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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2011年1月8日-9日,第三屆建設創新型國家大會在北京召開,本屆大會的主題是“轉型 創新 包容”。新浪財經全程直播,圖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遲福林: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了要讓少數地區,少數人先富裕起來,目的是為了比重有限的資金,是在產品最大的效益,當時出臺了沿海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中心支持動物的發展,都投降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我記得非常的清楚,1985年我們在揚州,開了一個新的工作會議,那時候宋健同志作為國務委員,我當時我其他的政策,都是做的鏡里采花,內部還比較落后,能不能把新的計劃多做一點雪中送炭,宋健同志說,你的意見很或,你們的會務組反饋消息,依然服從于嚴格經濟戰斗,都是向沿海,我前些年在2004年的時候,統計過我們的高科技開發區,光是山東、廣東、江蘇、就占到高科技的44%,這就說明了那個時間我們的東部迅速崛起因此也體現了讓少數先富起來的方針政策,但是鄧小平同志也有一句話,等東部發展起來的時候,開始慶祝發展東部的時候,東部發展的時候,要支持中西部的發展,應該這些年我們東部對中西部確實做的很大的支持,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再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發現東部發展的時候,是賣方經濟,我生產什么,我想生產多少都可以,反正有的使市場,現在就不一樣,現在是買房市場,你生產的過剩,品牌都已經被東部占有的,中西部發展就面臨市場的問題,也面臨一個品牌的問題,有的經過了四十年已經培育出了品牌,再加上這個時候就很難在中西部發展,區域的發展和統籌上不是那么的簡單,現在我們的中西部確實發展的差別比較大,進入2000年的時候,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我覺得也符合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時講的一番話,他說等東部已經發展起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提出東部支持西部的發展,他當時估計的時間要在本世紀末,實際上我們在2000年就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后來又發現光西部大開發還不行,又提出的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之后又覺得中部比較落后,又提出的中部崛起,這些年每一年的總理講話和報道,要促進東北工業基地振興,促進中部崛起,搞好晰毛辨發,從體上我們分為四個部分,這么安排,而且現在是主要向中西部傾斜。他們現在面臨的市場已經不是賣方市場,有些品牌已經形成。所以中西部發展仍然是比較滯后。這是我們在區域經濟上遇到的問題,當然我們現在從區域這里頭有不同地方也是區域,我們現在的區域差距有多大,在2001年的時候有一個統計,我們31個省是區域差一點是1:13。可是美國是50個洲他的區域差一點是2:1。在統一的他的差距是1.68:1,可見我們的區域差距太大了,這是以省為單位看我們的區域差距。
我們同樣就是在一些發達省份區域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說廣東省,珠三角是一個水平,而且這個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前幾天大概三年以前我到肇慶的一個縣,看了一個小學,冬天都來,窗戶很簡陋的,而且還沒有紙。
那個小學在一個山坡上,上到小學上沒有頭體,沒有修筑臺階。小孩當著走的時候是往上爬的。我就可以看出我們在發達省份之內也存在很大的地區差距。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城市,因為是過去屬于資源興城市,解放以后大力開采,有的城市資源庫金,例如阜新的城市,我們有60多個這樣的城市。也有一些城市資源開發比較晚,例如榆林這樣的地區。比如像河南駐馬店他的財政收入50—60個億,自由財政有最多是30個億,他們的人口比鄂爾多斯多,周口這樣的人有1150多萬人,這就是差距,這就是區域差距。所以我們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也包括這些方面就是統籌區域發展。相對平衡,不平衡下一步就走不下去,世界上的經濟發展有兩種理論,一種理論就叫做不均衡發展,一種理論叫做均衡發展。不均衡發展多數用在國家啟動初期比較困難的時候;或者是平均主義比較嚴重的時候需要提出不均衡發展,到了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時候,一定要提均衡發展,這個提法是諾貝爾獎金獲得提出的,所以我們沒有叫均衡發展,我們叫統籌發展。要統籌區域發展,我們的城鄉也是這樣的,我們的城鄉差距在80年代我們是1.85億,到了90年代到了2.5億,現在是3.32億。這個擴大還是在我們中央提出要把農村農民農業作為重中之重的情況下繼續擴大,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一般的提議已經不解決問題,我們的城鄉差距在世界上拍一排我們是處在什么狀況呢?
