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7日下午，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挑戰——探索合作共贏之路”為主題的21世紀論壇2010年會議在京開幕，以下為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以《金融海嘯教給我們什么？》為主題分論壇的發言。

　　劉永好：我是一個來自西部的民營企業家代表，我想談談綠色增長，以內需為主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中國城鎮化的步伐，在建國六十年來前三十年發展得很慢，大概城鎮化只有80%不到，特別是文革期間，中國的城鎮化的步伐不但沒有加快，反而倒退了，那個時候全國有上千萬的年輕人到農村去，所謂知青下鄉。同時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為由，讓更多的城市人到農村去了，但農村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格局到了改革開放出現了根本的變化，鄧小平先生講的“實事求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成長，從而中國城鎮化的發展真正提上了議事日程。1978年的時候，中國的城鎮化只有17.9%，也就是說百分之八十幾都是農村人口，這幾年差不多平均每年增長1%的城市人口，到2009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46.6%的城鎮化水平。城鎮人口已經有6.2億人了，或者更多，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經濟建設，靠的是市場化，考慮的是穩定的增長格局，靠的是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大量地進城，而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帶動了中國制造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中國人勤奮、拼搏、努力，使得我們“中國制造”從大量的進口到大量的出口。

　　記得二十多年以前，我們曾經為買一臺日本的彩色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甚至吸塵器為榮，現在中國這類商品大量的出口，成為全球最大的家用電器的生產企業，而“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的一個共識，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中國穩定的持續成長，靠的是改革開放，靠的是我們低成本的農民工他們的貢獻。而低成本的農民工，他們不斷地進城了，成了新的城市人，推動了中國城鎮化的進展，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仍然還有一些不足，這些不足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第一，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從心理或者從本質上還沒有完全變為城市人。所謂完全變為城市人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城市里面對戶籍問題、對住房問題、對子女教育問題、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問題是不是一視同仁了？這一點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還做得不夠。所以，他們還不是真正的城市人。有的已經完全住下來了，融入城市了，但有的還游離于城、鄉兩者之間。

　　第二，我們過去這三十年來，沿海和大中城市發展得特別快，樓房多了，街道寬了，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市建設日新月異，非常了不起，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看，跟歐洲比不差，甚至還更現代一些。但是廣大的農村，特別是鄉鎮那級變化并不大，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另一個問題。還有，中國這種城鎮化或者內需市場相對不足，中國制造了大量的產品賣向了全球，而中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人們消費還不夠，內需和增長顯然不足，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怎么樣健康地推動城鎮化的建設？要讓農村到城里面的人真正變成新的城市人，融入城市，有一系列問題要解決。另外，要提高人們的收入，要解決低收入特別是農民的社保問題、醫療問題和子女教育問題，當他們沒有這些后顧之憂以后，他們可能把自己賺的錢更多地用于當期的消費，而不是用在存在銀行里面，怕失業，怕念不起書，怕買不起房子。當我們廣大的低收入者、普通的老百姓能夠把當期的收入轉變為消費以后，將會極大地推動我們的內需，建立一個內需為主的市場體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這是我們城鎮化的現狀。

　　以內需為主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搞了三個特區，深圳、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這幾個特區無一例外都是在沿海，無一例外都是以外向型為主。當然，在早期我們內需非常不足，通過外向型，通過引進外資推動發展，這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已經三十年了，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相當高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這樣來做，顯然不對。前不久，中國政府新批準了一個新特區，叫重慶“兩江新區”，“兩江新區”設立的時候，找了一些人士去座談，重慶政府請我去了，我做了一個發言，我說重慶“兩江新區”的建設一定不能走原來的沿海特區建設的道路，我提出三個建議：第一，以內需市場投資為主的發展模式，兼顧外向型。第二，以民間投資為主，兼顧外來投資和國家的投資。第三，以城鄉統籌建設為主，因為重慶大城市帶農村的格局，而在內陸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農業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樣提升農業經濟的水準，提高農民的收入，從而使得這個新的特區更有特色，我覺得這個特建議以內需為主、以民間投資為主、以城鄉統籌為主的觀點，得到了重慶市委市政府和很多專家的認可，他們覺得這個提議是對的，也是符合他們的定位和戰略。

　　金融風暴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警示，大量發展外向型，大量出口，成為不可持續了，仍然有可增長，但是不可能再迅猛的增長了，因為我們輸入國、購買國有意見。另外，我們把產品過多賣向全球，而我們自身的需求并不足，我們的消費還不足，而要拉動內需，最重要的是解決農村的內需，我們簡單統計了一下，拿吃來講，肉、蛋、奶，城市和農村的消費，農村的消費連城市的一半都不到。具體講，我們統計了一下，我國城市市民每天消費差不多二兩肉，每兩天吃一個雞蛋，城市人每年喝二十多公斤的牛奶。而農民人均每天才吃一兩肉，五天才吃一個雞蛋，人均牛奶才兩公斤，差距極大。當然，其他高消費的東西更是這樣，而提高農村人口的消費比例，提高農民的收入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就成為解決擴大內需的最根本的問題。當然，我們國家整體的內、蛋、奶的消費跟全球比仍然有更大的差距，假如說要達到世界平均水準的時候，我們至少要增加3.2億噸的肉蛋白產品，是當前需求的三倍還要多，有相當需求的市場，而吃是最基本的、最簡單的。

