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學成為顯學，經濟學家也隨之成為社會精英。他們的聲音和鏡頭充斥媒體，為世人所矚目。然而，真正稱得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廣大勞苦百姓謀利益的經濟學家，卻寥寥無幾。我們這里向全社會推介的十位親民新銳經濟學家，就是屬于這類少數派的杰出代表。

　　所謂“親民”，就是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充當他們的忠實代言人和忠誠戰士，為人民利益服務、奮斗；就是將勞動人民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與他們心心相印， 息息相通，與他們患難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

　　所謂“新銳”，一是指新人新面孔；二是指具有創新精神；三是指有銳氣，敢說敢為，觀點鮮明，目光利銳；四是指見解新穎、尖銳、批判性強；五是指歲嶄露頭角，卻 實力雄厚，潛在力量巨大，具有宏圖大志、發展前程遠大。

　　這些正是這十位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共同特征。同時，他們還各自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2009年初，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一本書《經世濟民之道——10位中青年經濟學家經濟 思想簡評》，通過歷時3年，從全國范圍內遴選出10位“親民派”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人們所熟悉的新銳親民經濟學家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李 炳炎、簡新華、許興亞、王志偉、周肇光、孟捷、劉永佶。他們代表民意，言辭犀利、思維深刻、功底深厚、年富力強、風華正茂、激揚文字、鞭笞時弊、扶正祛邪、為民請命、為政建言，為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確走向，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功不可沒。著名資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李成勛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

　　“有這樣一個經濟學家群體，由于他們關注弱勢群體，關注人民大眾，關注民生，關注勞動者的價值和利益，關注國家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關注公平正義，堅持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主張結合中國國情穩健改革開放，反對生吞活剝照搬西方發展模式等觀點，有一個時期他們曾被一些人誤解。但'吹盡狂沙始見金’，歷史是最好的鏡子，社會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而民心、黨心也自有公斷。事實證明，本書所評介的這十位中青年經濟學家的經濟思想和理念是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為廣大勞動者所歡迎，且與黨和國家領導層在新時期新階段所推行的政策和發展思路相一致。以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李炳炎、劉永佶等為代表的10位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立足點，順應 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國情民意的觀點，不愧為一群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古代偉大知識分子的理想，今天的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應該有一點這樣的理想？我想我們還是應該有點理想，有點責任意識。本書所涉及的10位學者早在幾年前就提出過公平效率兼顧的觀點、經濟分享的理論、重視民生的思想、自主創新的觀點、維護新形勢下國家經濟安全的思想等等，表現了這一經濟學家群體的先見之明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洞察能力。”

　　“發展要科學，社會要和諧，人民要幸福！國家需要棟梁之才，學者需有社會責任，筆者以為谷亞光同志主編的這本書中所評人物恰是這樣一個群體，忠國慮民，其觀點超前，富有遠見，實為百姓之福星。”

　　本書編者《中國改革報》的資深記者、編輯谷亞光先生在該書后記中寫道：“本書從2004年11月底開始策劃構思至今已經三年多了。在初步策劃時，社會上的輿論氛圍與今相比是大不相同的。編者作為一個有社會正義感的學者，一個報人，被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所驅使，毅然決定采訪、編撰一批敢為平民說話的經濟學家的經歷和觀點，激勵、支持他們的事業，表 達民眾聲音，促進改革開放事業健康發展，促使經濟社會發展均衡協調，讓各社會階層都能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就在作者在緊張地工作之余，忙著與各位專家教授溝通、聯系、采訪、寫作的同時，中央高層和社會民意也在交流互動，強調科學發展觀、重視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社會等等輿論慢慢占據媒體版面、空間，形成強大的輿論聲勢。不能不承認，這與書中論及經濟學家的奔走呼號不無關系。”

　　“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需要學者擔當重任。作為有良知的學者，在不同時期面對現實問題要有勇氣、有智慧說出真話，為黨為人民分憂，發揮知識分子的獨特優勢。”

　　這是一群敢為平民說話，敢為民生問題吶喊的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他們揮斥方遒，閃亮登場，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為百姓大眾帶來福音。

　　1、       

　　程恩富——中國海派經濟學的創始人、世界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創新派的領軍者

　　程恩富，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近年已聯合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學會、日本經濟理論學會等，自2006年春季至今 已召開三次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會。

　　程恩富于上世紀80年代創立的“海派經濟學”，其含義，一是起源于上海；二是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是海納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壯大。

　　2004年5月，在胡錦濤總書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體學習會上，講解“繁榮和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近年來聲譽日隆。作為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許多問題，讓他感到憂慮和不安。在憂國、憂民、憂天下，對一個有良知的學者來說，不能對問題視而不見，也不能沉默是金。他為民執言，有許多不得不說的話！

　　他說：新開放觀最有利于民富國強，不正確的政績觀要不得。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若不及時加以糾正，將會釀成新的更大的社會問題，這顯然與黨中央提出的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創造的財富不能讓少數人占有。企業改制，則成了社會熱點問題。程教授說，MBO作為一種美國企業 界較為流行和歐盟等國并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國國企改革中又出現“變形”、“變味”，只會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成為少數人謀私的手段。要反對利益集團的狹隘性。

　　程恩富認為，媒體，特別是國有媒體，不能誰給錢，就為誰說話，希望多發披露不良學風和行為的文章，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進行分析，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

　　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經濟學家(也可以說經濟學者)與資本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違背學術道德和社會公德，替企業，特別是私有企業及其集團，說假話、做假帳、教唆干無誠信的事，直至宣揚 “吐痰獨吞論”、“私產必有誠信論”、“反腐不要過分論”、“厚黑發財論”、“原罪合理論”等，這是必須譴責的。經濟學家，他們追求目標是以真理為重，以社會責任為重。有良知的經濟學家理應站在勞動人民及其國家的立場上，來為企業和社會出謀劃策，應當是國家和人民的“忠臣”，而非“奸臣”、“昏臣”和“庸 臣”。以人為本，實質就是以人民為本，以人民的利益為本，這與為人民服務是相通的。

　　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到不同社會群體、集團、階層、階級和國家的權益。人民經濟學家就是要站在代表廣大勞動人民這個特定利益集團的根本立 場上，去反對各個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

