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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中國經濟學革命論
賈根良
內容提要：在過去的十年中，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仍沒有消散的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卻又繁盛起來，這種教條主義不僅嚴重威脅著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道路，也阻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的盛行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呼喚著中國的經濟學革命，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現代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有機主義哲學和中國創造主義新文 化等是這種經濟學革命的主要思想來源。中國經濟學革命不僅要完成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還要把一種新型的視野和高瞻遠矚的想像力引入到經濟學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經濟學，也是中國經濟學時代到來的先聲。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革命 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 西方主流經濟學 教條主義 中國經驗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再現了近代史上“西學東漸”的過程，但這個過程還遠沒有結束。不可否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引入對我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最近幾年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化越來越變本加厲，大有席卷中國經濟學界之勢。筆者曾對這種趨勢的狹隘視野進行過討論和 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將首先從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出發，對中國經濟學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繼續進行批判。然后，從中國崛起的角度對新的經濟學革命發生在中國的可能性進行討論，這種討論將說明，21世紀的中華文明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需要通過反思的、批判的 和“超越的”途徑把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與他們自身所處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按照這種思路，論文第四部分將討論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 究傳統的中國綜合問題，第五部分將扼要論述中國經驗對中國經濟學革命的意義，最后則闡述中國經濟學革命所肩負的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并提出中國經濟學革命的八項主張。
一、 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
1998年，筆者在對報酬遞增理論的發展史及其前景進行討論時，區分了新古典主義傳統和結構主義思路這兩種不同的理論類型②。無獨有偶，泰伯 (William K. 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③更明確地討論了經濟學研究的兩種傳統。綜合泰伯的討論，筆者在對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進行介紹和評論時④，從經濟學研究傳 統的角度入手，較為系統地對經濟思想史中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學進行了對比：一種假定技術、制度、偏好和資源稟賦不變，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經濟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則，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這種經濟學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決定論哲學觀，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規律，演繹主義、數學 形式化建模和預測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種則認為，技術、制度、偏好等都是處于變化之中的，這種變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過程，資源創造而非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經濟行為者按照得失權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則采取行動，經濟研究要特別注重時間和地點的差異，比較的、制度的、歷史的和解釋學的方法是其 研究方法的特征。在當代經濟學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而后者則是在發達國家中處境維艱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某些特征。
這 里，有必要對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劃分加以說明，首先，這種劃分是以兩種不同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第一種以機械的、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而第二種則以有機的、動態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筆者把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分別命名為牛頓主義的和達爾文主義的⑤。下表就是對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更詳細一點的比較。其次，這種劃分是按照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進行的。換言之，它是按照我們對這兩種不同世界觀的現代認識進行劃分的。因此，就當代和經濟思想史中的某種流派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備某種傳統的全部特征，特別是某些經濟學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可能同時具有第一種傳統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種傳統的另一些 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這些傳統的典型代表。筆者的研究說明，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分裂早在古典經濟學解體的過程中就已形成。當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驅者們在19世紀70年代以牛頓主義的機械世界觀為基礎發動“邊際革命”之時，目前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老 制度學派以及后來的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革命等都試圖在牛頓主義的機械世界觀之外尋求新的思想來源，其直覺意識與現代有機動態的世界觀具有某種一致性，這就是我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傳統所定義的性質⑥。
筆者發現，埃里克？賴納特從不同的角度也對經濟理論的這兩種不同類型或兩種教規進行了劃分，并把他們之間的分裂進一步追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按照賴納特的劃分，西方主流經濟學教規把物質資源看作是財富的起源，分析焦點集中在物物交換、消費和積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論的和機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種 教規中，文化即人類的創造力和品行則是財富的起源，分析的焦點是生產和創新，分析方法是整體主義的、有機的和綜合性的，賴納特把這種教規命名為文藝復興經濟學。賴納特認為，這種教規要比目前的主流經濟學歷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觀，主流經濟學教規則是下一個哲學時期即啟蒙運動的產物，這個時 期的價值觀與文藝復興時期是相對立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和個性是以把人類想像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影像為基礎的，這種影像把人類看作是有創造力的和有生產性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的簡要比較 ⑧
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 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
看問題的出發點 研究對象(個人、企業、國家或產業等)都是相同的，假定技術、制度、個人偏好和資源稟賦不變，在均衡框架內進行經濟分析研究對象(個人、企業、國家或產業等)是異質的，認為技術、制度、偏好和資源稟賦都處于變動中，在非均衡(“生生不已”、“變化日新”)的框架內進行經濟分析
研究焦點 既定資源的配置(或曰交換)，在給定的約束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最優化新資源的創造(或曰生產)，技術、制度、個人偏好以及資源稟賦的變動，這些變動對經濟行為者以及活動的影響，通過市場和非市場機制實現的方式
人性假定 理性自利的經濟行為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則進行經濟決策(享樂主義)創造的本能和獲利的本能。采納更寬泛的人類行為定義，除了考慮經濟行為者受到追求個人效用的目標支配之外，更應當認識到本能、習慣、階級、文化、認知模式 等因素對他(她)們的決策不僅具有約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為者按照得失權衡或滿意的原則展開行動
哲學觀 采用了將偶然性和能動作用排除在外的機械決定論，在邏輯推演中不考慮歷史不可逆、路徑依賴和制度差異等采納不確定性思維，認為結構和能動的交互作用使經濟世界本身是非決定論的，特別關注歷史不可逆、路徑依賴和制度差異
理論結構特點 不能處理多樣性、新奇、質變、報酬遞增和系統效應可以容納多樣性、新奇、質變、報酬遞增和系統效應等規律觀 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 規律是相對的，其有效性要受到經濟時空的制約，特別關注歷史和地理的差異
方法論 方法論個人主義(或原子論) 方法論有機主義(或整體主義或交互作用主義)
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邏輯上嚴密一致的公理化體系，數學建模、計量經濟學和預測是研究方法的特征在歷史時間中的世界多重復雜性中認識世界，回溯法是其重要特征，主要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制度的和解釋學的等方法
