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雷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趙曉雷1955年5月生于上海。經濟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財經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獲全國優秀教師、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榮譽。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及大量的省 (市)部級科研項目。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宏觀經濟運行及城市經濟規劃。

　　21世紀初，特別是2005年以后，由于中國改革進程的演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結構、社會觀念、傳統文化、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在發展中呈現出復雜的態勢。公共產品供給、社會基本保障體系、收入差距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使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用“大眾化情緒”批判“精英意識”的社會心態。而這種社會心態在經濟思想界的表現，就是對經濟學及經濟學者進行缺乏學科框架約束的質疑和批判，而且這種批評主要來自學界。這就引發了一個思考：經濟學研究 中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觀念應如何界定？經濟學研究及批評究竟是“學科泛化”，還是應有一定的“分析框架約束”？

　　經濟學何以被泛化

　　中國當前的經濟學研究有著學科泛化的傾向：在相當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約，缺少基本陳述的約定；在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方面，則缺乏一種學科的技術規定性。

　　1979年以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的社會需求增大，經濟學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強勢學科，即所謂的“顯學”。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學術觀點、政策建議，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政府的改革政策選擇乃至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由于社會需求增加，大學的財經類專業成為熱門專業，幾乎所有綜合性大學乃至理工科大學都設置了財經類院系和專業。

　　然而，在對經濟學“需求”和“供給”的膨脹中，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學科界定、學科規范卻處于相當程度的迷亂中。中國的經濟思想原本就缺乏實證思 維的傳統，加之學科分界不清晰、理論訓練不正規，致使中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分析缺乏足夠的科學性。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汪信硯教授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國現行的學術體制和學科分類系統將“人文學科” (humanities)和“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混同為“人文社會科學”是很不恰當的。我也同意他的這種講法。因為，人文學科不屬 于“科學”(science)，它是一種以“人學”為旨趣的“價值體系”，其思維方式是非實證的，即非“規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題都是“價值命題”。而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屬于“科學”范疇，是一種以“物學”為旨趣的“知識體系”，其思維方式是實證的，研究的是“事實命題”而非 “價值命題”。根據科學思維的要求，社會科學研究應致力于趨向價值中性，擺脫“價值負荷”，以符合實證性和可證偽性。

　　根據科學方法論，科學是人的一種有條件的認知過程。科學理論是一種公理化系統，理論語言、基本定理、對應規則應該具有統一的認識論意義。科學研究對知識背景、知識結構、理論訓練有選擇標準和定向標準，理論要明確、可識別、給出信息量，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證偽要求。而經濟學，正是在方法論上接受了 證偽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實現了所謂“研究框架的進步”，使經濟學理論研究更符合公理化、體系化、邏輯化特征。

　　但是，若進一步來看，中國當前的經濟學研究有著學科泛化的傾向：在相當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約，缺少基本陳述的約定；在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方面，則缺乏一種學科的技術規定性。于是，似乎誰高興了都可以在經濟學領域馳騁一番，各行各業都可以就一些熱點經濟問題甚至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經濟問題(例 如利率、匯率、資本市場、國際貿易等)作出自己的“經濟分析”，并開展漫無邊際的爭論、研究和論述。但基本上是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經濟學也因此被“泛 化”得五顏六色，顯得散漫和雜亂。

　　經濟學需要框架約束

　　經濟學是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所以是有嚴格的框架約束的。同樣，對經濟學、經濟學者的批評也不能沒有學科框架約束。不然，討論根本無法展開，經濟學界也只能“集體失語”了。

　　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熱點論題。對此論題，有從和諧社會角度討論的，有從居住權利角度討論的，有從貧富角度討論的，更有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討論的；有的論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產市場以滿足低收入階層的需求為己任；有的“房地產經濟專家”甚至用相當詩意盎然的語言描述房地產 價格“像一匹脫了韁的駿馬”……尤其是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各方論者更是興趣所致，連篇累牘地發表“空對空”的分析文章。

　　其實，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域性，也有很強的專業性。對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論訓練要求。如果是作經濟學分析，還需要有具備一定的約束條件的分析框架。雖然，“人的居住問題”不單是經濟性的，還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從多種學科角度討論。但若是具體到房地產市場本身，則基本上是一個經濟論題，要求在經濟學的框架內討論。

