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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 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經濟理論學會和橫濱國立大學的講演(節選)
中國理論經濟學在具體演進中創新、改革與若干不良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論傾向在于模仿蘇聯經濟學,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傾向在于模仿西方經濟學。重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以世界經濟和人類經濟的發展歷史為大背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多類模式相對照,重點從中外社會主義經濟的多種實踐中實證地描述出經濟事物變動的基本現象,科學地提煉和抽象出合乎經濟事物本質的規律性范疇和原理。
1994 年,我曾發表《21世紀:重建中國經濟學》一文,指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發育成熟,系統地科學反映這一經濟實踐變化的中國理論經濟學,在20世紀末的反思與論爭及方法論的變革后,必將以全新的面貌出現于21世紀初。近10年來,關于“中國經濟學”的討論熱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國理論經濟學經過50年的多階段的曲折發展,現在確實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時期。
中國經濟學理論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新中國50多年,理論經濟學總體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導,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為源泉,取得了人類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對高績效的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體現出中華民族偉大的經濟智慧,為全世界的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具有“中國學派”色彩的系統經濟理論。
然而,中國理論經濟學在具體演進中創新、改革與若干不良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論傾向在于模仿蘇聯經濟學,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傾向在于模仿西方經濟學。總體上,我對傳統和現有的中國經濟學理論模式缺陷作如下概括:
第一,在規范分析層面,單純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范疇和規律對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受“蘇聯范式”的影響,在描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現象和本質時,往往運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簡單對比來替代對其實證性的研究。實證性分析比重較少,規范性分析掩飾經濟活動中的某些內在矛盾。有關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經濟行為的一些價值性判斷立意不高,理論視野不寬,甚至過于武斷。盡管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創階段和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但這畢竟是弊端之處。
第二,在實證描述層面,沒有繼承馬克思經濟學高度重視數學方法的優良傳統,缺乏定量分析。凡是了解外國經濟學說史的人都確認,與英國的斯密、李嘉圖,法國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國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馬克思是同時代經濟學大師中運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種以為馬克思經濟學不重視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個誤點,那種以現代西方經濟學大量采用數學方法來抨擊馬克思經濟學,則屬于一種無規則和反認識論的苛求。然而,十分遺憾的是,在過去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的確沒有繼承和發揚馬克思經濟學的這一學術特色,沒有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經濟范疇、經濟規律、經濟運行和經濟行為的闡述毫無量的規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層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風”,并作辯護性的解釋,缺乏反思意識。一國的經濟政策同經濟實態和價值判斷是緊密相連的,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往往從不同的規范角度或實證角度推出相應的政策主張。問題在于,基于科學理論規范和實證描述之上的具體政策推導,同官僚主義的“唯意志論”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別。倘若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時時刻刻圍繞主觀多變的經濟政策轉,并以此來推導出實證性的結論和理論模型,那就會葬送這門學科。學界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往往是有聯系,又有差別的。傳統政治經濟學演變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
第四,在學科重構層面,以所謂市場經濟學取代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缺乏本質揭示。西方國家搞了數百年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并未出現市場經濟學,盡管其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一直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分析背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是研究計劃經濟的,改革后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自然是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過,這屬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實經濟體制及相關內涵發生了變化,并不意味著可以取消理論經濟學,而用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學這門具體學科,來替代作為各門具體經濟學科理論基礎和指導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統地以經濟運行或資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經濟關系的揭示,以經濟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經濟關系本質和根本經濟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變革層面,簡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范疇和理論,缺乏創新精神。改革陳舊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需要進行方法論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學地借鑒國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模型。但現有的某些中國理論經濟學作品“食洋不化”,以為西方經濟學講的觀點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學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疇體系和理論框架上作單純的模仿,甚至認為只要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添加一些中國經濟案例或實證資料,即為改革成功的現代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這種“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較時髦,操作起來也省力,迎合了出書快和出名快的市場價值觀?墒,這終究不是嚴謹的思想和學術創新。
