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財新傳媒主辦的“2010財新峰會：中國與世界”于2010年11月5日-6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變革世界的中國策。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蔡昉：謝謝吳敬璉老師的介紹。我準備了一些片子，我想非常快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剛才姚景源同志說了，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僅僅靠號召那是不足夠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他追加了一個要有憂患意識，我覺得比原來就更完善了。但是，我覺得還可以再加一個內容，也就是說，其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定發展階段提出的任務。也就是說，當發展階段到來了，很自然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就不再可能有效了，因此，這個時候從每一個直接的當事人的角度，他就會有足夠的激勵，對各種價格信號作出反應，從而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我們這一節討論世界工廠的前途和命運。我想說歸根到底是一個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我們不談自己的觀點，但是從國際經驗發現我們有一些潛在的風險。

　　第一，剛才吳老師說到了，至少吳老師贊成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了，到來以后，就意味著中國的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會作為價格信號讓企業家、投資者，甚至勞動力的供給者等等，作出一定的反應，這種反應往往是產業結構的變化，世界工廠也許還是世界工廠，但是這個工廠的外貿、結構、內涵要發生作用。但是，在很多國家，現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圖顯示的就是30幾年前處在中等收入的國家，在幾十年以后，他們可以進入到非常發達的行列，也可以仍然處在中等收入的陷阱里面。這是我們可能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事情，而需要警惕，大家說到了拉美現象，拉美現在最重要的收入分配，除了這些問題，其他的一些國家，包括成功的國家，它的不成功的經歷，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因此，提出這么幾點來，非常快的讓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面臨著一個嚴峻的任務，也就是說，如何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替代我們過去資本勞動的要素的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過去光號召不管用，為什么呢？其實我認為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就跟西方經濟學“新古典增長理論”所假設的是勞動力是短缺的，資本繼續的投入會產生資本報酬遞減，跟他們這種假設不一樣了。因此，在他們那兒的假設，是說你沒有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就會導致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克魯格曼質疑東亞奇跡。但是我們東亞，包括中國，有勞動力無限供給，有人口紅利，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沒有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因此，這種光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是可行的，是廉價的，這個時候你非讓它轉變，其實也是僅僅是號召而已。但是隨著生產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勞動力變得相對稀缺了，資本變得相對充裕了，這個時候，就意味著越來越靠近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說。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要從投入轉向生產力的提高，特別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

　　最近，我在讀日本的經濟學家林文夫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解釋日本失去的頭十年的原因，他們的解釋不是企業得不到資金，歸根到底是全要素生產力表現不佳，而原因是政府在保護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在保護應該消亡的產業。我們看一下日本在第一個失去的十年里面，它的總投資在下降，當然和老齡化、儲蓄率下降是有關系的。但是，政府購買，也就是政府的補貼，政府的投資，這樣一些保護方式在加劇。因此，政府的作用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所以導致的結果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資本產出率的提高，意味著資本效率的下降，資本回報率自然就會下降了。這是一種假說，但是我覺得因為對中國有借鑒意義，我們現在存在著潛在的一種危險，當然有的同志在討論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的問題，我倒是覺得我們不是一定誰進誰退。但是我們堅持一點肯定沒錯的，就是市場和投資機會的自由進入，資源要素和市場的平等獲得，讓市場發揮根本性的配置資源的作用，歸根到底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維持比較優勢。

　　相反，當它遇到了困難的時候，我來補助它，當它遭遇打擊的時候，我不分青紅皂白，不看是否屬于創造性毀滅的或應該消亡的，一味的保護和投資，讓它活下去，但是總體中有越來越多不健康的成份。最終使我們全要素生產率就不能提高，經濟發展方式不能轉變，經過劉易斯轉折點以后，必須的轉變沒有實現。那么命運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個可能的潛在的危險。

　　第二，如何使勞動力的質量替代了勞動力的數量。我們面臨著普遍的民工荒，勞動力開始短缺了，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人力資本的顯著提高，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剛才老姚談到了美國在經歷著無就業復蘇，甚至叫失業復蘇，而且人們預計可能要十年。大家看這個圖(PPT)，從1991年經濟蕭條之后復蘇首次出現了無就業的復蘇，以后歷次經濟危機之后，他們經濟在緩慢復蘇，但是就業不能恢復，這一次還看不到盡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美國的產業結構在不斷的往上走，在優化和升級，但是與此同時，當然也具有很多的最優秀的人才去適應這個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勞動力是在向下走的，連大學都不要上。在美國沒有大學學歷的失業率是上過大學的勞動者的3倍，因此，比較優勢的原則表明，你已經在那個產業結構上了，因此你的勞動力要相適應，要讓其他的發展更晚的國家生產他的份額。但是這個時候，產業結構升級了，還留著一些想做中國的農民工做的工作的想法，因此他說我們拿走了他的就業崗位，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遇到一個危險，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年年上漲，每年的增長率大概有10%，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會不會出現一個不好的信號，也就是說，家庭，特別是農民家庭會覺得孩子還上什么學？趕緊去找工作，因為工作好找，工資也在漲。因此我們面臨下一代人力資源不能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這是一個潛在的危險。除此之外還有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的問題，都是對我們未來人力資本構成了一個不可預知的、不太健康的一種預期。

