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蔡昉：謝謝大家，剛才段博士講的就是社會養老的問題，養老產業的發展。但是，根據中國的國情我想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說，這個社會的收入分配要改善，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形成一個中等收入者占主體的社會結構，才有可能會進行這種養老產業大規模發展，否則的話我們養老院養老也好，居家養老也好，是在高消費層次上，還有一個在非常低的收入水平上，我想社會養老他是承受不起的。很顯然，為了達到這樣一種共產主義的養老境界，我們應該改善收入分配，所以安排我在最后一個發言中來講一講收入分配的問題。

　　我們目前中國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們也可以有各種各樣標準來衡量或者說來標識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比如我們說從人口轉變的角度來說，我們正在加快老齡化，人口紅利正在喪失。還可以說，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關系角度，我們可以發現我們越來越迎向一個勞動力供求總量，勞動不那么大了，壓力不那么大的劉易斯轉折點。但是我們更宏觀一點，我們正處在一個中等收入階段，也就是說按照世界銀行現在的劃分，3856美元之上一直到1190美元之下屬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我們現在從全國來看基本上是3800到3900的樣子，從地區來看大家看，我把有一些省市自治區已經進入到中等偏上的發展階段，其余也全部在中等偏下的發展階段。

　　也就是說，中國作為平均數，以及中國各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我們都處在一個中等收入階段中。那么，關鍵是說中等收入究竟有什么特別不一樣？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出，我們橫坐標顯示是1970年人均收入，各個國家的數據。我們看一看縱坐標表明，30多年以后從1970年的水平開始，30多年以后他會變成什么樣？這個黃色的面積里面，我表明的是70年的時候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

　　我們看30多年以后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分化，有相當一批進入到高收入行列，仍然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在1萬美元以下，也就是說徘徊在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上。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有相當一批學者認為，有一個中等收入陷阱，你要想超越這個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打破一種特定的均衡。這種努力絲毫也不比你跨越低收入陷阱，或者貧困陷阱更容易，因此我們所處在這個階段上，他的挑戰也是巨大的。

　　那么，有很多關于中等收入的描述，為什么有一些國家可以超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有些國家就陷在中等收入國家里面。最經常舉的例子東亞，日本和四小龍經驗。一種就是拉美，有時候也講拉美陷阱。我們先看紫色的框圖，日本韓國現在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與此同時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仍然處在中等收入行列中，而且距離跨越中等收入的邊緣還有一點的距離。

　　而曾幾何時他們起點都是差不多的，他們在上個世紀40年代，50年代水平沒有太大差別。曾經被人們稱為亞洲明日之星菲律賓他仍然處在比較低的收入水平上。我們在看這個藍色的框圖就能夠感受到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徘徊的那種動感。我們看巴西曾經一度超過這個藍色的視角，這個國家在歷史上達到的最高人均收入水平，巴西曾經幾乎要跨越中等收入的邊緣了。但是，今天還在下面。

　　阿根廷都一度有過超越中等收入這個門檻的時期，但是今天又回到這個中等收入的水平上。他的原因我們現在有很多說法，實行的社會政策，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有沒有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不是采取外向型政策，是不是有全要素生產力提高等等各種各樣解釋。其中一個人們最經常說的就是他的收入分配沒有良好解決。

　　我們看經濟系數，這個紅色的系數，日本、韓國高收入，但是有比較低的經濟系數，就是收入分配是比較均等的。那么，拉美是典型的經常會有0.6，0.5幾的經濟系數，我們看巴西，阿根廷也是如此，菲律賓也超過了所謂0.4的警戒線。很顯然，我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研究，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收入分配是否得到解決，一定會影響可持續發展，以及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說從微觀上我們會看到人們在抱怨，我為什么收入提高的不快？為什么收入差距在不斷的擴大，經濟系數是用每一個單元計算出來，這就是微觀的情形。反映到宏觀上，我們就看到我們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的份額，勞動報酬的份額是下降的。有各種各樣的計算，人們也算出來有部分下降是由于統計指標變化的結果，可以把他排除。也有另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其他比方產業結構變動，因為我們在過去這一段發展時期中，農業比重下降非�？�。同時，我們也知道農業是一個勞動占比比較高的產業，因此你迅速下降的農業份額我們今天09年大概是10.3%，相近也就使得你的產業結構更多轉向二產，而二產是勞動占比比較低的產業，這樣一些原因都存在。

　　但是，不管怎么說我們這個份額是下降的，也就意味著說第一次分配中勞動相對于資本的回報屬于不太有利的。因此，我們從微觀上想改善收入分配這種愿望實際上反映在比較宏觀的國民經濟層面是提高占比的要求。

