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沈坤榮(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三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典禮暨2010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沈坤榮。

　　沈坤榮：好，謝謝大會的邀請來參加我們這個頒獎典禮和論壇。我遞交了一個論文，跟我的一個博士后合作者一起合作的。今天我想時間關系，就對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點就是外部環境的演變與國內政策的兩難選擇。因為這個問題很多專家也講了，我就略講一下。第二個就是談一下經濟發展面臨的中長期的挑戰與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重構。因為國際大環境使得我們的決策還是非常兩難的，但是總的來說，在現有的背景下如何拿捏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現在的房地產問題核心問題是財稅體制的問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劃分不明造成的。實際上，如果說透視了一下中國目前的問題，離開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系，就很難看清中國的這種增長，地方和中央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這個問題在06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叫稅收競爭地區博弈與增長績效，講的就是中國在快速增長過程當中博弈關系帶來的挑戰，如何規劃這種關系就需要重新定位這種關系。十二五期間這個問題要展開，不然我們會面臨更多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說前面的30年，我們靠的就是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來支撐，這樣的高增長由于資源環境的約束，由于經濟總量受制于外需，使得經濟波動對我們國內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所以說我們進一步按照原有的方式肯定難以為繼，所以想退出來，想轉型。而這種轉型由于我們低的人力保障，人力資本，產業結構，使得這種退出很貿然的話，就會使就業和民生脫線。08年之后很多發達地區的消耗型企業倒閉，使得我們的就業民生矛盾凸顯，我們進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如何來面臨現有的格局？經濟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國家發展的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貿易沒有像以前順差，發展的趨勢變化也相當大。比如說人均的指標，這種變化標志著中國的國際實力和地位上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嚴峻的挑戰。原有的發展方式將難以支撐持續的快速增長，外部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如何跨越總量的超二趕一。實際這也是個陷阱，未來的一段時間可能我們就有一種隱憂。

　　參照日本韓國這些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0000的時候都有一個下降的過程，由于我們國家現有的模式，當人均指數一旦下降，我們的企業收入之類的一定會下降，虧損就會下降，高速增長掩蓋的這些矛盾都會出現，實際上對我們國家發展方式的轉變也提出了實際上的要求，我覺得08年主持的一個國家的招標課題，核心問題就是給我們的時間并不是很多，我們必須要有時間意識。第二個就是勞動力能不能實現競爭優勢由低成本的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也成為了關鍵。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過程，剛才兩位教授談的問題我非常同意。由于資源環境的架構，已經是低支付的，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勞動力的提升速度根本上是要素的提升速度，那么中國就會進入低成本要素驅動，跟不上的話就會進入下降的過程，企業的產業競爭力就會下降，但是如何轉變呢？創新驅動能不能實現？這個前景并不是很明朗，所以由于流動性過剩，使得我們現有的，當下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這個我就不細講了。實際上國際金融危機的演變，肯定會從私人債務危機向主權債務危機演變，所以說，我們由于在90年代之后資本市場的發達使得我們資本流動性過剩過度的進入了，以前可能進入了商品市場，現在可能更多的是進入了資本市場。使得我們進入資本市場以后主要是追逐供不應求的商品，到現在開始追求一些勞動力增長速度比較慢的商品，像房地產之類的，這就導致了很多的問題。增長的速度減緩，需求的規模下降，加劇增長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過去的經驗表明，后面有很多的陷阱，我們要把調整結構作為增長的動力機制。

　　我們的外需是出口，內需主要是投資，核心問題是提升消費，提升消費主要是提升基層民眾的收入水平，如果公眾支出扭曲的話，有錢人也不能消費，所以如何優化呢？首先是從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居民收入結構這些方面考慮，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覺得政府過多的干預經濟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是最重要的根源。這個觀點我覺得和姚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說，推進結構的觀點還是要深化政府體制的改革，這里面最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積極推進要素的市場化，構建有限政府，我們政府的邊界過大。第二個要構建有效的政府，如何有限沒有有效配合，改革也不能持續。總的來說，我覺得要重構，要有賴于創新能力的提升，收入分配和民生關系的調整，另外一方面怎么樣來消除一些體制性寨愛，來推進城鄉一體化，這個也非常重要，當然文化觀念的轉型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認為關鍵還是要改革。

　　事實上當前的改革已經成為社會和政治的需要，而背后的權利和利益的調整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擔憂就是改革的動力不足。最近出現了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是中產階層的移民，這是我們國家第三次移民浪潮。70年代80年代都有移民浪潮，最近出現了第三次，這些中產階級千方百計的移民，實際上是對近期判斷的表現，比如說稅收的環境，比如說未來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不到位，當然這個并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但是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問題，我們一定要矯正我們的預期，我覺得實際上結構調整，創新有賴于制度的調整。第二個就是如何來構建創新型的體制和機構，我市最近看到的一些好的點，比如說江蘇的無錫提倡用引進高科技人才，用人才引進來帶動資本引進，帶動技術引進，來帶動產業轉型，像蘇州，他們提出來怎么樣里創新企業運作的模式，也是看到了很好的希望。但是他的大環境，比如說如何來構建服務型的政府，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來調整。因為一個局部的改革還是不夠的，所以未來真正的制度調整我覺得應該實事求是，如果前面30年靠自下而上的探索型改革，社會走到了盡頭，那么沒有大的智慧，沒有大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改革是不可能的完成的。

　　我要講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