　　在2004年9月關于國企改革的爭論高潮時，程恩富為首的十位經濟學家聯合發表了《關于郎咸平教授質疑流行產權理論和侵吞國有資 產問題的學術聲明》。這份學術聲明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意見。2004年9月16日首次發表在上海《社會科學報》，后來國家發改委的《中國改革報》在10月底進行了全文報道。各大網站、不少中央部門的內參等均轉載或上報。

　　程教授說：本杰明·富蘭克林也強調 “私有財產是社會創造，從屬于社會的需要。”既然西方國家都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過立法規制和行政規制來規制私人財產，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可能反過來將私有財產及其權利加以神圣化和絕對化？倘若欲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來為某些“黑金”、“原罪”等非法私有財產辯護，提出要“善待”這些人及其行為，那就更錯了。

　　程教授是國內第一位系統地對張五常的錯誤觀點進行批判的學者，引起學術界、國家有關領導部門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產權理論評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問張五常》一書。

　　胡錦濤總書記對程恩富教授說：“我們黨有一些老的理論家，現在需要培養像你們這樣比較年輕一點的理論家。你們可以大有作為。”

　　程教授指出，某些黨校的教授也贊成西方經濟學的自私經濟人假設，他們講課和寫論著，只能加重人們的思想混亂。問題就在于，干部和學科帶頭人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堅持馬克思主義了。

　　程恩富強調：我們需要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思想應當解放而不僵化，學風應當嚴謹而不風化。這就是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面臨的新挑戰、新任務，也是學界須共同確立的學術 與思想風貌。陳岱孫教授為程教授《西方產權理論評析》一書題詞時寫道：“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正是程恩富教授治學的真實寫照。反潮流的思想通常在當時受人諷刺、批判與打擊，同“紅得發紫”而又陳舊的流行學術與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程教授 說：馬克思就是人民經濟學家的典范，我們都須學習他！

　　2、       

　　王振中——馬克思主義的忠誠衛士、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

　　王振中，山西平定人。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 所研究員、副所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經濟學動態》主編。

　　2002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不少高校發表演講，內容是《當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現狀》。在演講中，他對2002年的兩本學術著作鮮明地發表了自己的 觀點。這兩本學術著作分別叫《混亂的經濟學》和《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

　　對前者，王振中做出了如下評價：“左大培以他深厚的經濟學功底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泛濫給了嚴厲的批評，其勇氣之大令人敬佩。那些動不動就說左大培反對改 革開放的人，實際上是理論貧困戶。”他指出：“此書的出版進一步說明了基礎理論的重要性。”“中國的理論建設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與其說 需要技術層面的支持，不如說需要基礎理論建設層面的支持。” “現有理論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我們自己的理論。”

　　《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一書吸引他的則是經濟學界新生代的時代風貌。對 于十位博士生與十位經濟學家之間的學術探討，他給予高度贊賞，“博士生們通過與他們選定的經濟學家進行公開爭辯，展示了新生代的精神面貌，可喜可敬。”

　　盡管國內許多經濟學家由于他們的觀點驚人而“著名”，但如果仔細研究的話，他們的一些所謂“著名”觀點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

　　理論界把全行業合資的現象稱為“中策現象”。支撐這種現象背后的是一種散布很廣而且很有影響的理論觀點，他們認為，由于拉美部分國家里信奉“資本沒有旗 幟”這樣著名的口號，才獲得了經濟的恢復與增長。對此，王振中深感應該站出來說話。1994年，他在《改革》雜志旗幟鮮明地發表了《資本難道真的沒有旗幟 嗎》一文，在經濟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在這篇論文中，他首先著重闡述了外國直接投資的關鍵點是企業控制的思想。他指出，“在'中策現象’的爭論中，贊同'資本沒有旗幟’的人實質上是把國際直接投資只看作是普普通通的貨幣流動。這種理解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

　　當時在我國與“資本沒有旗幟”論相伴生的現象就是所謂“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論調。因而各地都盲目吸引外資，并不謀 而合地給中央施加壓力要求對外資“網開一面”。很少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投資領域全面自由地向外商開放，或多或少地在某些領域都對外商進入設有障礙。在這里根本就找不到“資本沒有旗幟”的影子。

　　他說：“我們記住康有為110年前在《公車上書》里的一句話不是無益的：'且夫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 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弊，蓋在此也。’”

　　他還說：科斯定理實是“科斯迷信”，著名經濟學家也不能胡說八道。

　　王振中被稱為是國內第四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馬克思理論如此崇拜，部分因素是源于嚴格的家教和社會的熏陶，部分因素是源于自身的磨練。他說：“始終向馬克思敬禮是 不容易的，有時還會受到一些人的嘲笑”。

　　改革開放以來，在理論界日益活躍的同時，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仰產生了嚴重的沖擊，以至于我國某些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都產生了動搖。

　　例如關于《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是否正確的問題。眾所周知，《共產黨宣言》中有句名言：“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 話：消滅私有制。”但伴隨著新制度學派的理論傳播到中國以后，以及國內現時經濟政策的調整，一些國內學者認為“消滅”譯法不準確，說什么馬恩原文用的是德文“Aufhebung”，該詞應譯為“揚棄”，所以“消滅私有制”應該改譯為“揚棄私有制”。他說：“明確告訴大家：《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是沒 有問題的。” 2004年4月 一些人仍在對《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正確譯法莫名其妙地繼續發難，以至于認為《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譯法是錯誤的說法越來越 廣。

　　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他撰寫了《論<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譯法的正確性》一文。他說：“寫這類文章，不僅僅是對馬克思理論信仰的一種展示，而且也是較量經濟學基礎理論功底的一種方式。”他還在不少的場合非常動情地演講道，“請大家記住西方思想家德里達1993年說過的一 段話：'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

　　2000年4月8日，王振中與其他學者向胡錦濤等中央領導進行匯報。他匯報的內容是《先 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我國企業的現狀》。在匯報“我國企業的現狀”時，他提醒道：“目前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和登記失業率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第六次、改革以來第三次高峰。失業人數增多也就意味著貧困者增多，其結果不僅阻礙著勞動者的全面發展，而且威脅著勞動者的基本生存。以至于相當一部分人 對改革的深化產生了抵觸情緒。”