知識論 堅持事實和價值的兩分法，倡導“客觀中立”的所謂實證分析 在科學研究中，事實和價值是不可分割的，經驗研究滲透著價值判斷
與其他 學科的關系 經濟學是一門精密科學，數學和經典物理學是其模仿對象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應當更多地參考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
典型代表或主要流派 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等。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西方異端經濟學：老制度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后凱恩斯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如調節學派、女性主義經濟學等。以中國經驗和哲學傳統為基礎發 展起來的經濟學理論的，而啟蒙運動對人類的理性和個性的理解更多的則是物質主義的。在多次再版的薩繆爾森《經濟學》內封底上，“經濟學的家族樹”只是展示 了主流經濟學教規的演進，而文藝復興經濟學的教規在經濟思想史中卻面臨著絕跡的危險，但當一個國家在對當時的領先國家進行認真追趕時，這種經濟學的復興就勢在必然了⑦。然而，這種經濟學在中國的復興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二、中國經濟學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
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范式和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陷入危機，一股來勢洶洶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開始在我國興起，并得到廣泛的傳播。按照這種教條主義的看法，經濟學原理是一元的和統一的，經濟學是不應該有國別差異的，即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學，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經濟 學”⑨。這種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就是“理性選擇的科學”⑩，它是一套科學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識形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 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創建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的 理論依據……其實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現在的主流經濟學……而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還是一般均衡理論，即現代的德布魯的均衡理論……它的基礎非常堅實。這并 不是說主流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就沒有缺點……但現在發展不出另外一套邏輯來替代它，只能是在這一套邏輯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修正，這就是現在的發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能代表經濟學世界先進水平的，獲得諾貝爾獎就成了中國經濟學界的奮斗目標。
在這種教條主義思想指導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加速了控制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財經日報》的排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和武漢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這種經濟學的急先鋒。以《經濟研究》為代表的一大批過去聲名 顯赫的學刊紛紛轉型，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被棄之不顧，而煩瑣的數學技術卻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國經濟學年會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信念為唯一規范， 利用高等學校的權力資源，企圖主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可能出于無知，不少人開始接受他們對“現代經濟學”的界定，深奧的數學證明似乎代表了科學真理， 流利的美國英語成了一種權威的象征。至于這門學科的歷史是怎樣的，經濟學與現實的相干性，經濟學是否以及有無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論范式，他們是不予考慮的，以至于在許多研究者和青年學生當中產生這樣一種感覺：美國的、新古典的、數學化的經濟學就是科學的經濟學。更有甚者，張軍教授2005年6月在中國人 民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十年回顧”研討會上提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應該減少培養本土的經濟學博士，而專注于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輸送優秀的博士生。令人 驚訝的是，這種提議竟然得到不少與會者贊成14。
根據我對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的劃分，“只有一個經濟學”的看法無疑是對經濟思想史無知的表現，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視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存在這種霸權 作風的體現。在經濟學原理上不僅存在著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學，而且，非主流經濟學也從不是以現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為基礎的。實際上，被錢穎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是什么“現代經濟學”，它的世界觀仍停留在18和19世紀的牛頓主義時代。而張維迎教授所謂的“經濟學：理性選擇的科學”是按照先驗的 宗旨對經濟學的定義，它排除了理論發展的多元主義，把我們禁錮在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這種單一類型的理論和方法之中了。在西方經濟學界，所謂數學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問題意識的陳腐觀念已經遭到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經濟學專業學生的激烈抨擊。而且，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難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孕育出 來的意識形態嗎？田國強教授“填空式作業”的洋八股只能閹割中國經濟學者的創造力，而西方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在創建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時沒有一個曾使 用過田國強教授所謂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不僅阻礙了另一種替代性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學究之敵，效法吾師陳獨秀，首倡中國經濟學革命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是在非常狹隘的視野中產生的。我們知道，柏林墻的倒塌導致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終結，這是許多人包括一些原先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而信奉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不會想到，柏林墻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勝利，而是它陷入終結危機的開端。 讓我們首先從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在美歐和前社會主義集團的統治地位談起。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統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戰時期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和意識形態斗爭的結果。有關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統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經盡人皆知，鮮為人知的則是，1945年，在反共的意識形態和麥卡錫主義的主導下，美國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曾經對美國經濟學界所存在的異端經濟學進行了圍剿，這使后者在當時幾近滅絕。埃里克？S?賴納特寫道，冷戰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一場烏托邦的戰爭，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論”被錯當成“科學”。這是一場發生在“好人”與“壞蛋”之間相對并不復雜的科學戰爭，就像那個時代的西 方電影一樣。在這場戰爭中，市場不被視為“好”即被視為“壞”，這導致經濟理論的兩極化。因此，經濟學逐漸進入一種純意識形態領域，正如瓊？羅賓遜和其他 人所斷言的，這種意識形態隱藏在假設之中15。
但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之間這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卻是在兩種不同版本的李嘉圖經濟學之間的戰爭16，換言之，他們是在同一根藤上 所結出的兩個苦瓜。正如埃里克？S?賴納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圖靜態谷物理論的形式化17。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在 傳統上起源于馬克思，這與李嘉圖經濟學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源于李嘉圖，而李嘉圖的這種理論則具有靜態谷物理論的性質。因此，正是這種共同的起源，無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都無法處理多樣性、新知識的創造、質變、報酬遞增和企業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評的“李 嘉圖惡習”在這兩大理論體系中都得到充分的體現：在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中是經院哲學，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則表現為演繹主義和數學形式主義。因此，對于巴黎大學的伯納德？格瑞恩來說，正如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一樣，主流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是一個沒有價值的理論體系，因為經濟學家們已經發現，阿羅—德布魯一 般均衡模型實際上與競爭和市場無關，它是一個“蘇聯式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型，有一個仁慈的拍賣人在做大量的工作，還有愚笨的價格接受群體18。這難道就是茅于軾先生所說的主流經濟學所謂非常堅實的基礎嗎？
