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具有強烈的有本土性，經濟 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要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范式，需要進行兩個層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實證事物現狀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契合起來，這主要涉及到當前經濟學界的兩大分支問題；二是把西方學術界發展出來的經濟理論與中國人的行為機理、社會文化契合 起來，這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的契合。是以重拾舊文一篇以釋其事。

　　中國經濟學范式有何特點？

　　——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實踐之反思(二 十)

　　前面的文章指出，經濟學本身應該是本土性的，那么，在當前社會中，具有本土性的中國經濟學范式應該具有什么特點呢？顯然，這也應該圍繞前面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意識。一方面，就現實問題意識而言，經濟 學本身就是一門致用之學，縱觀經濟學說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與特定的歷史背景之間都存在密切相關，它的理論和政策都是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的；而且，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聲譽的經濟學家也大多是對當時的公共政策提出積極有效的政策建議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李斯 特、西斯蒙第、馬歇爾、凱恩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就理論問題意識而言，經濟學本身應該具有雙重的內在邏 輯性：形式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與經驗的一致性，前一個一致性體現了理論的普遍性，后一個一致性體現了經濟學的本土性特征；顯然，前一個一致性已經在西方經濟學中獲得了較為成熟的發展，而后一個一致性正是崇尚“知行合一”的儒家社會的優點。當然，作 為一門理論學科，它不應是僅僅停留在經驗生活層次，不能太現實主義，而是要從經驗上升到超驗層次，要有超越經驗的理想境界，如馮友蘭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 庸”。事實上，如前面所說，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首先與以一定的“理想 目標”為前提，沒有目標就缺少了研究的參照系，也就喪失了研究的意義；當然，任何“理想”目標都是主觀的，是社會主體的自身認知，而這種認 知又與一個社會的文化背景有關。

　　上面的分析表明，要構建中國經濟學，也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社會的文化、追求以及當前所面臨著的具體問題。那么，中國的國情是什么呢？這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同于西方，經濟理論需 要解決經濟發展或財富增長的問題，這顯然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文化不同于西方，經濟理論需要建立在一個具有本土性的行為機理之上，這顯然不同于西方強調個人主義的經濟人行為。此外，好要關注中國人的理想，儒家社會歷來注重和諧的建設，這體現在三個層次上： 一是自然有機體內部的均衡與和諧，這強調個體生命的全面發展，而不僅限于物質需求一隅；二是人際社會關系的和諧，這是強調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三是整個宇宙的和諧，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而達致天人合一。也正因為如此，儒家所理解的世界和諧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開放的，它具有兩個重要的特性：一是共時 性，強調現世社會生活世界的和諧，要求建立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二是歷時性，關注整個人類的持久和諧，要求考慮世世代代整個人類的利益，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顯然，這種理想與西方社會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為西方社會無論是自然主義或唯靈論的先驗思維都不 關心人的本質問題，都不是從人的目的來分析社會的發展；因此，主流經濟學往往把一些源于自然界的原理或神學的“絕對命令”視為社會科學領域中不言自明的公 理，并由此而演繹得出一系列的結論。顯然，西方經濟學的思維已經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嚴重危害：一 方面，基于唯靈論的思想，主流經濟學理論強調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利用；另一方面，源于自然主義的思維，主流經濟學把發源于自然的理性簡單地搬用到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之中。而且，基于自然和諧的基本觀點，即使主流經濟學也把社會制度視為既定的及和諧的，或者是霍布斯時代理性選擇的結果；但是，基于利益和諧的 這種分析卻缺乏歷史性和社會性，而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是靜態的，它所依賴的是先驗而永遠不變的個人主義思維。基于上述的分析，筆者以為，當前中國經濟學范式的構建面臨著兩個層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實證事物現狀的以西方主流經濟學 契合起來，這主要涉及到當前經濟學界的兩大分支問題；二是把西方學術界發展出來的經濟理論與中國人的行為、社會文化契合起來，這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的契合。

