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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鏗:后金融危機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2日 10:15  新浪財經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發言(新浪財經 陳鑫 攝)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發言(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0年12月12日,2010'第四屆恩必特(新智庫)經濟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十二·五規劃與后金融危機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新浪財經全程直播,圖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發言。

  賀鏗:根據論壇的主旨精神,我想談談“十二·五”期間的財經政策、貨幣政策的認識。三個問題:第一,“十二·五”的基本任務;第二,2011年所面臨的形勢;第三個問題,“十二·五”應當實行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完全是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機構、單位。而且我的觀點跟主流的觀點,甚至跟剛才二位發言的觀點不一樣,請諒解。

  我先談談第一個問題,“十二·五”時期的基本任務。中共五中全會對“十二·五”規劃從12個方面提出了建議,我們“十二·五”規劃的初稿也出來了,并且強調“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很多、很全面。我認為,千頭萬緒總得要有基本的任務,我認為“十二·五”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按照中共五中全會提出了主題和主線的前提之下,抓三化一調整。也就是說,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狠抓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和發展差距,收入差距包括個體之間、城鄉之間,剛才辜主任講的幾個差距,都做了說明,還是比較大的,地區的差距呢?東中西部、31個省市差距很大,城鄉的差距很大,要通過表示收入分配結構,縮小收入的差距和發展的差距,應當在“十二·五”期間盡量的實現均衡發展,所以我認為,“十二·五”期間盡管提了那么多方面,實際歸結起來,就是在主題和主線的指導下,狠抓三化一調整。

  全面小康社會應該說與2000年已經實現的總體小康如果相比較的話,它不僅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更高,更需要的是要求發展更加全面,更加均衡,我們對全面小康提出了十幾項硬指標,我希望而且應該是實現以后,不是簡單的平均數,而是要求絕大部分的地區、絕大部分的個人都能達到指標規定的要求,那才是全面小康社會。

  例如,我們希望人均GDP3000美元,這已經達到了,但是31個省市應該都要達到,不是只是發達的地區已經大大的超過,不發達的地區差很多,我們全面小康,要求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18000塊錢,這也肯定可以達到,但是不是一個簡單的平均數,應該是80%以上的城鎮居民都能夠達到18000 塊錢,這個不是容易做到,例如我們說全面小康社會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30平方米,那也不能是一個簡單的平均數,應當是80%以上的城鎮居民都能夠住到 30平方米。

  “十二·五”期間,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因為200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從這么一個要求來看的話,任務是非常艱巨的,所以在“十二·五”期間,應該把基本的任務放在三化一調整,不調整收入分配的結構,不使絕大多數的人收入比較高,各方面得到改善,那就不是全面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兩頭的人應該是比較少,就像一個雞蛋,特別窮的人有,但是應該很少,特別富的人有,但是也應該很少,大多數人收入各個方面比較好,這個叫做全面小康社會。

  工業化應該是以科技自主創新,在這個上面,狠下工夫,使我們的生產方式由粗放真正轉向集約性,應當在“十二·五”搞出一些可以影響一個時代、震撼全球的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中國人這么多年,又這么聰明,如果搞不出能影響一個時代、影響全球的高端產品,那不能說我們的工業化成功了,現在說中國制造,但是都是比較低端的產品,而且沒有自主的品牌,這樣不行,所以在自主創新方面,是“十二·五”下工夫的一個著力點。

  城鎮化必須是真正的城鎮化,現在真正的城鎮化肯定是差得比較遠的,真正的城鎮化必須解決城鎮化人口的住房和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這兩個問題,那個這個不叫城鎮化,因為我們的城鎮化是根據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是什么概念?半年以上就是城市人口了。所以這個城鎮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要解決住房問題,解決工作崗位問題,而且城鎮的社會福利應當是一視同仁的,我們現在連一個登記失業率也不包括那些人,這就很不全面了,所以說城鎮化的問題,“十二. 五”期間應該在解決城鎮化人口的住房、創造相當穩定的就業崗位這是我們的基本任務。

  農業現代化既是全面小康的要求,更是2050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要求,應該通過深化改革、解決農村的土地和農村居民的住房由少扭轉問題,如果不解決農村的土地和農民的住房由少扭轉,實現城鎮化的問題很難辦。