重建中國經濟學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應當怎樣科學地重建中國理論經濟學,也就是說,依據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論原則來創新呢?我們主張,以中外經濟實踐為思想源泉,以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創的主要假設為基點,積極吸納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成分,廣泛借鑒相關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可用方法,構造既超越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經濟大環境中主要反映中國初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會主義經濟多種實踐
經濟實踐是經濟認識的基礎和檢驗經濟學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永遠是在經濟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并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經濟實踐的內涵豐富多彩,并非單指一國一時一地的具體經濟活動或實踐。然而,人們在辨別某一經濟理論的正確與否時,往往固執地引用某一時空范圍內具體經濟實踐的案例來確立檢驗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經濟實踐并不能全面檢驗某一經濟學原理的正確性。從這個角度說,當代西方哲學中關于理論只能被“證偽”而不能被“證實”的認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也只能不斷地被部分證實下去,而不可能通過一次或若干次具體實踐就得到全面和永遠地證實。
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否有效結合的重要命題為例。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此都持否定意見,并援引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蘇東國家改革后的蛻變和我國公有經濟比重下降來佐證。其實,與西方私有產權學派張五常在此問題上混亂的邏輯相比,該學派的創始人科斯講得比較客觀,指出過去已有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經驗,至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否相結合,這一點目前不能證偽。觀察中外現有市場經濟實踐的表象和本質,可以部分地得到實證的說明,即社會主義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能有效結合。
重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以世界經濟和人類經濟的發展歷史為大背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多類模式相對照,重點從中外社會主義經濟的多種實踐中實證地描述出經濟事物變動的基本現象,科學地提煉和抽象出合乎經濟事物本質的規律性范疇和原理。盡管恩格斯揭示過不成熟的經濟關系與不成熟的經濟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但這并不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某種前瞻研究。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及其體制的不斷完善,正有賴于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變革與創新。即使是作為中國經濟史的計劃經濟實踐,也需要繼續進行客觀的實證分析和辯證的規范定性,以便成為新經濟學的經濟史基礎。
(二)理論基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假設
在 19和20世紀,社會主義的定義有100多種。其中有資產階級右翼和左翼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社會主義、空想或批判的社會主義,也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既然要從根本上反映作為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代表的工人階級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馬克思經濟學為理論指南。如果對以往 “左”的教條主義采取矯枉過正的學術態度,便容易形成一種善意的折中主義或保守的右傾思潮,以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只應進行“問題”的實證分析,而無須進行含有“主義”的價值判斷,或者以為當代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點中國經濟實例即為創新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
其實,每個經濟學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確立了特定“主義”的價值判斷。斯密主義與李斯特主義,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等等,難道沒有價值判斷的“主義”之爭?所以,癥結不在于要不要“主義”一類的價值判斷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觀性和科學性如何。
過去,由于人們強調馬克思經濟學的真理性和現實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類的詞匯,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經濟思想同時也視為一種“理論假設”,似乎假設都是脫離實際的或無意義的空想和幻想,進而貶低了馬克思經濟學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當代西方經濟學對話或論戰的需要,應當改變近代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用語習慣,經常采用“理論假設”一詞及其邏輯敘述方法。如同西方經濟學同時把“生產三要素”、“私有高績效”、“自私經濟人”等說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設一樣,我們也可以把“勞動二重性”、“公有高績效”、“集體經濟人”等說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設。在某一經濟學理論假設算不算作公理的問題上,滲透著研究者主體的不同價值判斷。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場,即使馬克思主義者拿出再硬的實證史料和邏輯證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不一定承認馬克思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是正確的,但會確認其為理論假設,這有益于討論的簡化和深化。