實際上，西方主流經濟學與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在冷戰時期所進行的烏托邦戰爭基本上屬于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內部的戰爭，而這種戰爭則完全使達爾文主義的經濟學研究傳統被邊緣化了，不僅馬克思經濟學中的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在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沒有得到任何創造性的發展，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 除了中國改革理論的發展外，作為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西方異端經濟學諸流派在我國至今仍很少有人進行研究。在這種背景之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性質就可想而知了，它所獎勵的對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這不僅助長了數學形式主義在經濟學中的泛濫，而且對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內部的烏托邦戰爭也起到了 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冷戰的犧牲品和新思想的絆腳石。至于美國許多名牌大學的經濟學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控制，正如約瑟夫？哈勒里在對法國學生的經濟學改革運動進行評論時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學院自身卻培養出了這樣的個體，他們斯大林主義式地努力把法國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的壟斷奉若神明，拉豐和泰勒爾即是其中的兩個代表”19。因此，如果張軍教授的建議被付諸實施，中國經濟學界將完全喪失自主發展經濟學教育及創造新理論的可能性。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自己的國家，即使外國人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談到中國經濟發展時曾指出，中國發展 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國的管理者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的，他們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難道經濟學高級人才的培養不應該更是如此嗎？
三、軸心時代與中國經濟學革命
在《西方異端經濟學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激烈轉向》一文中，筆者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為什么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潛在更優的西方異端經濟學并沒有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在該文中，筆者曾簡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對此加以解釋：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的統治地位，異端經濟學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新的世界觀發展成系統化的和成熟的經濟學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難，數學形式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制度化，主流經濟學對異端的排擠和打擊的制度化，西 方科學文化的影響，冷戰時期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以及20世紀30年代之后美歐國家不存在像中國目前這樣的重大制度變遷對新經濟學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遠大一些，從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們就會得出另一個驚人的結論：西方異端經濟學在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歷經坎坷，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西方異端經濟學與西方科學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模式截然異趣，但與中國源源流長的文化傳統卻有驚人的相似性。如果這一結論能夠成立，那么，對于草創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發展來說，它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意義。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進行簡要的概括。一般認為，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論思維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論個人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原子本體論，這種理論認為，任何實體所擁有的特征都獨立于與其他實體的聯系，個體盡管在形態上不同，但卻完全是 同質的，這種方法論在哲學中被稱為實體主義思維模式。第二，還原論思維。西方主流經濟學遵循經典科學之方法，對所有經濟現象的解釋都從這種原子化的個人行為出發，否認整體(如宏觀結構或社會環境)部分地成為個體行為的原因，因而它無法處理部分與整體之間交互作用的復雜現象。第三，公理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 指從一種(或一套)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運用演繹邏輯，推演出普遍適用的結論，在科學史中，這種方法被稱為笛卡兒—歐幾里德思維模式。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業 已證明，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研究綱領形成于邊際革命時期對經典物理學(或經典科學)的類比和模仿。經典物理學是以機械原子論為基礎的科學。無疑，經典物理學是科學，但這種“經濟物理學”是科學的嗎？這個問題姑且不論，我們在這里所關心的是：經典科學是唯一的科學嗎？
正如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指出，人類的科學發展存在著兩種不同途徑：機械原子論的和有機整體論的。這種看法目前已經被科學界較普遍接受。一般認為，機械原子論是西方世界在17世紀發生科學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傳統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科學思維。在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中，西方科學傳統中又誕生了 系統論或有機整體論的現代科學新思維。機械原子論的思維特征是還原論的，它是以形式邏輯體系和可控實驗為基礎的，而有機整體論的思維特征則是“相干性”和 “非局域性”，它是以對整體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為基礎的20。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中發現，機械原子論在中國思想中全然闕如，“在(古)希臘 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21。因此，筆者認為，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從科學創造角度來看，就是因為缺乏西方的傳統科學思維，但有機整體論的科學思維以其傳統的方式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并仍在發展著。
按照唐力權先生的看法，機械原子論是自巴門尼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實體性思維方式”的反映，而以懷特海為杰出 代表的“界面性思維方式”則反映了現代西方思想中反實體主義的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22，以及皮爾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當屬目 前這種反實體主義思潮的先驅。唐力權指出，做了大半輩子數學、物理學教授的懷特海對物理學革命中所誕生的科學新思維當然是了然于胸的。但正如李約瑟和唐力權所相信的，也是懷特海本人所猜想的，西方思想中肇始于萊布尼茨(或斯賓諾莎)、中經黑格爾和恩格斯的發展，而最終在當代懷特海哲學中達到頂峰的有機主義 傳統很可能(當然是部分地)在中國哲學中有其淵源，它的姍姍來遲則說明，東方智慧與西方思想乃是互為鏡像的：他們彼此的發展既并行卻又相悖23。因此，當 中國傳統的科學思維在20世紀與西方新的科學思維相遇之時，李約瑟評論說，中國這種有機整體論的傳統保存了“內在而未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李約瑟 的這種看法得到了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著名科學家的贊同。
筆者曾對演化經濟學與中國原發性科學傳統之間驚人的相似性進行了初步的探討24。結論是，與機械原子論占統治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態模型則是有 機整體論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國原發性科學傳統和演化經濟學中發現同樣的模型就不足為奇了。演化經濟學中的創新體系、產業集群和波特的競爭優勢“菱形” 模型等都是典型的型態模型，這些理論所賴以產生的系統的和有機的方法毫無疑問當屬中國科學傳統。然而，雖然演化經濟學的這些理論影響很大，但卻無法納入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公理化思維的教科書之中，而這些教科書目前仍統治著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教育。相反，西方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西方思想中反實體主 義思潮的產物。例如，凡勃倫所創建的老制度學派就是建立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基礎之上的。但老制度學派的研究綱領是先天不足的，正如霍奇遜在談到美國老制度主義的發展所遇到的困難時指出的，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及其后繼者從未發展一種后來由摩根、亞歷山大和懷特海等建立起來的“突現”哲學觀，這對老制度 學派的發展是災難性的25。因此，如果我們承認唐力權先生的研究：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已經逸出了西方文化傳統的主流，并開始進入中國原發性的思維模式，那么，想像就會像黃昏時的貓頭鷹一樣再次展翅遨游！