　　他之所以敢于這樣直言為勞動者的利益吶喊，與其說是勇氣所致，還不如說是良知所為。從根上說，他本來就是貧下中農的兒子，即使來到北京之后，他也不時地回到老 家去看看。再說，“無論自己的母親，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周圍的鄰居，絕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勞動者。當你看到他們的利益日益惡化，你能夠心安理得嗎？”所以，在理論研究方面，他對勞動者利益問題極為關注。

　　2002年他發表的《近百年來，勞動與資本要素在美、英等國家的國民收入分配中所處的地位》一文就曾被廣泛轉載，尤其是受到了總工會人員的高度贊揚。結果發現在以要素成本計算的國民收入中，美國在1870年~1984年期間的114年中，勞動與資本要素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處的地位為：勞動所占比重的區域范圍是50%(1870年~1880年)——74.3%(1980年~1984年)；資本要素所占比重的區域范圍是16.6%(1970年~1974年)——24.5%(1880年~1890年)。也就是說，在美國上述114年期間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僅資本要素收入始終占小頭，而且勞動所占比重呈穩步上升趨勢，資本要素則恰恰相反。

　　在2004年他主編的《永遠的勞動者的圣經—勞動價值論的繼承與發展》這本專著里，封面是一位勞動者的雕像。他解釋道，書名叫《永遠的勞動者的圣經》是經過認真思考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是“工人階級的圣經”中的光輝篇章，是“人類的三 大財寶”中的耀眼的明珠。這顆明珠隨著日月的流失更顯出了它所具有的珍貴價值。也許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全世界評選千年思想家，馬克思排名第一。

　　我們繼承、發展和研究勞動價值論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為了解放勞動，解放勞動者，解放人本身。”

　　現在低成本地掠奪農村的土地，已經使農民損失了2萬億以上。中國盲目征用土地搞開發區，竟然使4000多萬農民變成了“三無農民”即無地、無業、無社會保障，這些為社會埋下了極不穩定的因素。以至于近幾年興起的豪宅建設也已經引起了嚴肅的政治問題。王振中認為這里有一個如何認識以人為本和如何認識人的生命價值的問題。

　　3、       

　　左大培——精通西方經濟學的平民經濟學家、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

　　左大培，1952年8月出生于遼寧省大連市，

　　1990年~1991年和1994年~1995年兩度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從事博士后訪問研究。2005年被選為孫冶方經濟學獎評議組專家。 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思想史和當代西方經濟學。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么？》(石油2002年工業出版社出版)，《不許再賣》(2006年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等，其中《混亂的經濟學》系統地從理論上清算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 義”。

　　作為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自稱)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大培教授非常著名。

　　2004年的夏天，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新聞莫過于所謂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經過國內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和新聞媒體的集體質疑之后，《北京晨報》登出的一篇關于左大培的報道立刻成為各大網站忙著轉載的熱門新聞。這篇報道援引左大培長達3000字的書面聲明中的一句關鍵語：“我堅決站在郎咸平一邊，堅決支持他反擊顧雛軍的一切行動。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當行動起來，支持郎咸平先生。”

　　但也就是這一句話，把左大培推到了公眾的注目之下。對于左大培來說，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是自己最為關注的話題。左大培曾經寫過一篇題為《企業“改制”如何使少 數人暴富》的文章來“說清”那些企圖在國企改革中撈油水的人怎么暴富，“我本計劃今年冬天開始對那些國有資產的掠奪者展開系統的'秋后算賬’，不想郎咸平 先生先于我發起了討伐。”左大培所說的算賬，指的是從理論上對那些“所謂的經濟學的權威”進行清算，因為“他們從政策、指導思想到理論上都是錯誤的”。

　　自從郎咸平事件以后，左大培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寫自己的“算賬”文章上。在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有三篇：《“理順勞動關系”是掠奪之源》，《論國有企業所有 者虛置》以及《不要輕信那些統計分析和計量回歸》。

　　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經濟學界攪起風波。1994年，朱镕基總理搞宏觀經濟調控，當時有一百名權威經濟學家站出來，在《經濟參考報》上發表文章反對宏觀調控。這個時候左大培寫了一篇題為《鼓吹膨脹和利益驅動——也談經濟學也要反腐敗》的文章，大膽挑戰學術權威，強調宏觀調控是正確的。最后，在吳敬璉教 授主編的《改革》雜志上，顧海兵發表了一篇名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權利與經濟學界的左氏風波》，把這件事情定名為“左氏風波”。

　　左大培說：新浪網的調查顯示有90%的人支持郎咸平，但是經濟學界卻有很多人反對我和郎咸平的觀點。這說明我們現在經濟學界的流行觀點和老百姓的主張差別之大。

　　之所以左大培會常常在這些關乎老百姓利益的問題上發言，“是因為父親對我的影響很深。”他說，他父親曾告訴他，人不能說假話。“國企改革這么重要的問題，這么 多的人下崗失業，我能不出來說話嗎？”

　　左大培解釋說，我本來在20年中一直從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而且對他們那一套已經融會貫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經濟學者們的陣營，是因為看待經濟問題的角度和政策主張與他們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讓人們知道，吃透了西方經濟理論的人也會是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人民經濟學家不僅可以學問深厚，而且在學術上也可以是最 嚴格的。

　　2002年，新華網在學者中做了一個推薦書目調查，有個頗知名的青年經濟學者推薦的書目是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么？》，他的評語說：左大培的批評不僅直中要害，而且恐怕會讓有些經濟學家“失語”。

　　在這本書中，左大培系統地從理論上清算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表述了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實是平民經濟學的理論綱領。

　　左大培稱自己是：始終堅持普通人民的政治立場，相信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保持一個占優勢的公有制經濟成分，會既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又有利于社會中的下 層勞動人民……“不能再讓摩根那樣的大富翁來主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我正是抱著這樣的觀念加入當前的'非主流經濟學’的。”

　　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討論中，主張消滅公有制企業的人搬出了他們的最根本論據，認定“國有企業所有者必定虛置，因而必定沒有效率”。而左大培寫的《論國 有企業所有者虛置》一文，則對這種論點作了透徹的分析和批駁。