　　首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當今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提高人們的福利問題。顯然，這有兩個層次：一是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二是社會成員福利的改進；前面主要涉及到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增長，后者則更關系到應得權利的享有和財富的分配。但顯然，西方 主流典經濟學并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導：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資源的配置，特別是在個體資源既定情況下追求個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資源的創造和人際間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凱恩斯主義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來促進充分就業，但這種宏觀經濟學僅僅建立在生產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沒有深入剖 析財富創造中的勞動有效配置以及生產的協作機理等問題。相反，古典經濟學則不但重視社會財富的創造，并由此展開對生產機理的深入分析，重視人類社會中的分工和協調；同時，也非常關注個體福利的提高，認識到即使社會財富增長了也并不意味著個體福利的改善，這涉及到財富的分配和應得權利的界定問題。其實，即使 財富增長很快但分配極不平均，那么由于社會的和諧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福利的下降，即使那些富裕階層福利也會受到抑制，因為他們需要時刻提防貧困階層的反抗。顯然，在這方面中國的現狀與歐洲的古典主義時期非常類似：社會制度依舊失范、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社會保障缺乏、沒有健全雇工制度、全民教育落后、收入差 距日益增大、社會失業普遍、貧困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也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為代表的古典經濟 學家都非常關注社會制度的改良問題，并一直在為社會發展、解決貧困、人類關懷、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學相結合而努力。例如，穆勒就關注教育、福利、工會和婦女以及公平問題等各個領域，其改革建議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場措施”，其著作也是是古典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社會哲學的完整論述。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西方社會才得以逐步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市場制度，從而可以保障個人充分施展其自由和權利；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自邊際革命以后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就 逐漸轉而關注個人的行為而不是社會發展問題，并把社會制度視為既定存在的，從而最終把研究對象轉變到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上來。但是，當前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卻對之往往視而不見，而是片面地接受并應用適應于已經相對健全市場機制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把一切都推給還很不完善的市場去解決，從而造成了諸多的問 題；而且，在極端的功利主義支配下，這些自命為“主流”的經濟學家也根本不去了解一下經濟學的演變過程，甚至也根本不愿去讀一讀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而是自以為是地認定自己的研究是“scince”，是普遍適用的真理而不容許其他的質疑，把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盲目搬用到國情根本不同的中國社會，這種“東施 效顰”的行為對社會已經造成了諸多非常嚴重的問題。