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終結》這本小書中，曾經指出這樣的事實：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軸心時代”曾出現了某些“有創造力的少數人”，他們通過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稱為“超越的”途徑，把他們自身及其所處的文明聯系起來。在“軸心時代”，人們發現了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一種追問和反思，一種 新型的和積極的視野與想像。這些“少數人”已不再僅僅是闡述他們文化中的既定“規則”的“文化專家”。即使他們繼續接受這些“規則”，也常常是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它們……由軸心時代所奠定的問題意識會以錯綜復雜的、而且往往是預想不到的方式進入到此后所有高級文明的人類文化發展史之中。26 按照雅斯貝斯這種“世界歷史尺度的”思考類型，回想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所遭遇的“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中西文化的劇烈沖突到引人矚目的“北京共識”， 遙想21世紀“中國崛起”的創造性沖動，我們不禁要問：中華文明是否又開始進入一種新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文化的各個領域(包括自然科學界)將會 同時出現許多“有創造力的少數人”，他們將創造性地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的優良基因，通過創造新的文化而激發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如果是這樣，中國經濟學革命愿做這個時代到來的報春鳥。
經濟思想史告訴我們，經濟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創造的產物，而時代精神和文化創造則是以想像力為前提的，中國經濟學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作先導，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這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稱之為想像27。有意思的 是，這種想像不僅必須在歷史上先于任何領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現，而且每當有人告訴我們，從某一角度觀察事物，而這個角度的來源不能從這門科學原有水平的事實、方法與結果中找到時，那么，這種想像也許會重新進入每一門已經確立的科學發展歷史之中。”28 中國經濟學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這種新型的視野和想像力帶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為基礎的理論經濟學之中，從而開創中國經濟學時代。但是，也許人們根本就不相信我的這種說法，可能至多有個別的人會認為這是很遙遠的事情。然而，正如懷特海所指出的，“假如我們從綿延幾萬年的全部人類歷史來看，新時代的到來往往是相當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僅可以避免我們對新時代的到來毫無思想準備，而且它也擴大了選擇的集合，并使創造性的行為成為可 能。
四、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
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演化經濟學綜合是由波茨和筆者分別獨立提出的30，綜合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們系統學習的知識體系。目前，當牛頓主義經濟 學研究傳統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之時，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較為系統的知識體系仍付之闕如。當異端經濟學家們對主流經濟學的缺陷進行批判時，主流經濟學家們經常以這種理由進行回應：“異端”沒有一套可以與“正統”相比肩的基本原理和知識體系。正因為如此，筆者曾提出，21世紀經 濟學家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演化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為經濟學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框架31。現代演化經濟學是以現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的經 濟學研究新范式，因此，在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過程中，它應該更廣泛地吸收系統論、自組織和復雜性科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同時，與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行徑相反，這種綜合也要更廣泛地從其他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營養。
在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中，如何處理馬克思的經濟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專文加以討論，這里只是簡單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馬克思的經濟學基本上屬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馬克思的利益關系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對技術和經濟動態 的強調而言，無疑也是屬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我們今天可以發現，熊彼特的技術競爭理論是對馬克思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因此，我們在一些西方異端經濟學中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中發現馬克思的深刻影響是不足為奇的。其次，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但由于時代的限制和 他未經批判地采納了前人的一些理論和觀念，這就使得他的理論體系不可避免地帶有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某些缺陷。例如，馬克思未經批判地接受了人類行為的理性假定，而這個假定則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蘭格在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辯護中為什么嚴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邏輯。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筆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或分析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作為兩種對立的傳統區分開來。
馬克思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最大的貢獻是在科學哲學方面。批判實在論是近二十多年來在經濟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方面最重要的進展，它在經濟學中有其自身的傳統，植根于西方異端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等。批判實在論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學派的許多見解，并使之更加明確和一致，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學派之間的交流和對話，目前已經成為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創造性綜合的科學哲學基礎。而馬克思則是實在論科學哲學的先驅，正如坎特指出的，“我們現在可以自信地確認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巨大革命：馬克思絕對是第一位實在論科學哲學家，他是具備了全部原創性的一位先驅”32。如果我們知道，在目前的國內外大學科學哲學教科書中很難發現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實在論對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就具有重大意義了。因此，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指導。
然而，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本節的討論仍沒有觸及到本文的核心問題：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實質是什么，為什么說這種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是中國的經濟學革命？本文以下部分將集中討論這個問題，但在本節讓我們先從思維科學的角度或更具體地說從思維模式談起。瑞士經濟學家多普菲也談到了經濟學研究的兩 種傳統，“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區分兩種理論類型，一種假定理論陳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種則拒絕普遍性的假設，并堅持理論陳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時空維度上。在方法論的討論中，前者被廣泛認為是律則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規律的(nomothetic)方法，經典力學和主流經濟學 使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們甚至沒有一個術語可以對第二種理論方法加以命名，這一事實足以說明第一種方法的統治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種理論形成的方法論道路與演化經濟學有關33。英文術語nomological如何翻譯，仍有待于討論，筆者翻譯成“律則的”是借用了唐力權先生的術語，其含義是，在西方傳統哲 學中，所謂對真理的追求受規則概念所宰制，是對合乎律則或“機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邏輯、數學和機械等受制于嚴格的和固定的規則，具有“機械必然 性”。34
那么，如何為第二種理論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為“演化的”35，這也是演化經濟學家們非常樂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發 現，許多自封的演化經濟學家仍然傾向于忽視第二種理論方法的實質，因此他在該文中把這種方法命名為“歷史慣用的”方法。多普菲認為，律則的方法外生地處理 了先前的條件，并在理論討論的過程中武斷地應用了這些條件。相反，歷史慣用方法則把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在觀念上的要素與關于事件的理論命題結合起來，并且強調它們在理論上的統一。這種分析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 影響和塑造的36。賈森？波茨評論到，歷史慣用方法要求有關“歷史”的觀念發生轉變，傾向于采用“脈絡(context)”這種更抽象的概念，“脈絡”這 個概念考慮的是維度性，而不允許考慮連續性37。