此外,馬克思經濟學上某些被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經濟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以及屬于對向社會主義過渡或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均必須在中外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進行檢驗及展開邏輯體系的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論預見,不妨都可稱之為理論假設。
簡言之,采用馬克思經濟學的“勞動二重性”、“公有高績效”和“集體經濟人”(與西方經濟學的“自私經濟人”不同,“集體經濟人”是利己與利他相結合的)等主要假設為理論基點,積極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經濟思想,并由此構筑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新假設和新范式,便能實現超越馬克思經濟學、蘇聯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創新目標。
例如,從馬克思經濟學中概括出來的“公有高績效”假設,是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公有制體系能達到社會績效最大化。從鄧小平經濟理論中概括出來的 “公有高績效”假設,是指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能達到社會績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種復雜的假設前提,如不存在嚴重的社會腐敗,委托代理雙方權責是合理的,國企承擔額外社會義務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沒出現大失誤,選聘的經營者有較高素質,等等。只有大體同時具備這些前提條件,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才能呈現高績效。倘若過去或現實生活中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假設條件不存在而導致低績效,這并不能證明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公有制經濟不可行?梢,重建中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借鑒西方經濟學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優”或“市場效率假設”等方式,精心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經典和社會主義新經濟理論所必然涉及到的這類假設及其前提條件,大幅度提高理論的科學解釋力和預見力。
(三)學術淵源:古今中外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
廣義地說,沿用式的繼承、批判式的發展和否定式的擯棄等,均呈現出某種學術淵源聯系。狹義地理解,也可將學術淵源界定為一種學術與另一種學術相互繼承和發展的來源關系。重建中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不能采取傳統的做法,只強調馬克思經濟學經典作家的學術地位和淵源關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過來,只強調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經典作品的學術作用。
綜觀人類經濟理論變遷的歷史,任何一種新的經濟學術體系均難以徹底拋棄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將超越和創新同繼承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不同程度上有揚有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馬克思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
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F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西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譬如,美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和加爾布雷思的制度主義,英國的凱恩斯左派經濟學,發展中國家的“中心-外圍”、“依附”和“不平等交換”等國際貿易理論,日本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以及關于經濟全球化悖論的經濟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
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我國古代的消費思想、人口思想、財政思想、生態經濟思想,康有為的社會主義“大同”經濟學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經濟理論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顆粒。臺灣學者構建的“新儒學經濟與管理”思想體系,加拿大華人學者倡導的“中庸經濟學” 理論,也值得高度關注。
(四)方法泛化:相關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可用知識
馬克思精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但在最后構建《資本論》3卷本政治經濟學新體系時,并未主要沿用當時西方經濟學的一套方法,盡管這些經濟學方法也曾被視為學術前沿和最新工具。這是因為,馬克思要實現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決不能用那套新方法。事實上,馬克思在重視以往經濟學方法論的同時,重點是批判地借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采用原創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改造政治經濟學舊程式的。
要真正實現同時超越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必須學習馬克思的這一獨創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過程中廣泛借鑒和采用相關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可用知識,做到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有機整合。其中,我認為有以下10個關節點:
—— 借鑒現代哲學的方法和知識。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包括科學哲學在內的哲學方法對理論經濟學的功用將逐漸凸現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義、解釋學、總體異化論和范式說等,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 借鑒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和知識。盡管政治經濟學名稱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現代意義的政治,然而,理論經濟學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學的營養。關于市場與國家或政府的關系,關于經濟周期與行政推動或政治選舉的關系,關于經濟全球化與政治霸權主義的關系,無不需要結合一定的政治學方法和觀點去透徹地解釋之。