　　左大培設計了國有資產經營體制，它是一種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有關公有財產代管人制的最初設想，1987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的兩篇文章中。按照左大培現在已經構思完畢的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應當將經營性的國有資本都交給獨立的、權責利統一的國有資本經營機構經營，實現政企分開、資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實行有效率的監管，在政企分開的 同時防止國有資本金的虧蝕，以此達到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

　　4、       

　　李炳炎——卓炯學派的忠誠繼承人、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創立者、著名工人階級經濟學家

　　李炳炎，1945年生，江蘇無錫市人。1992年晉升為經濟學教授，同年獲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獲首屆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1993年～1996年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 長，1997年起 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2002年起任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特聘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現為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理事，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常務理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

　　李炳炎是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先驅、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賴。他曾多次幫助卓老寫作，以卓炯名義發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論觀點和文風深受卓炯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 一天，現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白永秀教授，當時作碩士學位論文《現代商品經濟研究》，慕名來到南京李炳炎家中求教。與李炳炎一見面，白驚訝地說：“李教授，來前我印象中您是一位60-70歲的老學者，然而出乎意料，想不到您這么年輕！”李炳炎反問道：“您憑什么說我是一位老頭？我才42歲。”白答：“我多次閱讀您的論文，寫得 十分精煉、十分老到。不是年輕人寫得出的。”李答：“那可能是受卓炯先生文風的影響。我往往必須完全模仿卓老的語氣，因為要幫他寫東西，要寫得別人看不出來。”

　　卓炯先生生前常說：“李炳炎受我的影響最深。最能理解我。”卓炯先生自稱商品經濟理論的“社會分工派”，人們簡稱“卓炯學派”。卓老生前力圖建立自己的學派，作為“社會分工派”的創始人，卓炯著力培養青年學著，李炳炎是最成功的一個。李炳炎不僅全面地接受和繼承了卓炯經濟學說，而且在弘揚宣傳卓炯經濟學說方面 作出了獨特貢獻。1985年1月1日的《經濟學周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發表了李炳炎的文章《我國誰最早提出“計劃商品經濟”的命題？》。該文不脛而走，一下子傳遍全國，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強烈反響。經濟學界一致認為：卓炯在1961年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難怪一位廣東長期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的教授在致李炳炎的信中說：“您是當今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的權威。”

　　在發表于《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學術論文《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雜志1982年第2期發表的李炳炎寫的論文《勞動報酬不構成產 品成本的內容》，提出了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工資不進成本，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

　　在這兩篇發表于1981年、1982年的論文中，李炳炎在國內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否定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工資范疇和利潤范疇，突破了舊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價值構成新公式。為社會主義分享經 濟的典型形式——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論基礎。1984年南京汽車工業公司七個企業試行的“凈產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據李炳炎提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制 定的。李炳炎的這種新觀點，《新華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經濟理論動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報道。

　　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是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經濟》一書(10萬字)中提出并創立資本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與威茨曼相比，可見李炳炎提出并創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時間更早、理論創新程度更大，研究難度更大，應用價值也更大。

　　最近，中國學者孫迎聯博士在關于中西方分享經濟比較研究的論文中正確指出：“1981年，中國學者李炳炎早于威茨曼提出了分享經濟思想”。“李炳炎在《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發表的 《公有制分享經濟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思維》一文，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分享經濟理論—公有制分享經濟觀，他認為：中國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本質上是公有制分享經濟觀的實現和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經濟本性的復歸。與西方分享經濟理論產生的背景不同，公有制分享經濟觀主要來源于20實際70年代末中國農村開始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和80年代初我國 城市集體企業“除本分成制”的改革索引出的新的經濟思維，它是對我國長期形成的片面強調集體利益，否定個人利益的“利益獨占”觀的突破。”(見《商業研究》2008年第8期)。

　　李炳炎來自于普通工人家庭，一貫自稱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始終關注著工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可以說，他與工人階級同命運、共呼吸。李炳炎 始終想寫一本工人階級的經濟學，為工人階級說話，為工人階級謀福利。

　　本著這樣的想法，李炳炎依靠多年研究《資本論》的功底和心得，大膽寫了一部勞動人民的致富學——《需要價值理論》，它的副標題為“富國裕民論”。他是這樣說 的：斯密只希望資產階級的國家富，民窮則不管他的事。而我希望人民的國家要富，老百姓也要富。所以，我要寫的是“富國裕民論”，意思是國家和人民共同富裕，國家、集體、個人共同富裕，誰也不能侵占誰的利益。這樣，也就引出了他的新著《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

　　李炳炎在1998年研 究國企改革問題時，就感覺到國企改革進入產權改革階段后，不少地方將國企“一賣了之”的做法問題不少。他在調查中發現南京有一家中型國企，他將這項改革稱為“'工人自治，期股買斷’國企改革新模式”，并發表多篇文章加以推 廣，引起了學術理論界重視，還產生了國際影響，如日本中京大學塚本隆敏教授聽說后曾親赴南京請李炳炎帶領去該廠調研。

　　南京發動機配件廠“工 人自治，期股買斷”改 制實踐的成功，很快產生了帶動效應，南京市機械集團所屬多家企業紛紛效仿，取得了良好效果。這項改革引起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重視。他親筆批示給予肯定，指示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機械集團，進行學習研究，進一步加以推廣。

　　在積極參與江蘇省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革實踐中，李炳炎漸漸感到，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中，如何按照黨的十六大報告關于“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 濟”的精神，搞好公有制企業改革，避免“一賣了之”，避免國企職工大量下崗、失業，防止日益嚴重的公有資產流失，維護勞動者權益，使公有制企業通過改革充滿生機和活力，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于是，在李炳炎的策劃下，一個全國性學術會議“公有制企業改革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研討會”于2003年11月19日～21日在南京召開。《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6日報道了這次會議，題目是“積極穩妥推進公有制企業改革”。這個主題的會議，當時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2004年8、9月份，中國經濟學界掀起一場“郎咸平風波”， 李炳炎率領南京全體海派學者，就社會上紛紛揚揚的“郎顧之爭”表達了鮮明的“挺郎”立場。9月11日，海派經濟學南京 研究所召開 “國企產權改革研討會”。