　　穿、住、行，需求的市場更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民營企業更應該在內需市場的發展上走到最前列，在重慶“兩江新區”的座談會上我就講到，重慶市歷史上國家的投資還不算多，在新的格局下，我們不能夠“等、靠、要”，金融風波中，中國政府率先行動，拿出了四萬億投資發展，對穩定中國經濟的發展、穩定全球金融風波的恐慌起了積極的作用，使得中國的GDP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長這是對的。但是中間仍然還有一些不足，首先這些錢多數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多數投向了央企甚至國有企業這些部門，而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相對得到的信貸、得到的資金支持較小。當然在特別情況下，為了快速扭轉這種格局，短期這樣做是對的，長期這樣做肯定不行。這就需要我們加大得民營經濟的支持，包括在信貸金融上的支持。非常可喜的見到了，最近半年來，國家在這方面出臺了很多政策，來推動信貸、金融向民間企業的支持，特別是國務院的新“三十六條”的頒布，對于民間的投資，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和證券市場的中小板和創業板的開設，都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有很大的鼓勵和鼓舞的作用。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還需要在具體的務實處理這個問題上，怎么樣幫助農村經濟可持續、穩健的增長、幫助農民提高收益，提高農村的規模化、組織化、現代化的水準，這成為我們下一步拉動經濟增長和推動城鎮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在這方面，我們是有些體會的。接下來我想講講怎么樣積極穩健地推進新型的城鎮化。

　　第一，我們已經有大量的農民工“離土又離鄉”，到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去了，對這部分農民工，國家要和地方相結合制定切實能夠解決他們“去得了、留得住、成為真正的城里人”的政策，這就是在戶籍問題上、住房問題上，子女上學的問題上，和醫療保障問題上，創造更多的條件，讓他們真正地留下來，成為新城市人，這就解決了差不多一億五農民工問題。

　　第二，還要對在農村務農的這些農民，怎么樣提高他們的收益呢？現在我們每年新增一千萬左右到東南沿海務工的農民工，更多的留在農村了，留在農村的農民工怎么辦，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組織化、規模化、現代化、產業鏈化的農物業的發展道路。所謂組織化，現在每個農民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每戶耕種的土地非常少，只有不到一公頃，比美國少了非常多，幾十倍、上百倍，只能規模化，才能夠提升農業產業的水準，而在這方面，我們民營企業新希望集團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嘗試。我們這幾年建立了這樣一個機制，我們已經在中國幫助組建了一百多家專業農村合作社，就是養豬合作社、養雞合作社、養牛合作社、養魚合作社。我們組織了科技技術小分隊和公司，我們有超過6000個大學畢業生、專家活躍在農村，科技務農，幫助他們提高科技水準。我們制定安全的、綠色的、環保的產業體系，做到產品的可追溯，使得城市的消費者吃的是綠色的、健康的、沒被污染的產品。同時我們提出來要把畜禽的糞便通過沼氣化徹底滅菌的同時，提高環保的水準，提高碳利用的標準。同時，我們提供一些擔保公司，我們已經組建了超過36個農村金融擔保公司，幫助這些沒有錢的農民能夠得到貸款。我們還跟銀行合作，成立了新希望的惠農卡，我們新希望惠農卡在好幾個省發行，通過提供金融的、技術的等方方面面的服務，使得農民的規模化、組織化水準提升，產業化的條件提升，較大程度地帶動了農民增產、增收，在提升我們產業化水準的同時，為城市提供了廉價的、多樣的、便宜的、安全的農副土產品。這就是一個農業產業轉型的問題，這方面仍然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在這個格局下面，這個產業化的過程就是帶動小城鎮建設的過程。我們現在已經有五六萬員工在全國各地的小城鎮里面耕耘、發展，他們聯系和帶動了超過400萬農民，在這個產業鏈體系里面耕耘和發展。我覺得我們這條路，我們認為是走得對的，我們中國工業制造已經有很多世界第一了，但是在農業方面，我們跟世界水準差別太大，總量看還不錯，但是我們耕種單位太多，我們戶均、人均產量規模不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新希望集團和廣大的服務于農村的這些企業，和廣大的民營企業，非常有信心，在新的格局下用綠色的觀念、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來推動我們企業健康成長，同時為中國農業的轉型做應有的貢獻。

　　我就介紹這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