前些年勞工主義調查了37個國家,結果超過1:2的三個國家,我們是三個國家之一,而且我們現在是3.32:1,可見我們處在什么樣的位置上,要不要重視?這就是我們當前在區域差距方面存在的問題,現在中央要陸續出臺了很多促進區域發展的一些做法。現在我知道的這兩年連續批了一些新的區域,比如北部灣,提出來以后確實對那個地區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面臨一個東盟十過走進中國的一個好形勢,這個政策。這個口號提出之后確實是風水突起。
這一段時間以來批準了很多經濟區域,比如甘肅就有兩個區域,一個是天水一個是甘肅的中西部。特別是發展新能源,風能太陽能。我覺得我們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創造條件加速自己的發展,中央已經也給提供了不少政治來進行推進,但是我覺得因為現在可能都成為區最后大概沒有多少優惠政策。我自己覺得總的來講還是要從我們的財政投入和我們的投資政策上要采取措施,比如說我們怎么樣鼓勵外資走進中西部,鼓勵民營經濟走進中西部。還有就是我們國家財政,這個財政除了國家直接掌握的,比如救災。在政協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提出了四個擔心五點建議,現在再提出來仍然很有價值,擔心的問題都出現了。實際上我們確確實實還存在如果不采取特別的措施城鄉還會繼續拉大,需要有更多的措施跟上來。我們中央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的,現在怎么樣使我們的財政政策能夠得到更多的監督,包括我們的科技投入,論證十二五的高科技去了,我發現仍然有這個問題。
我總覺得我們面臨形勢總體是好的,我們發展當中存在的問題現在是比較嚴重的,我們需要按照一個總體一條主線的要求搞好我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來適應新形勢對我們的要求,今天來的政府官員、企業都應該按照中央“一個主題,一個主線”的要求做好我們自身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我們的經濟發展一定會更加蓬蓬勃勃欣欣向榮,我們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這里我也衷心祝愿你們的地方更每天,你的企業明天更輝煌。改變經濟結構,因此他的組建是發展方式轉變他的目標是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第一次轉型,總體上是成功的。我們初步建立了市場調節機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題是第二次轉型改革正進入之一個關鍵時期,我想簡要和大家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十二五我們是否處在歷史性轉型的關鍵階段。
第二、十二五發展方式重點在哪里?
第三、第二次轉型關鍵是否在于政府轉型的突破。
我現在和大家討論第一個問題,十二五是否處于歷史性轉折的重要五年。我提出這樣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十二五歷史性轉折的現實需求究竟何在,我提了這樣三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是發展型消費的歷史變化已快速增長,就成為我們歷史性轉型的基本需求。人民幣3000美元到4000元總體上歷史性提升,我們要從以衣食住行這樣的生存階段,進入與人的自身發展為主要目標,發展中心階段。到了這個階段以后,在人們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背景下,圍繞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消費需求,開始成為全社會的主要需求,并呈現不斷快速增長的趨勢。比如說,我們現在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為什么要明顯提高服務業的比重,為什么要堅持把環境優先作為發展戰略,這僅僅是外部發展,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嗎?是我們自身發展給我們提出的基本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說是否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從現在開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十分的突出,我們不僅需要強調長期處在出段階段,更需要強調未來5—10年中國發展型階段、發展型消費、發展型需求這樣的大趨勢。
第二、消費的升級進入一個重要的階段。
第三、居民消費升級成為一個普遍的趨勢。
基本需求在公共消費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公共產品短缺開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我們知道在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私人產品嚴重短缺,進入一個發展型消費這個矛盾發生了突出的變化。我們一直在講,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水平,矛盾不變的需求下,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已經從基本需求開始轉變為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消費需求。