　　面對所有人群幾乎是無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場的甄別機制是支付能力。隨后，當價格被市場發現、決定之后，在價格面前，不論哪一個階層，有無級別，是否名流，統統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平等性。只要價格不被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導的資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 的。市場在公平與效率的平衡上確實可能有缺陷，但市場機制終究還是比任何其他機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場的甄別機制是支付能力，就會激勵人們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會經濟也會因此發展。

　　當然，市場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房地產市場也不可能滿足各個層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這就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了。所以，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條件基本不是一個市場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保障問題，是政府職能問題。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場手段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如美國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 美”等房地產金融機構。可見，經濟學研究如果沒有學科框架約束，那就只能是一種“辯術”或文字游戲，與科學無關，與應用亦無關。

　　然而，時值21世紀初，中國學術界仍未確定這樣一種學術規范或者學術思維，人們的分析、討論、批評基本上沒有學科框架上的約束。但是，在經濟學框架中，市場就是市場，它天生沒有特殊階層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調控”為特殊階層利益服務，否則就不能稱其為市場。同理，在經濟學框架中，經濟學會先假設收入和財富積累都是合法的，隨后再在此前提下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如果說收入和財富積累是由非正當行為獲致的，這就超出了經濟學框架，已不再是一個經濟學 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或政治問題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上不少國家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作用及其投票機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在2009年4 月召開的倫敦20國集團金融峰會前后，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應“創造出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替代美元”的建議。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所有國家的投票權加在一起也沒有美國一國的多，因為美國的股份最大。發展中國家若要增加投票權，先要增加股權。這就是經濟學的資本權利機 制，它與道義無關。

　　經濟學的框架約束是很嚴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經濟學的解釋力就會大大下降。除非出現類似交易成本理論、理性預期理論、信息經濟學等理論上的進步。人當然不僅僅是經濟動物，人的行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豐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復雜的。但是，經濟學只分析人的經濟行為。在經濟學框架中，人的經 濟行為基本可以處理成收益與成本的計算，即價格比較。如果橫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會行為規范來指責經濟學的功利性，甚至指責經濟學“不講道德”，那就實 在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此外，經濟學之所以比較有活力、有科學性，是因為它非常注重從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汲取方法論養料。正因為經濟學是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所以是有嚴格的框架約束的。同樣，對經濟學、經濟學者的批評也不能沒有學科框架約束，不能沒有一種“專業基本素質”的訓練和“科學共同體”在話語系統、概念系統方面的約定。不然，討論根本無法展開，經濟學界也只能“集體失語”了。

　　以收入分配分析為例

　　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及觀念分歧，不在于道德準則或道德目標，而在于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差異。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5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人文學界的不少學者針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發表了不少包含道德訴求的文章。由于參 與討論的學者學科背景各異，因而，分析視角和分析框架各異，得出的結論差異也很大。

　　的確，收入分配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以自身的利益立場、知識背景、信息獲得為基礎對此發表言論。但收入分配根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對此的討論也基本上應在經濟學的框架中展開。不然，泛學科的、情緒化的所謂“學術討論”不僅容易缺乏客觀的判斷標準，難以達到科 學意義上的共識，還可能會影響公眾輿論，進而影響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發展進程。所以，我始終認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及觀念分歧，不在于道德準則或道德目標，而在于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差異。

　　經濟學所稱的效率是經濟效率。經濟效率包括生產的效率和交換的效率。生產效率的檢驗標準又是唯一的，即以最小成本生產；交換效率的檢驗標準也是唯一的，即沒有人能夠在不使別人受損的情況下使自己受益。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認為，在“生產者和消費者往往具有最大化理性”以及“市場價格信息完全”這兩個約束條件下，競爭性市場體系會達到經濟效率，并實現長期經濟增長。根據經濟學的邏輯，效率是引致財富凈增長的源泉，而競爭性市場體系則是達到效率的通 道。但如果再引入公平這個概念，分析就變得復雜了。因為，如何定義公平以及如何操作公平是一個難題。

　　經濟學教科書曾給出了四種關于“公平”的定義：平均主義———社會所有成員得到相同數量的產品；羅爾斯主義———使社會中境況最糟的人的效用最 大化；功利主義———使社會所有成員的總效用最大化；市場主導———認為市場結果是最公平的。因為根據經濟學方法，任何一項選擇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比較了 以上各種選項的成本，大多數經濟學家選擇了功利主義對公平的定義。當然，也有一部分經濟學家會選擇市場主導的公平觀點，認為競爭性市場進程的結果是公平的，因為它總會獎勵那些最有能力和工作最努力的人。