  有人說,我們現在真正的無產階級就是農民,我看有一定道理,農民有什么?土地不是他的,他住的房子都不能買賣,他還有什么?這個問題不解決,那怎么行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說我們的基本經已經有了,但是問題現在是改革沒有深入下去,基本的思路應該是政府主導、市場為基礎來解決農業現代化一些問題,什么問題?就是富裕體系的問題,因為現代化的農業,第一需要有現代化的富裕體系,包括收割、耕作、農藥、化肥、種子等等,不能是一家一戶去弄,應該是社會化,這個問題應當在“十二·五”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財政上應當加大投入。這是“十二·五”期間三化一調整,應該牢牢抓住這個東西,真正打下一個好的基礎,使得 2020年達到真正的全面小康,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第二個問題,2011年面臨的形勢。我認為,明年所面臨的形勢,可能更加復雜,2011年,我們主要擔心的是經濟有沒有可能出現二次探底,因為大家看到,2009年為了保八,銀行新增貸款9.6萬億,地方的融資平臺有人估計是7萬億到八萬億,拼命的搞基礎設施建設,使得我們保八沒有問題,達到9.1,大家都會看到,只要稍稍研究經濟的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可能要出現二次探底,因為這樣的投入不可持續,所以我們當時主張,2011年恐怕要實行繼續的財政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保證2009年已經開工的項目能夠好好收尾,不要再擴張,形成爛尾工程,當時我們主要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但是現在,我們對明年擔心的問題更多,面臨的問題更復雜,我個人認為,有可能使這個經濟滯脹的局面進一步加深,今年下半年,我們的經濟實際上已經滯脹,經濟增長的速度已經受到了影響,物價水平壓力很大,經濟滯脹一個更重要的標志那就是就業困難,失業率增加,從我的學生看,今年找工作比去年更加困難,有人說,什么叫經濟滯脹?你給個定義,其實教科書上的定義非常清楚,就是經濟速度上不去,通貨膨脹比較高,失業率增加,究竟經濟速度多高為上不去?通貨膨脹率多高為高?這個數量的概念是一個相對的。如果說美國的經濟增長3%,它的物價2%,那就是滯脹了。那么中國的情況呢?近些年來,一直在10%左右的增長率,如果說我們現在規定少,可能明年經濟增長,目標任務是8%,我們的CPI也許定得比今年高一點,4%,那要是真是這樣的話,這就是滯脹,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就業壓力肯定是大的,所以說,我們現在面臨著是經濟滯脹問題如何進一步加劇的話,這個問題比較復雜。

  這種情況在上世紀的美國,已經出現了十幾、二十年,美國60年代、70年代,就是滯脹的時代,滯脹是怎么出現的?從經濟學界來講,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滯脹就是實行凱恩斯擴張的財政政策的一個借口,我們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十幾年來,形成了積極財政的依賴,特點是2009 年,不僅財政積極,貨幣也特別的寬松,財政赤字10500億,新增貸款9.6萬億,如果實行這樣的政策又不能持續,那么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總是要回到常態的,它要回到常態的話,就有一個直接的借口,就是滯脹。

  所以說,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防止滯脹的問題,治理滯脹,那比保八困難的多,因為它是兩難的,要使物價上來,它就使經濟增長進一步受到限制,要把經濟刺激上去,物價又會進一步上升,所以它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那么通常認為,治理經濟滯脹的根本辦法,是加強供給管理,凱恩斯是需求管理,要加強供給管理,我們應該由需求管理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供給管理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新興產業,我這里的新興產業說明一下,除了真正的新興產業之外,還包括有市場、就業量大的一些老的產業,對這樣的產業,要實行結構性的減稅和財政補貼,只要你這個企業生產的產品有市場,而且你能容納較多人去就業,財政、稅收應當有所優惠,甚至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把這些企業刺激發展起來,它就可以替補那些必須收縮的產業,在凱恩斯的繼續財政政策之下,包括房地產、包括高速鐵路,包括我們的高速公路、機場和其他一些大項目,這個收縮,必定 GDP減少,失業人數增加,你要有一個替補的,所以我們要讓這樣的新興產業產品有市場,能容納很多人就業,把這部分補上去。這是第一個內容,就是通過稅收、財政補貼的辦法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

