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布魯金斯協會主辦的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于2010年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新浪財經全程報道本次會議。以下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實錄。

　　吳曉靈(主持人)：尊敬的來自美國經濟學界的同行們，尊敬的50人論壇的各位同事，各位企業家理事，尊敬的各位來賓和記者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事隔一年，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又一次在北京召開，昨天我們在頤和園舉行了小范圍的內部討論，大家暢所欲言，討論的十分深入，也非常熱烈。今天上午，我們又邀請出席會議的美國朋友們乘船游覽了風景如畫的頤和園，在船上我們非常輕松的繼續討論了昨天的議題。根據對話會的安排，今天下午我們在這里舉行大會，出席會議的不僅有我們的美國同行，還有更多的50人論壇的專家、企業家理事和我們邀請來的嘉賓、朋友和新聞界的記者們，在此我代表會議的主辦方，中國經濟50人論壇，布魯金斯學會和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對大家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這次會議我們得到了新加坡國家主權基金會、斯泰爾基金會、AEA基金會、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中美交流基金會、新浪財經、中國東方航空、迅寶股份這些單位的支持和幫助，在此我們向他們也表示誠摯的謝意！今天下午的會議分兩半段進行，上一段請專家介紹我們昨天討論的主要內容，他們分別是樊綱、肯尼斯·戴穆、胡永泰、湯敏和勞拉·泰森，他們會為大家做一個介紹，后面有兩個小時的自由討論。在大會正式開始之前我也給大家介紹一下參加本次頤和園對話會的美方專家，他們是：亞洲AEA基金會主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威廉·歐文斯先生，是歐文斯先生的提議促使了我們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的開始，我們應該對他表示謝意；奧巴馬從事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委員勞拉·泰森；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就業與經濟增長特別顧問大衛·克倫；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經濟法教授、國際金融和經濟政策項目主任及亞太競合組織研究中心聯席主任、世界貿易組織北美區最高上訴法庭前法官梅麗特·杰諾；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肯尼斯·戴穆；謝爾斯公司副董事長、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托馬斯·皮克林；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中央財經大學長江學者、布魯金斯學會客座資深研究員胡永泰；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東亞區主任、布魯金斯學會客座資深研究員肖耿；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貝利·博斯沃思；美國財政部駐華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綠點戰略咨詢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美國財政部中國戰略經濟對話執行主任唐興。請大家對這些美方專家的到來表示誠摯的歡迎和謝意！

　　下面我們先請樊綱先生做一個簡單的致辭，然后請威廉·歐文斯先生做一個簡單的致辭，有請樊綱先生！

　　樊綱：謝謝吳曉靈，謝謝大家出席這次會議，正像剛才吳曉靈女士介紹的，這是第二次中美經濟學家對話，去年舉行了第一次。基本上我們的框架就是中方以中國經濟50人論壇為支撐主辦單位，美方由AEA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布魯金斯學會幾個機構共同邀請一些美方的經濟學者參加，參加會議的人員就像我們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一樣，它的構成不僅僅是有學術經濟學家，不僅僅有在大學、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也有在政府部門工作現在參與決策或者政府的某些咨詢機構的經濟學家，也有一些公司企業的經濟學家和地方政府的經濟學家，剛才介紹美方人員的時候大家已經都了解了。我們會議的基本目的就是就關系到雙方重大利益的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分享信息，對各種經濟問題進行探討。在同行的范圍里，也許有些問題可以探討的更加深入，在此基礎上，為雙方政府的有關決策機構提供一定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建議和咨詢，對雙方的經濟決策提供我們所能提供的一些知識或者信息。去年的會議取得了相當好的成果，也獲得了雙方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評價，因此我們今年就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座談進行了非常熱烈、深入并且富有成果的討論，這個活動也許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在今天我們請來了各界的人士，包括媒體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夠進一步關注。

　　在這里再簡單介紹一下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參加我們的活動，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不是一個機構，是一個組織，是相對松散的，但是經常組織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包括學術的，包括政策的和政府有關部門的經濟學家進行一些有關經濟政策問題的討論和辯論。多數情況下我們進行的是內部研討，但是有些情況下，像今天這樣我們面向公眾討論一些我們的研究成果，討論當前重大問題我們的一些觀點，和大家進行分享。50人論壇的成員有50位，成員也會發生變化，但是基本的結構相對而言是參與政策問題研討的經濟學家。每年我們除了幾次內部研討會之外，還舉辦一次大的年會，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和朋友來共同研討一些大的問題。在此也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活動，希望今后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

　　今天下午正像剛才吳曉靈女士所介紹的，我們幾個專家會分頭介紹一下昨天討論的議題，然后進行開放式討論，大家也可以對在座的中美經濟學的專家們提問題，也可以發表自己對中美經濟問題的不同看法，進行討論和辯論，最后對威廉·歐文斯先生表示感謝，這個倡議是歐文斯先生最早提出的，而且提請大家注意的是，歐文斯先生不僅發起組織了我們這樣的活動，他最先組織了中國的將軍們和美國的將軍們在海南的聚會，使雙方的軍事領導人取得了更多的共識，建立了友誼，建立了對話的渠道，對于推動中美軍事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倡議下我們雙方經濟學家現在開始每年有這樣一個研討，應該說對于中美兩方經濟關系也做出了一定的新的貢獻，我們對于歐文斯先生表示感謝，也希望他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

　　我就講這些內容，謝謝大家！

　　吳曉靈：下面我們請歐文斯先生致詞，大家歡迎！

　　威廉·歐文斯：謝謝吳女士，謝謝樊綱。

　　借此機會向各位表示感謝，感謝你們來到這樣一個優美的環境里和我們共同對話。在過去兩天的時間里，我們也在非常優美的環境當中進行了中美經濟學家的頤和園對話。在過去兩年的時間里面我們一直保持了這樣的活動，劉鶴主任他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主席，和我們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這次活動能夠獲得成功。我也要感謝中方的同事，感謝此次活動的贊助方Temasek、Starr Foundation、AEA投資機構、中美交流基金會，我們在中方也有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和迅寶股份作為我們的贊助商，當然特別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花費了大量的人力、時間和精力來組織這樣一個非常成功的會議，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才使得會議能夠成行，這是第二次會議了。

　　在過去兩天的討論里，你們都很關心中美之間的關系，和我一樣，這也是世界上最為關鍵性、最為重要的一個雙邊關系，你們可能會感到欣慰，我們有非常棒的同事，彼此之間以坦誠直率的方式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本身對于各自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平臺和對話使得我們有機會達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識，那就是未來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對于雙方都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美國和中國聯系起來的話，就像大家意識到的那樣，這兩個國家的人民應該共同攜手合作，來解決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我見了很多中方的朋友，也見了很多美方的同事，我也聽了他們很多的想法，我見的越多，聽的越多，我覺得我們齊手合作，確實能夠為這個世界的發展做出我們的貢獻，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和路徑。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對話會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這樣的活動能夠多組織一些的話，我們就確實可以在兩國之間實現更好的共識，對于我們的社會，對于我們的子孫后代都有所裨益。我們也把中國的人民解放軍將領和美方的將領聚集起來，在海南進行對話，樊綱先生剛才也說了，那個對話已經有4年的時間了，舉辦過4次，雙方的這些將軍們在一起已經渡過了20天的時間，喝了好多茅臺酒，一起吃了很多次飯，對于兩國之前最困難的問題進行了許許多多的交談。因為你知道，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最關鍵的是彼此之間有互信，彼此之間有這種關系，因為中國人也是很在意關系的，我同樣也是受中國人的應該很注重關系，如果我們之間的關系好了的話，實際上就可以舉重若輕。可能一些比較困難的事情一個握手就做成了。所以我感覺所有的這些活動讓我覺得心里熱乎乎的，因為大家可以越來越坦誠的和對方談一些很困難的問題，比如說臺灣問題，比如說國防開支，國防預算的規模問題等等。大家彼此之間都是朋友的關系，朋友之間就可以進行真正的基于信任的對話，這對于我們兩國人民確實會帶來一些不同的影響和結果。

　　在這樣的頤和園對話會下，在吳曉靈女士，樊綱和劉鶴主任的領導之下，我們這兩屆辦得都還不錯，在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我覺得雙方的學者也有意向把我們的想法傳遞給雙方的政府，中方的經濟學家也承諾要把他們的想法傳達給中國的領導人，同樣我們美方也會把一些好的想法傳遞給美國的政府。我們稱之為2.0版的對話，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種方式，它是基于這種政府高層間往下一個層級更深入的對話。所以像杜大偉先生，他以前是美國住華總領事管的官員，同時我們還有施瓦辛格加州政府的總高級顧問，我們這些專家們都是從各個角度展示了他們的觀點，我們這次討論會當中除了有經濟學家之外還有很多的官員，同時還有很多對于中美兩國經濟非常有深入見解的一些學者們，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我聽了各位專家的發言，讓我也有更多的一些觀點，同時也讓我拓展了自己的思維。

　　再次感謝各位，再次感謝吳女士！

　　吳曉靈：謝謝兩位的致辭，下面我們就開始正式總結和介紹一下昨天我們一天的研討，首先請樊綱先生介紹關于宏觀形勢的看法，每一位介紹的同志發言時間是15分鐘。

　　樊綱：謝謝，昨天我們首先討論的是宏觀經濟問題，主要探討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在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包括中美兩國宏觀經濟上一些大的途徑如何，以及對于宏觀經濟而言如何進一步來穩定宏觀經濟，我們下一步該怎么走。二是貿易，因為對于中美兩國來說，貿易跟宏觀經濟的走勢也是密不可分的。我們還有其他的討論小節，專門有一個小節還討論了匯率的問題，其實匯率問題與宏觀經濟的調控也是分不開的。下面我先給大家簡要的介紹一下宏觀經濟的走勢情況，然后再來說說貿易和匯率的問題。

　　昨天在座有很多美方的經濟學家，他們首先介紹了美國的宏觀經濟走勢，大家對于美國宏觀經濟的看法是正在復蘇，但是復蘇的步調是緩慢的，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能看到美國經濟增長，還會有進一步放緩的跡象。當然雖然沒有二次探底的危險，但是肯定復蘇的腳步是緩慢的。雖然有經濟復蘇，但是人均的這種居民收入并沒有太多的增加，另外失業率也會居高不下，目前失業率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勞拉·泰森女士昨天也提到了，如果說我們在美國要提高就業率，讓就業率達到歷史頂峰的話至少要10年到11年的時間，所以說美國的失業率還是會比較居高不下的。

　　對于中國的經濟情況，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比較強勁的，而且中國GDP的增長也是比較強勁。我們是不是應該擔心中國的泡沫問題？我們很高興的看到，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泡沫的危險，所以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抑制過熱的宏觀經濟，包括貨幣供應方面的收緊。通過這種貨幣政策的調整，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從雙位數的GDP增長下降到8%-9%左右，8%-9%的GDP增長對于中國來說是比較可持續性的，這種單位數GDP的增長還是可持續的，主要是為了避免經濟進一步下行。

　　從長期來看，我們相信雙方的經濟都需要做一些調整，主要是讓世界達到一個更均衡性的發展，所以對于中國，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抑制泡沫，還要避免在某些行業，包括公共領域的一些過度投資，同時也要防止金融行業的過度借貸，因為過度的借貸可能會引發銀行資產的惡化，同時某些行業過熱的情況要抑制。在美國卻是要增加投資，尤其是對于公共產業、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要加大。還有一點就是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樣才能夠讓就業率維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

