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學習型中國-世紀成功論壇于2010年12月30日/31日－2011年1月3日在北京九華山莊隆重舉辦。 上圖為四通集團董事長、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段永基。(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十一屆學習型中國-世紀成功論壇于2010年12月30日/31日－2011年1月3日在北京九華山莊隆重舉辦。 上圖為四通集團董事長、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段永基。

　　段永基：尊敬的各位企業家朋友們大家好，聽了其他幾位發言，特別是東華先生熱情洋溢的講話很受啟發和教育。最近跟很多企業界朋友們交流，大家都覺得過去兩年中國的改革有點停頓，在某些方面甚至倒退。所以，很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對形勢感到有點迷茫，說看不清楚。吳敬璉同志最近有一個觀點，說中國的改革面臨兩條路，一種是建立更加完善民主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一種就可能演變成一種權貴社會，想和各位交換一下我的看法。我覺得中國的改革正處在一個轉變時期，由改革的初級階段向改革高級階段轉變時期，由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向建立一個完善的以法制和民主為基礎的更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時期。

　　我主要有三點看法，第一點看法改革是有階段性的。改革像所有的社會變動一樣一定有他客觀規律性。一個規律性是什么？需要大家深入研究。但是其中至少有一個規律是清晰的，就是改革進程，改革的軌跡一定是階梯性的，而不是直線性，在不同的經營層面改革的目標是不同的。我們30年的改革，我們主要解決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解決由計劃體制，這一點在座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超過60歲的人才有感受。

　　第二是解決由于我們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所造成的落后，在這30年我們主要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發展公有制經濟，從人民公社變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然后擴展到城市，工業乃至服務業。支持大批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是改革的主要內容。第二點就是開放國門，融入國際社會，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加入WTO。

　　經過30年改革，我們由計劃經濟短缺經濟所造成全國人民普遍貧窮的狀態應該說改變了，我們由閉關鎖國，造成和人類文明進步脫節的狀況逐步改變了，形勢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而社會環境也發生很大變化。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現改革的停頓甚至倒退我認為是必然。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當年在改革第一點，現在改革已經到了很重要的時刻，那個時候任何人追求個人發展的意愿，有一種切膚之痛。60后，70后，80后他們經歷過一些瘋狂年代嗎？經歷過對知識的踐踏，和對財富精英的毀滅嗎？沒有經歷過，經歷過那種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年代嗎？也沒有經歷過。

　　大家可能聽過都是笑話，我這個年齡的人，曾經在過春節的時候才能分半斤瓜子，你們可能想象不到那時候中國人過的是什么樣的日子。所以，現在的社會逐漸發生變化，從民間來看對改革的必要性缺乏認識，缺乏對中國社會必須進行改革的切膚之痛。

　　二隨著改革的成功崛起，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大增強，我國國家利益發生變化。特別是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風暴之后，更突出了由于這種比較差距大大的縮小，所以民眾對改革緊迫性淡薄了。鄧小平說如果再不發展我們就會被開出“球籍”，我們現在說全世界恨不得都納入中國模型。我們全世界三分之二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1991年我訪問臺灣，問我對中國有什么感覺，我說沒有感覺，他說為什么？我說從你們所說的水深火熱來到我們所說的水深火熱，結果發現水一樣深火一樣熱。

　　我小時候受教育，臺灣人光吃香蕉皮，我忍不住問老師香蕉誰吃了，所以加上中國國力巨大提升，與發達國家距離的拉近，目前社會主體對整個中國需要改革的緊迫性認識遠不如30后，40后的人。他們對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認識，他們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的認識很淡薄。但是，事實是，這個群體現在構成了社會的組成部分，特別重要改革取得最大成功，中產階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政治學家說任何社會只要中產階級壯大社會就穩定。穩定的另一個含義就是逐漸變革，這一群新富的群體很容易產生一種溫飽思安，他們很自然會想到我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30年我們已經富裕了，富了以后大家都想保持住這種富裕狀態，享受富裕，享受成功，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不再想當年那樣騎著自行車去改革，為民營經濟而歡呼，為體制改革而貢獻，所以改革的意識變弱了。

　　而現在全社會里面最有創新一群人，當改革疲勞之后，和改革冷漠之后，在這樣群體之間淡薄后，實際上我們只對商品進行市場化改革，基本上我們沒有對資源配置這一大塊進行市場化改革。所有的資源，包括礦產資源，金融資產，各種特許經營權資源幾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甚至掌握政府個別主管部門手里，甚至掌握在個別主管部門個別人手里。因為改革不慎就形成依靠壟斷手段來致富的群體，這個利益集團對中國的深化改革持反對姿態，他不是盲目，他是出于自身考慮。所以，這種形態是有組織，有力量的。

