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際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三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典禮暨2010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微博]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微博]國際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

　　盧鋒：剛才帕金斯教授對宏觀失衡的問題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研究，我覺得有一點可以補充的，就是對帕金斯教授剛才說的消費增長的問題可以補充的，就是消費觀點，一般人認為中國的GDP增長比消費增長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就是你要看中國消費的增長數據，過去的十來年，幾乎一直都是15%以上，比如剛剛發布的今年11月份的消費增長是18.9%，就是說消費增長比率并不比GDP增長比率低。就是說也許我們統計局工作沒做好，把好多消費的增長沒有統計進去，如果考慮這樣的因素考慮進去呢，中國的消費率還是比較低的，只是沒有帕金斯教授說得那么低。為什么這么說呢？實際上就一句話，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非常多的重大的并且令人困惑的現象，很多一些重要的判斷可能都還要進一步結合數據和經驗做進一步研究，那么我這里面就像對另外一個問題，中國投資率的問題做一個分析。

　　但我這個觀點和角度可能稍微有一點不一樣，我想說的是，我們都認為中國投資率太高，我個人也覺得太高，但是要仔細的從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的數據來看，似乎還值得進一步探討。所以這個意義上，我這個文章的角度和觀點可能有一點不合時宜，甚至有一點冒犯大家的意思，歡迎大家批評。我們搞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一種源遠流長廣為接受的問題，就是中國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率是普遍偏高的，那我就想說，這個觀點盡管很流行，但是要仔細研究可能也存在探討的余地，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其實好多人講投資率過高，他實際上是想說別的事情，比如說污染太厲害，比如說政府過于的介入投資是有問題的。這些觀點我都同意，但我想說，這樣一類批評實際上跟投資率的高低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污染該治就治，投資率高低都要治，所以這是一點。對投資率的批評我覺得有三點值得探討。相比國際水平過高就高，應該說這三個方面的分析確實有事實的基礎，但是不是一定可以得出投資率過高的結果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90年代中國僅次于韓國，在過去十年是最高的，那是不是最高就是過高呢？或者90年代，似乎好像也沒有人說韓國是最高的，從最高是過高的邏輯來看，中國的增長率就是太高，這當然是一個相互聯系的觀點。過去十年中，中國的增長率砍掉3個百分點，7%，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是不是就是過高呢？你愿意接受嗎？通俗的說法，我飯量最大，是不是過大？這是值得商榷的。

　　中國的投資率80年代是30%，90年代增長到40%，09年有一點高，不能太當真。總體來講中國是在增高，但是增高是不是過高？這個問題還是可以問的。日本韓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他的投資率都是在不斷的增高，都是在不斷的挑戰自己的歷史數據，他有沒有過高呢？并且你要從更長的歷史來看，有一個投資率不斷提高的趨勢，英國在工業化之間到以后，大概投資率從1個百分點增加到2個百分點，然后美國是從14%上升到28%，韓國和日本把這個數據推高到38%，而中國更加往前推到40%。還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的ICOR，就是增加一個資本存量帶來一個GDP產生增量，這個數據增長得很快，所以意味著中國增加一個投資帶來的GDP在不斷的減少，所以中國的投資缺乏效率，這個觀點我覺得也應該分兩面看。它并不是在一個優化模型的基礎上得到的一個評價標準，所以在理論上ICOR到底多高并沒有一個確定的公認的標準，所以在理論上這樣一個理論其實就值得探討，更重要的是，如果說生產迂回了，ICOR可能就有一個增長的趨勢，我也不知道專家們對這個數據是怎么計算的，如果把這個數據推掉了，從經驗上來看，ICOR好像也沒有一個趨勢性的增高來推高他，所以中國的投資率確實是很高的，但是他是不是過高，好像這個案子不能定案，至少要重審。重審怎么重審呢？我們對和議的投資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最終著重討論一下中國的投資匯報和投資成本之間的關系，來得出我們的結論。

　　學術史對投資積累有大量的論述，我們有很多的學生都在這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原著，我很快的把一些話過一下，比如說李嘉圖，像馬克斯，馬歇爾，克拉克，熊彼特，他們在他們的經濟學中有話說，工業化定義為生產的資本化，生產的迂回，那就是說一個經濟的增長轉型，一定要有投資的大量增長，改變人均資本存量顯著低于發達國家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起飛一定是投資驅動，但是你怎么定義投資驅動？也就是說投資增長一定是個必要條件。再看一下劉易斯的論文，我覺得他理論的發動機是積累投資，推動增長，實際上是說如何保證積累投資呢？有一個勞動供給，所以工資一直很低，他的基本增長利率和李嘉圖是一樣的，還是要講投資，積累，推動增長。我們現在強調無限勞動工具是對的，50、60年代的發展理論強調投資，太強調政府的推動，包括中國的計劃經濟和印度的計劃經濟實踐，這個是非常有問題的，證明政府主導缺乏可持續。還有索羅模型，他并不是說投資不重要，當代教科書對索羅模型的理解可能有過度解讀，早期的索羅模型沒有把人力資本，包括帕金斯教授指出的轉移效應，體制改革的效應，包括規模經濟，包括像李實教授說的資本的收益，這些收益都裝到TFP里面，所以很多專家也有相關的論點，不同的投入品，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包括技術進步，包括制度因素，它實際上聯系在一塊的，我同意這個判斷，但是是不是容易？他實際上是一個制度改革，某種意義上是容易，你讓農民自己生產他就出來了，但是我們自己知道，這個其實一點不容易。你要把農民的觀念改過來，推動背后的改革，這是非常困難的。用TFP理論理解中國追趕實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看文件，索羅是一家之言，我們的學生學的也是這個，學完了以后還會繼續教下去，大家都忽略了還有其他的理論，強調資本形成還有很多的形成，盡管資本積累不再被視為靈丹妙藥，要想國民經濟增長，保持強有力的增長速度，你至少要有這樣的增長率，這個理論是我從帕金斯的一本書里面抄下來的，我覺得這個概括非常貼切。

