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誰叫主流經濟學家下課

　　陳緒國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流派，主宰中國的輿論、干預中國的政治已經長達二三十年。這些中國的寵兒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名得名，要錢得錢，叱咤風云，所向披靡，真可謂“天馬行空， 獨往獨來”。當然，也有一些嚴謹的學者，在一些非正規場合，在互聯網上大膽撻伐主流經濟學家的霸主作風、不屑于他們的“偽科學”態度的，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批判主流經濟學家的則聞所未聞。

　　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終于被“非主流”的企業家所打破。

　　3月10日上午10點 10分，鐵道大廈3樓會議室里，全國政協委員劉革新卻在全國性會議分組討論會上首次向主流經濟學扔出一個炸彈：“主流經濟學的判斷已經證明不行了，需要有一個民間獨立的機構和他們進行質詢，還要淘汰一部分經濟學家。”此言一出，委員們連聲稱贊，點頭搖頭狀此起彼伏。為了證實自己的立論正確，劉委員拿出自己 親身的經驗與參會代表共享，進一步強調說“我們企業做的事情，與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熱鬧一陣子以后，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張小濟接過話茬：“我承認我們是錯誤的。我在內部開會的時候，就說過很多傷人的話，我們重犯了98年就犯過的錯 誤。”

　　為什么會失敗？為什么會鑄成大錯？與會的多位代表總結道：“我們實際上很多學者都是教科書思維，照本宣科”；“我們實際很多學者都沒有深入實際”；“我們實際很多學者都是摸著領 導的脾氣做研究”。(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3月10日摘自華夏時報，鄭盎文)

　　緊接著，南方都市報3月 12日A32版刊登了希曼《為什么要水煮主流經濟學家》的財政專欄，著重闡述：“有著企業家身份的劉革新雷語一出，無非是想表達三個提醒。一是想提醒，經濟學家作為一個職業，他在社會分工中的功能應該是為人們提供經濟走勢相對正確的判斷，如果武功不濟，就該退出江湖。二是想提醒，如果主流經濟學家們總是忽 悠大家，那大家還是相信大家吧。三是想提醒我們，思考一個極為樸素的問題：經濟理論應因何成學？經濟學人何以為家？”

　　以上言論到底要表達什么價值取向，我們暫且不論。勿庸置疑，是憲法的言論自由保障了他們的話語權，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了正義者的心聲，說出了弱勢者的心里話。其特別意義在 于，第一次在全國兩會上，有人公開點名批評了主流經濟學家，第一次在主流新聞媒體上公開地諷刺批評了主流經濟學家，第一次出現了民營企業家公開批評了主流經濟學家，第一次由國務院官方經濟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主動承認錯誤，承認失誤，承認聽信主流經濟學家的不實之詞而重犯了以往的錯誤。

　　水煮主流經濟學家也罷，萬炮齊嗚炮轟主流經濟學家也罷，讓全體主流經濟學家“下課”也罷，這也許是一廂情愿而已。殊不知，主流經濟學家慘淡經營了三十年，在政界、學界、商界，甚 至在國外的政、學、商各界，早已形成龐大無比的人脈、經脈網絡，根深蒂固。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所謂“百足之蟲，僵而不死”，就是這個道理。

　　筆者是個從不過問政治的糊涂蟲，純系一介草民，但始終對主流經濟學家非常好奇，很想對他們一探研究，很想向他們“取經”，很想像他們那樣“飛黃騰達”，很想像他們那樣一夜之間成 為政治明星.....。.同時，很想讓同胞們一睹他們迷人的風采....。.