據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本體論基礎深有研究的少數幾位經濟學家之一，多普菲和 波茨在演化經濟學中也是最早提到和論述“脈絡”這個概念的，因此代表著西方經濟學界在這方面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所引用的唐力權先生關于中國思維模式的論述是他在1974年和1976年寫成的。“盡管《易經》中所蘊含的思想的復雜性不允許任何輕描淡寫，但從當代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其中最突出 的莫過于時位‘相關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礎上，由于場思維與過程思維的綜合而成為可能的動態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或境遇主義得以確 立”。38“生活是一種因應事態而非機械事態——形式邏輯、數學和機械皆屬后者，機械事態完全受制于規則；生活因不受制于嚴格、固定的規則，故不屬于機械事態。任何一種生活樣式的實現都是一種需要因應策略的創造活動，而所謂‘因應’，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巧妙技術，而非只依照規則來行事。因此，因應必然受制于脈絡；而且，因應的斟酌未必——事實上很少——能有一個最佳的應付辦法(請與主流經濟學的‘最優’和‘最大化’相比較——引者)……西方心靈受規則概念所宰制……中國心靈則受制于存有的脈絡關聯性……因應主義和脈絡主義確實是中國文化的表征。”39按照中國思維模式，經濟行為者的創造性活動是在脈絡與情 境的因應策略過程中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理論陳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時空維度上”難道不是典型的中國科學思維模式嗎？
但是，多普菲關于第二種理論方法的論述卻忽略了經濟學研究的人文主義維度，這反映出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不完善。正如魏特指出的，“作為社會經濟演 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家們幾乎普遍同意，演化經濟學的解釋框架能夠處理新奇是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40。但是，作為一種替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框架，演化經濟學目前的這個定義是不全面的，它雖然正確地強調了新奇驚異對其研究綱領的重大意義，但對人文關懷卻重視不夠，這是演化經濟學對利益關系、民族、倫理道德和文化闡釋等語焉不詳的重要原因。而按照唐力權的看法，中國哲 學本質上是一種以關懷為取向、以生命為中心的意義性/重要性的哲學41，“創造性(創造主義)”與“意義性/重要性(人文主義)” 是《易經》哲學思想的中心內容42。因此，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就是以新奇驚異和人文關懷為綱領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各流派進行雜交性的綜合。
在這里，我們不得不問：何謂創新？維特根斯坦曾說過，要說新東西，但要使用舊材料。所謂創新就是現有要素的新組合，這是演化經濟學對創新最基本的定義。按照中國科學思維模式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進行創造性綜合就會產生一種新的經濟學，但對于這種新的經濟學，我們應該如何命名呢？經過較長時間的 思考，筆者認為，演化經濟學這個名稱可能是更為適當的，它是在眾多經濟學流派基礎上誕生的，但又不同于這些流派；它既是國際上通用的名稱，但又是中國的。與主流經濟學的律則或普遍規律的方法相反，我們可以把這種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按照《易經》的思維模式命名為脈絡、情境與意義的方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 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論思維和公理化方法的研究綱領相反，演化經濟學則是由方法論有機主義、層級因果論思維和實用化方法所構成43，或簡稱脈絡主義經濟 學，但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只能另文討論了。
五、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革命
如果說中國有機主義哲學的創造性發展為中國經濟學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文化基礎的話，那么，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也就構成了它最初的經驗性基礎44，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則最終將使之成為現實。因此，我們不能低估所謂中國經驗或“北京共識”對中國經濟學革命的重大意義。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注 意到，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經驗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挑戰，對這種經驗的肯定現在已經發展成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識”。“北京共識”的精髓是試驗和創 新，它說明了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是多樣性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包括落后國家在內的各國人民勇于創新的結果，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走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對鄧小平理論的肯定，而且也是對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機械和決定論思維方式的否定45。中國經驗是中國文化傳統智慧的結晶，它與 西方演化經濟學的思維模式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并為中國學者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提供了意會性的技能。在以下五段中，首先討論中國經驗對認識人類行為的一般意義，同時扼要歸納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迥然相異的五項基本經濟學原理。
第一，不確定性與無知原理。“摸著石頭過河”這種隱喻不但反映出中國改革者面對改革結果的不確定性對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無知最為清醒的認識，而且也反映出他們不畏艱難這種創造性選擇的企業家精神。汪丁丁從沙克爾的激進主觀主義出發對“摸著石頭過河”進行了詮釋：只有進入未知世界才能創造已知世界， 但“你不知道應當往哪兒邁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國哲學，我們就會知道，汪丁丁的這種詮釋是多么正確，而且這種詮釋本質上是“中國式的”：“中國思 想家……相信實在中存在著一種根本的不完全性與不確定性。這種根本的不完全性與不確定性對于生命來說不是偶然的——它其實是其自由創造的必要條件。……實 在之不確定的與不準確的、模糊的與含混的方面屬于‘道’之最內在的本質，屬于在其創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當我讀到汪丁丁的那句話時， 不禁發出了會心的微笑：奧地利學派的這種思想已經走入中國古代先賢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隨手就擬訂了一篇文章的題目《在奧地利學派與中國的脈象學派之間》，但不知何時有時間才能寫出！按照《易經》哲學，“一陰一陽之謂道”，但“陰陽”只是對實際“道”的理性認識，它無法把握實際“道”最內在的本質，所以，“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乃“不確定性”也，人類創造新奇事物的動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認識都不可能對實在進行徹底的分析，面對人類豐富多彩的創造性活動都是蒼白無力的，這是我們可以確立的第一個經濟學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的本質缺陷。
第二，直覺、實踐智慧與回溯法原理。當踏入未知世界的時候，既然沒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們將如何決策呢？沒有辦法，只能憑直覺和實踐智慧的指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鄧小平對這種決策原則的形象概括。正如賴納特所指出的，“企業的決策——大多數是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 因素對企業有利這種直覺上的不明探測法(abd uction，又可翻譯為回溯法)，基于商業學校中所謂‘經營中的直覺和本能上的感覺’。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類似的方式而工作的”。48正是在這種 直覺和實踐智慧的指引下，在沒有完全理解經濟政策所涉及的各種要素的情況下，東亞“四小龍”和我國的經濟改革由于實施好的經濟政策而產生了“經濟奇跡”， 但俄羅斯的轉型和拉美國家卻因為主流經濟學“理論深厚”的經濟政策而陷入困境。直覺和實踐智慧為什么如此重要呢？這是因為，“道”之最內在的本質只對直覺 開顯，而由理性所概念化了的“道”則是殘碎不全或表面的“道”49。所謂回溯法就是借助于類比與隱喻這種直覺上的頓悟作出科學發現的方法，因此，皮爾斯
“把他的學說叫做實用主義，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學研究的方法”50。無疑，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一種實用的科學方法。我們可以把《易經》中所概 括的科學方法即“觀物—取象—比類—悟道”作為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原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為之提供了經驗基礎。
第三，個體群思維與人類創造力原理。試驗與創新是中國經驗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陳平指出的，中國的改革一直遵循著試驗的方法，這包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部門種種漸進的和多樣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領導人，包括激進的改革派，對于上述試驗、鄉鎮企業的“非法競爭”和經濟特區的許多非 正統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他們并沒有急于下結論，沒有壓制這些“非法的”改革實踐；相反，他們讓時間去做檢驗和判斷，這種對異端的容忍撫育 了制度建設的創新51。中國的這種試驗蘊涵著經濟學的第三個基本原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經濟行為者被假定為是同質的和理性最優的，不會有錯誤、懊悔和驚異，因此，它排除了多樣性、變異和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個體群思維就是對這種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它是達爾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 承認變異，也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而個體的古怪和“試錯”行為則是導致這種變化的關鍵性力量，這被定義為人類創造力原理。中國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潛意識地或不自覺地對個體群思維和人類創造力原理的應用，充分發揮個體和地方的積極性，允許多樣化的制度試驗，實際上就暗含著對個體特異性與創造性的朦朧意識。