  第二,加強技術培訓,幫助因為收縮產業失業的人進入現行產業就業,他原來搞建筑,失業了,他要去其他的企業就業,他沒有技術怎么辦?政府要加強培訓,讓他能夠轉移。

  第三,深化財政稅收工資制度的改革,優化組合生產要素(土地、人力),利用工資制度、稅收、財政制度的改革,把資金、人才引導到需要發展的地區和行業,西部為什么人才很少?工資制度不合理,我們現在是越發達的地區,工資收入越高,越不發達工資水平越低,這個還不如我大學畢業的時候,1965年我大學畢業,我非常羨慕我們班兩個到烏魯木齊的同學,為什么?他轉正以后,80多塊錢一個月,北京以后轉正以后是56塊錢,差20塊錢,那20塊錢比現在兩千塊錢都值錢。我們現在呢?北京、上海、廣州比西部高多少?這個很成問題,所以人才流動,不能優化組合,所以一定要在工資制度、稅收制度方面想辦法,引導資金和人才合理流動。上海辦企業、長三角辦企業和在新疆辦企業一個稅率,那我當然在上海辦,如果說在新疆、貴州辦企業稅率低一些,那我就去了,企業家是趨利的。

  我過美國的阿拉斯加怎么發展起來的?阿拉斯加資源很豐富,可是條件很惡劣,那個地方是俄國人不要的,一塊錢一平方公里賣給美國的,美國買下來以后,要把阿拉斯加發展起來,就是工資制度、稅收制度,大學畢業以后,紐約找不到工作,跑到阿拉斯加找,工資很高,企業家在紐約辦不賺錢,到了阿拉斯加辦企業賺錢,這是阿拉斯加州發展的經驗。我們應當在財稅體制、工資方面進行改革,引導生產要素合理發展。

  我們應當改變片面依靠重化工業、房地產業和脫離經濟發展水平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保GDP的發展模式,用科學發展觀引導國民經濟健康全面的發展。

  高速鐵路,我們現在吹得有點神乎,現在據不確定的消息,我們的鐵道部門債臺高筑,我們北京到天津的高鐵,半小時一趟,客源很充足,每年還要虧損三個多億,那么廣州到武漢,客源很不滿,怎么的虧損法,我就不知道了。修一公里的高速鐵路,一個億打不住,好是很好,但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各種情況在發展,是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可以適當超前,但是不能不計成本、不講經濟,無限制的超前。

  我們說美國人忽悠,比方說低碳經濟,美國人忽悠起來的,你看美國現在搞風能發電,太陽能風電,搞得起勁嗎?那個東西用經濟觀念一分析,成本很高,我們的太陽能路燈,裝一個多少錢、壞了換一個多少錢?而且風能、太陽能有高峰和低谷的,所以美國人不在這個方面做,他自己忽悠起來你們做,他干什么?他現在花較多的錢研究巨型鋰電池,巨型鋰電池攻關的話,他們把太陽能風能峰值的電存下來,很多東西要用科學的頭腦、經濟的頭腦,引導我們的國民經濟健康全面的發展。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十二·五”時期應當實行什么樣的財政貨幣政策?由于過度實行凱恩斯政策的影響,我們可能會比較長時期經濟滯脹的危險,而且同時存在金融風險、債務風險,我們不要以為歐洲有主權債務問題,美國出現了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問題,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現在沒有主權債務的問題,但是這種憂患的意識應當有,因此“十二·五”期間,我們應當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與靈活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財政政策增收減支出,量入為出,實行積極的平衡,財政政策通常包括稅收政策,它的基本功能我認為就是促進社會公平。擴大財政對于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是有限的,凱恩斯政府支出實踐證明很難成立,因此,作用有效。為什么我認為凱恩斯的理論有問題呢?因為他的承受就是1-1/C,他的理論成立不了,積極平衡的財政政策不是實行過分的赤字財政。

