿一體化營商環境和物流網絡體系對接的問題，很多的企業轉了內銷，轉了內銷以后非常強烈地發現，國內的營商環境和國外的營商環境有很大的差別，下一步要想解決內外貿一體化的問題，就要重點解決國內和國際營商環境體制的差距。

　　第三個問題，在“十二五”期間我們怎么能夠把握住下一步一些發展的新機遇，發展的新機遇，第一個新機遇是如何能夠把握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新機遇，剛才我講到了美國現在正在推動再工業化，再出口和再創新，我們的五中全會也非常地明確地提出來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加快兩型社會的建設和深化改革，也就是五個堅持是下一步調結構的重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經濟正在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用美國波特教授的話來講，也就是前30年我們是要素驅動的階段，所謂要素驅動主要是低成本的要素，比如農民工，廉價的土地，低的環境的標準等等，現在我們面臨的變化也就是過去便宜的要素現在都不便宜了，也就是現在的幾個主題詞，第一是用工慌，這標志著農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結束，我們正在進入到可以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限剩余的階段，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有多少呢？是五千萬到八千萬，每年轉移一千萬五到八年基本轉移完畢，第二句話是產業轉移，靠低成本要素驅動的階段是要告一段落，下一個階段是什么呢？我們說規模驅動的階段，在規模驅動的階段也就意味著重化將獲得更快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前30年的工序分工的地位和差異化分工的地位在成本上升的條件下需要提升，在這種情況下誰把握住結構調整的機遇誰就有明天，我們知道在1870年到1913年這個階段，我們會發現英國建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新加工制造業的技術和產業上，完全沒有辦法與第二次產業革命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型的美國的產業競爭，這個教訓對我們來講，對在座的企業來講這個教訓應當汲取，這個機遇也應當把握。

　　第二個機遇是要把握全球性創新競爭的新機遇，目前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也就是我們發現國內已經出現越來越明顯的變化，也就是從待工向自主生產轉變，從價格競爭向差異化競爭轉變，從模仿向創新方向轉變這么一個跡象，也包括新年前的最后一周我還在廣東一個一個企業地看，這種供應鏈轉型升級的趨勢是越來越明顯。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也就是我們的研究所，我們有三個判斷，第一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很弱，現在的市場和政策環境對我們企業自主創新的支撐很弱，招商引資用市場換技術所換來的直接的技術外溢效果很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面臨著我們下一步的創新的路徑選擇，重點是高技術還是新技術，還是先進實用技術，重點是國家層面的創新，還是高鐵大飛機這樣的大企業的創新，還是小企業的創新，以及重點是技術創新，還是市場創新，還是管理創新，這些問題對我們下一步在全球創新競爭中要想占領制高點這是我們必須要選擇和解決的問題，針對我們研究全球的研發創新的規律，我們會發現全球的創新活動主要是集中在美、日、歐大三角地區，而且這種技術的擴散往往有越國際化它的技術含量越低這么一個反向的聯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真正獲得技術的來源和技術的外溢，也就是使我們干中學，能夠在創新方面能夠走得更好，因此我們覺得下一步從競爭的策略來講必須要開放競爭，讓競爭的壓力迫使國外的跨國公司真正把好的技術，好的管理，好的團隊引到中國來，使我們企業在與狼同舞的過程中真正地獲得創新的能力。