第四，自組織、正反饋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的復雜系統演化原理。在筆者有關演化經濟學的多次講演和討論中，筆者發現，不少學者把哈耶克的自發演進看作是演化經濟學對經濟變遷過程的解釋，國內外對中國漸進式改革成功的演進主義解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這是由于對演化經濟學了解不全面所產生的誤解，一個明顯 的事實是，老制度主義傳統和調節學派都強調了政府干預或調節的重要性；而在奧地利學派中，拉赫曼的激進主觀主義也對哈耶克自發演進的思想提出了挑戰。演化經濟學經過中國學者的創造性綜合后，它將充分體現達爾文主義的有機、整體和系統論的思維，筆者(2000)、弗里曼和洛卡(2001)52在它的一般理論 上作出了較早的初步嘗試，而中國經驗明顯地為之提供了事實基礎。中國的漸進式轉軌既不是理性設計也不是自發演進所能解釋的，中國改革過程中各地區和各部門的大膽試驗和大膽創新都是在政府的總體框架內自組織進行的，而這些創新所顯示出來的成效又導致政府總體框架的不斷修正，兩者通過非線性正反饋機制的交互作 用，使整個系統作為自維生的耗散結構波浪式地被推離了傳統的體制。因此，中國的改革是經濟行為者自組織、正反饋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所導致的復雜系統演化的結果53。
第五，因應主義的價值判斷與評估原理。正如老子所說，“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這種中庸主義的哲學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以至于它從沒有產生過“最優”這種機械的概念。過去人們抨擊中庸主義閹割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創新精神，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作為一種生命哲學，《易經》深知人的創造性活動是不能受嚴格和固定的規則所限制的，“大道無形”說的就是“道”的這種因應效力。“不管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中國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 于這種因時因地而制宜的因應主義價值判斷與評價標準。陳平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鄉鎮企業沒有清晰的產權界定，但它們發展迅速，并在經濟增長和當地 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主流經濟學框架中怎樣解釋？”54確實，在中國哲學的脈絡中，鄉鎮企業作為一種因應策略的創造性活動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 但田國強教授在他那篇教義式的論文中曾如此自信地斷言，“帕累托最優這個概念對任何經濟制度都是適用的”55，不知他對這個問題該做何解釋？田國強指出，盡管帕累托最優是一種理想境界，不能精確地達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為檢驗社會經濟效率的基本準則。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是這樣把理論的假設和理想化的烏托 邦作為評估“實際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的價值判斷標準了。作為達爾文主義研究傳統的經濟學，與之形成鮮明對立的第五項基本原理則是：公共政策作為能動作用，在推動結構轉變時，要因時因地而異，要以解決問題的實用性而非預先假定的理想目標為標準。由于意識到制度變遷是一個充滿風險并往往產生意外結果的過 程，意識到政策及其制度選擇對人性的塑造作用，政策就應該以試驗和過程為導向，它不追求普遍的真理，只希望暫時的改進56，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就是對這個原理的高度概括。
六、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與中國經濟學革命
在“北京共識”這個概念于2004年5月提出之前，自主創新的思潮57在我國已經悄然興起，我國學術界對“和平崛起”和“中國創造”等問題也已經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討論。實際上，早在進入新世紀之時，中國經濟發展就面臨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環境惡化和資源壓力空前增大等嚴峻問題，它對中國政府開辟經濟 發展新道路的視野、決心和能力提出挑戰。近幾年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環境友好與節約型社會等新思維不斷涌現，特別是自主創新作為國家戰略很快就被寫入了中共中央全會公報。筆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種新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將會逐漸形成。而且，有跡象表明，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模 式的這種創新，中國有可能會產生一種由中國創造、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等新觀念所引領的創造主義新文化，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是中華文明 全面復興的開端。中國經濟學革命是中國崛起的時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它要自覺地承擔起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是它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因此，本文是在闡釋框架、認知模式和時代精神的含義上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術語的58，它是文化概念的一個核心范疇。文化，就其最簡單的含義來說，是人類關于自身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是一個社會對其集體交互行為及其意義進行闡釋的工具。正如老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布什指出的，任何文化的關鍵歷史都是在其集體經驗中對其如何演進進行選擇的故事，認知模式的選擇對一 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文化作為一個社會的闡釋框架和認知模式揭示了環境、社會結構以及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它對行為進行價值判斷并引導其發展方向。一個社會為了實現其政治經濟之目標，為了保持其最基本的社會凝聚力，特別是落后國家為了激發其國民強烈的追趕愿望和奮斗精神，它就必須 發展出某種特有的機制，把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引導和推動新的認知模式、新的價值觀、新的倫理觀念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形成及其創造性發展。因此，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家們應該運用解釋學的方法，積極參與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等方面的創造性活動，推動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偉大復興這種時代精神的形成和發揚光大。
解釋學是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其目的是通過對人類的理解過程進行理解，進而揭示人類行為的意義。在經濟思想史中，解釋學在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和老制度學派中有其起源和傳統59，這種傳統是目前正在興起的認知經濟學的先驅。經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后，解釋學方法將與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等研究方法一起構成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解釋學方法的發展是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有的假定之后經濟科學進步的必由之路。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在穩定的 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條件下……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60。因此，一種新經濟學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有這些假定，研究新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技術和制度是如何創新的，新資源是如何創造出來的，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人類新知識的創造休戚相 關。“從哲學角度來看，這種有價值的知識產生于人類的心智。因此，任何不考慮人類的心智和人類心靈的理論將無法理解人類的物質狀況，也就無法理解經濟增長”61，而解釋學就是關于人類心智的科學之一。
作為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強大驅動力，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按照解釋學的看法，文化變遷從本質上來說是對人類行為及其意義的闡釋過程，但是這種闡釋并非整理國故，活生生的生活才是文化闡釋的活水。一般來說，闡釋是人類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基本狀態與方式，它是過去經由現在 向未來開放的過程。因而，文化闡釋必然要涉及到與文化傳統的對話，這種對話是基于理解自身的要求。我們屬于傳統，遠遠大于傳統屬于我們自己，這就是路徑依賴式文化變遷的基本原因。但是，傳統的命運卻掌握在闡釋者的手中，“我們對傳統的疑問、興趣、責難、爭執，都是由我們對現在和未來的迷惘困惑與期望中導引出來”的，因此，“傳統實際上是‘現在’的傳統，而不是已逝的過去”62，對傳統的理解是由對未來的期待所指引的。自鴉片戰爭以來，多少仁人志士為中國的繁榮富強殫思極慮、上下求索，文化闡釋的主流也曾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從康有為到張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傳統；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再到鄧小平。現在，由 于對中國崛起的期待，創造主義就成了與文化傳統進行對話的指路明燈。