　　基于以上三個方面原因，中國改革就有其必然性，是不可回避。現在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我們在座所有各位都是中國改革開放這偉大歷史進程中最大的受益群體，民營企業家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有著巨大忠誠度的群體。在中國面臨改革停頓和倒退的面前是怨天尤人，悲觀失望，還是我們盼望回到毛澤東時代，強烈呼吁黨中央加強教育。悲觀失望怨天尤人是不對也是沒用的，靠過去那種來教育激發新型社會群體也是不可能奏效，怎么辦，這就是我想講第二個看法。

　　我們在充分肯定30年輝煌認真分析我們面臨新矛盾，新挑戰，在面對新矛盾和新挑戰中找到激發我們深化改革的人情，找到強化我們對新形式下深化改革的理由。我們面臨新矛盾和新問題是什么？其實有一大堆新矛盾和新問題，這都是老生常談，報紙上每天都在說。第一個是發展方式問題，我們三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低效率，高能耗高污染就不說了，十一五總結出來大家都知道很快就會公布，我們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單位GDP能源消耗是日本的6倍，是印度的1.6倍，我們現在是全世界二氧化碳第一大排放國，而且我們一個季度二氧化碳排放是人家的多少倍。

　　高成本怎么說？去年新增貸款9.5萬億，去年全社會貸款總額是44萬億，我們的GDP是33萬億。也就是說，我們全社會資金占用1塊3毛錢產生1塊錢的產值，所以這個成本是很高的。如果長期這么個投法，你說虧損嗎？我們做企業每投1.3塊產生1塊錢，那你能投多少錢？所以，這種發展發展方式可持續性是非常重要問題，解決他獲得利益刻不容緩。

　　第二個問題是發展結構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三架馬車。到現在為止今年上半年最新統計數字，投資對GDP貢獻還是超過50%。大家知道政府投資效率是最低的，去年44萬億產生33萬億。而全球經濟疲弱，歐美大國產業政策大幅度調整正在嚴重影響我們的出口市場。我們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還能持續多久？

　　第三是結構問題，東西部問題，一二三產業比例的問題。第四個問題由于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全國人民熱情洋溢的投身改革大潮，但改革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并未被全國人民公平享受，加上資源配置改革之后所造成一次分配嚴重失衡，以及有這種政府壟斷而產生的以權謀私，全權交易層出不窮，影響了貧富仇恨種種現象，這也是像我們敲響必須深化改革警鐘的一個重大問題。

　　另外，有些同志經常辯論，正是因為你們很多民營企業給普通勞工工資發的太低才造成貧富不均。我們貧富不均根本原因在一次資源的分配配置，李嘉誠在10年前購買英國一個公司花了720多億港幣，英國跟浙江省的面積差不多。920多萬平方公里給了中國移動，給了中國聯通要錢了沒有，沒有要。但是這個資源是全國人民的，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他們在獨占這種資源的同時形成巨大效益上繳了沒有，沒有。我們說改革一改稅，把國有企業的分紅改成以稅上繳，然后就造成一種輿論。說國有企業虧了，因為他們的稅率高，所以要平等國民待遇，要對外資，對民營企業一律平等納稅。

　　當時在會上我就強烈呼吁，稅率不平等是平等的，改回來是不平等的。因為國有企業他取消了分紅，那么他的稅里面就包含了應該分紅那一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是純稅收，國營企業稅收包括了分紅，他稅率就應該高。但是很可惜，我們在座我和大家一樣，人微言輕，雖然說的話是對的但是沒有任何人響應，包括我們經濟學家也是如此。

　　另外，從全球經濟來看，競爭很激烈，各類競爭者對中國的擠壓，對中國挑戰，政治上種種潛在對手對中國的威脅都是無限制的。臺灣有評論說中國大陸最近制定了龐大的發展新疆經濟計劃，這個決策很正確，美國對中國C型包圍圈已經形成了，只有從西北方向突破，舉全國之力發展新疆。通過中亞走向歐洲，走向全球，這樣才能打破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核心包圍。