　　另外我們也談論了該如何讓中美雙方在全球范圍之內攜手前進，共同展開合作。雙方政府應該進一步在后危機時代展開可持續性發展的合作。包括G20國峰會，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對話和合作的平臺。在G20國峰會的框架之下，我們將會進一步展開合作，形成一個全球政策制定的一攬子計劃，包括如何可持續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復蘇以及包括后危機時代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們昨天討論的第二部分其實跟第一部分宏觀經濟這一方面是有一些重疊的，我們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的是金融，包括匯率、貿易問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說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也部分講到了貿易和投資方面的一些事項。我們昨天討論到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我們達成了某種共識，這種共識就是說匯率的調整或者人民幣的升值不能夠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對于美國削減貿易赤字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對于刺激美國就業的增長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知道匯率問題確實是重要的，它確實會對宏觀經濟的情況，包括就業的增長、經濟的增長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尤其是在中美關系之間這種影響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確實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顯示，尤其是在近代社會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說明人民幣升值對美元的貶值能夠讓美國削減赤字，能夠促進美國的就業。包括日元，日元80年代也大量的升值，其實也沒有對美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基本上來說只有一次升值的經驗，那就是在05年-08年這3左右，人民幣升值了22%。但是在同時我們看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卻在增加，美國的貿易赤字也在增加，從1990億到2100億，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的升值可能并不會減輕美國的問題。要么就是經濟的問題，包括政治的問題，其實都不能夠以人民幣升值來解決。當然這只是中方的一些觀點，勞拉·泰森女士可以說一說美方的一些觀點，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確實還是有一些擔憂的。像這樣一些證據不能夠很清楚的說明人民幣的升值會對美元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另外我們也達成了共識，就是人民幣的匯率和調整，讓人民幣的匯率更靈活等等，這對于中國經濟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還有包括對于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這種可依存度的提升，包括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抑制通脹等等，這些意義是重大的。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那么很多的一些國外的產品就會變得更便宜。升值確實可以讓經濟形勢發生一些轉變，但是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并不是美元對人民幣的問題，而是美元對一攬子亞洲貨幣的問題。

　　人民幣的匯率不僅僅對于中國的就業率有影響，包括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影響，人民幣確實處在升值的通道上，在最近三天，我們看到人民幣已經升值了許多，這個升值的體系已經架構好了，但是中國政府會控制升值的幅度。所以我們認為，人民幣確實會根據供求關系的變化匯率發生變化。當然我們要調整市場的力量，所以從我的觀點來看，人民幣升值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人民幣升值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做出貢獻，對于中國經濟的穩定也會做出貢獻，我們肯定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突然一下升值，或者是突然一下貶值，這都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包括中國企業、外國企業都是希望看到人民幣穩步的進行匯率改革。另外中國貿易順差在最近幾個月又出現了增加的跡象，中國現在經濟復蘇是比較強勁，所以我們相信這樣的一種復蘇的趨勢還會進一步增強，所以中國應該盡可能多的做一做國內的經濟調整。如果說匯率的變化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的話，我們要對于根本的經濟做一些調整，包括中國如何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結構。

　　對于我們而言，美國對于中國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雙方作為兩個重要的經濟體，能夠互相幫助，互相攜手前進。這樣才能夠讓雙方的經濟做到更好的經濟轉型，還有包括美國削減債務，削減赤字等等。只有兩方攜手共進，才能夠真正的達到貿易的均衡。我們應該從一個更基本的角度來考慮，不要從一個膚淺的角度解決，從一個基本的角度來考慮的話，我們才能夠讓這種全球貿易不均衡被打破。

　　昨天我們有一個章節專門是討論貿易的問題，但是就貿易方面來看，中國還是貿易赤字比較大，我們也看到有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跡象。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包括貿易分歧，其實也別不是壞消息，因為我們有這么多的貿易，貿易額很大，所以貿易的增加肯定會導致貿易摩擦的增加，這是很自然的，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也應該以正常的心態來對待它，不要把它政治化，我們應該把它當做一種正常的經濟交往現象來看待。這好像是家人之間吵吵鬧鬧，其實由于互動增強了，所以有的時候有小打小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分歧，這些都是很正常的，這樣的話政治領導人也應該用平和的心態來看待，應該以睿智和自然的狀態看待這樣的現象，而不應該引發一些貿易戰，我的一些同事也跟我說，有可能今后會爆發貿易戰，但是我們會想辦法解決，想到一些好的解決方案。

　　吳曉靈：下面請肯尼斯·戴穆先生來介紹一下金融方面的問題。

　　肯尼斯·戴穆：昨天我們討論了宏觀經濟，接下來我們有四個主題，包括金融、貿易、投資和就業。這四個話題實際上都不能夠脫離宏觀經濟這個大環境下來討論，否則大家就會迷惑。我覺得樊綱先生剛才已經講到了部分金融、貿易方面的內容，為什么我們要討論宏觀經濟？其實包括匯率問題等等，既屬于金融的范疇，但是又對貿易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看看這四個小分主題的話，其實都是圍繞著宏觀經濟這個大的主題展開的。各個國家的經濟領導者和民眾們其實對于實體經濟和各個服務、產品、消費者的保護等等都產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在后危機時代。所以對于金融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由于大家越來越多的開始談論金融，認為金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后，大家確實看到金融如果管理不好的話，有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包括生產制造業，以及整個宏觀經濟的情況造成負面的影響。

　　在美國確實人們認為金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很多的一些政治領導人已經開始采取措施來監管金融環境了。金融確實就是這樣一個現象，因為在現代經濟當中，任何現代經濟都是有周期的，包括美國、中國都是如此，所有的實體經濟的活動實際上都是有一些相連的金融貿易在里面，包括買一些產品或者買一些服務，最后也可以轉換成金融的服務，有可能買的好，有可能買的不好，總之有很多的金融交易與這種貿易和實體經濟交織在一起，我們不能夠把金融脫離于宏觀經濟這個大的主題來看，同時宏觀經濟也離不開金融貿易等等這些小的話題。所以包括金融本身，有人說它不支持實體經濟，所以它反而會影響實體經濟。金融活動也許支持的都是一些投機行為，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可能會有損實體經濟的發展，這是一些人的想法。還有人對于實體經濟特別感興趣，他們認為虛擬的經濟好像不是很有作用，但是最近金融危機的問題，我們對于金融討論的越來越火熱。正是因為金融有可能會造成危害，所以要進行監管，政府要對金融機構、銀行進行監管，這也是我們最重要的政策議題之一，這也是兩國需要討論的最為重要的政策議題之一。

　　毫無疑問，真正的金融危機確實是爆發在美國，它是由于一些金融機構在風險控制上的不當行為造成的，這也和各國的經濟情況是有密切相關的，同樣它是和宏觀經濟有關的，正是因為在經濟當中出現了太多的借貸和杠桿化，銀行也好，其他的機構也好用了太多的杠桿工具，接借貸的太多，比正常的水平要高出很高的借貸，所以造成市場當中有大量的操縱或者投機的行為，有一些投機是有用的，因為它能夠制止人們需要的那種正常的在實體經濟當中的交易。因為它主要是在錢這方面流動，而不是在產品、貨物方面，但是有的時候這些工具變成了完全投機，投機就是投機，包括在美國和西歐的一些國家。在我看來也都是用了太多的杠桿率造成了經濟上的困難，最開始的起因是房地產行業價格下跌，造成了人們以投機的心態來以房屋作為抵押進行借款，這同樣對于美國的立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包括歐洲的國家也是如此，這里面也有一個問題是大家要討論的，就是中國的情況到底是怎么樣，這在中國也是一個問題。大家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房地產的價格上升的非常快，像在上海這樣的城市，我在這方面不是行家，或許我們的中方同行可以就這個話題做一些討論。不管怎樣，還是有太多的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對于這個市場的關注太過度了。

　　我們下個月要在首爾召開部長級會議，這是在政府層面一些重要的會議，也會就這些重要的議題進行討論。我們這次開會并沒有真正的就這個問題深入的談，但是我想它確實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是人們最關心的內容，我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另外的論壇，不同于G20的論壇來就這些話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在瑞士的巴塞爾，各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他們開會的時候都沒有媒體的參加，但是實際上他們確實是通過這樣的會議達成了一些協議，比如說他們需要有報紙和媒體將這些信息傳達出去，這是在過去幾周發生的事情，我們稱之為巴塞爾流程或者巴塞爾過程，被稱之為巴塞爾三，因為之前已經有巴塞爾一和巴塞爾二的協議了。其實這當中有一些內容是引發這次危機的因素，因為它創造了一些資產負債表之外的實體，關于證券交易的一些規定，包括巴塞爾二的一些證券化的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危機的產生。所以不管怎么樣，對于美國，對于歐洲這都是極其重要的話題。我要提的問題是在我們這個范疇內，就是中國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發生？我的一些建議，或者我同事們的一些建議認為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有可能正在發生，或者正在形成的過程之中。我手上沒有一些事實數據，但是我們有這種感覺，我也希望我們的這些經濟學家能夠就這些話題在未來的場合里面進行討論，和金融的行業，和央行的代表一起進行討論，也希望這樣話題的討論能夠引發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因為它是對于我們的經濟極其重要的話題。

　　吳曉靈：謝謝肯尼斯·戴穆先生，下面我們請胡永泰先生介紹一下昨天關于貿易討論的內容。

　　胡永泰：對我而言，昨天關于貿易這一節的討論是讓人出乎意料的。對于這樣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我們討論的非常熱烈，也令人興奮。在貿易方面我們達成共識的結論有兩個：

　　一是美中貿易之間的緊張局勢還是比較高的，而且這種緊張局勢也在上升的過程中。因為我們當中有一些人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美國和中國現在距離一個貿易戰已經不遠了，而這樣一種接近貿易戰的現象在過去30年當中都沒有這么近過。這樣一種關于中美貿易的緊張局勢，實際上是在美國出現的更廣泛領域當中現象里的一部分，這是他們對于全球化一種抨擊的表現，而這樣一種抨擊并不僅僅是源自于這樣的原因，就是全球化的那些贏家悄悄的享受著好處，但是那些全球化的輸家們就會有大聲的抱怨，并且把這些問題引入到政治的層面上。

　　對于美國民眾有很多的調查，這些調查顯示出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對于自由貿易這種支持的聲音越來越小，力度越來越小，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自從2008年9月份金融危機正式爆發以來，這種反對自由貿易的情緒是在升級的過程之中。在那之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被一些人認為是推高了美國失業率的原因。08年9月份之后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罪名，那就是中國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機，是因為中國向美國借了太多的錢，使得美國有可能有這樣的機會讓房地產的價格產生了虛高和泡沫，因而造成了之后對于美國金融業的打擊。這樣的一種想法當然是荒謬的，正像樊綱所說的那樣，我們大家都認同這次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美國缺少對于金融業有效的監管以及格林斯潘他們所采取的政策更為松散，但是不管怎么樣，兩國貿易之間的緊張局勢正在上升之中。

　　二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這也反映了中美兩國的現實狀況和兩國經濟的條件，這正是由于兩國的經濟條件和現狀，造成了這樣一種不平衡，所以解決不平衡的問題需要雙方的努力。具體而言，中國要采取一些政策層面的重新調整，而美方也要做出他們政策上的改變。中國要做什么？大家的觀點不盡相同，在華盛頓有這樣一種觀點，就是說中國要增加消費，要減少借貸，他們認為需要有足夠的消費來減少兩國之間貿易的不平等，要減少投資，因為投資率是和生產產能力密切相關的。在生產力方面毫無疑問中國已經在快速的追上世界其他國家，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是正在大步流星的追上來。對于通過減少投資來實現再均衡的觀點，大家沒有一致意見。