　　其次，作為一個儒家文化的社會，中國人的行為機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是人的行為造成，而在不同社會文化下人的行為機理是不同；因此，盡管古典經濟學可以為研究當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制度改進的途徑提供積極的思維，但古典經濟學 家所提出的具體理論和觀點在引入中國社會時都必須經過揚棄。也正是由于經濟學本身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和本土性，而且，基于儒家文化的傳統經濟思想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土壤中，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政府決策；顯然，如果拋棄中國文化，在完全不同于中國人之行為機理的基礎上來構建所謂的中國經濟 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所以，筆者強調，構建中國經濟學不僅要體現兩大經濟學分支的契合，更要將經濟理論與中國文化傳統契合起來，這有助于為“和 諧社會”理念奠定理論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地認識社會，揭示社會事物的本質，從而有助于指導和諧社會的建設。其實，這一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有學者就指出，如果不搞清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制度結構，就解決不了中國經濟問題，也形不成中國經濟學；也有學者認為，經濟學的基 本精神是“節約、互利、均衡”，應該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哲學基礎，創建以“合作”為主線的中國經濟學。顯然，這一方面的研究根本上在于將源于西方的經濟理論進行本土化轉化，這涉及到對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設的修正；但迄今為止，認識到應該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來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人還不多，而對此展開積極研 究工作的則更少。不過，盡管這方面的研究長期以來為學術界所忽視，卻正是筆者長期關注的重點；事實上，筆者在《人性、文明與行為認知》一書就對東西方社會的認知思維作了全方位的深入比較，比較的內容主要涉及到理性的特質、人性的認知、行為的機理、激勵機理－制約機制、社會組織的結構及成員關系、經濟組織的 性質及社會共同治理模式等，并在儒家行為認知的基礎上提出了把人之保全本能和社會性手段結合起來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為己 利他”行為機理實際上還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證社會主義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論證市場主義中“經濟人”假定結合起來，從而可以更好地符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知行合一”的文 化傳統也與古典主義具有親和力。事實上，盡管西方社會的基本思維是自然主義的，它的知識是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原則之上，并且，理性的能力與經驗基本上是分離的；但是，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一段時間，出于對神性的反動而出現了隊人性的探究，重新把哲學思考從天上拉到了地上，從而開始萌發出了 經驗主義思潮，如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羅、霍爾巴赫以及休謨等都是經驗主義的代表。而且，古典主義時期 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是社會科學領域出身的，因而后或多或少地帶有經驗主義的思維；也正是基于經驗的觀察和抽象，古典經濟學注重對事物本質的探究，并把它作為社會發展的方向。顯然，古典主義的這種思維與新古典主義存在很大的差異，因為新古典主義出現了強自然主義的觀點：自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 而根本無法經由人的改造；正因如此，新古典經濟學注重對事物的解釋而不是改造，它所設立的理想狀態不是事物 的本質而僅僅是一個觀察的參照系，這個理想狀態也是根本不現實的和不可實現的。相反，這種思維與傳統儒家的思維卻具有相通性，儒家的認知也來源于日用人倫的經驗，但是通過人的知性思維而開始探究社會的本質，并把它視為社會發展的理性狀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理性具有強烈的具體性，體現為主體性與自然中的客體性自然相結合，因而儒家所倡導的“理”也就成為構建社會和諧與政治秩序的理論基礎。 為此，筆者強烈主張，中國經濟學首先是要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之上，只有這樣才能造就具有根本性的中國經濟學；同時，在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和檢驗手段的基礎之上，應該更多地借鑒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思維。可見，基于中國的國情，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應該向古典政治經濟學回歸，建立“古典為體，新古典為用”的理論體系。

　　可見，要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范式，不僅要把現存的兩大經濟學范式契合起來，而且必須把經濟理論建立在中國人的行為機理之上；馬克思在批判德國經濟學時曾指出：“德國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衰落時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只是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當前我們也要引以為戒。實際上，筆者一向強調，契合是知識統一和理論發展的關鍵，通過契合將跨學科的事實和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理論聯系起來，可以實現知識的“統合”，從而創造出一種共同的解釋基礎。譬如，就當前分立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而言，兩者原本是統一的，其中，西方主流經濟學側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而政治經濟學則保持了對“人”的關注，分析具體社會關系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 為；因此，兩者的研究各有側重，但也各有片面，目前就需要重新審視兩者的互補關系，將兩者納入統一分析框架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學發展的基本路徑。但迄今為止，國內的經濟學還處于割裂狀態：一方面，長期以來存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相互排斥的二元學科結構，另一方面，經濟理論與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 式存在嚴重脫節；因此，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就面臨著兩個層次的契合：一是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契合，二是經濟理論與中國人的行為機理之間的契合。也正因為如此，筆者以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重在對兩大范式的研究對象、涉及內容、研究方法之差異性和互補性的挖掘，探悉經濟學實質以及經濟學 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關系，著重對兩大范式演化的路徑以及理論和社會實踐的背景進行梳理、剖析，并將兩個相對獨立的范式進行契合。顯然，基于這兩大基本經濟學范式契合，可以形成了從本質到抽象的研究路線，并可進一步把理論研究分成了四個層次；正因如此，就可以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論觀點與西方經 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與此同時，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范式還必須對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設 “經濟人”的進行修訂，基于儒家社會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提供了更為可取的分析前提。如果中國特色的經濟學范式建立在這兩個 契合的基礎上，那么，這就不僅可以有利于理論的真正發展，同時也可以更好地指導社會改革實踐等；而且，筆者相信，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對中國人行為機理探索的深入，必然會出現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經濟學，這個中國經濟學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