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蔡昉研究了經濟理論和政策的諸多領域，側重經濟發展問題，包括三農問題、經濟增長、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以及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等。最為突出的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改革問題的研究，形成了把改革與發展相結合的研究特色， 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廣泛的影響。

　　他關于三農問題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將其特殊的部門現象、產業現象和群體現象與整體經濟發展和改革結合起來，納入規范的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實證分析框架。

　　他與林毅夫和李周合作，從發展戰略選擇與資源稟賦之間的矛盾出發，分析了傳統經濟模式內生地形成的邏輯、因同一邏輯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遇到的難點，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建議。他關于發展戰略和改革方式研究的突出特點是：一方面，把規范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到中國發展和改革的實際中，因此，問題的討論就成為經濟學主流的話題，進而在長達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終保持理論邏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突破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與中國現實不符的假設，從而與中國的問題聯系更加緊密。這使中國經濟學不僅在實證上，而且在理論上對一般經濟學做出貢獻。

　　他認為，貧困不僅僅表現在收入的不足上面，更由于人文發展不足而表現為能力的貧困，從而不能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因此，他指出人文發展作為發展手段和目的的統一，應該作為消除貧困戰略和區域平衡戰略的實施重點。

　　此外，蔡昉從80年代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開始，逐漸轉向勞動經濟學領域，并組建了國內最有生產力的勞動經濟學研究團隊。首先，從論證農村勞動力轉移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意義入手，逐漸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特征及其制度環境進行了全面的理論分析和經驗檢驗。其次，分析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中國就業、失業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勞動經濟學問題。第三，從人口經濟學角度分析中國人口政策、就業政策和探討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他撰寫的“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中國社會科學》，2007(3))為獲獎論文。該文對劉易斯模型進行拓展和修正，描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的二元經濟發展路徑及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包括：利用人口紅利、比較優勢、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和更廣泛參與全球競爭等。進一步研究了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策略，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達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的“劉易斯轉折點”階段，據此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