　　中國確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一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非常不同尋常的，那就是一個窮國在向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進行借款，這是非常不正常的。這個借款方國內回報率更高，所以大家就認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金融體制需要被改革，應該把它的巨大的儲蓄變成有效的對于生產能力的投資。這樣的一個金融中介工具應該被適當的引入中國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小企業他們能夠為市場帶來更良性的競爭，而且也能夠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

　　二是政府要考慮一下如何增加進口以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特別是中國要重新考慮一下它的政府采購政策。這樣的話更加便宜的產品可以通過進口的方式被引入中國，用在政府采購的項目里，這是我們的建議。就是中國應該使用它巨大的外匯儲備當中的一部分來進口他所需要的高科技以及教育方面的資源，比如說一些儲備，可以提供獎學金用，把中國的學生送到國外最好的那些高等教育學府去受教育。

　　以上這兩個方面我覺得是中國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來使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

　　說到美國方面，關鍵在于必須要提高儲蓄率，如何提高儲蓄率？我們也有一些討論，但是這種討論分成了兩部分：

　　一是私有部門的儲蓄率。大家基本上有這樣的認同，在私有部門方面要做自我的修正和調整，因為公眾的財富在泡沫爆破之后損失很多，我們現在需要幫助他們重新積累財富，這樣才能夠提高他們的儲蓄率。

　　二是公共部門的儲蓄率方面。大家的所謂自我修復和調整的態度就不那么樂觀了，并不認為它能夠自動的完成這樣的自我修復。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要減少參與力度，如果軍費方面減少的話，就可以有助于政府的赤字，但是這部分的金額就可以被放在醫療改革方面所帶來的政府支出增加上。現在需要怎么做？控制成本的措施要盡快出臺，我們同樣也指出，要控制醫療成本的努力，會帶來更多生產效率的提高，而這些生產效率的提高能夠反映在收入提高上，而不是說投入到了醫療、保險的保費當中去。所以大家都認同美國需要做一些工作，中國也需要做一些事情。

　　大家都認為僅僅這樣是不夠的，美國和中國除了各自的努力之外，還需要在一些領域當中攜手合作，以減少保護主義的情緒。

　　第一個美中可以合作的領域就是加強世界貿易組織的機構，并且支持多邊的自由貿易。具體而言，美中應該考慮如何推動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盡早圓滿成功的完成，因為一個成功的多哈回合談判會加強WTO的力量，而增加了WTO的力量之后，就會更有力量的去遏制或者說是對抗那些保護主義的聲音和力量。我們也認為，在地區性的自貿協議數量越來越多了，有這樣一種傾向，自由貿易區應該要盡可能的大，應該推動像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來實現在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協議。

　　第二個美中可以合作的領域是在20國集團的范疇內，也是樊綱剛才提到的，我們認識到保護主義力量的主要來源就是因為世界經濟疲軟。如果有二次探底的話，那么保護主義的力量就會更大了。所以對中國和美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推動全球戰略的制定，就是如何確保全球經濟的可持續恢復。這要求我們要加強20國集團的力量，這樣就能夠成為在財政刺激計劃政策協調方面的一個重要論壇。如果20國集團的成員他們的財政力量是不盡相同的，比如說美國的債務率很高，而中國現在債務率比較低，所以債務對GDP的比例也是很低的。所以對于中國現在的情況會好一些，它能夠更好的利用財政的刺激計劃，而美國就不太方便再用了。

　　對于我們來說，我們看到在歐洲、美國做投資的話，現在歐洲也是放棄了一些財政刺激計劃，這種退出刺激計劃，包括歐盟等等應該要停止。在什么情況下停止？假設出現二次探底的危險政府還是要干預的，所以G20國峰會也在討論這些問題，看看雙方是不是要加強這些合作，對于美國和中國都要警惕出現經濟的危險。

　　對于雙方的合作方面，我們已經達成共識了，雙方都認為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貿易方面一系列的合作。但是我們在貿易的領域也發現有很多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所以有的人說中國的出口主要是依賴于這種對環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而從其他國家來出口的話，實際上對于環境的污染破壞沒有那么嚴重，因為他們對于環境的保護法要更加的嚴格，更加的健全。這樣的話，像二氧化碳的排放，在中國每單位的碳排放比較高，所以讓人對中國出口的商品有一種不好的印象，也會削弱中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現在國際上在碳排放方面的討論還沒有結束，包括清潔能源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對于美國、中國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中美雙方也可以就這方面展開進一步的合作，假設兩個國家能夠進一步攜手降低貿易方面的摩擦，還有就核問題達成更多的一致，包括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等話題都很重要。

　　吳曉靈：謝謝，下面我們請湯敏先生就投資問題給大家做一個小結。

　　湯敏：謝謝，投資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雙方都出動了非常重要的人物，美方的代表是前國務院的副國務卿托馬斯·皮克林先生，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曾經是第六艦隊的司令，他自己號稱在水下呆了2千天，7年時間在水下。中方的代表是樓繼偉，前財政部副部長，現在是中投公司的董事長，再加上一個小人物就是我，我們四個人在討論關于投資的問題。我主要分兩大部分來談：第一是我們互相來發掘自己與對方現在投資環境出現的問題，第二是找出各種各樣的建議，我們怎么樣來打破，雙方推動投資間的合作。

　　關于現在投資環境的問題，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入，我們認為投資環境也有所惡化。人們提出來，比如現在很多國外公司對中國目前提出的自主創新的政策和這些政策伴隨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中國對于《反壟斷法》的處理問題，處理方式引起了很多外國投資者的關注和擔心，這些目前來說是很多外國投資者非常關注的問題。特別提出了技術國家主義，或者技術民族主義，盡管各國都在推動高科技，這種技術的民族主義，技術的國家主義到底未來是一個什么樣的位置？這個是投資環境所關心的一部分。

　　對于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包括美國的投資環境，中方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和擔心。比如說監管過度的問題，我們原來總以為我們監管的很嚴，實際上包括像美國也是監管過度，樓部長舉了幾個小例子，美國電網現在是一千多家小電網，分的非常散，因為監管的體制問題，電網的效率非常低，電網的線損率是13%，中國只是3%，這樣的話現在投入電網應該說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監管原因很難投資。包括到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現在規定所有的主權基金直接和間接投資都要經過澳大利亞這個國家的批準，所謂間接就是主權基金不管投了一個什么公司，這個公司如果買了一個公司的股票，這個公司如果到澳大利亞做任何一個投資，這個投資就需要澳大利亞政府批準，這樣就使得這樣的投資幾乎變得非常困難。相對來說，像有些國家，例如加拿大的投資環境就相當好，現在有很多的投資機會，往往被那些過度的監管障礙了。包括提到了高鐵，不僅僅中國需要高鐵，美國也需要高鐵，但是很多美國投資不敢去投，因為不知道那里面有哪些監管，不知道老百姓抱怨了以后還能不能建立起來，還有包括現在雙方輿論的環境也比較差，包括最近對于中國外匯儲備，中國買美國的債券，買日本的債券，也引起了很多國家的一些批評，像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投資環境在逐漸惡化的一些表現。

　　在我們的討論當中更重要的是在談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么辦？怎么樣推動雙方的投資？而且把經濟能夠帶動起來。從大的方面來說還是在政策上要進行協調，比如說兩國政府之間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這個已經談了六輪了，到現在還沒有對于完成，能不能加速來把這個事情做好？在合作方面，比如說我們公司和公司之間的聯合研發，實際上現在條件非常好，而且有很大的潛力。在教育方面大學之間進一步的深入合作，甚至提出來在中國能不能創造像硅谷這樣的模式進行一些合作？還有一些合作，比如說現在的新能源、氣候方面，雙方能不能做一些合作基金共同支持這些方面的投資？包括把中國的品牌帶出去，打到國際當中，歐文斯專門提到像華為這樣的品牌其實相當好，它的技術和品質現在已經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對手，但是這個品牌怎么樣通過雙方的合作能夠帶出去？更有意思的是，還提到我們雙方的軍方能不能坐下來談一談有關國防和軍隊開支的問題，能不能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把資源省下來投到國計民生當中，投入到經濟最需要的地方。

　　關于合作方面還提到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美國現在要創造就業，需要發展中小企業，中國同樣也需要發展中小企業，雙方都有很多的經驗，都可以互相促進，我們能不能在中小企業內加強合作？比如說我們能不能在雙方辦一些像中小企業博覽會，中國到美國去辦，美國到中國來辦，因為中小企業沒有那么多錢到對方那里去購買和投資，但是如果通過政府的方式或者通過別的方式來支持到對方那里辦這樣的博覽會的機會，這樣的話會增加出口，同時也增加相互的投資。

　　中美雙方公司合作起來對第三方投資也很有潛力，很多的中國公司、美國公司長期在中國進行投資合作，已經建立了很好的相互信任、相互了解，這些合作起來對于第三方進行投資實際上是很有潛力的。我們現在整個世界缺少的就是需求，這個需求不一定在美國，不一定在中國產生，只要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產生，同樣對于拉動世界經濟都很有好處。

　　在基礎設施方面，除了中國在基礎設施上有優勢，我們成本比較低，有一定的資金和技術，在美國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更重要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現在正需要基礎設施，而全世界有巨大的需求，能不能把這些結合起來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樣可以消耗很多的過剩產能。

　　最后一點，在會上我們提到了，在會后大家也在討論，就是我們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就是能不能有一些比較可操作性的成果，我們談論一次，大家有一個思路就完了很遺憾，沒有可追蹤、可推動的事情，有學者建議能不能找出一兩個抓手來，在第三次會議之前雙方就可以做一些研究，最后拿出雙方能夠操作的事情來。比如說關于中小企業的合作，大家都知道中小企業很重要，但是具體怎么做？靠我們一次會議，每個人都講自己的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可能雙方要坐下來找一些人，甚至我們支持一些學者來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講中美雙方的中小企業怎么加強投資，怎么加強貿易，怎么取長補短，怎么變成推動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就業和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這些僅僅有一個好的想法不夠，真正需要做很詳細的研究，最后拿出一套辦法來給我們雙方的政府研究和執行，這就是我們這個對話會能不能往前再走一步的基礎，謝謝。

　　吳曉靈：謝謝湯敏先生，下面我們歡迎勞拉·泰森女士為我們就就業問題大家做的討論做一個總結。

　　勞拉·泰森：謝謝，我想對于就業，中美雙方都非常重視，中國和美國其實都面臨著中期就業方面的轉型和經濟的轉型。尤其是對于經濟的調整以及經濟的轉型，雙方國家是一種反向的行為。比如說美國需要刺激消費，強調大家要進一步提升儲蓄率，而中國恰好是要降低儲蓄率。美國是要防止消費過度，而中國是要刺激消費，刺激國內市場需求。所有這些其實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雙方的政府能夠制定很好的經濟政策，能夠促進雙方國家的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其實在這一點上，雙方政府是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的，而且我們也希望能夠更好的達成目標，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我們真正的實現雙方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說到后危機時代，其實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如何掌握經濟發展的步驟，包括復蘇的步驟應該是穩步前進，而不是突變型的經濟發展。假設美國要從過度消費的國家，過度房地產投資投機的市場到理性消費的市場，該如何引導民眾實現這個轉型？如何更好的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如何讓中國從一個依賴出口型的經濟增長過度到以國內內需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所有的這些都是我們所講到的基本問題。但是它不僅僅是就業問題，其實也覆蓋貿易、宏觀經濟等等各方面的情況。