—— 借鑒現代法學的方法和知識。理論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制度和經濟權利時,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尤其是有關現代企業制度、市場制度和國家決策制度的問題。
—— 借鑒現代社會學的方法和知識。社會學中關于社會階層及其分化理論,人的交往理論,社會發展的綜合動力理論,財富和收入分配及貧富分化理論等,對理論經濟學深入闡發階級、交換和交易、經濟制度變遷以及國民財富,不無學術意義。
—— 借鑒現代倫理學的方法和知識。倘若說市場是第一只“看不見的手”和第一種調節經濟的機制或力量,政府是一只“看得見的手”和第二種調節經濟的機制或力量,那么,倫理便是第二只“看得見的手”和第三種調節經濟的機制或力量。在個人、企業、市場、政府乃至全球經濟活動中,倫理緊緊地與經濟行為摻糅在一起,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義與利、誠與信等不同理解。理論經濟學理應納進“道德”和“至善”等倫理學的概念(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已接受“敗德”和“機會主義”的術語)。
—— 借鑒現代美學的方法和知識。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種形式、結構、屬性和法則,是一種能產生某種美感的客觀性質。經濟活動中存在美與丑的現象,也有股市這類“野獸之美”的狀態。“經濟美”可歸屬為與自然美相并列的社會美范疇,是指人類經濟活動中具有制度公正、運行有序和發展和諧等屬性!敖洕鷮W美”是指經濟學理論體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諧與該理論所揭示的內容上的完整和諧。應當用中外美學的某些思想來提高理論經濟學的科學抽象度和學術品位。
—— 借鑒現代心理學的方法和知識。要改造西方經濟學使用的“心理預期”、“心理偏好”和“主觀效用”等范疇,吸收消費心理學、管理心理學和商業心理學基本理論層面的東西,并以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去拓展理論經濟學。
—— 借鑒現代數學的方法和知識。不僅作為理論經濟學重要內容的實證經濟研究需要借助于各種數學方法,而且規范經濟研究也需要采用數學工具。博弈論可以論證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和宇觀經濟(全球經濟)的許多理論問題。
—— 借鑒現代生物學的方法和知識。人類是生物進化的產物,其經濟活動和演化過程仍有與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現為一定的仿生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在廢除私有制和市場競爭制度之前,人類沒有最終脫離動物界。憑借現代生物學和社會生物學的方法和理論,理論經濟學可以充分發掘“利己人”、“利他人”、“自由人”、“市場人”和“計劃人”等經濟行為特征,從而更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演進規律。
—— 借鑒系統論、信息論和場態論之類的方法和知識。依據系統優于非系統的特性,將經濟對象和經濟行為作系統化分析;依據層次系統優于非層次系統的特性,將經濟系統作層次化分析;依據開放系統優于封閉系統的特性,將經濟系統作開放狀態分析。不確定性、風險、信息的對稱與不對稱等信息學觀點,“場”等物理學觀點和 “社會場”的觀點,均對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層面考察具有方法論的價值。
日漸成型的三大改革理論流派
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成就與問題都是明顯的,對于下一步如何發展和改革,不同的中國學者有著差別較大的思路,從而日漸形成了三大改革理論流派。在我看來,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是各種學派的存在和發展,可以供決策層科學選擇或綜合采用,也可由國內外公眾自由評說。
第一種:“四主型”的市場經濟改革觀
“海派經濟學”等許多學者主張,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初級社會主義經濟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說:
1、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改革觀,強調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中外私有制經濟。
2、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觀,主張按勞分配為主體,多要素所有者可憑產權參與分配,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關系。
3、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改革觀,提出多結構地發展市場體系和發揮市場的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在廉潔、廉價、民主和高效的基礎上發揮國家調節的主導型作用。
4、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改革觀,主張處理好多方位開放并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同自力更生的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高效利用本國資本等關系。
第二種:社會公正的市場經濟改革觀
也有一些學者以國際社會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以北歐國家為心目中的樣板,主張“社會公正+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公式,即:
1、公退私進的社會所有制改革觀,認為公有制為主體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標志,且不可能同市場經濟相容的。
2、市場競爭收入均為合理的改革觀,強調凡是通過市場獲得的財富和收入都是合理的,貧富兩極分化只要進行稅收調節即可解決。
3、一味淡化國家的市場化改革觀,認為市場的作用越大越好,國家調控的作用越小越好,否定日本和韓國戰后高速發展的國家主導作用和經驗。
4、全球化完全有利于中國的開放觀,認為加入世貿組織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否認發展民族企業和民族經濟的重要性。
第三種:激進的市場經濟改革觀
還有一批學者以西方資產階級保守黨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導向,以美國為發展楷模,主張走俄羅斯激進改革道路,建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或賣或送給私人。
2、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F象。
3、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經濟改革觀,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巡警”的范圍,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
4、保護即落后的完全開放觀,主張中國的一切產業都無需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比較贊賞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子。
《文匯報》 200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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