　　本來，寫主流經濟學家的風流史，需要如司馬遷那樣的史學家擔綱的。可惜，中國幾千年來，也僅僅只有一個司馬遷，也只有司馬大人才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 么，敝人也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只能發平民之憤以解平民之惑。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到底有幾大流派？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什么？他們究竟代表什么階級、什么利益集團作馬前卒？他們的理論體系到底有多少科學的、符合中國實際的成份？到底對于中國的 經濟體制和平頭百姓產生什么影響？不妨我們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要準確地分析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有多少流派，都是些什么流派，即使是一流的學者來考證，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們其中，許多是一些烏合之眾，許多是被利益集團豢養的走卒，許多 只不過是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應聲蟲，許多是不成體統的雜牌貨。這里，只能根據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主要言論來作一個大概的劃分。

　　一、從經濟 學門類上分析主流經濟學家的流派

　　1.厚黑經 濟學派

　　厚黑經濟， 就是特別奇特的黑道經濟。厚黑經濟學，就是完全違反價值規律的特別奇特的黑道經濟學。

　　這一派贊揚 黑道經濟，主張用腐敗的非常手段或反傳統價值觀的手段來“發展經濟”。其代表人物有張五常等。

　　張五常在廣 州日報2008年12月9日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語出驚人：“1984年左右，中國內地貪污盛行，我非常開心，為什么開心呢？這說明等級特權開始瓦解。等 級特權就是走后門，走后門是不犯法的。貪污出現證明等級制度開始瓦解了。這是好現象，因為當等級制度轉入以資產界定制度的時候，中間出現貪污是無可避免的過程。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要從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張五 常教授在公開場合講此雷語，并非是第一次。

　　眾所周知， 古今中外，歷朝歷代，貪污腐化是絕對不能容許的，而古代法律懲治腐敗的嚴厲程度，絲毫也不亞于現代、當代法律的嚴厲程度。清朝有個昏官叫和珅，乾隆時由侍衛擢升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執政二十余年，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任職時植黨營私，貪污受賄。家產約值白銀十億兩，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二十年財政總收入。嘉慶 帝恨其專橫，一俟乾隆帝崩，即責令自殺，家產籍沒，滅九族。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說，但對待腐敗分子卻毫不手軟，連堂堂的當朝宰相也不輕赦。

　　腐敗不能產 生任何生產力，而統統是破壞生產力的；腐敗不能保障社會和諧進步，只能阻礙和破壞社會的和諧進步。張五常這個號稱世界級經濟學大匠、諾貝爾經濟學候選人竟然用這種低級的厚黑經濟學來鼓噪學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真是千古奇聞！

　　貪污現象的 出現，完全不能證明等級特權開始瓦解。恰恰相反，貪污越是盛行，證明等級制度越是肆虐得更加厲害。貪污受賄是與官員、與官員掌控的職權大小和濫用職權的程度成正比的。當前，中國大陸的許多貪污腐化現象屢禁不止，說明了等級特權制度是有增無減，甚至連一個沒有品位的小村長也可以成為等級特權制度的一員，同時 說明了在社會管理機 制上還有許多需要加強的現象。當人們對于腐敗現象同仇敵愾的時候，有的經濟學家卻為此拍手叫好，完全悖反了公理，完全悖反了民意。

　　皇甫平(周 瑞金)2006年初發表一篇奇文《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 規范化》，他呼吁“為構建和諧社會計，看來我們再也不能無視地下‘性產業’，任其悄然發展，也不能單純依靠‘禁止’‘嚴打’這一手了。近年來，我國社會學 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要求我們政府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公共管理經驗，出臺‘性產業’的管理方法，讓它從地下走到地上來。應該說，這是我們回避不了的一個社會課題了。”

　　皇甫平這個 人曾經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這樣一個正人君子，也說這樣的丑話。就是說，厚黑經濟學已經滲透到上層建筑部門來了，滲透到黨的宣傳部門來了，滲透到高官一層來了。這是多么可怕的現實！

　　研究社會學 也罷，研究經濟學也罷，研究改革開放也罷，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以社會主義的道德準繩、人生觀為出發點和歸屬點，而不能用資本主義腐朽的“性解放”觀點來 對待中國的性饑渴或兩性問題。性解放和性泛濫的開禁，是不能與“構建和諧社會”劃等號的，倘若如此，雖然是可以解決一部分人的性饑渴問題，但再往深處考慮，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子女問題等，就會牽涉得更多、更廣泛、更復雜。而且，一旦開禁，將必然一發而不可收拾。

