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顧問、研究員陳文科(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三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典禮暨2010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上圖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顧問、研究員陳文科。

　　陳文科：我發言的題目是，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大難題。這幾大難題是什么呢？第一個是中國轉型要破解雙重制約，內部制約，外部制約。外部制約最主要的是，要突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強制主導的不規則的經濟全球化的制約。這個全球化是不規則的全球化，第二個因素，我們要破解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其中要把破解生態危機放在更重要的地位，第三大難題就是要促進可持續發展。現在我們中國有118個資源型城市，占全國城市的20%，但屬于資源枯竭型的達到了一半以上，就是完全不能生存下去了。在現在的話，我們中國還出現了另一種資源枯竭型城市，就是淡水資源枯竭型的城市，這在世界上是很少的。第四個要破解的難題就是中國要治理雙重變形，既要控制經濟體制的變形，還要治理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形，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們中國在30年代的改革發展當中從一開始的話我們就提出了比較好的發展目標，但實際上我們速度和效益的關系一直處理不好，到九五時期，亞洲金融危機就打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基本上沒有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到了十一五我們才提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又提出發展兩型社會，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就是我們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有一種GDP的偏好，有一種GDP的攀比，前幾年至今，這個講效益，講結構沒有攀比，但是我們的城市就一直在爭當什么幾千億俱樂部，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20000億有什么用？我原來就寫過批評文章，太湖流域的水資源危機代表著什么？代表著周邊七個城市的水資源危機。江蘇省20000億的GDP當中屬于化工的就有五分之一，這些化工企業幾乎都圍繞在太湖流域，南京大學的沈教授在這里，我是在報紙上看的材料，所以過去我寫文章的話，我就講過我們沿海模式付出了兩個代價，一個是資源環境的代價，自覺不自覺的走了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先開發后保護的道路。第一個長三角珠三角至少部分地方以犧牲農業生產為代價來推進城市化的進程。關于這兩點我專門寫了文章發表，當時那個雜志讓我刪改，我就說如果刪改我就不發表。

　　我在94年發表過《發展中國家的十大困惑》，2000年，也是華中科技大學和我們社科院舉辦的經濟轉型會議上我提交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國轉軌最容易忽視的六大問題，我覺得這六大問題依然存在。我念一下標題，第一個最容易沖擊的發展目標，生態含量保護治理與優化，第二個，最容易掩蓋的難點問題，農民收入的增長，因為經常用人均來算，第三個問題就是最容易忽視的地帶，中間地帶，我們過去政治運動是抓兩頭，我們在經濟工作的方法上我們也抓兩頭，所以我們張培剛老師最大的貢獻就是說抓兩頭帶動不了中間，一定從中間突破。第四個最容易相信的改革神話，實際上這也是我們腐敗問題積重難返的問題之一，第五個，急于趕超大國的病癥，我們中國一直想趕超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中西部地區總想趕上沿海發達地區。第六個大國最難以擺脫的期盼，文化傳統保護，在這四大難題當中，我特別要講到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在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全球化特別表現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全球化，第一個，尤其表現為美元獨大，并繼續主持世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美國想發行多少貨幣就發行多少貨幣，我們中國非常憤憤不平，有的學者說搞10000億來拉動消費，我覺得不行，但是通過我們的智慧我相信一定會找到辦法的。美國搞新型工業化，搞新一輪的戰略調整，首先是本土集約化，他搞高端產業，但是第二條是什么東西呢？他是低端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讓中國不得不當世界低端產業的世界農場，這一條就是最壞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西方發達國家也是把生態危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從經濟危機轉型作用的起點來看，第一個大國的經濟轉型作用，是近期的，短期的。但是生態危機對中國經濟轉型的作用是長期的。在經濟全球化競爭當中，西方大國把環境生態問題作為對付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武器，生態危機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又要說到太湖流域，太湖流域的用量缺口要占80%，講到資源枯竭型城市和淡水枯竭型城市，就是05年水利部的數據，全國的663個城市當中，400個常年缺水，32個特大城市當中30個常年缺水，長江流域有50多個城市缺水，長江以南水資源的占有量是全國的80%，所以我就提供大家一個數據，還有土地的危機，也值得大家注意。

　　好，就說這么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