　　在美國也有經濟學家比較悲觀，我們同意美國經濟增長的步驟將是比較緩慢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從一次危機當中要復蘇的話，尤其是從金融危機當中復蘇的話，而且房地產市場要復蘇是痛苦的，并且也是長期的過程，而且也是緩慢的過程。因為在財富方面有很大的縮水，包括一些家庭必須要進一步整理規劃好自己的財務負債情況。對于需求的增長，實際上肯定會是緩步增長的。美國的情況消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假設美國的家庭都在不斷的調整自己的資產負債情況，想要做一個更好的財務規劃，他們的財富縮水的話，在美國我們可以預見到這個市場的需求將是緩步上升，緩步增長。在未來的幾年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歐洲這種市場需求都是非常低的，就業率的上升也會比較低。這樣的話就會引發一些挑戰，有一個項目做過一些調查，他們認為我們現在還缺1100萬個工作，我們必須要新增1100按個工作才能夠讓就業率達到2007年時候的高度，必須每個月都要有新增的勞動力，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增長才能達到這一均衡。

　　對于近期的經濟復蘇，假設美國要進入以低消費為增長的模式，什么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可能是基礎設施架構的投資，我們也談到了美國應該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包括中國整個的刺激計劃，其實大部分是做公共方面的投資，美國卻不是這樣的。所以美國應該從中國的經驗當中學習經驗，學習如何進一步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我們談到的雙方可以在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投資機會和共同合作的機會，包括中國的投資人到美國去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這對于美國經濟的增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們也講到了出口，出口主要是貿易方面的問題，這是中美雙方的一些貿易問題，包括其他貿易伙伴的問題，假設美國要出口更多的話，必須要有更多的世界上對美國產品的需求美國才能夠進一步的擴大出口，這取決于世界上，包括海外市場的增長情況。比如說歐洲或者是美國，可能要依靠亞洲市場，包括中國的需求增長，同樣也要取決于美國產品進入亞洲市場的市場準入情況。確實有市場的障礙存在，比如說自主創新政策、政府采購政策對于本國的生產商有優惠，或者說其他的一些政策對本國企業有相對的好處，而對外國企業有相對劣勢的本地化要求。因為美國有這樣的承諾，未來5年要將出口翻番，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減少美國產品進入海外市場所遭遇到的準入方面的障礙。

　　在中小企業方面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方面，我們認識到在美國和中國，中小企業的作用對于創造經濟的增長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看到在危機之后資本市場有收縮，中小企業在借款方面就遇到了一些困難，這方面我們要有改進。在稅收政策上也可以做調整，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在中國還應該進一步減少中小企業進入特定產業和行業部門所遇到的一些入門的門檻過高的問題。在美國對于中小企業監管的范疇相對比較小，在資本金方面的門檻比較低。我覺得中美兩國可以相互借鑒的，也是我同事之前說過的，我們需要做一些研究，就是我們怎么來培育中小企業的發展和增長，為什么這對中國很中國？中國已經認識到，他的經濟要從過多的依賴于出口轉向國內需求，這就需要增加服務，服務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說到中國發展的戰略，確實中國在產出方面的增長非常多，但是在就業增長方面和產出相比的速度是不盡相同的，趕不上。因為有一些制造業比起服務行業來說對于勞動力密集性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因此我認為中國有必要發展更多的服務部門，而這樣的話可以有大量的中小企業進入服務業的部門提供服務。比如可以開一個餐館，它能夠創造不少的就業機會，又能夠為人們提供服務，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在中國就業持續的增長和服務業的發展與中小企業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我覺得對于這種變化的了解還是不夠的，我們聽到中方的觀點很清楚，就是工資水平上升的態勢很強勁，特別是自2003年以來，因為生產力的提高非常強勁，工資相應的增加也比較多，工資增加以后就會帶來更多的消費，看看中國的情況，普通居民的收入在GDP增長當中所占到的比重非常低，這個比重是需要增加的。這同樣也要求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當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還提到了盡管在農業部門里面仍然有剩余勞動力，但是我們經濟學家是相信路易斯模型的，我們對于大家就不說這么深奧了。簡言之，隨著經濟的發展會達到一個拐點或者轉折點，會把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當中抽取出來進入工業部門，在某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工資開始節節攀升，相信這對于中國經濟的再均衡和可持續發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中國城市化的目標是實現經濟再均衡的一個重要工具，因為它會加速勞動力從農村、農業向工業的轉移，而且城市化要求大量提供服務，我們也看到在城市里面服務業幾乎無處不在，所以它也會刺激經濟更多的向服務型轉移。所以我們都認同，城市化同樣對于中國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戰略。中國的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是非常傾向于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在這方面對于基礎設施的投資應該說管理的能力要比美國好，它的基礎設施的發展也和城市化聯系起來，和經濟的再均衡過程聯系起來。在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和減稅等等并沒有像中國的這些政策工具這么緊密的互相有機的聯系起來，在美國我們做的不算好。

　　對于稅收方面，美國的經濟學家有一點吃驚，就是勞動力收入的稅率在中國很高，在勞動力成本基礎上增加了40%，如果你要想看到這種就業機會大量增加的話，這么高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實際上是不利于創造就業機會創造的因素。在眾多的領域當中，相信中美雙方的經濟學家都可以做一些相互的研究。從政治領導人的角度來說可以理解就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話題，美國現在的情況就很不樂觀，我們的經濟幾十年以來經歷過一些很短的衰退，而且相對來說這個衰退持續的時間比較短，失業率總體來說比較低，就業率比較高。但是現在我們遇到的是一個緩慢的復蘇，在比較長的時間里失業率會比較高，所以情況并不樂觀。我們經濟的復蘇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我們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出口的增長情況，當然中國也有很大的比重，因為中國的市場也很大，在這個領域當中希望我們能夠通過雙邊的磋商，比如說戰略和經濟對話能夠加深共識。

　　我也認為，像APEC、WTO、20國集團這樣的領域當中盡可能精密的合作，實現對于全球開放市場的承諾。大家也意識到，現在全球化在美國實際上是一個不大受人歡迎的詞，特別是失業率比較高的時候，大家都會在找為什么我們的失業率會這么高？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一些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貿易待遇，這種發生的幾率就會增加。同時我們也在和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積極的商簽雙邊協議，也在努力的完成WTO多哈回合談判。

　　我就講這些內容，謝謝大家！

　　吳曉靈：謝謝勞拉·泰森女士，也謝謝剛才諸位發言的專家，他們用非常短的時間大概的介紹一下我們昨天的討論。應該說昨天一天討論的時候，每一節大家的時間都不夠用，能夠用這么短的時間把內容介紹出來也難為他們了。下面是休息時間，希望大家回來之后可以更多的提出問題，坦誠的交流一下！

　　中場休息

　　吳曉靈：女士們，先生們，第二部分的會議現在開始！

　　我們這一階段是自由討論，每個人都可以發言，但是我希望每個人發言的時間要掌握一下，不要超過10分鐘。我想首先請大衛·克倫先生說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大衛·克倫：謝謝吳女士，我很高興來到這里，也很榮幸，我本人不是經濟學家，所以我的一些講話主要是圍繞加州的就業和經濟增長來展開，因為我是施瓦辛格州長在這方面的顧問，美國經濟現在很嚴峻，這也不是讓大家吃驚的事情了，而且要讓私有部門重新恢復元氣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失業率很高，所以有一種情緒蔓延在美國，人們對于貿易有一種不太友善的想法，我們的經濟規模是4萬億，其中2.5萬億是貿易，有的時候他們會把中美之間的情況和80年代美日之間的情況進行比較，在當時日本非常公開的雇傭美國人，當時有很多日本的企業，比如說豐田、本田、索尼等等他們雇傭了大量的美國人，這些名字家喻戶曉。當他們在美國開辦工廠的時候，美國人非常高興的看到他們開始雇傭美國人。但是現在中國的這種品牌還不太多，但是中國人很能干，我相信你們創造出自己的知名品牌，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我也覺得需要有一些這方面的宣傳，就是你們在美國國內雇傭美國的員工，這種事實可以做出一些宣傳。我也很高興的看到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這是美國最大的企業之一，他們的CEO正在把越來越多運營的工作移回到美國，因為美國國內的競爭力在提高。既然GE會撤回來，你們中國的企業也可以來到中國，因為考慮到中國國內的價格確實有優勢。

　　潘中光：我叫潘中光，我在中國有高爾夫球場，如果你們想打高爾夫球到我的球場來吧(笑)。我在美國進行投資有6年時間了，我在過去6年的時間里面所看到的情況就是美國有很多東西是中國沒有的，所以我們非常愿意去美國投資。之前湯敏先生提到了基礎設施的話題，我們也愿意做大量的BOT項目，比如說高鐵、高速公路等等這種建設、運營和轉交的模式，我們只要收回利潤都愿意做，我們可以再把物產轉回給美國政府，所以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有什么擔心，就是美國公眾也不用擔心說你們的資產都丟給外國人了，這跟日本是不一樣的。因為當時日本在美國大肆的購買地產，做得太明顯了。中國人的想法就是我們不需要那么知名的品牌，我們就是想過個小康的日子罷了。所以我們對于在美國投資基礎設施是感興趣的，我們投錢建基礎設施賺了錢我們就走。

　　這里面有幾個事情是美國有我們沒有的，就是創新的能力。美國的大學有這方面的能力，他們創新的速度比中國的同行快得多，我的公司也做電視的監視器，我們的研發中心比起香港、臺灣、韓國的公司來說創新研發的能力很差。在美國我發現他們到了美國以后創新或者研發的速度就比他們競爭對手快很多，我們公司也在開發下一代的顯示器，我們發現美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可以解決技術上的難題，中國人卻不行。所以中國的投資者非常感興趣的是到美國去投資，因為他們知道美國所有大學知識的資源非常豐富，可以幫助我們掌控到下一代的技術資源，這是中國非常需要的。在過去20年的時間里面，在這方面的技術都是日韓掌控著的。我們想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不太想依賴于日本和韓國企業提供的這種專利技術。在另外一面，美國也從中國經濟的發展當中汲取了經驗，中國人不是特別了解市場競爭力或者消費，20年前人們對這些一無所知。中國人怎么學的這么快呢？因為他們讓外國投資流入中國，讓外國人到中國來進行投資，做了大量的項目，使得他們的競爭力也隨著這些項目而提高了。美國想要變成一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因為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你不可能一夜之間就把美國人的消費習慣、工業結構扭轉過來，所以你在產業當中找不到這種替代品，如果你找不到中國廉價的產品，又找不到合適的替代品，就會看到國內的價格飆升。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中國人向你們的工廠，向你們的基礎設施創新研發的機構進行投資，慢慢的把美國的這種工業轉回到更傾向于出口導向型的結構中。