　　皇甫平的此 類厚黑經濟學，可稱之為“伎女經濟學”，是依托于性產業來滿足人們色情的需要，并借此來發展色情經濟的“新學科”。這除了出難題，還是出難題。歸根結底， 它根本缺乏可行性。除非中國歷史倒退60年，倒退到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倒退到餓莩遍里、民不聊生的非常時期，倒退到自由資本主義極端泛濫成災時期，也許 皇先生們的愿望才能實現。

　　即使他們的 愿望實現了，那么，中國歷史上將會留下一個很大很大的的污點。

　　2.富人經 濟學派

　　這一派極力 主張剝削有理，主張極力維護權貴資本家、外國資本家等富人、特權階級的非法利益，而根本不顧窮人的根本利益。他們極力提倡資本剝削學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觀學 說；極力提倡唯生產力學說，反對社會公平學說。其代表人物有茅于軾等。

　　茅于軾在 《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一文中寫道：“馬克思終其畢生的精力撰寫了《資本論》，其核心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他試圖通過勞動價值論證明剩余價值的存在，證 明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一套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統天下的絕對優勢。....。.然而勞動價值論顯然和市場經濟相沖突。如 果承認勞動價值論，就必然導致取消私人經濟，引入公有經濟的政策。所以經濟改 革每前進一部(步)都會遭到勞動價值論的抵制。....。.所以對某些人來講，這場論戰是生死存亡之戰。”

　　茅于軾鼓吹 馬克思的《資本論》過時了，勞動價值論過時了，要用他“發明”的交換價值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否則，就會影響資改派的改革大計。茅于軾曾經“理直氣壯”地 說“我是被準確地打成右派的，我是不需要平反的，我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茅于軾有本 書叫做《誰妨礙我們致富》，有句名言，叫做“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并說“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這其實，就是“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反動信條。這種理論，連孔夫子都反對的歪理邪說，它背叛中國古老的“仁”和“義”這種平民經濟學的核心價值觀。改開以來， 真正勤勞致富的人是少數，而大多數富人并不是正兒八經的商人；全社會資源與財富分配的極不公平，剝削階級重新抬頭，許多窮人不但沒有享受改革的成果，反而連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都沒有。因此，仇富聲，反不公平聲，成為憤青的主流，茅于軾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多數網友的激烈批判。

　　畢竟中國仍 然是個窮國，窮人占國民總數的九成以上，這些窮人才是最需要人關心、支持和援助的，失業、貧困和醫療、教育、住房這五座大 山壓迫著他們。而中國的富人的生產、生活，是不用茅于軾們瞎操心，瞎折騰的，他們有的是錢，他們分分鐘過得非常滋潤，他們的財產受憲法、物權法保護。改開后的經濟社會，屢見不鮮的，不是劫富濟貧，反而是劫貧濟富！

　　茅于軾骨子 里非常蔑視窮人。今年3月中旬，茅于軾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說：“我主張廉租房，廉租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 這就是他所謂的“為窮人辦事”和“為富人說話”。對待窮人，他盡量往壞處想，對待富人，他盡量往好處想。

　　所謂的富人 經濟學，就是處處為富人著想的特權經濟學。

　　由于信息不 對稱、機遇不對稱、權力不對稱和幸福指數不對稱，富人往往處于強勢地位，窮人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光替富人說話，不替窮人說話，人家就認為是落井下石，幸災樂禍。

　　所有窮人， 需要經濟公平、經濟援助，需要精神食糧，需要得到道義上的支持。全世界最需要的是窮人經濟學，而不是富人經濟學。他們，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兩者的經濟學指針和價值觀是迥然不同的。

　　筆者最崇拜 的一個經濟學家——“窮人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籍學者阿馬蒂亞-森。可以說，他完全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或無產階級的經濟學 家，也屬于范仲淹式的知識分子，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森出身于書香門第，1933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邦蒂尼克坦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化學教授，外祖父則在大學講授古代印度文化。正是在外祖父 任教的學校里，他接觸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偉人——泰戈爾。

　　森早年求學于加爾各答大學總統學院。在大學期間，開始學的是自然科學，后轉向經濟學。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中學階段深受泰戈爾“平民理念”的影響，以及9歲時家鄉孟加拉發生的大饑荒的刺激。