　　李炳炎認為，國企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應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從馬克思的思想寶庫中去尋找。運用從馬克思經濟思想中挖掘出來的關于國企改革的新的理論基礎，李炳炎設計出一套新的制度作為改革目標，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經濟制度——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職工集體持股的 股份公司；公有制分享制企業運行機制。

　　2005年1月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暢銷書《非常交鋒：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實錄》，第五章“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的 回應與十教授聲明”對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活動作了歷史的記錄。

　　李炳炎的新著《中國企改新譚》2005年11月出版后，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總編輯李志剛在2005年12月30日南京舉行的該書的出版座談會上說：出版不到一個月銷出5000多冊，不是文學作品但具有文學作品的震撼力感染力。他審稿時每每激動不已。國企職工爭相傳閱，稱是為工人寫的好書。資深經濟學家沈立人評價說：讀這本書，有人雀躍，有人跺腳。暨南大學王碧華教授說，這本書寄給她后，已有多人傳閱，拍案稱快。多家網絡書店在網上起勁地推介和轉載。這本書是李炳炎為工人階級所作的吶喊，是工人經濟學。

　　28年來，李炳炎致力于探索和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問題。他以富國裕民為己任，秉承“刻意求新，言必己出”的學術精神，他的勤奮和努力終于結成了累累碩果。自1981年起，李炳炎先后在中國學術界實現了五次理論突破和標新立異。第一次，是1981年提出“成本是C”的觀點；第二次，是1986年提出“三個理 論不等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產品經濟≠共產主義)，直言“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第三次，是1990年出版《需要價值 理論》。第四次，是2000年出版《社本論》。第五次，是2005年出版《中國企改新譚》，總結對國企 改革的反思，提出國企改革新模式和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

　　李炳炎的專著《需要價值理論》出版后，引起學界注目，被不少學者收藏、研究和引用。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趙曙明教授的《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一書，多處引述了該 書，并把《需要價值理論》與馬斯洛和德魯克等的著作等國際名著并列在一起，列入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由此可見《需要價值理論》的高度學術價值。

　　科學的發展史表明，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人才能站得更高。得益于導師的言傳身教，李炳炎在深入研究了馬克思的“需要”范疇的基礎上，沿著卓炯的分析思路，確 立了“需要價值”的這一新的范疇。李炳炎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新創造價值兩者結合形成“需要價值”新范疇。這一創新被卓炯大加贊賞。

　　社本理論和需要價值理論的確立，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李鐵映同志借見李炳炎，聽取關于《社本論》的匯報后，對李炳炎說：“你在理論研究上勇于創新，勇于探索，很有創新精神，這很好。希望你繼續努力，作出更大的貢獻。”

　　李炳炎一貫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敏銳的洞察力。他是國內最早站出來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他于2003年初就發表了批評張五常的文章。2003年第5期《高校理論戰線》發表了李炳炎寫的《'張 五常現象’剖析》一文，在全國范圍產生了反響。

　　李炳炎既是一位徹底的市場經濟論者，又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當社會上勞動者利益受損時，他又堅定地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挺身而出，果敢 地起來批判錯誤思潮，捍衛馬克思主義，維護勞動人民的權利。上述例舉足以表明，李炳炎稱得上是一位以人民幸福為目的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勇士，一位堅定的成熟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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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新華——創造性地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傾情關注民生問題的經濟學家

　　簡新華，1947年8月22日生，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

　　他一直把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始終堅持不懈地跟蹤探索，是我國這方面研究的有影響的中年經濟學家。

　　簡新華教授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著重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主要包括工業化、城鎮化、“三農”、就業、可持速發展等問題。由于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比發達國家落后，主要表現在中國還沒有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只有真正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就業、資 源、環境、貧富差距等問題，因此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中花的精力最多，出的成果也較多，也較有影響。

　　簡新

　　華教授對工業化道路的思考，經歷了一個從“斯大林論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曲折過程。近幾年，在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后，簡新華教授對新型工業 化道路問題進行了創新性的深入探討：(1)走工業化道路要作好選擇；(2)傳統工業化道路并沒有帶來發達繁榮的工業化。

　　簡新華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條件和目標的要求，彌補傳統工業化道路的不足，形成新的特點和優越性。與西方發達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曾經 走過的兩種傳統工業化道路相比，中國現在要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條由信息化帶動、以集約型增長為主、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協調機械化與就業、力求產業結構優化、與城鎮化適度同步、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外開放和政府導向、市場推動型的工業化道路。

　　簡新華教授近10年來堅持跟蹤研究城鎮化問題，探討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主張，中國正確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應該是合理發展大城市，積極發展中等城市，適當發展小城鎮。除了特大城市的規模應適當控制外，大、中、小城市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應加快發展。發展的重 點不應該是小城鎮，而應該是中小城市，尤其是要努力把縣城和部分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建制鎮發展成為中小城市。城鎮的布局和建設，必須綜合考慮水資源、交通、市場、產業等因素，合理規劃。發展小城鎮的關鍵在于繁榮小城鎮經濟，把引導鄉鎮企業合理集聚、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 務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使小城鎮有產業和市場支撐，必須特別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發展小城鎮，應該在政府的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建設小城鎮，不能一哄而起、遍地開花，避免唱“空城計”，防止有城無市、有鎮無產、城鎮“空殼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布局、協調發 展。

　　簡新

　　華教授是中國重新重工業化的贊成者，堅信在2000年~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如果不再次大力發展重工業，中國的裝備制造業就不能振興、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的任務就完不成、農業機械化就實現不了、輕工業的技術和裝備就難以提升、實力雄厚的現代化國防就無法形成，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也就不可能達到。

　　他認為，發展重工業與解決就業問題不矛盾。(1)中國的比較優勢已經發生變化，具備了發展重工業的資本條件；(2)重新重工業化有利于解 決就業問題；(3)中國重新重工業化繞不開、跨不過，反對重新重工業化只會延誤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進程；(4)重新重工業化的資 源、環境、就業約束不是不可克服的，資源短缺的條件下也能實現重工業化。