　　吳曉靈：謝謝，潘總是我們的企業家理事，下面請盛洪發言。

　　盛洪：謝謝，金融危機之后在全球這樣一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相關，我的判斷美國在逐漸走下坡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靠貿易赤字發美元，然后再靠吸引外國投資使美元回流的這樣一種模式受到了挑戰，主要是因為金融危機使全世界的投資者對美國的資產安全產生了一些懷疑。另外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重要性在增加，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城市化沒有完成，美國實際上是完成了，所以這是最重要的區別，城市化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需求，因為人們進入了城市帶來了永久性的消費性增長，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比重會增加。這種變化如果兩國領導人，尤其是中國領導人看不到的話，那么實際上他還想在危機之前的這樣一種貿易戰略看待中美貿易的話，必然會產生一些貿易摩擦，乃至是貿易沖突，這種沖突我認為是戰略性的沖突，也就是說大家沒有意識到其實國際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戰略性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中國的領導人要注意的。

　　其實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機制問題解決，實際上對雙方都有好處。我想強調的是，如果維持一個人民幣較低的匯率實際上對于中國不利，實際上這個問題就是偏低的匯率會使中國產生持續的貿易順差，而且這個貿易順差積累起來，實際上帶來貨幣供給的過多。其實在06年、07年這個問題就非常突出了，當時中國的房價猛漲，其實背后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貿易順差過大。到了最近這兩年也是這個問題，包括去年之所以我們貸款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貨幣供給，其實不是中央的再貸款，而是我們的貿易順差。大家可以看看商業銀行的所謂外部存款，在去年大量的增加也是這樣的原因。我們現在最大的危險實際上是通貨膨脹壓力，而這種通貨膨脹壓力應該說從長期來看對于這些所謂外貿型的，現在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或者調整，改變人民幣的匯率機制的一股力量實際上是我們出口集團，他們只看到了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或者提升，對于它的貿易帶來直接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是實際上如果人民幣匯率過低，長期來看導致了通貨膨脹壓力，導致的是實際的通貨膨脹。結果是他們的生產成本會迅速上升，其實他們另外有這么一個壓力，但是沒有意識到這個通貨膨脹其實和人民幣匯率的低谷有關。所以我覺得從這個上面來講，其實人民幣匯率應該說適當的調升，或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實際對于我們中國，即使是出口密集商也是有好處的，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我認為中美的匯率機制仍然是一種人民幣和美元掛鉤的機制，它的含義是說，因為中美都是兩個非常大的經濟體，貨幣實際上是一個標尺，作為商業來講，它要進行計算的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標尺，這種標尺如果經常變的話是有問題的。所以我覺得人民幣還是要跟美元掛鉤，而不能夠和其他的一攬子貨幣掛鉤，因為和一攬子貨幣掛鉤是沒有意義的，不知道怎么計算。關鍵在于這種掛鉤是要調整到一個均衡水平之后，才能相對穩定下來，調整的過程應該還是一種浮動的、由市場決定的這樣一個機制，這個機制到了一定程度，達到一定程度以后應該有一定的管理的機制。

　　左小雷：我是中國銀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看到參會的美方很多都是大學的教授，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提出幾個問題，我們在金融危機之后可能有一些理論上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實踐上的問題需要重新思考。我今天想借此機會提出一個問題，希望專家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些突破性的研究。

　　我認為后危機時代和戰后一樣，首先當然是經濟重建，經濟復興，但是同時整個社會可能都需要有一次革命性的重建的過程。我們講經濟危機，同時也是金融危機，整個全球的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一個整體的破壞。在拯救金融機構，拯救市場的同時，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到怎么樣重新再設計整個金融市場的結構，重新來設計一些新的制度，新的監管規則和新的體系，使我們的整個國際金融市場能夠回歸到比較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秩序上去。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痛定思痛，也就是說我們在受到了一些傷害以后，我們就要重新思考怎么樣不再次受到這種。這就意味著我們在重新建設金融市場的時候，一定要重新思考，重新反省。我認為在反省的過程中間不光是過去已經在市場上為發展的或者正在操作的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同時在理論上有些問題可能也需要重新思考。過去在金融市場當中有些東西是不對的，可能還是完全錯誤的。我想提出來四個問題：

　　第一所謂金融資本，用我們現在的話說證券投資資本，也就是說帶著一定的投機性質的一些資本，這么簡短的定義，這種金融資本是不是應該完全自由化？現在金融機構在危機當中政府都有很多的救助方案，注進了很多的資金，這些資金都變成了金融資本。這樣一些很大規模的錢是不是應該完全自由的流向全世界任何地方？我覺得在我們現在金融體系理論中間缺乏被證明的理論來支持金融資本的完全自由化，是不是能夠完全帶來資本流進國和資本流出國共同的利益和好處？沒有好的證據來證明。對于一些概念不能偷換，所以要進行區別，直接投資資本和金融資本這兩個資本是完全不同的范疇。直接投資資本大家都知道，它是被理論上證明過，實踐也證明過的，直接投資資本是能帶來雙邊的流進國、流入國的利益的。金融資本是在追求高的風險，博弈高的收益，跟直接投資資本是有不同的屬性的。到現在為止沒有理論證明這種類型的資本流進流出能夠對雙邊的國家流進國和流出國都帶來好處，理論上沒有證明，實踐上我認為有很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驗，包括南美、亞洲的危機，從實踐的角度我們看見，當這種類型的資本大規模的流進的時候，這些國家都出現了資產價格的泡沫。當這些資本大規模流出的時候，基本上都會導致危機的爆發。我認為在理論上有這種突破性的理論證明和在實踐上有這種實踐的印證，在這個之前我認為金融資本的完全自由化應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一個規則。在重新建設金融市場秩序的時候，應該對于這一條有一個慎重的考慮。

　　第二金融資本是不是應該作為一個主要的力量來決定商品市場的價格？我們現在看見不管是石油還是農產品價格，實際上都是帶著很大的投機性，這個東西已經有很多的報告在證明了，石油價格漲到147美元的時候，芝加哥的調查說71%的價格上漲是因為投機資本造成的，當它下跌到32塊錢的時候，有另外一個報道說81%是因為投機造成的，現在農產品的價格也帶有很大的投機性在里面。這種投機性的資本在里面定價這些大宗產品是違反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供求關系來決定價格，而且要有一個最大滿足度的效益來約束。現在我確實非常困擾，現在大宗產品市場完全由既沒有需求也不需要供給的資本定價的話，這個市場秩序就大亂了，作為經濟學者也是非常困難的。

　　第三國際上美元、歐元、日元，特別是美元，這樣一些國際儲備貨幣怎么樣給一個真正、合理的責任？美國的中央銀行也相當于一個全世界的準中央銀行，從印鈔票等等的角度是這樣。

　　第四其實剛才大家已經說到了，我個人認為，我們是不是應該停止一下，不要再在雙邊的人民幣匯率上糾纏太多，是不是應該務實的去討論怎么解決美國和中國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其實人民幣匯率剛才樊綱也說了，實際上匯率跟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關聯性不是很大，我覺得務實的辦法，就是包括美國政府現在提出來的5年之內翻一倍的貿易出口和中國政府現在正在研究的怎么樣促進進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如果我們會議以后能夠把這樣一些東西作為一個真正的反饋，我覺得我們就算成功了。

　　張燕生：我來自于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我有四個問題想非常簡短的一下發表個人的意見：

　　第一關于自主創新。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從中國來講，自主創新承擔了很大的壓力，現在中國的領導人也做出一個承諾，就是對于境內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我們知道前30年中國主要是要素投入驅動，中國現在希望轉變到由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在這個轉變中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中國企業非常缺少自主創新能力。我們舉一個例子，目前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相當于8歲的孩子，美國企業的創新能力相當于25歲的壯年，如果讓8歲的孩子和25歲的壯年一視同仁，那么意味著中國今后要想轉變到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第二關于政府采購。我們都談了很多，根據我們的研究，目前中國政府的政府采購將近6千億人民幣的產品中，中高端產品絕大部分是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產品和進口的產品，我們看看我們買的照相機、汽車等，如果我們說美國5年之后翻番，要靠中國政府、采購市場開放來創造，這將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第三關于中美貿易的問題。確實現在中國在減少中美貿易不平衡，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擴大進口。當然這里面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買什么？如果買美國最有優勢的高科技我們很難買到，如果我們再繼續大量的買美國的農產品就會涉及到究竟是美國五六百萬農民的人權大？還是中國五六億中國農村的人權大？究竟哪個要受益？哪個要受損？

　　第四是關于貿易平衡。我們看看美國的經常項目會發現，美國經常項目的逆差最大的是2006年8千億美金，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是2500億美金。而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在2006年2500億，有50%左右是外商投資企業創造的，是跨國公司內部創造的。因此當我們談到再平衡和失衡的時候，我們總是希望美國人和中國人各自承擔一半的責任，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新華社記者：我其實不是評論，只是想問一個問題，我是一名新華社的記者，今天我聽到了很多經濟學家提到了如何解決中美合作的經濟平衡問題，尤其是貿易的壓力怎么解決？我想請樊綱教授、勞拉·泰森女士、唐興先生來評論一下，你們能不能說一說鞍鋼的問題，鞍鋼已經與密西西比的鋼鐵企業簽署了合作的意向，鞍鋼的投資計劃也面臨著一些問題，所以像法國國會的議員們也曾經提出過，像這樣一種合作可能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美國的就業減少。說到對海外的投資，實際上我們知道，海外投資其實會增加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并不會損害美國的經濟。所以我覺得在后危機時代，如果雙方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的話，我想問一下各位經濟學家們，你們能不能夠從兩方面解釋或者解讀一下我剛才說的鞍鋼的事件。一是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中國說了，美國人請不要把一些經濟活動政治化，我想問一下美國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二是你們認為像鞍鋼這樣的在美國密西西比進行的投資，這樣的投資對于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到底是什么樣的影響和作用？

　　樊綱：已經簽了合同了這是好消息，說明這個合作已經基本上成了。意味著美國的投資環境在改善了，我覺得應該進一步改善。昨天我們討論了很多各種各樣的限制，特別是有些所謂政治化的問題，當然是應該進一步取消的，這樣中國的很多資金可以到美國投資的話，當然對于美國的就業等等有好處，所以我沒有什么更多的評論。

　　勞拉·泰森：我想說其實有兩種吸引外資的方式，也有兩個最大的吸引外資的市場，那就是中國和美國。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是在夸大了美國吸引外資的限制，實際上美國沒有太多的限制，美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包括美國每年吸取了大量的外資，除了美國以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外資。我不知道中國的企業是面臨著什么樣的限制，我覺得這種雙邊的關系其實應該是建立在一種平等合作的基礎之上的。我知道像能源行業等等都有很多的一些機會，但是在中國也一樣，對于外商投資也有很多限制，包括能源以及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方面，其實國家政府制定有利于國家的政策是情有可原的，美國歷來還是比較開放的。我當然不需要一一列出來一些例子證明美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吸引更多的外資是我們的目標。但是我可以說，像加拿大我記得昨天有人說，加拿大是最歡迎外資的，美國是第二歡迎外資的，我相信這個說法是對的，我是認同的，美國是很歡迎外資的。

