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每日經濟新聞》報社主辦的“2011中國投資年會”于2011年1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每日經濟新聞》報社主辦的“2011中國投資年會”于2011年1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

　　賀鏗：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根據這次投資年會的主題和聯系人對我提出的建議，我想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收入分配問題”，談一些個人的觀點。

　　首先，我談談全面小康社會和基本小康社會的區別。

　　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我們實現了基本小康，或者說是達到了總體小康的水平。但是那個時候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農村中大約有1、2億人口尚不到溫飽的基本問題。因此，我們的目標是讓全體中國人民都有一個溫飽，那是一個低水平的，而且是很不全面的，發展也是很不均衡的一個小康水平。正因為是這樣一個水平，所以在十六大的時候就適時的提出了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

　　全面小康社會這樣一個目標，不僅是社會經濟的各項指標要求更高了。特別重要的是，發展要均衡。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應該發展均衡，收入分配應該比較均衡。而不是被所謂“被平均”這樣達到某一個水平，要達到真正的均衡。要在社會主義的總目標之下達到全面小康的階段，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這是我對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一個認識。因此，從2000年之后，一直到2020年，我們就應該按照全面小康的要求，絕大多數的人，全國絕大多數的地區都達到真正的小康。

　　其次，我想談談，為什么說“十二五”時期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不久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的指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關于“攻堅”這個含義，前不久我在沈陽談了我的看法，我今天想談談關鍵時期。

　　我認為這個含義是非常深刻的，不是簡單的說它是一個攻堅時期，它是一個關鍵時期。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間一共是20年，現在已經走過了一半。那么在這10年當中，應當說我們國家在建設方面、在經濟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GDP總量今年，或者說是去年躍居世界第二位，超過了日本。因此，最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客們，把中國忽悠到天上去了。得

　　但是，自己應該知道自己究竟處在一個什么位置上，要知道我們現在的問題和困難究竟是什么。我認為我們的問題就是，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這種發展趨勢說得嚴重一點，正在與社會主義的目標背道而馳。

　　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說“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社會主義。我認為全面小康社會就是要實現這個目標，要實現基本的共同富裕。能否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就看“十二五”這個五年當中怎么發展。如果還像前十年那樣，讓我們的地區發展、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讓我們的個人之間分配的差距越來越大，這個問題就那麻煩了。所以，這五年能不能扭轉這個發展趨勢，是非常關鍵的五年。如果扭轉不了，那我們要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問題就大了。所以說，這是一個關鍵時期。

　　這就是我們說關鍵時期、攻堅時期的真實意義所在。是我談的第二點。

　　最后，我想談談我國收入分配的基本情況和調整的思路。我國收入分配現狀應該說已經達到了極不公平的邊緣，必須狠下決心，堅決調整。從城鄉差距來看，我們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1：1，已經擴大到了3.3：1。世界上城鄉差異的一般水平是2：1左右，那么我們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上的一般情況。

　　再從經濟系數來看，世界銀行測算的結果我們已經超過了0.5，大家知道0.4是一個警戒線，這是屬于收入分配的差距懸殊的表現。我們按照2004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來看，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系數0.47，印度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的國家，它的經濟系數是0.37，我們是0.47，美國的經濟系數是0.41，當然世界銀行的數字不能絕對的相信它，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公布這樣一個數字，只好參考，但是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2004年公布的那么多國家的經濟系數，唯有巴西比我們高，其他都比我們低。再從最高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與最低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這兩個收入之比來看，這兩個收入之比中國是10.7倍，也就是最高的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收入的20%的人的平均收入，兩項相比是10.7倍。

　　而美國，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我們要記住，它是8.4。俄羅斯，我們認為也是一個從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出來，值得研究的一個國家，它的比例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全世界這兩個比例最低的，是3.4倍，我們超過了10倍，這不能熟視無睹，不能不重視！

　　再從行業收入的差距來看，我們最高的行業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相差15倍，我們國務院系統改革過程中就是這么一個數。國企的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二者之比相差128倍，這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講是很難理解的。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堅決對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進行調整。那么怎么調整呢？我只能談談我個人的認識，提供一些思路。我認為：

　　第一，要嚴格實行最低工資制度，逐漸調整勞動者報酬在GDP當中的比重，調整這個比重必須是要實現科學的最低工資制度。如果說一個企業家要在中國辦企業，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都不能給職工，那就不能在中國辦企業，這也是各國的共同的做法。

　　80年代初，我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我所在那個州小時工資低于6美元，就可以去法院告老板，一告一個準，中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我們不但最低工資制度實行不了，我們還欠職工的工資，甚至要我們的總理去幫著他們討工資，這是說不過去的。

　　第二，要規范公務員、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制度，并且嚴格的按個人所得稅進行征繳。我們公務員的工資這次改革邁出了一步，但是還不能令人滿意。同是公務員，為什么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工資會差那么遠？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同是副部級的干部，國有企業的高管，為什么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資？我們有一個國企的高管跟我比較熟，我們在一起開玩笑，他說我們是跟國際接軌。我也不客氣，我說你是高管，你跟國際接軌，但是你的職工跟國際接軌了沒有？所以說這個方面要規劃。

　　第三，要加大財政稅收這個杠桿對于收入分配的調整力度，引到資金和人才向需要發展或者欠發達的地方流動，促進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

　　最后，我要講的，最近我向媒體談了不少我個人的觀點，歸結起來說這些觀點不是主流的觀點，是非主流的觀點。之所以是非主流的，我想可能是我經濟理論上，一是，挑戰凱恩斯的理論，我認為是不成立的；二是挑戰弗里德曼的通貨膨脹理論，說通貨膨脹歸根到底是一個貨幣現象，我認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人家說要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流動性泛濫，我說不可能；人家說現在的經濟形勢很好，我說不能盲目，有可能出現經濟滯脹；人家說應該是寬財政、緊貨幣，我說應該是緊財政、寬貨幣。

　　總而言之，我的許多觀點跟主流的觀點有點兒不大一樣。因此，不能保證它是正確的，僅供各位參考，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