公共產品短缺取代產品短缺,成為今天面臨的最強,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加快服務的進程化,加快轉變經公共服務的轉變,我們定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事項: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以及基本保障。隨著變化基本住房保障就必須納入到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從這個情況來看,我們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第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經濟增長一白遮百丑已經成為歷史。第三、基本需求,緩解縮小收入分配的社會需求明顯加快。為什么當前全社會普遍關心,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就是大家需要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由此它是我們在發展導向上,將引起重大的變化。
第一、經濟總量的導向應該盡快轉入過國民收入分配的導向,應該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導向,過去30年我們提高了廣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走道今天,國富優先我們看到他有兩大突出矛盾。第一國家生產力的增長,這個結果是社會的總需求嚴重突出;第二、國富優先容易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比如說,我們規定壓低勞動力成本,導致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第二個具體問題,“十二五”是否我們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每個人在講的時候都從多方面的講。第一、經濟增長的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從生產大國走像消費大國的情景并不明朗。再講轉變發展方式,但是內外環境背景下,這樣一個走向消費大國的,目前看這個前景不是十分的明朗。第二,經濟矛盾社會風險、明顯加大,在這個背景下,過去30年快速增長掩蓋著的經濟社會問題,開始“水落石出”。
第三、發展理念體制條件受利益的影響,轉型以改變的難度明顯加大。所以我對這三個概括想要說明一條,我們今天面臨的過去30年,沒有過的嚴峻挑戰。我們有一個體制挑戰的問題,我們只要思想統一,這個背景下,我們需要討論。第三個是十二五是否存在歷史性轉型的十字路口,在這個十字路口我們有兩種前景。比如說為什么有良好的前景,我們站在歷史的趨勢化明顯,只要順勢而為,就能干成事情。第二總體思路比較清晰。主體、主線的問題我們很清晰,我們的重點問題看的也很清楚,我們提出的總體要求也講的爭取努力在未來的5—1年是中國市場的銷售規模位居世界前列是中國的五中全會提出的。第三個是社會需求結構變化,以社會的壓力和動力,開始形成,這三個條件結合在一起,我們如果結合的好,我們有了良好的前景,如果不好的話,有災難性的后果,第一、增長速度極具下滑,井今年明年沒問題,十二五的初期恐怕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社會風險明顯加大,物價上漲與社會矛盾像伴隨,加大了社會風險因素。
第三、由此前兩條,重要中等收入的風險,這個風險明顯加大。無非是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時候,由于它發展方式選擇不當,使經濟增長長期處于低迷甚至停滯,在20年難以從人均GDP從四千美元達到一萬美元。所以我的結論是:十二五我們正處在第二次轉型的十字路口,遠慮大于覲疣,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我簡要的和大家做一個討論。“十二五”我們要做一個良好的前景關鍵在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重點討論的是“十二五”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何在,由于我們在處在這個十字路口,所以給我們的轉型時間限制就很清楚。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能否成為第二次轉型的歷史起點和關節點在以下四個方面,能否形成一些基本格局。
第一、推動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增長趨勢。我想說三件事,第一投資與消費失衡,是否是我們現在增長方式的突出矛盾,有人不承認。我想舉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我們的消費力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具體說低于低收入國家20個百分點左右;低于中等收入國家10個百分點左右;低于其他金磚四國的其他三家;15—20個百分點左右。
第二、我們的消費力量又呈現下降的趨勢。比如說居民消費2000年我們還在62%以上,到2008年的時候,我們只有48%,這樣的八年下降的近14個百分點,我們的下降趨勢還是比較明顯。從這個概括來說,尤其在內外環境發生變成的時候,更看的清楚投資消費是好,應當是我們現在增長方式的主要勞動力,那個突出問題。
第二、十二五我們能否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生長方式,我們是比較樂觀的。中國的消費空間巨大,國際上有一句話,潛在的7億人口的中國農村大市場,消費潛在的農村大市場是未來世界消費版圖的最大亮點。如果2.3億農民工其中1億轉為市民,我們就有7萬億的投資需求。7萬億的投資是我們每一年的出口大概10萬億左右,在相當大的程度,減少出口給我們帶來的需求。中國的文化消費占GDP的比例只有2.5左右,美國是20%,韓國是15%,2008年20%的美國消費文化的比例等于007年中國消費總量75%。如果十二五我們的文化娛樂從2.5百分點增加1倍,我們就有4萬億的投資需求,我們看到投資需求空間巨大。