　　所以這樣一來你就需要考慮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分析投資率的框架是什么？我覺得他基本的框架還是投資的回報和投資成本的關系，這兩個關系應該構成我們分析的最重要的一個思路，那么我現在就按照這個思路來分析，但投資成本和投資回報構成投資評估和效率的框架，這是任何一個教科書里面都不會講的，我們下面就首先看看投資回報率的變動，然后再看投資成本的情況，從而加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什么叫投資匯報呢？就是利潤除以資本的比率，我的報告更新數據是三種，首先總體看中國的工業資本回報率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有了一個驚人的持續的強勁的增長，資本回報率的數據呢，可能也需要探討，但這個也是一個持續的數據，但他也不是持續增長的，到什么水平呢？現在應該是很高的，今年我們用前十個月的數據計算，大概要增長到2%。然后整個的改革時期有微型的走勢，不同的企業回報率是不一樣的，但是，國營企業在過去的十年中也有了很好的提高，就說明國有企業改革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最近我剛剛把上市公司的數據更新了一下，上市公司數據的拐點比工業資本回報率慢3年，宋國清提出過一個解釋，上市公司很多年都是造假的，但是他不能一直造假，所以一旦上市他就要上調，這就造成了現在慢三年的結果。我們講國有企業的利潤提高了，確實跟他的機制改革有關，但仍然和他的政策壟斷有關系，然后中國的工業資本回報率，我在05年的數據中提到，我們已經超日趕美，不同程度的超過日本和美國，最后我想說的是，剛才我們當時在研究資本回報率的時候就不明白美國資本回報率一直這么高？

　　我們最近研究勞動力的數據時候就發現，實際上美國是在不斷的收縮制造業，和外包有關，他的工作不斷的在減少，大概在過去的十年減少了20%，中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是在增加的，勞動力在增加，勞動生產率還在提高，利潤還在提高，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我們在擴張的過程中保持利潤的提高，日本和美國在收縮的過程中，還難以抵抗投資率下降的現象，帕金斯教授可能知道世界史的經驗多，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我個人認為，中國的資本回報率非常好，但是是不是這樣就說中國的投資利潤率就對呢？很多人不這樣認為，很多因素考慮進來以后，確實要復雜得多，今年你要按照我們前面看到的，因為這個數據有一點慢，現在就是13%左右，稅收考慮進去之后補貼怎么樣呢？補貼的數我們后來計算了一下，工業補償的數據大概可以把百分點降低0.3%-0.5%，所以這一點不難搞明白。利率是不是被低估？貸款利率是管低不管高，如果貸款利率是偏低的，誰能拿到這個利率呢？所以還是有很多灰色的東西在里面。工資這個問題也不容忽視，中國人的工資低不低？這個話是沒法說的，我覺得從農民的角度，從農民工工人的工資角度來看，你這個工資是不是有同樣的人愿意干？你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也不能說他低，只能說他還能高。中國的工資增長速度一直還是很快的，有的人還說過快，我們對農民工歷年的工資樣本拼湊出一個農民工的工資數據，總體來講確實是對職工工資在下降的，但是這幾年應該說實際的工資，民意的工資一直在增長，這個工資低到什么地步呢？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講，從意愿的角度來講我也希望工資一直增長，中國的農民工工資要是和美國一樣，這個問題我們就解決了，可能這個問題我們沒法一步登天，這個要有一個過程，第一個農民拿到土地收益，這只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土地國家的干預可能偏低，但是土地的管制也有可能抬高土地價格，這個話我沒法展開講。

　　最后一個是環境，環境肯定是一個問題，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改善肯定是一個大問題，總體來講，把這些成本都放進去，這些問題每個都值得專門研究，也沒有一個定論，我們研究小組的意見就是把這些因素都擱進去，中國的真實回報率至少還有8-10個點，因為這個問題非常的具有爭議性，我想最后總結幾點，首先我這個講演沒有說什么，第一個，我們不想說，沒有說投資率不可能過高。有可能過高，價格扭曲啊，或者價格，比如說匯率，匯率如果低估的話，貿易就可能偏高，比如說10月份的數據，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是9.8%，可能是偏高的。第二個也不能說高出的投資沒有壓力沒有矛盾，這些都是很麻煩的事情。最后呢，也不是說投資機制沒有問題，我特別說了征地制的改革。我們想說什么呢？首先是從投資率較高事實判斷，推斷是太高價值判斷，流行依據可能需要推敲。 其次呢，快速追趕階段投資率較高具有經濟合理性，還有呢，我認為在深入改革管好貨幣的基礎上，不僅要促進消費，同時還要允許合理的投資，有資料表明中國過去30年累計的投資量大概相當于美國同時代累計投資量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國的投資還是值得鼓勵的。最后我想說，這個很簡單的研究有什么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深化當代追趕經濟體對投資的理解，剛才我引用了帕金斯教授的一些素材，那些素材實際上是對早先一些案例總結基礎上研究得到的， 如果帕金斯教授在修改第八稿的時候需要我提供什么，我非常愿意。如果中國投資率并不能像剛才大家說得那么高，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從失衡的根源做進一步的解讀，這個問題我想今后如果有機會我們再進行深入的探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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