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7日下午，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挑戰——探索合作共贏之路”為主題的21世紀論壇2010年會議在京開幕，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勞動關系專家李昌徽在《亞洲社會對話與經濟社會理事會和類似組織的作用》為主題分論壇上發言。

　　李昌徽：感謝主席先生，我非常的高興能夠在這里講話，而且非常感謝中國政協以及中國經社理事會邀請我參加。作為國際勞工組織來說，我們的任務就是推動社會對話，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推動對話，它在1919年就建立起來了，對話包括所有的磋商、談判，甚至是一個簡單的交換意見等等，就我們共同的這些利益有關經濟和社會的政策來進行對話、進行磋商等等。

　　我們相信，社會對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創造社會的公平、提高競爭力，在社會在行業、在企業的層面也是如此，我們是聯合國當中唯一有三方機制的機構我們的原則包括社會對話以及推動三方的社會對話，其他的聯合國的機構都是由政府代表的，但是在國際勞動組織我們是有勞資雙方，包括政府三方的參與。這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目標，我們覺得這是來締造共識，發揮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形式。我們也旨在于推動在所有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當中推動社會對話，提高所有的各方他們代表性，他們的能力以及對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認識到社會對話的機制在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會不同，世界有各地不同的經濟增長的模式，社會對話也有所不同，應該體現每個國家不同的發展的速度、結構等等。在歐洲和亞洲增長的模式就不一樣，在亞洲內部各個國家也是千差萬別。下面主要講一下亞洲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其中具有共性和特性。

　　今天早晨我們有很多的發言者講到了，亞洲國家的經濟力量正在不斷的增長包括中國、印度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我們看到前面這個圖表的時候，這并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他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在2000年以前中國占了世界GDP  20%，十九世紀中國的經濟占到了世界經濟的大概30%左右，但是后來不幸的是降到了5-6%等等，這是到1970年左右。因此，我們現在講這是作為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再次的興起，像中印現在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火車頭等等，但亞洲國家的成功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我們已經也有了很多的挑戰，這個圖表當中現實很多亞洲國家成為了不平等的社會，在中國基尼系數已經到了4.7，這是非常危險的，值得我們警醒，在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最大的，對中國政府來說是最為緊迫的挑戰，當然不僅僅在中國，像在韓國以及其他的亞洲國家也是這種局面。

　　在幾個國家特別是是在轉型國家，包括中國、越南，近年來勞資糾紛越來越多。他們的這些國家都是處在從計劃經濟向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勞資關系發生了變化，應該達到一種什么樣的勞資關系還沒有達到共識。因此，我們看到這些國家在勞資糾紛國家有一些爆炸性的增長。

　　我們在看一下在東亞地區勞資關系主要趨勢，很多國家都在向市場經濟和全球經濟接軌的方向發展，這也降低了貧困、促進了發展，當然也造成了在東亞地區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當然這些國家還有很多非正式的經濟，在亞洲很多的國家的工會都不是很正規，所以勞工是處于弱勢的一方。政治方面的變化和發展，包括科技的進步，在這些方面都發揮了作用，亞洲國家的人民需求是很多樣性的，他們有更高的期待，政府也需要行動起來，能夠滿足這些更高的需求，因此亞洲國家所面臨共同的需求和挑戰，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對話，不同的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同顯示了他們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比如說在日本，現在的老齡化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就像早晨福田首相講到一樣，在其他亞洲國家勞動工作崗位的安全性也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像泰國、馬來西亞國家民主還是一個新生的事物，也就是10、15年的時間，如何讓民主成功的運轉，如何讓他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是一個挑戰，因此政策制定方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僅僅要考慮正規的行業也要考慮到正規的行業部門。

　　亞洲有幾個這樣的國家，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包括中國、越南、老撾、蒙古，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現在還是低檔的體制，當然現在運轉還是良好的，在其他的轉軌國家他們已經在引入了這種民主的體制，但是在如何為人民創造福祉方面還有一些問題。盡管在亞洲有這樣不同的問題，但是還有一些共性，也就是說還沒有能夠實現一種社會的共識，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勞資關系、怎樣的社會對話，這需要我們通過進一步的社會對話來解決。

　　總體來講，我覺得亞洲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很多人都在講，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國家勞動環境越來越差，但是我們在中國看到部分地區的勞動力段短缺的情況下，現在這種狀況造成中國的工資在增長。這樣把數百萬計的貧困人口解脫出來，在中國發生這種情況，像在拉美這樣的地方我們還是聞所未聞，亞洲已經從低谷的地方擺脫出來，有一種向上的趨勢。與此同時，在亞洲地區我們看到是工會的密度還是比較低的，中國是一個例外，在那些非正式經濟部門或者打零工的那些人民，他們處在比較不利的地位，而且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組織，但中國又是一個例外。

　　(圖)大家可以從這個圖片上看到，有一個例外就是在最右邊，可以看到中國的工會密度已經達到了70%，已經獲得了增長，這是一個例外。所有的能夠進行集體的勞資談判的工人已經達到了50%，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是由于中國的政府、工會能夠團結一心，使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加的和諧，這就是所能產生的效果。

　　如果我們回頭看一下亞洲現在有的社會對話的方式，那么在機制方面，在不同的方面以及議程方面，比如說在機制方面中國有經社理事會，那么在新加坡也有類似的三方機構，你可以有一個非常全面的對話機制，比如說像中國的經社理事會、韓國的經社理事會，還會有一些專門的對話機構，比如韓國、日本有一些最低工資委員會等等，還會有一些三方的機構，包括政府、勞方和資方，有時候我們還可以組織論壇性質的機構。在議程方面，在中國楊先生所講的很多三方的磋商委員會來討論勞資問題，同時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機制就是經社理事會，它涵蓋的范圍更廣，有關勞資政策的綠色就業等等，因此在這方面的多樣性還是很大的。

　　我們可以簡單地看一下各個國家不同的社會對話的系統。印度，在1942年就建立了三方的對話大會。新加坡，它是另外一個比較廣泛應用這種社會對話來改造社會的國家、漸進地改進就業市場，幫助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盡管像這種工資委員會、工資理事會的機制，還是一種非強制性的，但是超過90%的企業都相應它的決定。韓國，有一個三方的委員會，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建起來的，目的就是推動三方的對話，來克服當時的經濟困難。日本，也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它沒有一個國家級別的三方機構，但是確實有很多對話渠道來微調各種政策。我已經講過有關很多中國的情況，2007年的越南建立了勞資三方的委員會，這是越南第一個三方的機構。

　　下面講最后一部分，我們面對了一些共同和多樣性的挑戰，我們也看到各個國家的做法，各方都有自己的應用之道，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要實現成功的對話幫助經濟發展和社會團結、保持和平，我們就需要遵守一些關鍵的原則。比如說雇主和雇員之間雖然是獨立，但是應該由一定的相互依存度，所以接受這種相互依存度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充分尊重各方才能夠有成功的社會對話，政府方面應該允許其他利益悠關方參與到決策過程當中，所有愿意接受變革的各方都可以納入到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應該把社會對話作為加強國家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想強調三個以“R”開頭的英文字母，第一，代表性，社會主體應該發揮他們積極的作用，有充分的代表性才會有有效的對話，但是如何增強他們的代表性也是一大挑戰。第二，“R”開頭的字母是責任，擔負起責任是社會對話的第二個重要因素。第三，回應能力，現在世界正在經歷快速科技發展，我們應該應對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只要有充分的回應能力我們的對話才會成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