　　肯尼斯·戴穆：我先來回答問題當中的第一部分，是關于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資本之間隨意流動的問題。我是一個政策面的律師，我對于經濟的一些原則非常熟悉，如果我說的不對的話，有想法必須要有理論上的證據來支持你的觀點。因為本身這就是自相矛盾的，理論是理論，證據是證據，對于已經發生了的情況我們是有證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前20年時間里面，我們看到世界經濟慢慢的恢復和增長，也有資本大量的流動，這也得益于當時資本自由流動的壁壘大量的減少，這種現象對于當時各國來說都是有好處的。有關的顧慮就是會有一些投機性的資金流動來流動去，有一些資金，有一些錢支配的方向并不明智，有的是流入了商品領域，有的是流入了生產領域。制造業是非常重要的經濟構成部門，金融上的安排也是重要的，但是金融上的安排并沒有得到良好的監管。因此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在世界范圍內重新進行對于金融的監管？美國政府在這方面也有一個很明確的認識。最近美國國會也通過了一些相應的法案，但是在我們的政體當中往往結果并不是讓人覺得完美無缺，根據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團，有大量的游說工作，確實也構成了很多的問題。國際范圍內通過巴塞爾協議我們已經做了比較不錯的工作，G20集團也是一個非常有必要的機制，它不可能有機會去深入的談那些細節的問題，更多的是像一個論壇，談一些關于經濟的宏觀問題。比如說怎么能夠具體的來找一些監管的措施進行監控資本的流動等等，可能談不了那么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更大力的去支持在巴塞爾協議項下有關的進程，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也關注中國的原因，因為在中國也會出現投機性的資金，我之前也說到過一些資本金以投機性的行為進入到一些領域，也需要加以監管，這是過去一天我們討論的主題。至于真正親自解決這些問題的人是哪些？他們需要制定哪些監管的規則？似乎我們有一點頭疼的是，很難把這種貨物的自動流動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分別開來，我們由于一些監管，我們對于貨物的流動很多的規則來監管，比如說我們兩國也都支持自由的貿易等等。如果在資本市場當中出現了投機性的措施的話，會對我們的經濟造成損失。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的對自由的貿易和資本的流動進行監管的話，這將是我們犯的一個大錯。戰后20年的那段時間里資本流動的情況，時間范疇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唐興：我來談一下密西西比投資的事情，因為具體交易的情況我太清楚，但是像勞拉·泰森說的那樣，美國對于商業還是持開放的心態，投資對于我們也很重要，在商業、政治、外交、對外關系，不同國別人民之間的關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像密西西比這樣的州投資更是很特別了，需要得到公眾的支持，對于美中的關系也是很有好處的。昨天我們談到了公眾輿論，說到了美國和中國人對于兩國貿易關系的輿論。在美國就像我的同事所說的那樣，很多人認為是緊張局勢的一個主要誘因。所以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良好的管控人們的輿論，引導人們的輿論？在密西西比這個州之外，我們在明尼蘇達州也有類似的案例。這些州可能經濟不是很景氣，但是有一些資源。在國內會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考慮，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中國的投資者做的不錯，他們也和當地人民的溝通比較多，所以最后出來的結果也不錯。我想考慮到明尼蘇達的案例，我相信密西西比投資的案例應該要和當地的人們有足夠的溝通，得到他們的支持，順利的執行下去。

　　樊綱：我不了解這個案例是什么樣的情況，為什么一開始沒有批，有若干種原因可能導致一個項目批不了，有些也許是被政治化的原因，但是有些原來的經濟就有這些規則和要求。就像我們的經濟當中有這些要求不要把它政治化，我們的環保和其他的要求都是各國有各國的要求，美國也許有這些要求。昨天樓繼偉先生說的那些限制是正常的，對美國的投資也會提這些要求。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進有利于投資，但是這是他們正常商業上的一些要求。所以我們作為媒體朋友也不要把它政治化，應該先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要一說沒有批就是因為政治化的原因這樣也不對。所以兩國雙方要心平氣和的看待我們的這些關系和問題，特別是媒體，我們不應該把它簡單化或者政治化，這只是一個評論，有的時候看到我們的媒體會把一些事件放大。

　　新華社記者：政治化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商務部和外交部他們在聲明當中都談到，說希望不要政治化，我不敢說這樣的話，而且我非常同意您的觀點。

　　大衛·克倫：謝謝，有一個美國電影是保羅·紐曼蔓延的角色，他說過一句話：“我們沒做到的只不過是沒有和人做足夠的溝通”，有可能密西西比的這個案子可能就是溝通不夠，也不見得一定就是監管機構誠心這樣。這中間有的說可能要推遲，后來說不推遲，在美國我們有500多個國會議員，當中50個人，也就是10%寫了一封信給財長說這樣做不好，這是關于國家安全之類的事情。在美國你會看到，美國一個公司要有一個收購的要約，比如說一個州的公司要買另外一個州的公司，比如被買的州的公司議員也會寫信說這樣不好，這樣會導致這個州的企業遭受損失，要買的這個州會得到好處。盡管如此，經過多種溝通和努力，這種還是得以實現了。可以看到在國會議員當中他們很多人老是抱怨，總是有意見，不管是中國投資者、日本投資者還是日本投資者，你們最好都躲得遠遠的。

　　樊綱：其實在中國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也不要把有一些人的想法放大，說就是指反對外資什么的，我覺得雙方都是類似的，我們都應該有這樣清醒的認識。

　　威廉·歐文斯：我們昨天討論的一部分以及現在的討論讓我們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給雙方政府都做這樣一個政策建議，市場當中的這種觀念，人們的想法，他們有的時候會改變現實，也就是說人們主觀的一些想法有的時候會對經濟的現實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我想雙方都應該把美方的情況跟中國政府講，把中國的情況跟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講。我們要找到一些辦法，能夠真正的實現雙方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溝通。就我們所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比較有效的項目或者機制來實現這種真正的溝通，我們雙方是如何看待對方的，我們如何看待對方國家和對方人民的，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有工作需要做。

　　朱德貞：我的觀察就像歐文斯先生在他的開場白當中所說的那樣，我的想法是，在美國其實也是有和這種關系相似的東西，是一種溝通和交流的東西，我也想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這種大的合作，比如說我的公司在美國也有員工，我會跟他們說，我問他們你們下班之后干嗎？他們說呆在家里放松放松，享受一下生活。但是你要跟那些國會議員說，跟參議員說，要讓他們了解到你的立場和你的情況以及你的善意，我覺得溝通和交流在美國是非常需要的，我覺得并不存在刻意的阻止中國的投資者去美國投資，中國人也需要在積極的溝通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把你的想法、訊息和善意傳達給對方。這就是我的想法，謝謝！

　　提問：我是一個銀行家，我不是經濟學家，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在經濟再均衡和再平衡的努力中，美方的代表是否感覺到美國人是否應該有必要下調一下他們的生活水準？使得這樣的再平衡目標得以實現？第二我也想了解一下在美國對于教育是否應該有更大的投入？因為時不時的我會聽到美國教育的標準和水平是在下滑的，這是否是造成美國的競爭力相對于其他國家被削弱的原因？

　　吳曉靈：這位先生提的問題，我想一會兒讓美方的專家回答，我希望讓下一位同志發言，等他發言結束之后，再請美方來回答這位銀行家提的問題。

　　鄭京平：我是來自政府官員的一個研究者，我想說關于中美貿易問題，或者更寬泛地說是關于國際貿易問題。作為經濟學家，大家都應該充分的理解，也都充分的認識到自由的國際貿易對于雙方都是互利互惠和多贏的。因為根據經濟學原理中的相對優勢原理，對外貿易總能使參與方互惠互利，實現雙贏。即使是有人為干預的因素，改變了貿易條件，縮小了絕對優勢，或者說改變了相對優勢，那么對外貿易互利互惠的總原則是改變不了的，只是可能人為壓低價格的國家在貿易當中的總體福利會受到一些損失。而且我們知道，由于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以及在各個產業里面的勞動生產力總會有差異，也就是說生產經營上的相對優勢總會存在，所以說對外貿易應該對各方都是有利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沒有道理的。

　　既然大家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為什么貿易保護主義還是不斷的興起？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時候還會變得比較嚴重呢？我覺得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是少數利益受損的集團抗議的聲音比較強，而整個國家受益的大多數因為不是直接受益，反對他們抗議的聲音比較弱，這是一個原因。第二方面是有些政治家迫于各方面的壓力，迫于政治家的地位可能是有作秀的成份，也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些弱勢群體進行拉票，有這樣一些作秀的成份。這樣的話我完全同意經濟學家應該更加客觀、公正的把道理講清楚，這就是湯敏先生所提到的，要做一點實事，一個方面要做宣傳普及工作，另一方面要為政府支一些招，怎么樣使利益受損的集團能夠得到補償和很快的轉型。

　　我想說一個事實，美國的總儲蓄率，或者美國的儲蓄率的大小變化是與美國金融監管當局自律是有關系的。說一組數字大家就可以看到，1945年到1974年，布萊頓森林體系實施期間，美國總儲蓄率是20.1%，到了1975年-1985年，放棄了布萊頓森林體系以后，總儲蓄率降到了19.2%。到1986年-2002年的廣場協議，美元相對貶值以后，總儲蓄率平均降到了16.6%，從2003年-2010年也就是房地產泡沫形成以及破裂引發金融危機期間，它的總儲蓄率只有13.5%，2009年-2010年總儲蓄率只有11%左右。所以說這個時候已經比1945年-1974年實施布萊頓森林體系之間總儲蓄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這就說明總儲蓄率的大小與美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自律應該是有關的，這個事實說明美元的貶值并不一定能夠使美國總儲蓄率上升，這就是美國總儲蓄率從1945年-2010年整個變化所揭示出來的事實。

　　吳曉靈：我們下面請勞拉·泰森女士回答一下銀行家提出來的問題。

　　勞拉·泰森：我先來講一講美國教育的問題，關于教育投資和美國生活水平改善的問題。在我們昨天討論的時候我已經講過了，在美國失業率比較高，其實是根據教育程度不同，失業水平也不同。尤其是我們來分析一下，如果你是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的話，即便是現在，他的失業率水平也是低于5%，如果你是獲得了本科學位的話，失業率在5%-6%之間，如果說沒有拿到高中文憑的那些人，失業率高達15%。所以也就是說受教育的程度越高，那么失業的可能性就越低，這是美國的一個基本的情況。但是美國失業率為什么上升呢？主要就是由于美國勞動力市場，其實歐盟也有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在美國市場上，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包括低的就業水平主要是由于低水平的工人或者是低技能的工人他們的失業率水平很高。如果說對于高中畢業，或者甚至是高中還沒有畢業的人他們就業率的情況惡化，工資的水平惡化。但是對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教育就業情況，以及他們的工資水平都是上升的。所以對于美國來說，現在很多到了上大學年齡的人就會按步就班的上大學最后畢業，但是這種上大學的比例在逐漸的降低。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大學畢業率的話，也取決于父母的收入水平，一般來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們可能會完不成大學教育，甚至可能不會注冊，他可能讀了一段時間就會輟學。所以這對于美國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于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普及率不夠。

　　健康醫療保險的問題，我覺得美國的生活水平是在下降的，有一些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其實已經下降了，我昨天說過，在2003年-2007年美國經濟擴張期間，一般中等美國家庭的收入其實是下降的，沒有上升，而且是下降，這是二戰之后第一次美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等收入的家庭實際上的收入是在下降。所以對于美國來說，實際上在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這種家庭收入情況惡化的現象，這已經讓危機雪上加霜了。像這種情況有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2002年-2007年家庭收入惡化的現象還會持續。所以我們今天學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知識，中國家庭的調查，為什么要有這么高的儲蓄率？很多美國人認為是因為中國沒有社會保障體系，比如說養老金，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險，當然這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實際上是為孩子的教育做儲備，我覺得這是排在第一位的，父母存錢是為了孩子受教育，這跟美國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學到的讓我很驚訝的，而且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一點，美國在這個方面也應該學習中國。因為對于我們來說，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教育普及率第一的國家，而且美國18-26歲上大學的人群當中受大學教育的比例以前是第一位，現在已經不是第一位了，所以我們要盡力的奪回第一位的名次。