　　森有個著名 的理論，叫“饑荒理論”，他說：“就一般意義上來說，大饑荒背后存在著更復雜的原因，是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食物的供給和需求這樣個簡單的分析工具能夠解釋的。”他運用“權利分析法”來從理論上解釋饑荒這一災難性后果。

　　1998年 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公告稱：“阿馬蒂亞-森對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研究作出了數項關鍵性貢獻，從社會選擇的一般理論，對貧困指數的定義，到發展中國家饑荒的 成因與克服饑荒的措施，這些研究主題集中體現了他對于收入分配問題及發展中國家貧困原因的關注。森闡明了使個人價值集合成集體決策的條件和使集體決策規則與個人利益相一致的條件。通過分析集體決策時所能獲取的個人福利的有效信息，他改進了比較不同國家社會福利水平的理論基礎，并且衡量貧困的新的更令人滿意 的指標，為貧困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

　　關注貧困， 關注窮人，是全世界各個地區各個政府部門與民間各個機構共同關心的共同課題，可見，這個課題的份量比任何課題的份量還要大。

　　自從茅于軾 老先生的“富人經濟學”出臺以來，各個網站口水不斷。其中有篇署名圓頂洞人的網文《地主階級思想家對茅于軾的批判》，引用的文章如下：

　　一、(戰 國)管子：“且君引敠量用(用籌碼計算所需數量)耕田發草(開荒)，上得其數矣。計本量安(計量農業的生產和谷物的積貯)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被大地主所占有)。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人民的需要不能滿足)，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財富被富人掠奪占有)。(《管子-國蓄》)

　　上述文章，是古代一個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對于“損不足以奉有余”、兩極分化社會問題的解讀。這樣同情窮人的知識分子，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治國安邦平天下，就要依靠這樣的知識分子。

　　替富人說 話，就會對富人手下留情；不替窮人說話，就不會對窮人手下留情。關于這方面的例子，請瀏覽中華網論壇：道德完人茅于軾說得就都對嗎？2009年1月13日 作者nanjing1949.

　　茅于軾是個 響當當硬邦邦的主流經濟學家，這一點不假。他的立場、觀點、方法為什么那么奇怪，為什么那么不入流呢？

　　當茅于軾們 將富人經濟學推向市場之時，窮人的心就是被刀絞一般。國學論壇網2009年2月4日發表王國的文章《中國兩極分化已超過國際警戒線》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已經成為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

　　國有企業改制，A股市場的創辦以 及房地產開發 以來僅短短十幾年，就使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和富翁人均財富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中國富翁人均擁有500萬美元財富，遠高于全球超級富翁人均380萬 美元財富，也高于新加坡(人均470萬美元)和日本(人均270萬美元)。至2006年我國有百萬富翁500萬個，千萬富翁24萬個，億萬富翁2200多 人，他們占全國人口0.4%，卻有八萬億元總資產(占個人總財富60%)，而中國人均收入(2004年)卻是全球第134位，與菲律賓差不多。按世界貧困 標準計算(每天消費不滿一美元就算貧困人口)我國現有貧困人口近兩億，約占全國人口15% 。

　　世界各國勞 動者的報酬都占GDP的54%—65%，而我國現在勞動者的報酬只占GDP11%(目前美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56%)。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

　　0.29(表示分配很平等)，而現在已上升為0.473(0.3—0.4表示社會分配基本平等，超過0.4表示社會分配不平等)已超過國際警戒線，現在除 了巴西以外，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世界各國(根據2006年公布的數據：日本0.249；韓國0.316；印度0.325；巴基斯坦0.33；印尼 0.343；英國0.360；越南0.361；美國0.408；泰國0.432；俄國0.456；巴西0.591；)。10%最低收入家庭的財產占全部居 民的財產還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卻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1%。

　　從以上資料 得知，我國的經濟質量連年不斷地下滑，帶動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下降。在s緊要關頭，整個中國經濟社會，最急需的是阿馬蒂亞-森那樣的窮人經濟學，根本不需要茅于軾們任何不切實際的富人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