  現在除了凱恩斯的理論影響我們的決策人之外,社會有一種輿論,我也不很贊成,比方認為我們的稅負太重,應該減稅,中央財力大,應當更多分給地方,這個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從總體減稅,我不贊成,機構減稅我贊成,為什么總體不贊成,因為總體上來講,我們的稅收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比較低,并不高,你不要看財政增長很快,但是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高,我計算了一二十個國家的情況,是不高的。

  那么中央財政分稅制以后,中央財力是不是大了?也不是。我們中央財政跟地方財政比較,沒有達到60%,我現在20多個國家平均是75%,德國最高,是 90%,東德發展落后,合起來以后,東德發展很快,為什么?中央有充足的財力向其轉移。中國發展如此不平衡,差距如此之大,中央有足夠的財力轉移到欠發達的地區發展起來,你說我們現在差異大不就是一句空話嗎?所以說,中央應該有足夠的財力,使得我們的發展能夠更加平衡。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財政政策的基本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而不是主要說它的加大就可以拉動經濟增長。

  這是對于財政政策我的一些看法。應該是實行積極的財政。

  對于貨幣政策,包括匯率、利率,我認為貨幣政策應當靈活,根據市場的情況,調整我們的匯率和利率,我一項主張,匯率應當穩定,我不主張所謂升值,我現在不展開講這個問題,貨幣是商品嗎?是由市場決定的嗎?這完全是騙人的,而且國際上有這樣的規定,非國際計算的匯率怎么確定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美國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怎么樣,但是我人民幣的匯率怎么確定?匯率確定是使世界貿易穩定合理,為了保護國家利益,你說我出口多,進口少,我對著美國的議員講,你們美國有赤字,是我的匯率造成的?還是你的貿易政策造成的?我想買你很多東西,你不賣啊。你就是轉基因的大豆想賣我,再就是有瘋牛病的牛肉想賣給我,高科技不賣給我,中國的消費者質量雖然不是一等的,但是質量很好,美國的居民喜歡,他要買,這不是市場嗎?你怎么讓我干涉?你不是說我不是完全的市場國家嗎?我怎么干涉?強盜邏輯嘛。

  匯率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的,現在匯率,人民幣要上升,沒有什么理由,第一種所謂PDP,算出來好象人民幣應該多少錢,這個算法是怎么算的?誰算的?我中國的順差多一點,有多大害處?世界上的發達國家、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美國不都是通過貿易占領市場發展起來的嗎?日本不是嗎?現在中國有這么一點貿易,怎么就不得了了?

  我對央行說,你怎么不思考外匯制度改變一下呢?我們缺外幣的時候,哪怕一塊錢的美元,非得到那兒去交給他,現在多了,為什么都要交給他呢?所以外匯管理體制不改革,幾十年如一日,說我的外匯儲備多了,增加了你的壓力,這個問題應該好好的研究一下。

  銀行利率應當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靈活調整、市場化,你不能使長期存款的居民負利率,這個不好,所以加強外匯管理,保護國家的利益,保護存款老百姓的利益這是我們的貨幣政策應該確定的。

  而且貨幣政策跟財政政策不一樣,貨幣政策基本功能就是促進經濟增長,企業需要錢的時候,你要敢于貸款,行政不可以過多干預商業銀行的操作,因為商業銀行從理論講,他是一個企業,我企業的行動怎么能夠由政府來規定呢?我的款放下去可以得到利潤,而且是保險的,我就應該放,不放怎么行?政府是監管的問題,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投資性太大,你要監管。

  所以說貨幣政策應該為經濟發展服務,應當是靈活的,財稅政策應該是穩健的,那么這樣的穩健的財政、靈活的貨幣政策,我們研究美國戰后幾十年的情況,發展最好的是克林頓時代,克林頓接攤子的時候,一屁股的債,最后小布什上臺的時候,財政贏余,這里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它就是穩健的貨幣政策,所以,克林頓時代的美國經濟是比較好的。

  我們現在一些年輕的同志對一些經濟理論沒有深入的研究,美國人怎么說,一忽悠,他就相信了,這是不行的,這是要吃虧的,要上當的,所以我說,“十二·五”要使財稅政策走向穩健,使貨幣政策更加靈活,促進中國的經濟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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