　　作為經濟學家，一方面我們確實認為這種貿易可能會帶來一些好處，也會帶來不利的地方，貿易會讓一方受益，一方失敗，包括美國出現高的失業率等等。大衛·克倫剛才也說了，現在我們在尋找解決的根源，美國人在詢問我為什么會失去工作呢？他們說你看原來我們的工廠就在街角，現在這個工廠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隨著貿易的構成，我的工作就丟給國外的某一個地方了。實際上作為自由貿易理論的擁護者，他會說自由貿易是為了人們的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包括整個社區和整個社會都會得到改善，但是如果說美國得到改善的話，那么他們會覺得受了傷害，他們就會尋找一些原因。他們或者認為自己受了傷害的話，他們可能就會擁護那些貿易保護主義。

　　鄭京平：我覺得要告訴大家真相，我們要給出一些建議，讓政府能夠做出更明確和明智的決策。

　　勞拉·泰森：我同意您的說法，我們現在在座的大部分都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的聲音有的時候政府聽不進去，其實政府部門的領導人有的時候沒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嘉賓：很高興和我的朋友們聚集一堂，我自己是做投資策略的顧問，我也在中國做過一些投資，我們今天的討論有兩點讓我比較吃驚，我覺得這次的對話在過去的兩天探討了一些很有意義的話題，中美雙方實際上都在談到如何讓貿易均衡的一些話題，實際上貿易的不均衡越來越嚴重，而沒有減輕。所以從宏觀經濟的角度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擔心，比方說我們今天聽到大家的一些探討，我們現在看一些政治方面的影響到底在哪里。在未來的幾個月，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政策的出臺，會影響長期的經濟走勢。在美國國會現在也有一些大家對于貿易問題比較敏感的看法，我們的討論到底有多少達成了共識？對于那些比較喜歡思考的人們，我雖然沒有參加昨天的會議，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是窮盡了畢生精力追尋經濟學的真理，大家作為經濟學家的投入精神我很敬佩。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的看法沒有很好的被政策決策者所采納，所以很多中美雙方的政治領導人，既包括美國的也包括中國的，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有的時候需要了解更多的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尤其是現在臨近美國的中期選舉，政府換屆等等，在這個時候更是政治敏感期。對于中國現在也在做很多的調整，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等等，這些調整都還沒有完全完成。所以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目前現在的政策還會繼續持續下去，在未來的一到兩年，至少這樣的經濟情況和政治決策不會發生大的改變。但是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不均衡的問題，我們已經談過很多關于貿易不均衡的問題了，包括中國方面儲蓄率太高，美國方面是過度消費等等。

　　作為雙方的政治領導人，他們確實面臨著比較大的難題。但是我相信，這種溝通和對話是很重要的，這種對話能夠確實對于雙方政府了解哪些是最重要的熱點問題，如何更好的了解已經采取了哪些行動，帶來了什么效果，要從根本上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控和改革，確實需要經濟學家的一些幫助。所以我也相信這次大會的主辦方，也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為雙方政府的決策層帶去更多的信息和有意義的討論，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作為一名參會人，這樣的探討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對我來說，我作為美方的參會人員，我覺得美國應該做更多國內的工作，比如說我們應該花一些時間來探討在美國方面有什么樣的一些我們應該敦促中國做的基本改變來促進雙方的貿易。包括剛才大家提到的資本管制，還有貨幣政策是不是應該做一些調整，包括利率的調整。資本市場的改革，尤其是在發債方面，這樣能夠促進中國的高儲蓄率發揮更高的效用。

　　作為美國人，我覺得今天下午這樣的對話非常有意義，它加強了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我們如果更進一步加強影響力的話要解決好國內的問題，我們中方的領導人和參會人從中國的角度也探討了這些問題。從雙方的政治局勢來講，雙方都要解決好自己內部的問題，然后再來探討國際合作的問題。這樣對于我來說，我覺得雙方都應該有一個國內事情解決的議事日程。

　　張曙光：我想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經濟調整和再平衡的問題，講五點想法：

　　第一兩國現在確實都面臨著經濟調整和再平衡的問題。但是原因不太一樣，美國是低儲蓄、高消費，巨額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還有就是巨額的貿易逆差。中國剛好返過來，是高儲蓄低消費，我覺得中國的儲蓄不光是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很高，個人的儲蓄也不少，這兩個概念不一樣。大家看一下中國居民的儲蓄，現在是28萬億，04年大概是14萬億，是翻了一番。中國現在財政確實負債很低，但是中國的問題是財政收入增長的很快，如果再加上國有企業的收入的話，這個數字就是更大了。中國大量的貿易順差，多變的調整原因不一樣。

　　第二調整的方向也不一樣。美國的調整方向恐怕是再工業化，要增加儲蓄，增加出口。中國是返過來的，中國現在是要推進城市化，要增加內需，增加進口，調整的方向也不一樣。

　　第三調整的方式和條件方面。從美國根本的調整來看，我覺得落實美元政策是美國的戰略選擇，再工業化，美元貶值的話可以增加傳統工業的成本，使得美國的資金流向新的低碳經濟的方面。但是現在的狀況是美元強勢，這個問題有外部原因，美國內部的政策是不是也與之有關？比如說現在的貨幣政策和這個有沒有關系？我覺得恐怕也值得討論。而且美國的一些做法調整的話必然要承擔成本，但是有些做法可能是要別人去承擔成本，比如說壓中國人民幣升值，我覺得也不是一個辦法。中國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也是增加內需進行調整的必然選擇，是重要的條件。但是中國現在有很多人有人民幣升值恐懼癥。前面大家都說了，如果升值是3%，我們企業的利潤就沒有了，其實從2005年-2008年升值了20%，企業還在增加，問題恐怕也不是這樣。而中國現在出口的增加，它的收入效應大于價格效應，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考慮。

　　第四調整當中的政府行為也需要比較。現在美國要給中產階級永久性減稅，美國貨幣上要競相放貸，永久性的減稅實際上我覺得是增加消費的辦法，所以和這個調整也不是一回事。這里面到底是經濟上的調整還是政治上的意義我覺得可能也值得思考。我覺得中國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現在的調整重數量調整，而不注重價格方面。比如我們說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實際上是政府增加投資，從投資角度來調整的，其實能調整過來嗎？我看中國的問題恐怕光這樣去調整的話是調整不過來的，關鍵還要想辦法解決匯率、利率這樣一些問題。現在實際的利率是負值，匯率的問題剛才講了，我覺得恐怕不解決這些問題，調整也是有問題的。

　　第五中美合作確實很重要，合作確實有利于調整。但是這里面有兩個問題，怎么進行解決我也沒有想清楚，這個調整要對雙方都有利，都要得到利益，不要一方得利很大，一方得利很小。調整的成本也需要雙方分擔，分擔多少需要很好的研究，但是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合作是很難的。在這個問題上下點功夫，有利于我們的合作，也有利于我們經濟的再平衡。

　　陳興動：我想講兩點我的觀察。

　　第一我們知道兩南以前金融危機爆發實際上是全球失衡的一個強調整，大家實際上已經注意到全球失衡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經濟學家也正在呼吁，但是沒有任何的政府和國家愿意出來承擔這種調整成本，所以危機爆發了。危機爆發之后，現在我的觀察感覺到，這個世界上，特別是G20和G7沒有人愿意調整這個失衡。從2008年底以后全球合作大量的注水，仍然給世界一個期待，就是說昨天的日子還是可以重新開始的，這樣下去，其實這種預期是非常差的。我們現在談到的有沒有可能會出現所謂第二次探底，其實跟前面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全球合作，進行大規模宏觀政策刺激是有關系的，這樣的話大家的預期很高，經濟增長本身不可能，因為沒有調整過來。所以我感覺，其實全球的政治家似乎都不愿意對這個事情做出一個承諾，我們大家要面對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要過苦日子，要經歷三到五年的嚴峻的挑戰，要做調整，現在再做這么多的事情也不可能發展下去。剛才有教授講到，歐洲現在采取的退出政策應該停止，回過頭來支持經濟增長，我覺得恐怕我們現在三五年已經回過頭來看，歐洲可能做出的是一個很正確的事情。

　　第二歐美現在提到再工業化，我經常到美國去，跟很多不同層次的人交流過這個問題，大家都很希望，大家都說奧巴馬政府信心很足，目標很強烈，5年之內要對出口量翻番，我們現在知道，美國其實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國，工業產出成為是第一大國，占全球的16%左右，中國還不到16%。出口稍微小一點，但是美國主要出口很多的情況是因為美國很多的高精尖技術。現在提出來美國再工業化想生產什么？去正確跟中國還是其他中等國家能夠生產的中高端產品？高端產品中國生產不出來，沒法競爭。中高端產品呢？中國現在可能已經可以生產出來了，而這些生產在全球勞動制造能力都已經過剩了，美國人想繼續的競爭嗎？上個月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字說，美國的新增就業小時工資是20.5美元，中國現在小時工資大概就是2美元左右。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跟中國這樣國家的制造業競爭，如果想進行競爭，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出一切的理由，把中國的關稅等等抬高上去，就意味著這個世界充滿了火藥味。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美之間和全世界都需要討論。我們出口給誰？最近一旦時間我們看到歐洲的經濟總體水平比較好，所謂的比較好，我們去看每一個國家的出口增長都比它的進口增長快。這可能是短期內做到的，長期可能做到嗎？出口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現在僅僅是一種觀察，我們現在提出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進行討論。

　　吳曉靈：我利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權回應一下陳興動提出來的問題，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早已經存在了，貨幣基金會的副總裁說，如果我們不主動的調整，那么就會以破壞性的方式對世界經濟的不平衡進行調整，當時我沒有想到破壞性的調整是什么樣，看來2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對長期以來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種強制性的調整。經濟學說有一種說法是“毀滅性的創造”，中國的古話叫做鳳凰涅磐，就是要在烈火中獲得重生，現在全球的人都不愿意承擔這種痛苦，重生的痛苦大家都不愿意承擔，現在各項刺激政策實際上是結構的繼續下去還是結構的優化，這些是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

　　任志強：剛才勞拉·泰森女士說中國人的儲蓄是為了消費，我覺得中國人的儲蓄更多的是為了買房子。美國人因為出現了地產泡沫，所以美國人擔心中國的房地產也會出現泡沫。我接觸很多的美國人，他們都在用自己國家的泡沫來形容中國的房地產。但是中國人和美國有很多不得一樣，我們的信貸政策不一樣，在美國大概有13萬億美元的房屋信貸，但是中國只有4萬億不到的人民幣。加上汽車消費信貸，美國大概相當于GDP的總量都是信貸，而中國所有消費只占GDP的12%。所以在美國房價下跌的時候美國的消費也受影響。中國的信貸不會出現問題，就像我們的銀行做了一個壓力測試，中國沒有再貸款，所有房屋升值都不會因為房屋升值而增加貸款額度，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巨大的首付，又沒有再貸款，所以不會出現房地產泡沫問題。