　　大多數經濟學家之所以選擇功利主義對公平的定義，是因為這種定義與經濟學的效率標準是相吻合的。經濟學認為，如果一個人財富的增加不是以他人財富或效用的受損為條件，那么這種個人財富的增加會引致社會總福利的凈增長，因而是有效率的。這一判斷標準就是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帕累托最優”。如何達到 “帕累托最優”？經濟學的回答是：自由公平的交易。

　　以上分析所要說明的道理是簡單明了的：經濟制度與社會財富增長有直接的關聯，有效率的社會制度安排將引致社會財富的凈增長。而一個有效率的制度應當是一個能保證自由公平交易的制度。經濟中運用非自由公平交易手段而獲益的空間越小，這個制度越有效率，個人財富的增加越能同時引致社會財富的凈增長。 反之，如果個人財富可以通過非自由公平交易獲得，那么這個制度就是無效率的。據此理念，一個社會可以在資源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制度變革極大地提高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推進經濟社會的進步。這也是經濟學所揭示的市場經濟制度之價值所在。

　　實際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既反對平均主義，同時也關注收入差距懸殊問題。在這種原則看來，平均主義與收入差距懸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因此，我認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討論收入分配問題。第一，以收入分配為表象的利益關系調整是與經濟發展相聯系的，收入差距擴大是在絕對收入水平 總體上升、貧困人口持續減少的條件下發生的。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也不會有顯性的收入差距問題。第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會應更加關注收入差距問題，也將更有經濟能力、手段來調節收入分配關系，促進共同富裕。第三，調節收入分配關系不能摒棄效率原則，不能損害經濟發展這一基礎。 因為收入分配調節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窮。可見，在經濟學框架中討論收入分配以及包括行業收入差異在內的類似問題，關鍵在于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當然，在推進制度變革的同時，還有必要加強政策調節，主要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將收入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和 安全。

　　如何看經濟學的不同流派

　　如果我們能持續基于深入系統的研究對“新自由主義”作出批判，相信一定能吸收這一體系中科學合理的成分，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

　　大抵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兩個名詞在中國頻繁出現，學術界及經濟思想界對新自由主義的哲學思想、政治學思想及經濟學思想進行了大量的引進、研究和討論。尤其是進入了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有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討論漸趨熱烈。但在這些激烈的討論中，不少論者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學派形成、治學基礎、主要觀點把握得并不準確，有些理解甚至是錯誤的，爭議的一些論題 及觀點也多有“泛學科”色彩。

　　例如，有不少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其私有產權萬能論，實質上意味著以權力體系瓜分國有資產；其市場萬能論，實質上是為兩極分化辯護，在實踐中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一些學者則曾如此概括，“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理論界的表現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 觀、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等等。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學派。作為一個經濟學流派，其信奉自由主義即自由市場經濟理念。1947年，哈耶克 (F.A.Hayek)曾邀請38位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在瑞士朝圣山的杜帕克酒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團體，旨在堅持斯密所主張的“自然的自由秩 序”，堅守自由文明，反對各種形式的集權主義。這一學術團體被稱為“朝圣山學會”。就此，朝圣山學會將歐洲和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聚合在了一起。一般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聚合，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派的形成。

　　其實，從理論淵源考察，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本上是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在19世紀70年代創立的奧地利學派和20世紀中葉 以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對斯密經濟學的傳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些“悖論”乃至一些假設條件作了修正，如用邊際分析 工具修正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用“分散性知識”和“不完全信息”修正古典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用“有限理性”修正“理性人”假設等。通過理論上的 修正和修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及政策主張在20世紀中葉以后開始被西方國家重視，在世界經濟學領域也儼然成為主流。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學界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有引進和研究，可以說，以上理論對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都有影響。其中，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凝聚了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精粹的經濟思想，影響頗為廣泛。這一學術思想體系既有其缺陷，也有其理論的系統性。所 以，如果我們能持續基于深入系統的研究對其作出批判，相信一定能吸收這一體系中科學合理的成分，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

　　(演講時間：2009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