第二、人均GDP4千美元的時候正是消費快速增長,消費主導形成的重要階段,去年人均GDP已經達到4千美元。
第三、城鄉消費結構正在快速的升級,比如城市的發展消費比例明顯加大,農村潛在的發展需求也在逐步得到釋放。
我的結論是:如果相關政策到位,我們的消費率從現在的不到49%提到52%、53%是有可能的,就是你初步形成的消費的大趨勢。第二,到了54%我們就能達到60%的比較合理的區間。
第三個問題,如果要做到這樣的事情,關鍵取決于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有重要的突破,大家關心的幾件事,第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什么時候出臺,我的希望是今年兩會前應該出臺。第二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否突破關鍵在于怎么確定收入指標,就是城鄉居民的年收入增加是定在六、七、還是八,我們把城鄉居民的實際增長定在八左右。第三取決勞動報酬在“十二五”期間能否明顯提高。我不理解的事,我們的經濟學屆提出的中國勞動報酬,中國的勞動報酬并不低,是否是這樣呢?我告訴大家兩個數字,第一自己和自己比,勞動報酬正處于建國以來歷史的最低點。2000年勞動報酬占到50%以上,到2007下降不到40%,不到7年時間下降的12個百分點。第二工資收入占企業經營成本國際比較是什么狀態呢?我們的工資收入占企業經營成本只有10%,發達國家是50%。我們和發達國家沒有辦法比,但是10%和50%的比例懸殊太大。這是第一點,我們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
第二個重點是在推動有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型初步形式城市化主導的基本格局。
我想在這里也跟大家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城市化是否應當成為中國發展方式轉變或者發展的重大戰略選擇。我們現在通常講的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增長時期。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而城市化和工業化相比,我們至少差10—15個百分點。我們現在09年的時候,只達到的47%。為什么要把它作為一個中的的戰略選擇?第一、擴大消費拉動消費的主要載體是城市,一個城市居民的消費等于3.6個農民的消費。第二、結構調整主要條件是城市化。只有在快速城市化條件下才有可能抑制工業化,特別重化工業的快速增長。只有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才能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尤其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第三、城市化與就業緊密連。
第四、城市化與資源環境的緊密相連。解決資源環境的關鍵在于科學的城市化。
在“十二五”我們能否成為城市化主導的趨勢,農民工城市市民就可以明顯加快城市化進程。第二只要把經濟主導與主導相結合,大大擴寬城市化發展的空間,在10年前就應該成為中等城市的現行。只要釋放這種體制的枷鎖,城市化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我想“十二五”期間我們的城市化由現在的47%沒有提高1個百分點有可能的,達到52%—53%。
第三、如何作出城市化的發展和選擇,我主張以大城市代替小城市的發展。以城市化帶促進城鄉一體化。
第三結構調整的城市化,以城市化來形成結構調整的一個內在的動力。初步形成低碳經濟的發展。
我們要不要形成低碳經濟優先發展的戰略。不是問題,事實上是很大的問題,中國加快發展重要的歷史機遇,低碳經濟不僅能帶動技術創新而且能推進技術轉型和結構調整,低碳經濟不僅能引起環境革命,而且能引起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二要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和能源消耗總量掛鉤,我們現在是和GDP的單位掛鉤,單位掛鉤的矛盾是04年我們定的規劃。到2010年我們的能源消費總量是24億噸標準,實際結果是我們去年年底,突破了32萬億噸,也就是說我們實際增加了1.2倍。所以以環境優先,低碳經濟優先,就是在環境承載,約束增長速度,有30%的速度。在環境總量前提下,約束全國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所以,環境優先低碳經濟擺在第一位,而增長速度服務用環境可承受的能力,這樣我們才能走上可順利的增長之路。第五第三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是制度革命,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制。
第四、推動公共產品短缺向底本公共服務均等華的轉型,初步形成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格局。按著原定的規劃,我國到2020年初步實現城鄉基本服務基本化,由于內外環境和轉型的需求,我想我們有可能提前五年,也就是在十二五末期,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化。
第一、全社會在基本的增長速度是等于九十年代的三到五年,用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一年等于五年,這個需求在加大。