　　簡新

　　華教授特別指出，中國在重新重工業化的過程中，尤其要學習日本實現重工業化的成功經驗。隨著中國重新重工業化任務的完成、城鎮化的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完成、裝備制造業的振興、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實現、輕工業技術和裝備的升級，中國資源消耗必將大量減少，環境壓力必將大大減輕。簡新華教授預言，中國 重新重工業化任務完成之日，就是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之時。

　　用“三化”化解 “三農”和民生問題。由于特別關注如何改進制度、發展經濟，使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過上好日子，簡新華教授除了重點探討中國 由貧窮落后走向發達繁榮的必由之路——工業化和城鎮化之外，還研究了“三農”、農民工、就業等關系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問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獨到見解：只有農業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生產落后問題，使農業實現分工專業化和規模經營，減少農民，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只有農民 非農化，才能既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又有效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穩定地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只有農村城市化，才能使多數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使農民工市民化，實現農民身份的雙重轉換，在非農化的同時市民化，從而使農民的非農化穩定和持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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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興亞——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堅定、為勞動群眾謀利益的創新型馬克思說主義經濟學家

　　許興亞， 1946年6月13日生于山東省肥城市汶陽鎮許樓村。現為河南大學特聘教授，省級重點學科點第一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許興亞教授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非單純的信仰，堅信21世紀必將是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發展的新世紀。堅信只有代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是中國真正的“主流經濟學”。他主持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命名的經濟學網站，旗幟鮮明地倡導弘揚馬 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旋律，為社會主義建設獻策，為改革開放建言，為勞動者階級立論，為培養大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才而努力！

　　許興亞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但是一門規范的科學，而且首先是一門實證的科學。尤其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在本質上是一門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人類自身全面發展的學 說。它是與我國勞動人民的利益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而且凡是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亟需從理論上加以解決和回答的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總之，也就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決定我們的方針。”

　　許興亞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盡管是一個堅如磐石的理論，但是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情況卻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共產主義 的條件下，勞動將越來越不再成為財富的尺度。因此許興亞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既要堅定不移的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中關于勞動和價值的理論，也必須進行大膽的創新。

　　在這方面，他完全贊同孫冶方根據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所提出的見解，以及“價值應當主要用于解決生產方面的問題”的見解。但他同時也認為：這只有在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他認為，在我國今天社會的條件下，一個人如果僅僅因為從事了某種“經營”性的活動而賺了大把大把的錢，還是并不一定就表明他所從事的就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我 國所有各類勞動者的“勞動”。

　　“做勞動者，永遠不做剝削者！”這句 話是許興亞在擔任經濟學院院長期間，針對社會上的“拜金主義”、“官本位”、以及“為個人主義正名”等等思潮，而對該院的學生提出的一句口號。他認為，盡 管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倫理道德”并不是一回事，但它與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倫理道德中的“價值觀”，確實存在某些相通之處。因此他不僅要求自己的 學生這樣做，也把它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之一。

　　7、       

　　王志偉——關注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勇于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王志偉，男，漢族，1948年10月25日出生于遼寧撫順，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外國經濟 學說研究中心主任、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

　　王志偉教授在北京大學長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和西方經濟思想史及理論流派。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和 經濟建設中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他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2004年，在中國社會掀起軒然大波的所謂“郎咸平事件”中，王志偉教授旗幟鮮明地支持郎咸平教授為民眾利益說話的立場和態度，給公眾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此外，他在近幾年對于西方國家流行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思潮和批評，有著較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獨到的理 解。

　　王志偉教授的學術觀點和對經濟改革與政策的見解滲透著他的民族意識、平民意識和平民立場。他認為，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發展、逐步深入的。一開始， 我們只是在國家經濟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希望對我們原有經濟體制的低效率進行改革，提高經濟效率，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一開始改革就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改革目標和藍圖。我們的改革最初都是在原有格局上“小打小鬧”，“松松綁”，給點經濟發展的有限自由和空間。像“聯產承包”、“放權讓利”都是如此。但是，到后 來，情況就不一樣了。隨著初步改革條件下經濟的發展和群眾收入的改善，人們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好處，便要求進一步改革，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這既是經濟學上所說的“誘致性變革”，也是一種“路徑依賴”。至于下一步怎么改？誰也心中無數。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就集中表現了我們改革的進程。“河”是要 過的――也就是是說，中國經濟要通過改革來達到長期發展，但是，具體辦法只能摸索著來。盡管我們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問題也不少。

　　有人說，現在西方國家流行新經濟自由主義，所以，我們要向人家學習，就要用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模式來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王志偉對此也表達了自己的不 同看法。

　　王志偉教授說，作為一名經濟理論工作者所必須具有強烈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改革就是要讓那些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未能夠真正解決溫飽問題的廣大勞動 群眾得到生活的改善和更多的實惠，改革也是要真正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只有如此，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

　　對于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的理解方面，王志偉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恰恰是我們進行探索的結果，是一種不斷反思、借鑒和實踐 的結果。但是，這種體制的具體內容至今還沒有真正完全清晰起來，仍然處在不斷的探索當中。依他的看法，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很類似于某種特定形式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在這里又一次表現出“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規律。當然，這不是說，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就是向“新 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簡單回歸。這只是實踐造成的一種類似而已。

　　王志偉認為，一些人某些時期在對待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態度上出現了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在改革實踐過程中產生了問題，損害了國家和大眾的利益。對 此，必須加以認真糾正。

　　在王志偉教授看來，以前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程中，有其合理的與進步的因素。它與當時阻礙經濟發展的封建傳統與制度，以及重商主義政策對經濟的消極干預相對立，有力地促進和推動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其對歷史進步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方面，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繼承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仍然具有積極意義。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就是對市場經濟和相關機制這種積極意義給予了肯定。如果市場經濟和機制沒有積極意義，我們就不必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了。

　　王志偉認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矛盾與斗爭在長期內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自由主義必將受到挑戰，它將和國家保護主義并存與斗爭；經濟全球化也將受到挑戰，它將和經濟區域化并存；經濟自由的秩序將與經濟民主和平等的要求并存。