　　他們也在探索這個問題，美國的航母一共7個現在4個調到太平洋，這些都是內憂外患，都應該看到這些問題。這種形式決定我們不能有絲毫松懈，包括發展方式的解決，經濟結構解決，社會和諧解決，和全球競爭的問題，都需要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是唯一出路。所以胡錦濤書記講了只有前進才是唯一道路，而且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最高領導層對改革新階段，新時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很清晰，問題在于民間中層的響應，如果民間和社會對最高領導層的這種改革意識，這種改革決心沒有響應，那這個改革需就不行。

　　我講的第二個觀點，深化改革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十分緊迫的任務。我們怎么才能發揮作用，這是我想講的第三點意見。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體制改革走到這一步，好象民間發生不了什么作用。我們民間商會，工商聯我們每個企業發揮不了什么作用，中央決定，等中央決策出臺，等中央出臺體制改革的方案制度，我覺得大家應該轉換一下思路，中國的改革不止是官員的事，不止是領導機構的事。我們生在改革大潮中，我們每個人，每一個企業有責任參與，有義務推進，才有社會資本來形容民間組織發達程度，社會資本越豐厚民主就越健康，反之則否。

　　所以，民主社會健康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各類民間團隊充分發揮作用，對社會的健康做貢獻。所以，我們民間商會，我們所有的民營企業都應該關心整個社會的改革進程，應該發揮民間組織參與改革利用改革的作用。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每一個民間組織來說，應該積極爭取發揮作用。當然政府不會重視我們，但是你說的聲音大大家就會重視了。常言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不要低估這種能力。

　　首先我們要積極參與民間組織，這來自于我們對面前面臨的形式，不能太過于樂觀，必須對新形式下緊迫性有清醒的認識。比如科技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問題，如果民間組織不參與，不說話就失職了。韓國GDP是中國的三分之一，韓國每年科研投入是GDP的1%，我們每年科技投入是GDP的0.3%。那么，這個0.3乘3也就是3，也就是說從科研經費的絕對值來說，韓國過去幾十年每年投入的錢和中國的錢是差不多一樣的。但是韓國的成績跟中國的成績怎么比，鋼鐵技術，液晶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通信技術在全世界領先。當年中國做核潛艇的時候，韓國對核潛艇的支持是0，但現在韓國核電站技術出口世界第三，科技投入幾十億，上百億，但是效果甚小。

　　當然，這種節點出現需要付出代價。我在參加全國科技大會的時候，被評為未來發展規劃第一人，我在會上做了這段發言之后，以后開會在不讓我去了。但還是想把我們說的真話，看到的真實情況說出來，當然忠言逆耳。第二我們現在都在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責任意識，我們明白社會要深層發展，生存在社會里面的各級政府企業都要有權力，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包括東華講的維護自己的尊嚴。這種維權意識我們的公民企業在逐漸成長，實際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企業也更要有社會責任意識，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就是納稅，除此之外還要創造一種文化。

　　對社會的公平，對社會體制的改革，對不同利益群體公平要能提出自己意見的責任化。我也引用一段社會政治研究專家說法，現在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的權力而抗爭，這當然是一個重大進展。但是只掌握了權力意識，而沒有掌握責任意識，只是學會了民主精神的皮毛。事實上當一個社會公平還僅僅停留在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的階段，他的民主制度肯定還是狹義。一個真正現在民主制度，不是當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我要堅決捍衛，而是當我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你要站出來堅決捍衛我的權益，當你的權益受到損害時，我也要堅決站出來捍衛你的權益。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還包括一個很重要的共同意識的責任，我們不能各人自掃門前雪。

　　有的企業為了自己好，進行惡性競爭，進行一種商業上的破壞，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后來我們有一個共同意識，無木不成林，抵御風暴，風霜的能力就強，甚至能夠影響大環境的改善。我們民營企業是一個龐大群體，我們有共同利益，我們更要有共同責任，為整個民營企業的發展而承擔責任，為社會進步而承擔責任。這樣每一個企業都能夠得到很好的發展，更不能搞惡性競爭。很多后發的民主化國家，為民主化進程一個原因就是權力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均衡發展。

　　人人都覺得國家欠自己的，別人欠自己的，人們往往在大多數時候對政治體制改革表現很重。而在一遇動蕩的時候就不行，要么就過分參與，要么他們是子民，我們很多民營企業有小戶的思想，我們在求安穩。但是你要求安穩，要真正保持你的長遠發展，最好你不要回避社會責任。而是你應該更有社會責任意識，要積極參加進一步推動深化改革，以此來求得整個社會環境的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