　　第三是下一步對企業來講把握全球創造有效資源的有效需求的新機遇，我個人有一個想法，有就是目前有效需求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下一步中國有可能是全球市場規模發展最快的地區，也就是市場需求尤其是中國大市場規模形成所創造的需求對我們的企業來講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如何把握，擴大內需的戰略，把中國的市場畫一個圈，我們會發現圓心是我們的中國，如果把外需也畫一個圈，我們會發現外需和內需重合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東部沿海地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擴大內需戰略，也就是怎么把13億人的消費，13億人的需求拿住，同時要把60億人的外需也不能丟，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營造人才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化和貿易的國際化，真正把兩個市場同時拿住，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下一步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同時也就是我們的周邊地區建立我們的通過走出去，建立我們區域生產體系也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的機遇是創造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這也是五中全會提出來的，在這個方面如何創造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這個方面我個人有幾個想法，第一，我們2.85萬億美元的對外外匯儲備資產要管好、用好，我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告訴我，他們研究的結果，真正儲備資產六千億到八千億就夠了，剩下的錢應當由儲備性質的錢轉為非儲備性質的錢，一步一步地常惠于民，轉變下一步對外的股權投資，戰略性資源儲備和全球性金融投資的資金來源，在這個方面也就是會改變目前的困境，也就是國際收支狀況，我們是貶值了資產升值了負債，導致了社會福利的流失，這個情況就要通過我們的對外金融資產的再配置，這么一個戰略加以改變，第二是走出去我們前30年是商品走出去，下一步應該是配合人才走出去，人民幣走出去，銀行走出去，渠道走出去，研發、設計、功能走出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過去產品的價值鏈主要集中在國內把它延伸擴散到周邊。這樣以來要真正實現剛才我們講的這些東西的走出去，馬上就伴隨著下一步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馬上面臨著資本項目管制改革的方向，也涉及到我們下一步人民幣區域化的改革的方向，這些改革對于我們來講應當講是未來30年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場危機告訴我們，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主要的貨幣(美元)，只有一個金融中心(華爾街)，金融開發和金融市場化面臨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沒有辦法監管的，這樣對中國也就是今后不擴大開放的風險會越來越大，這些問題都要通過下一步按照五中全會講的形成一個經濟國際化的新優勢，要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新機遇，剛剛張司長講到了加工貿易的轉型，講到了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轉型，這我非常同意，但是我個人有一個觀點，我們的這些轉型很像1979年，或者很像1980年，1980年在創辦新區的時候，中央給特區的優惠政策就是解放思想、先行先試，如果沒有解放思想，如果當時計劃經濟的各個中央部委的權力不能夠放權讓利，能夠下放到地方進行先行先試我們很難想象我們的幾個經濟特區能夠發展得像后來那么好。

　　未來發展的前景，第一個前景是中國成為第二經濟大國，如何建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更加平衡的發展模式是下一步需要努力和探索的一個重點，更像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來處理我們和世界的關系，第二是涉及到我們外貿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第一個問題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主要的方向第一個存量扎根，增量調整，尤其是加工貿易供應鏈體系的調整，存量扎根來的都是客，請來了無論如何不能趕走，但是增量要按照科學發展觀來進行調整，第二個方向是張司長剛剛講的鼓勵我們的加工貿進入到中西部，而東部地區的加工貿易需要實現轉型升級，包括差異化分工的鏈應該提升，第三個轉型升級的方向，也就是非常希望能夠實現本地化參與，本地化配套和本地的企業一步一步地成為加工貿易的主體，也就是把跨國公司內部貿易轉化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一種貿易方式。

　　第三是貿易產品結構上的提升。

　　另外是關于減順差，關于減順差的調整有三個問題是一定要小心的，也就是2010年我們的貿易順差是1830億，加工貿易的順差超過了三千億，一般貿易是逆差四百多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減順差，這三個問題也就是一般貿易的進口擴大只會增加一般貿易的逆差而不會顯著減少貿易順差，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順差的來源主要是加工貿易；第二是加快人民幣的升值對加工貿易順差的影響是很小的，而對一般貿易的逆差的影響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人民幣升值對順差的影響不確定的問題，第三我們在實行擴大一般貿易的進口和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政策組合來減少順差，那么在短期兩岸四地的中小企業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但是對跨國公司的影響會比較小，但是在長期有可能導致產業的對外轉移和對國內產業的沖擊，轉型升級的第四個方面是講我們的貿易分工的方式從代工向自主生產，自主品牌，自主銷售轉變，要正確地看待我們從經濟大國向開放大國的轉變，也就是話語權的問題，中國現在是第二經濟大國，但不是開放大國，原因是我們是價格的追隨者而不是價格的決定者，我們是規則的接受者而不是規則的決定者，我們不是責任的承擔者和逆周期的調節者，這三個方面決定了我們今天還不是一開放的大國，但是我們要真正地成為開放的大國，也就是需要時間，我們需要經驗，我們需要水到渠成的時期，往往在三個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我們就想取得定價權和話語權，在很多方面我個人認為我們成為了搗亂者，因此話語權和定價權是時間的函數，恐怕它是長期的努力的方向，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