　　8、       

　　周肇光——敢為老百姓說話、勇于創新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周肇光，男，1952年生，畢業于安徽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任上海金融學院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經濟系主任、上海財經大 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碩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國家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理論經濟學研究組成員。2000年以來，先后榮獲全國金融教育先進工作者、上海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上海高校“兩課”優秀教師獎等。

　　周肇光教授執教20多 年，無論在教學中，還是在科學研究中，他都比較注重“三個貼近”，即貼近社會、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具有敢于為老百姓說話的理論勇氣和求真務實的精神，研究成果頗豐，國家權威刊物經常轉載他的學術觀點，也經常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成為學術界知名的專家學者。

　　他認為，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應承擔社會責任，要重視用馬克思經濟理論研究市場經濟規律。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這是社會各界正在思索的重大問題。他認為，關鍵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所運用的經濟分析方法 是科學的、揭示的經濟運動規律是客觀的、闡明的經濟原理是適用的。

　　周肇光教授不僅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有獨到的見解，敢于為老百姓說話，而且在經濟法學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他多年前就建議要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迫切需要開征要開征國有資產浪費稅。國有資產浪費稅是 對企事業單位對國家授予其經營管理的財產，因管理不善造成浪費而征收的一種稅。

　　他還從法律的角度，積極探索執政黨如何更好駕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認為必須重視和運用法律監督手段，包括國家經濟立法、經濟司法、經濟仲裁和經濟守法教育活動等內 容。只有通過法律監督，才能促使在維護國家經濟得益的前提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三者利益，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和消費者利益。才能促使對非法的經濟活動給予必要的經濟制裁和法律制裁，堅決糾正經濟活動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以及為謀求部門和地區利益而違反法律等不良現象，從而有 效地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經濟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協調發展。

　　他認為凡是創新都應有自己的特色，從外國搬過來的東西不能說就是創新，只能是模仿而已，金融創新也不例外。要建立符合現代化要求的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創新機制，包括培養機制、選拔機制、激勵 機制、協調機制等。在這四個層次創新理論中，我們不能照搬，尤其是對第一層次的產權制度創新，更要保持頭腦清醒。我們主張產權制度改革是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業現代企業制度，但不是否定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不是排斥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更不是通過改制來實現私有化。

　　周教授不僅研究了我國的金融制度改革問題，而且還研究了保險信用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是：在中國保險業發展中，一直存在著信用疲軟問題，深入分析保險業中的信用關系就會發現導致保險信用疲軟的因素很多。中國保險業長期存在著信用 疲軟，成為中國主要經濟風險之一。為此，只有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多層次信用機制體系，才能解決中國保險業發展中的信用疲軟問題。只有盡快完善保險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保險監管才能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險信用疲軟問題才能得到真正解決。

　　他認為國家經濟安全事關國民根本利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實質上是在維護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趨勢下，為了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主動權，維護我國 金融安全和國家經濟穩定，應當特別關注金融風險和金融安全問題。因此，他認為，要建立和完善開放型金融企業管理機制，建立現代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企業制度。

　　他認為中國要在改革開放中維護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就必須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創新技術與保護戰略，以占領知 識產權制高點。保護自主知識產權，民富國強大有希望。

　　同時，他還認為，要搞好我國自主知識產權創新與保護，必須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一個國家要想在開放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重，必須具有自己的核心 技術和知識產權創新與保護戰略，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以便更好地適應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和協調發展的需要。

　　9、       

　　孟捷——刻意理論創新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

　　青年經濟學家

　　孟捷，男， 1967年3月20日生于安徽省蕪湖市。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1年入選“北京市培養新世紀(2001~2005)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 程”； 2002年3月被授予“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8屆青年教師基金；2003年獲“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資助項 目”的資助；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他的突出特點是著意創新和突破，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孟捷的努力為馬克思經濟學的精神之花又增加了點點明艷。

　　孟捷認為，法國調節學派的理論對我們大有可借鑒之處。孟捷本人將產品創新納入馬克思主義資本積累理論，也為這個問題做了貢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里他曾提出：“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只有在一個不斷擴容的分工體系中才能繁盛起來。產品創新及新興產業部門的建立，在質上擴大了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使得'勞動(從而剩余勞動)的質 的差別的范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樣化，本身越來越分化’，由此擴大了既有的交換價值體系，為資本創造了對等價值的新的源泉。盧森堡在強調資本積累的地域空間的重要性的時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換價值體系的內生性擴張。資本可以通過這種內生空間的創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運動中、在時間中遇到的界限。”

　　孟捷還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方興未艾的演化經濟學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在國外，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演化經濟學的思潮。這一新的流派站在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立場上，力圖為理論經濟學的發展重新定向。它強調，一個好的經濟理論，必須能解釋經濟生活中的新事象和多樣性。孟捷認為，未來的經濟學可能是演化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某種創造性 綜合。

　　孟捷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技術創新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方法論，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重要學術成果，這里首先介紹一下他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造性轉化的觀 點：

　　孟捷認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使之適應于今天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其中一個可以稱之為經濟協調問題，另一個是制度多樣性的問題。

　　孟捷強調指出，馬克思的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協調”機制的思想，和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市場經濟的評價之間是有差別的。

　　孟捷認為，調節學派沒有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上，而是考察了在特定的資本積累體制下(如福特主義積累體制)達成協調的條件和過 程，這是它區別于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方。

　　孟捷認為，與日新月異的現實相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力還亟待于發展。在十月革命時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認為，他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 律”已有了足夠深刻的理解。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還有那樣的自信了。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還存在著許多盲點。如果我們在認識上并沒有足夠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資本主義這個變動不居的對象，就無法過多地預測它在現實中被揚棄的條件。

　　孟捷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其他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把產品創新概念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框架，在理論界很快產生了反響。

　　他認為，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缺乏一個解釋生產力發展或技術創新的完整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一書中指出，建立一個完整的技術創新理論和企業理論，是未來政治經濟 學發展的增長點，并為此目標進行了努力。本書適時地第一次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的口號，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應該分析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矛盾，而且要重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生產力的發展中汲取歷史合法性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問世后，有關“產品創新和馬克思主義資本積累理論”的理論觀點，還被正式編入了由吳樹青任顧問、逄錦聚、洪銀興、林崗等主編的高等學校經濟學類核心課 教材《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該書在第十五章第二節援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中提出的關于產品創新的主要理 論觀點。