　　第三，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也面臨著風險，就是如何讓勞動力市場制度替代單純的勞動力供求機制，成為工資形成的合力方式。也就是說，我不是學勞動經濟學，但是我是搞勞動經濟學的，我們有一個認識，勞動力市場和普通商品不一樣，和其他的要素市場也不一樣。因為勞動力的載體是人，因此勞動力的價格、工資從來不應該是完全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的。尤其當你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以后，勞動力工資是要由供求關系和勞動力市場共同決定的。這實際上也是我們看到的歷史經驗，經過了中等收入，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這時如何應對工人對漲工資的訴求的問題，成為了未來能不能社會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創造龐大的消費群體，一個關鍵的選擇。

　　我舉一個例子，日本、韓國，他們是成功的，但是他們成功的速度不一樣，歷史有過差異。日本在1960年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10年以后，他的消費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的上升了。我們說它的劉易斯轉折點和庫茲涅斯轉折點相交了，但是滯后一點，收入分配改善了。韓國，197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10年以后消費率還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變了這種收入分配繼續惡化的狀況。原因在哪兒？有很多原因，但是我們最直接看到的是日本從一開始就有勞動力市場制度，工資的集體協商制度，在日本叫“春斗”，也就是把潛在的工人耗費精力鬧罷工訴求的那種消耗，就集中在一個會議室里面，西裝革履的政府官員、工會代表和企業家代表一塊在屋里吵，經過爭吵以后就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和妥協，結果工人的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長。

　　韓國1970年，到達劉易斯轉折點的時候，韓國的經濟創造了高速增長，但是當時樸正熙還在壓制工會，不允許搞工會，不允許吵工資，因為他不能順應工人的訴求，來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結果政治也不安定，樸正熙本人也遭遇了兩次暗殺，直到后來他去世以后，他們建立了勞動力市場制度，在八十年代后期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才得到改善。因此，我們應該說在劉易斯轉折點到達之后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勞動力市場制度，讓它和勞動力供求機制共同起作用，來決定工資，才可能改善我們的收入分配。

　　這是一個辯論，有的經濟學家說你不要引進工資及其談判制度，因為那樣會引火燒身，我覺得它的含義就是建立了一個制度，工人就會用這個制度去提出他的訴求，他的胃口很大，其實不是這樣的。我說，這種建議是“鴕鳥政策”，也就是說不取決于你有沒有勞動力市場制度，工人總是要有訴求的。因為他的訴求不是因為狀況在惡化，他受不了了，而是在于他的狀況在改善中，越是改善，他的期望越高，他的訴求越多，所以必須有制度平臺。

　　最后，我們看看勞動爭議比例最多的地區，這些地區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普通勞動者工資比較高的地區。我們用三個概念，赫爾希曼在解釋人們對不滿如何表達、如何提出自己訴求的時候，用了三個概念，一個叫退出、一個叫呼聲、一個叫忠誠，我們看一下，如何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前，勞動力無限供給，找工作很難的時候，工人沒有退出的機制和膽量，因此他們沒有退出權，他怕被解職，丟掉這個工作，因此他不會呼吁，沒有系統的呼聲。在這種的情況下，看上去好像沒有那么多訴求。但是一旦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開始有選擇了，你這個就業崗位沒有了，我還有企業要雇我，這個時候勞動力有了退出權，一旦有了退出權，有了退出權作后盾，勞動力可以更多的呼吁改善他的工資水平，改善他的勞動條件。這個時候退出權保證他們表達自己的訴求。對于一個血汗工廠，可能抬腳就走了，不需要留戀，也不要跟他談，但是對一個比較好的企業，名牌企業，雖然不滿，但是所謂的忠誠在這兒表現為還是喜歡這個企業的牌子，希望它改善，希望留下來。因此，他們越來越多的去表達自己提高工資的愿望，改善勞動條件的愿望，我們的勞動爭議在這個時候是增加的，但是它不是壞事，需要創造一個制度平臺去規范它，去讓它合理的得到解決。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