　　我們其實也看到從十七大的時候，就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際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兩個比重，我覺得是抓住了要害，是在比較宏觀的層面上抓住的問題。最近，我們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如何實現提高兩個比重，或者說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要遏制兩個比重繼續下降的趨勢，提出了兩個同步。一個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與發展同步，與經濟發展同步，一個是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同步。剛才李培林所長提到農民工工資是在漲的，他們整體狀況是在進步，但為什么他們這種心理越來越不平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你經濟總的增長率是非常快的，國家面貌變的也非常快。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感受到，我個人生活變化沒有你這個速度快，我的變化沒有鄰居變化快，很自然會產生一種不平衡感，從心理上會有一種失落。

　　因此來說，我們解決這種社會不協調的問題，解決經濟中的收入問題，因為收入不足消費就不足，消費不足你的經濟發展方式就只能過多依靠外需，依靠投資了。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來保持這兩個同步。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發展階段，我們說由于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了比較根本的變化，勞動力供大于求不再是一個不變的事實，而是我們勞動力就業壓力在減少。相對出現普通勞動者的卻工，而且是持續，從03年到現在基本上沒有變過，除非在遭受金融危機幾個月之內，甚至不能以年來計，有一個短暫的間斷，我們發現持續補充勞動力短缺，最后我們發現導致工人工資上漲，在過去從03-09年時間里，農民工的工資每年是以10.2%的速度在提高。

　　就這兩種現象就夠了，一個是普通勞動者的短缺，一個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這兩個結合在一起按照定義就是中國迎來劉易斯轉折點。我們也知道二元經濟理論是劉易斯最早提出來的，而當二元經濟呈現一種逐漸消除二元化，向一元經濟加快邁進轉折點，盡管這時候二元經濟不是變成一元經濟，這個點按照定義就叫劉易斯轉折點。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之后，發現一個主要現象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快，低收入家庭增長快，潛在是創造了一個條件，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也就是收入分配在持續惡化接近到達了頂點，隨后開始下降，但是這是一種潛在可能性，你要達到不是自然而然的。

　　剛才李培林已經談到了，我們需要提高勞動占比，需要改善收入分配，我們看到初期實現最低工資，提高工資基本談判力度。這些辦法通常叫做勞動力市場制，勞動力市場制度可以有更多的內涵，但是勞動力市場制度是隨著一個經濟轉入了后劉易斯轉折時期以后所必然要建立的一種制度。因為，人是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和其他普通的產品，和其他的生產要素是不一樣的，因為勞動力體現在人的身上，因此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工資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比較多的是依靠供求關系決定的。但是，一旦超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決定就由勞動力市場制度在參與期間決定，從而使市場自發決定。

　　因此我們進入這個發展階段最重要任務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當然也有很多很多手段，其中一個最重要就是建立勞動力市場制度。我在這里時間有限，我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在日本196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他開始低收入者的收入快一點，開始快速改善收入分配，消費率稍微還在下降一段時間，10年以后消費率上漲了。粗略說日本轉到越來越多依靠大量普通群眾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么一種發展模式，我們在看韓國70年韓國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但是10年以后消費水平還在下降，大概再過7、8年的時候，他才慢慢停止下降開始上升，也就是說日本和韓國這個差別究竟來自于哪，如果看歷史我們發現日本從50年代就開始建立勞動力市場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也就是說工人的代表工會，政府的代表官員，還有企業的代表各種商會他們坐在屋子里，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坐在會議室來爭論工資，討論工資應該漲多少，如何實現企業和工人的利益共享。但是，在韓國7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的時候，他們的政策還是壓制工會的作用，沒有一個可以來在屋子里談的工資協商制度。他不在屋子里談，他只好到外邊去談，我們現在回想起來工人帶著腦袋上綁著布條在那罷工抗議也導致社會發生變化，直到80年代后期開始建立勞動力市場制度才能形成有效的協調工資逐漸提高的制度平臺。

　　我想初次分配還是要靠勞動力市場制度，不要聽信一些純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說法，說你們搞那個東西是引火燒身，經濟學家要講效率，不要增加交易費，我們要想這是社會，是人組成的社會，不是一個經濟學模型。

　　那么在分配領域現在面臨最大問題就是社會保障覆蓋率提高，藍色是我們城市就業者各種社會保險，其實基本上也就在50%上下。農民工就更不用了，雖然他已經被統計為城市人口，我們的城市化率46.6%是包含常駐農民工，但是他們社會保障覆蓋水平還要大大的低下。這些人這些做法，實際上一個是說社會公平問題，如何對他們進行社會保護的問題，另一個也妨礙他們成為我們未來消費主體，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驅動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