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突現了人類學習與創新的本性，它將使經濟學中關于人類行為假設的關注焦點從利己還是利他的爭論轉移到人類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上。在古今中外有關人性的討論中，除了善惡(或利己與利他)之外，討論最多的就是人類求知與創造的天性。雖然中國歷史上的人性善惡之爭綿延至今，但“性習論”作 為中國文化占主流的學說卻揭示出，人性不是靜態的和非歷史的，善惡是相互補充和相互制約的，它們與制度交互作用并共同演進，中國“性習論”的這種高明和深 刻見解近十幾年來已被進化心理學的發展所證實。63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人是自利的”這個基本假設不僅是片面的，而且它還完全忽視 了對于文明的演進更為根本的人性。楊敬年老先生曾指出，“人的本性表現為人想做什么和人能做什么。就人想做什么來說，人性表現為需要、動機、欲望、情感和 激情……有些欲望可以并存，有些欲望彼此不能相容，可以說前者是善的欲望，后者是惡的欲望……就人能做什么來說，人性表現為求知和創造，求知產生智力，創造產生文明，人之所以為人，秘密就在于此”64。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為了適應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需要，中國創造主義的新文化就應運而生了。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創新精神可能是中華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上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世界是未完成的、演化的和開放的，因此，我們是真正的創造者，人類的創造力是經濟社會變遷永不停息的發動機。“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 謂易”，洋溢著還沒有被囚禁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自利和物質主義牢籠之中的創造者對人類潛能的喜悅之情。創造者而非自利的經濟人，這是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創造者也是中國人文主義新發展的基本人類觀。當然，它也是我們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進行中國綜合的一個基本假設。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曾經對比了創新在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中兩種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她認為，在工業社會中，創新是專業化組織的工 作；而在知識社會中，創新是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創新者應該是包括家庭成員在內的所有公民。因此，在中國創造主義的新文化中，熊彼特的“企業家”概念應該被 擴展到所有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只有大力弘揚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開創一個全民創新的新時代，才能充分煥發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并迎來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作為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的建設者和代言人65，中國經濟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關于人的解放的思想運動，它高揚科學和民主兩面旗幟，在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留下了許多至今仍沒有完成的任務。就科學與文化而言，“五四”人物因惑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觀和歐洲文化中心主義，他 們不可能完全展開中國的新文化創造活動。在1923年到1924年所發生的由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許多領袖人物都曾卷入其中的“科玄論戰”中，科學主義的勝利 至今仍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科學的原創性之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目前在中國的盛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66。“五四”新文化運動出于“矯枉過正”的考慮，曾 采取了整體主義地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作法。與之相反，筆者在前面的論述已經說明，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經驗是中國文化傳統智慧的結晶，它演變成“北京共識”的 這種趨勢則說明它具有某些普遍性的特征。陳獨秀先生曾指出，“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于舊文化 不滿足，對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于東方文化不滿足，對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余地。”67因此，中國經濟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它將通過中西文化的創造性會通，開創中國傳統的世界經濟學發展的中國時代。
作為量子力學的創建者之一，薛定諤曾寫下過惹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憤怒的看法：“……有一種傾向，忘記了整個科學是與總的人類文化緊密相聯的，忘記了 科學發現，哪怕那些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深奧的和難于掌握的發現，離開了它們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無意義的。如果有一種理論科學，它不懂得它的結構中那些被認為是要害的部分，最終不免要被納入到一些概念和詞語的框架之中并成為世界圖式的一部分——我認為，如果有一種理論科學，在那里，這一點已被忘記，在那里，已經對它入了門的人用那些只被少數游客所懂得的術語互相繼續著冥想，那么，這種理論科學必將被其他有教養的人所拋棄。盡管深奧難懂的閑談在那些樂于 孤立的專家群內部繼續著，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注定要萎縮和僵化。”68就西方主流經濟學而言，它沉溺于牛頓主義的傳統世界圖式而不能自拔，脫離現實、自 我封閉和專注于數學幻想，現在已經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然而，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危機四伏，但中國經濟學界對其盲目推崇的教條主義卻方興未艾。這種教條主義不僅阻礙了另一種替代性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中國的成長，而且它也限制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為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大貢獻的視野和能力。因此，為了呼喚中國經濟學革命，開創經濟學發展的中國時 代，筆者撰寫此文，并提出以下八項激烈的主張。第一，推倒以美國主流經濟學統一中國經濟學的企圖，建設多元主義和兼收并蓄的經濟學；第二，推倒經濟學帝國主義，建設開放的和跨學科的經濟學；第三，推倒故做客觀中立的經濟學，建設具有鮮明價值判斷的經濟學；第四，推倒漠視現實并以數學和分析工具為核心的經濟 學，建設以思想和問題意識為核心的經濟學；第五，推倒形式主義和內容貧乏的經濟學文風，建設通俗明了和內容充實的經濟學文風；第六，推倒妄稱世界性的和普遍主義的經濟學，建設響應時代需要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第七，推倒自利的和物質主義的經濟學，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具有深切人文關懷和生態主義的經濟 學；第八，推倒簡化論和機械主義的經濟學，建設以現代宇宙觀為基礎的中國有機主義經濟學。
注釋：
①筆者在這方面最早的論文請見賈根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天津社會科學》2000年第 4期。
②參見賈根良：《報酬遞增經濟學：回顧與展望》(Ⅰ、Ⅱ)，《南開經濟研究》1998年第6期第29、34頁和1999年第1期第14 頁。
③參見 William K. Tabb,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the great divide in economic thought, Routledge, 1999，第2章。
④賈根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質疑》，《南開經濟研究》2003年第2期，第7頁。
⑤關于牛頓 主義、達爾文主義與經濟學的關系請見賈根良：《達爾文主義與演化經濟學：文獻述評》，《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年第1期。
⑥賈根良：《西方異 端經濟學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激烈轉向》，《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3期。
⑦賴納特等：《另類教規：文藝復興經濟學史》，載賴納特、賈根良主 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2006年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⑧2005年初，南開大學經濟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崔學鋒同學幫 我整理了這個圖表，他建議我增加“知識論”這個條目，特此致謝。
⑨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2期，第2頁。
⑩張維迎：《經濟學：理性選擇的科學》，《讀書》2000年第6期。
11田國強： 《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經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3頁，及網上流傳的版本第2頁。
12《主流非主流并沒有太大 分歧——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茅于軾》，《社會科學報》2004年5月20日，或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理論經濟學》2004年第7期。
13 參看賈根良、徐尚：《經濟學怎樣成了一門“數學科學”：經濟思想史的一種簡要考察》，《南開學報》2005年第5期。
14盧荻：有感于“中國 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關于“中國經濟學新規范”的某些觀點。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http://www.cpeer.org/)，2005年6月29日。
15 埃里克？S?賴納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頁 和第253頁。
16 17Erik S. Reinert,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Other Canon": the Austrian between the Activistic-Idealistic and thePassivistic-Materialistic Traditions of Economics, in J. G. Backhaus, ed.Evolutionary Economic Thought: European contributions and concepts, EdwardElgar, 2003, p.162.