　　孟捷在論文“勞動價值論與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的不確定性”(《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中提出，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不僅是揭示剝削和分析價格長期運動的工具，而且被用來揭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目的和手段、條件和結果之間的不確定的聯系。與此同時，該文還回答了英國經濟學家斯蒂德曼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詰難。

　　在“技術創新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里(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輯)，孟捷探討了如何運用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解釋技術創新。

　　他認為，在理解技術進步和組織變遷的關系時，不能把技術進步看作獨立的、自主的過程。在這里，真正起著首要性作用、并把技術和組織這兩個層面聯系在一起的，是導致生產方式變革的創新活 動。

　　10、劉永佶——提倡經濟民主、關注民生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劉永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經濟學院院長，當代中國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的研究范圍涉及經濟、政治、哲學、文化等，是一位很有特色和創造精神的學者。公有、民主、自由，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簡要概括。公有即公有經濟，民主即民主政治，自由即自由文化，這三者 構成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基本框架。

　　中華民族的振興，其內容就是全民族素質技能的提高，而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則是提高和發揮全民族素質技能的內在機制。20世紀開始的民主運動，能否在21世紀得到進一步擴展，關系中華民族總體 的振興，也關系每一個成員的自由發展。

　　經濟是人的經濟，不是物的經濟，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活動。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涉及物，但不論自然物還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經濟矛盾的條件和手段，而不是經濟 矛盾的主體。

　　政治經濟學不是賺錢術，而是關于人生存和發展的哲理，是對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和論證。人生的要素是勞動、需要、交往和意識，其中，勞動是人生也是人本質的核心。人生目的是發展人，不是占 有物。經濟過程要不斷地改造、利用物，對物改造、利用的程度，是經濟發展的外在標志。人的素質技能包括身體素質、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其中，身體素質是基礎，技能素質是主體，文化精神素質是導引。生產力主要由身體素質和技能素質構成，但文化精神素質的導引，也是必要內容。

　　作為勞動主體的勞動者，其勞動成果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作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手段。政治是人生交往要素的集中體現，是對人的社會地位的界定及其關系的調整和變革。 

　　認知中國主要經濟矛盾及其在經濟矛盾各具體層次的存在，規定各具體層次經濟矛盾，論證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發現其演化的趨勢，探討改革公有制，解決主要經濟矛盾及各層次矛盾的條件、途徑、 策略，就構成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與體系。

　　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與公有制經濟對立的官僚資本勢力，以及自由資本勢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對中國經濟矛盾進行系統探討，它們所要做的，就是將自己的 意識托付于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將其稱為“客觀經濟規律”，由此來論證并維護自己的利益。只有爭取并實現自己社會主體地位的中國勞動者，才需要努力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論證自己的利益和意識，并揭示和論證中國經濟矛盾。因此，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是國企改革的根據和主體，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勞動者辛勤勞作的成果，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聯合體。它的矛盾，它的局限和缺陷，都是中 國人歷史和現實矛盾的集合，是中國人素質技能及社會關系中矛盾的表現。

　　以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據和主體，這是社會主義本質和原則的要求，也是公有制基本性質的表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取消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 是將它歸位于勞動力的主體及運用勞動力創造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由此，私有制所造成的勞動異化才得以消除，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者擁有對其生產物的所有權，這本來簡單明了的道理，或者說是人本質的直接體現，才得以實現。

　　而國有企業的改革，按社會主義原則來說，首先是對其國家資本的性質進行改革，即應是變國家資本企業為全民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職工擁有勞動力所有權的“個人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的改 革，看起來似乎只是經濟問題，“私有化”論者也極力局限于經濟來談其“改革”。實際上，國有企業改革是與政治體制改革內在統一的。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真正的民主制，改革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與國有企業改革內在統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確立和完善民主制。

　　說到國企改革必然聯系到完善民主制，而說到民主制也必然涉及到民主權問題。劉永佶認為，民主權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權利，首先就是立法權。行政權、執法權、司法 權、國有資產和資源占有權，都是從立法權分化出去的公共權利。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民主權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權利，就是立法權。立法權是公共權利的基本，從民主權派生并集合立法權，是民主制的核心。這樣說，并不等于其他公共權利不是民主權派生并集合的，而是經過立法權這個必要環節，民主權派生集合和控制其他 各公共權利。

　　劉永佶提出，為了有效地控制對國家權利機構的改造，必須不斷壯大民主的權威，這包括幾個環節，一是以法律明確規定公民的民主權及其對公共權利的派生與集合， 明確規定民主權對公共權利的控制原則；二是以法制展開民主的權力，健全和完善選舉、立法等機制；三是明確和嚴肅各公共權利行使機構的制約關系；四是以法制保證結社權、集合權、言論權、監督權和批評權，使公民有組織地、充分地行使這些權利；五是對固守國家權利機構的思想，如“新國家主義”、“新權威主義” 等，展開深入批判，清除封建主義特權觀念和官文化的傳統；六是嚴肅、認真地查處以權謀私行為，消除腐敗現象；七是不斷地對公共權利行使機構進行改革，以削弱其中包含的國家權利機構的成分。

　　劉永佶認為，公有制的權利體系，派生并體現為民主制的權利體系；民主制的權利體系以公有制權利體系為根據，并能動地作用于公有制，是公有制權利體系的必要政治 保證。

　　劉永佶認為，初級公有制的缺陷，集中表現于以行政集權體制為公有制的內在機構，從而將國有企業，乃至集體企業都變成國家機構的附屬物。劉永佶指出，只要我們能 充分認識公有制的歷史意義，并切實從中國現實經濟矛盾的分析中把握其規律，認真總結半個世紀公有制的經驗教訓，從理論上明確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創建公有制的內在機制，那么，在工業文明發展中落后的中國，就有可能在公有制的建立和演化中領先于世界。劉永佶為，勞動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現代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概 括。勞動社會主義文化可以稱為自由文化，這是與公有經濟和民主政治相統一的，是社會總體系統中必要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