第二、發展方式有重要的影響。剛剛談到城鄉差距,不是3.2倍是3.31倍,但是實際差距是大概5—6倍。也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安排的不合理所形式的城鄉差距的這個因素占到40%左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發展方式轉變,既有一個消費方式的問題,實際影響消費水平。
第三、大家都說我們是一個發展型國家,難以拿出更大的財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一個制度的安排,2006年參加的溫總理的一個規劃,國家在“十一五”期間,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地區率先進行農村就業制度,我談到到十三五后繼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如果我們的經濟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實在說不過去。中央絕對從2006年底,在全國建立農村就業制度,中國只拿了兩三百億,地方配套二三百億,是一個制度的安排。
最后一個大問題,毫無疑問第二次轉型重在第二次改革,而第二次改革現在看,關鍵在于政府轉型。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問題,無論是經濟、社會問題和政府轉型向聯系,我們向進行改革,政府改革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下我們的三個問題要提出:第一在我看來,民富優先成為我們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追求,它是擴大社會需求的轉折,是緩解和小社會的貧富差距的重大轉折。民富優先改革在這個大框架下,我們的改革才有發展,比如說講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有重大的突破。如果按民富優先的改革,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可能有重大的突破。
第二、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三、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第四:財稅體制改革。
是否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趨向,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堅持市場主導下的政府作用還是把政府主導下的市場作用,作為中國的國事,這是一個基本的特點,我認為我搞市場經濟,政府主導下的市場不是我們的趨向是形成現在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嚴重問題的根源,土地的問題、腐敗的問題。很多問題和這樣一個增長方式相聯系,我們只有在市場主導下把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調控,建立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解決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第二,政府控制的自然范圍,有所擴大是否是客觀上需要市場的作用。比如說政府對土地的配置和控制對重要資源的行政傾向,對行政范圍控制的加強。都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問題,第三壟斷行業改革困難,是否是政府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原因,毫無疑問壟斷行業的突破在于政府轉型
第四、民營經濟發展的某些困難是否與政府的主導關系向關聯,因為政府的主導關系偏向于國有資本,是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難以形成。
第三、要不要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這里我也簡單的概括三句話:
在市場經濟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我們的政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公共服務為中心?是一心一心搞建設,還是一心一意謀民生,我想在市場經濟初步的形成,在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背景下,政府經濟性、服務社會性服務、政治性服務顯然到了應當明確提出的時候。以政府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這個2004年到現在我們認為政府轉型難以突破是一個大帽子,要保證全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就必須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第二在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背景下,國有資本是主要以盈利性為目標,還是以公益性為主要目標,比如說在住房問題上,是在保障性住房發生作用嗎
第三、公共服務不到位是否是財稅體制的問題。GDP為主要目標的助推是政府的發展阻力傾向,我把這些問題點出來,在我看來,關鍵不在于提出問題,恐怕是拿出藥方。在“十二五”開局之際,更建設的是把,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問題,把問題提出來。在我們現行的制度框架內,只要有基本的共識,我們就能做出一些事情,我們高度重視我們的研究創新把轉型兩個自作為主題中的主題,這件事對中國的未來太重要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