18伯納德？格瑞恩：《微觀經濟學中有值得保留的內容嗎？》，載愛德華？富布魯克編：《經濟學的危機——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最 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頁。
19約瑟夫？哈勒里：《法美新古典聯盟》，載愛德華？富布魯克編：《經濟學的危機 ——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20歐文？拉茲洛：《微漪之塘：宇宙進化的新圖景》，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頁。
2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科學出版社， 1978年版，第337頁。
22參看賈根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天津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
23 參看［美］唐力權：《蘊徼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6、8、21、8、33、4、36頁。
24 參看賈根良：《中國古代演化思想與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南開學報》2004年第4期(該文投稿日期應為2003年2月20日)。
25G. M. Hodgson, Thorstein Veblen’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of Economics, Vol. 22, No.4, 1998, p.427.
26參看史華茲：《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27這句話的英文原文為 “［T］his 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will be called Vision”，因此，還可以翻譯為“這種分析前的認知行為稱之為視野”。想像(力)這個詞是Vision的通常用法，在宗教上Vision用作“顯 圣”。這個詞還具有世界觀、先驗的信念和意識形態的含義，程剛在《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中翻譯為“通見”也很有道理，但我理解熊彼特在該書意指世界觀。此 外，在認知經濟學和認知科學中的“認知”就是cognitive這個英文術語。
28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譯，商務印書 館，2001年第一版，第74頁。
29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頁。
30參看Jason Potts, The New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mplexity, Competence and Adoptive Behaviour, Edward Elgar, 2000; 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現代流派與創造性綜合》，《學術月刊》2002年第12期。
31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 民出版社，2004年版。
32Kanth, R.K., Against Economics: Rethinking PoliticalEconomy, Avebury Publishers, 1997, p.41.
33約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頁。
34唐力權：《蘊 繳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頁。
35庫爾特？多普菲編：《演化經濟學：綱領與范圍》，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年版，第11頁。
36約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頁。
37約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頁。
38唐力權：《蘊繳論：場 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39唐力權：《蘊繳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51、56頁。
40參看賈根良：《理解演化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41唐力權：《蘊繳論：場有經驗的本 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42唐力權：《蘊繳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 頁。
43關于層級因果論的初步探討請參看賈根良：《復雜性科學革命與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學術月刊》2006年第2期將發表；實用化方法主 要是指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型態模型、回溯法和意義闡釋等，請參看筆者的相關論述。
44筆者最初從比較經濟學新的哲學基礎這個視角探討了中國經 驗的重大意義，參看賈根良：《批判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視野》，載張仁德等著：《新比較經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 36頁、第43頁和第51頁。
45參看賈根良：《后發工業化國家制度創新的三種境界——演化經濟學假說并與楊小凱教授商榷》，《南開經濟研究》2003年第5期。
46汪丁丁：《中國的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依據——行為和意義的綜合視角》，《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3期，第57 頁。
47唐力權：《蘊繳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和第37頁。
48埃里克？S?賴納特： 《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頁。
49唐力 權：《蘊繳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50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冊)，商務印書館，1962 年版，第181頁。
51陳平：《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頁。
52筆 者提出一個由技術、經濟、政治、生態地理系統和文化認知模式(包括科學)所組成的五個亞系統交互作用的系統論模型，而弗里曼和洛卡為了解釋資本主義的演化，則提出一個由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所組成的五個亞系統交互作用的系統論模型。兩者具有明顯的同構性質，見賈根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與 “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天津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Freeman ,C. and Louca, F.,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
53作為自組織和耗散結構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普里高津寫道，“我們正在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 (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佐證：復雜系統演化原理具有中國傳統的 因素。見普里戈金：《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頁。
54陳平：《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 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頁。55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經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頁。
56賈根 良：《批判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視野》，載張仁德等著：《新比較經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
57實際 上，我和我的學生梁正早在1998年出版的《金融骨牌：亞洲金融危機啟示錄》(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中就對“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提出批評；在
2002年出版的《亞洲模式的新格局》中，我們提出我國“必須走向依賴內部市場和自主創新的階段”(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88頁)。
58所謂 經濟學只是科學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識形態，這種說法通過把意識形態等同于偏見、主觀價值判斷和虛假的知識，其目的是為了標榜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客觀中立的實證研究。但是，正如實際世界中的經濟行為者會犯錯誤、會感情用事、會懊悔，而不是像虛構的經濟人那樣永遠是理性最優的一樣，科學研究也從來就不等于是客觀 的和正確的。
59賈根良：《奧地利學派的解釋學轉向與演化經濟學的綜合》，《學術月刊》2005年第4期。
60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2期，第2頁。
61埃里克？S?賴納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 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
62殷鼎：《理解的命運——解釋學初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1988年版，第3頁。
63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頁。
64楊 敬年：《人性談》，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頁。
65除了創造主義，中國經濟學革命所代表的新文化還包括新人文主義(以人為本、 和諧社會)和生態主義(環境友好、節約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筆者是從近幾年的新觀念中觀察到這些新文化跡象的。但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論說的方便，筆者在本文中對后兩者暫不涉及。
66我們可以用陳獨秀先生的一句話來概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與民初“科學主義”的共同觀點：“社會科學 是拿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見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但與民初“科學主義”信奉歸納法不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表現為演繹主 義。參看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含意——對“科學與玄學”之爭的研究》，載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1988年版。值得指出的是，林毓生文章中所談到的杰方思就是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鼻祖之一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其在經濟學方面的名著。但杰文斯認為，他最大的成就是在科學哲學而非經濟學方面，林毓生所談到的《科學的原則》就是其代表作。林毓生先生同意杰文斯把假設、演繹方法看作是科學程序的 本質，這是筆者所不能同意的，因為這產生了科學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演繹主義，而科學研究的本質則是本文所談到的回溯法。雖然沒有讀過杰文斯的這本大作，但筆者猜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演繹主義與之有關。這個問題如此繁復也說明了，就中國經濟學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問題還需另文專門討論。
67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載王中江、苑淑婭選編：《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頁。
68轉引自普里戈金：《從混 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頁。
*本文是我將要撰寫的系列論文的總綱要，論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5BJL044)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的資助，特此 致謝。在拙著《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中，筆者曾提出脈象學派的設想并對其研究綱領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本文則是這一研究綱領的宣言書。謹以此文紀念我苦難、不屈不撓和慈愛的母親郭秀文女士(1923~2005)，她的一生代表著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某種歷史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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