　　我們的城市化率和美國沒有辦法相比，美國的農業人口和中國農業人口比例相差太大。要有更多的人進城，否則無法消費我們的二元結構問題。因此在這兩者之間，美國已經有145年沒有本土戰爭了，但是中國只有不到60年的建設期，所以在這中間還有很大的差別。比如說美國1950年的時候戶均面積達到了91.5平米，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76平米，還不如美國150年的住房水平。我們城市居民不能保證每一個家庭有一套住房，我們三四代人住在一套住房里面的比例高達60%，所以在住房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別。和美國人相比，也許我們的消費能力上已經和美國人相似了，但是在住房水平上差了50到60年。

　　從消費的數量上來看，美國現在的消費總量大于中國13億人的消費總量，由于6.7億的城市人口，可是我們每年新生產的住房只有2%的家庭可以購買，而美國已經達到了接近于8%，這中間有差了很多。從美國來說，房地產對于GDP的貢獻度超過10%，而中國到目前為止我們房地產對于GDP的貢獻度只有2%，相差也仍然很大。

　　美國是在使用減稅的辦法去增加消費，而中國現在是用加稅的辦法來刺激小，我想這一定是不會成功的。從我們的情況來看，最后的結論應該是，要解決我們的失衡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美國政府應該鼓動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房地產市場，這樣才能夠讓中國人把錢都花在住房上，減少儲蓄，而加大消費。如果美國人用更多的房地產泡沫來嚇唬中國政府，那么中國政府就不敢去用房地產或者住房的問題來解決中國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問題。其實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要向美國政府學習，讓買不起房的人買房子，那樣才會出現泡沫。我覺得美國之所以在房地產泡沫出現之后引發金融危機，重要的在于不管是兩房還是其他的一些次貸，非要讓那些買不起房的人買房子，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的話，也許就不會出現這么大的泡沫。我想如果中國把更多的儲蓄都花在了中國本土之內，也許世界經濟貿易就平衡了。謝謝！

　　賀力平：我要提一個問題給美方同事，是關于全球再平衡很關鍵性的問題，是20國集團談的問題，危機發生之后成立了20國集團，它是否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剛才說中國和美國之間要搭建起平臺進行交流和互動，但是在過去兩年的時間里，很多的國際觀察人士已經注意到美國政府不是特別的積極的要求改革國際的金融體制，比如說IMF或者布萊頓森林體系的機構。但是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了一些具體的宏觀經濟刺激措施上。我最近看過一個美國學者寫的調研報告，他說在20世紀70年代，政府采取了單邊行動，放棄了布萊頓森林體系，結果法國、德國就開始積極的推動歐洲的貨幣聯盟，所以美國政府的立場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特別是在推動財政和經濟的安全方面。現在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對于國際貨幣體制機制的改革更加積極了，這一點對于全世界都是有好處的，也包括中國在內。我們能夠通過改革更好的解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些國際經濟問題，我想請美方的同事，特別是有政府背景或者以前在政府工作過的學術人士給我們一些評論。

　　肯尼斯·戴穆：歡迎你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我下個月要去首爾出席會議，我也正在形成我的觀點，你的這個問題也能夠幫助我形成自己的觀點。20國的會議下個月要在首爾召開，在那之前還要召開部長級會議，我覺得在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會問到這個問題，就是20國集團到底是什么？20國集團并不是IMF的替代品，它只是一個論壇，它自己沒有固定雇員，它也沒有能力產生自己的議程，主要是取決于各個參與國的意向，對于像世界銀行和IMF這樣的機構進行改革也是它的議題之一，但是在美國和歐洲之間關于下一步應該怎么做還有很大的意見分歧。

　　美國有一個建議和想法，就是保持現在的情況不要變化，九個歐洲國家他們在IMF的執行董事會上有很大的決策權，他們認為這樣的席位分配應該改變。美方不太愿意有改變，所有這些爭議慢慢都會浮出水面眠公開化，其實我覺得很難通過國際的機制改變什么，你必須首先要有這樣的意向才能夠做到。不能只是通過開一些國際會議就能夠把事情做成，包括像我們這樣的會議是做不到的。我們這樣的對話會只能是為政府提供一些建議和意見，然后推動政府朝著正確的方向去努力。所以20國集團開會所討論的內容只是發出一個信號，不能夠取代各國政府之間在政策方面做自己的努力，取得政策上面的目標，否則的話大家就會非常失望。我也了解大家的關心和擔心，我覺得我們需要雙邊的一些努力，或者是多邊的努力，尤其是政府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一些正式的政府間會談，還有包括創建一些新型的國際組織，這樣的話我覺得要多傾聽大家的聲音，多傾聽專家的聲音。我們這個論壇實際上并不像一個固定的機構有著固定的人員，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尤其是對于政府的影響力，能夠讓政府的決策者聽到專家們的聲音和討論，而且各個國家的政府只有通過進一步的合作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勞拉·泰森：我覺得有一個誤區，在您的問題當中提到了作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其實經常探討的就是類似的問題，中美雙方之間對于是否需要調整一些國際組織，包括讓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使中國的聲音讓更多的人聽到，對于這一點大家也都認同，我覺得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問題。關鍵是美中雙方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在我致歡迎詞的時候曾經提到過匯率問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起到的作用，相信今年夏天他們已經做了一些改變了，包括IMF向中國派駐了更多的代表，中國也愿意就一些話題展開進一步的磋商和會談。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人民幣是需要在中長期進行升值的，中國的政府官員說我們雖然不是完全同意IMF的觀點，對于IMF給出的中長期目標他們還是認同的。其實中美之間很多的一些問題已經有共識了，這是非常好的一點。

　　很諷刺的是美國說了很多貿易不均衡的問題，比如我們的經常帳戶有很多的赤字，這些赤字對于全球經濟都是有問題的，并不是說順差就更好，實際上對于全球經濟而言不是說順差就好，逆差就壞，但是各個國家要依據自己的需求和所處的位置來確定。如果是赤字應該是多少？而且應該從全球的供求關系變化來看待這個問題。實際上最開始說到這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像有嘉賓在將來當中提到對于一些贏余和赤字的國家都應該深思為什么會引發這樣的貿易不均衡，因為其實都是并存的。如果說有贏余，那就意味著另一個國家有赤字，另一個國家有赤字就意味著有一個國家有贏余，這是相輔相成的，必須協調起來解決問題。

　　吳曉靈：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做發言了，下面我想請樊綱先生和歐文斯先生再簡單的說兩句。

　　樊綱：謝謝，我也不會對問題做什么總結，希望對大家的發言做一點回應，比如我們怎么利用會議的成果。

　　我希望對剛才有一個問題做一點評論，在會議期間也有記者提出這個問題，也是關于匯率的問題，中國從6月份開始恢復有管理的浮動制定之后升值很小，為什么最近幾天又加大了升值的力度？現在這是很敏感的問題。但是請大家注意，我們今天在講中美的關系問題，但是匯率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的問題，過去這一個多月，一個重要的現象是美元兌許多其他貨幣升值，包括歐元、澳元和加元等等。在這個時期當中，中國實際有效匯率，按照貿易額作為權重來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是在不斷升值的，而且中國貨幣當局其實已經講過這個問題，中國將參照一攬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就是這一攬子的概念。最近這幾天美元又相對穩定，甚至有點走低，歐元、英鎊等等又開始走高，這些匯率調整我覺得都在正常范圍之內，特別是中國一定將逐步走向更多的參照一攬子的匯率制度。盡管我們在這里談的是中美問題，但是中美問題也要放在全球的范圍之內來進行思考。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也許不僅僅跟美國有利益關系，還有跟其他各國的其他利益關系。這里也是作為一個大的背景提醒大家關注。

　　在會議當中很多朋友們提出的重大問題，包括美國經濟怎么調整，出口怎么調整，中國怎么調整的問題，我想有一個情況大家不要忘記，這一點非常重要，中美關系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全球現在30億-40億人口在新興經濟國家當中，要加入世界勞動大軍，要加入新興市場，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不是我們兩個國家的問題，其實就是這個大的背景，就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這些國家幾十億人要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當中來，要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他們逐步有競爭力，他們也能夠生產，全球的生產能力整個結構發生重大的變化，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美國國內結構調整，中國結構調整，中國面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等等一系列問題，后面都有這個大的背景。當我們討論中美關系問題的時候，也要看全球的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最后，我想感謝大家的參與，感謝大家今天下午進行討論和提出問題，使我們的研究和討論更加豐富。我們也準備就今天和昨天討論的問題，取得的一些共識和有爭論的問題做一些簡要的報告，提交給有關政府決策部門，供他們參考。特別是現在對于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中美經濟形勢的分析以及我們中美兩國經濟決策部門如何可以進行合作促進世界的平衡，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大家提出的好的建議，我們寫一些報告提交給有關決策部門關注。再次感謝大家的參與！

　　吳曉靈：下面請威廉·歐文斯先生發言。

　　威廉·歐文斯：我非常贊同樊綱先生剛才說提到的，我們確實討論到了很多的話題，我們討論了很多重大的話題，我們認為這些話題其實對于雙方都能夠進一步展開新的討論。比如說軍費的預算、國防的預算等等，國防預算方面其實有很大一筆錢，而且使用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它其實也影響著就業、匯率等問題，還有包括投資。我們昨天討論了一整天，非常富有成效，我們也簡要的探討了作為一筆綠色基金，比如說1千億左右的綠色資金由兩方共同出資，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要這么做，我們也討論到了雙方能夠充分利用這筆綠色基金改善環保等等。

　　最后要感謝各位，感謝你們，感謝吳曉靈女士和樊綱先生，感謝各位的支持和參與，我們會把這些探討的結果寫成報告提交給政府機關，這樣的話讓政策的決策者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謝謝主持人，謝謝50人經濟論壇委員會，謝謝各位！

　　吳曉靈：作為今天下午大會的主持人非常感謝大家堅持到現在。我想經濟金融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創造一個和平合作的國際環境有益于改善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兩國是世界上兩個重要的國家，我們彼此之間的了解、理解、信任是世界穩定、減少沖突的重要條件，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就是想搭建一個民間交流的平臺，現在我們國家也搭建了很多其他的民間交流平臺，這些平臺可以加深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識，為政府的合作奠定民意基礎。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上對中國有一些擔心，有的擔心中國會創造一種和現有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相對立的模式，有的擔心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以后會有對外的擴張。我想通過大家的了解，我們應該看到，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因為我們堅持了國家過多的干預，大企業壟斷和重商主義，中國不是這樣的。

　　中國是深刻的反省了過去建國初期30年的經驗教訓，我們看到了政府在市場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應該合理的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們看到了企業需要多種所有制，要給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讓它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我們看到了應該充分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才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應該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堅持的是一個市場化導向的漸進式改革道路，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話，那么就是我們這樣的一種漸進改革，遵循商品經濟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的特殊國情的結合，是這樣一條經驗。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向外擴張的國家，中國的崛起，中國有13億人口，要改變中國13億人口的生活，我們國內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而中國非常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讓中國人能夠安心的集中精力的解決自己國內的矛盾，為我們的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我們應該看到，中美兩國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利益，有更多的共同點。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進一步通過我們彼此的溝通，加深理解，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摩擦也是不會少的，但是我們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不要把它夸大。民粹主義是不可取的，我們經濟學家的責任，今天來參會的各個媒體的責任是需要我們很好的引導輿論，加強彼此之間的了解，換位思考，交換一下位置，考慮一下對方為什么這樣來想問題，這樣的話就可以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剛才有一位先生說的非常好，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自己回到國內做自己國內人民的工作，做政府的工作，讓我們在這樣一個平臺上加深理解，為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的和平和世界人民的福利貢獻我們經濟學家的一份力量，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下面我宣布，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圓滿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