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穎

　　為何諾基亞、三星等手機廠商都將芯片的制造外包給代工企業富士康，而通用汽車卻選擇將合作多年的零部件提供商費雪車體公司收購到集團內部？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企業的縱向一體化。一種產品或服務是應該從市場中采購，還是在組織內部自行生產，是每一位戰略制定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威廉姆森告訴我們，應該選擇那種讓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組織形式。

　　我們在分析某一產品或服務應該在市場中還是組織內部進行生產的時候，需要比較兩者在總成本上的優劣勢。這里的“總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非生產性成本”兩部分。在生產成本上，市場治理結構往往優于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其優勢來自于規模經濟。市場中的供應商可以同時將一種產品提供給多個采購者，通過擴大規模來降低生產成本。非生產性成本在組織內部主要體現為官僚費用，眾所周知，大組織的運營通常伴隨著更高的官僚成本。在市場中，非生產性成本主要體現為合作伙伴的敲竹杠行為。由于買賣雙方的利益在短期內處于對立狀態，在簽訂了交易合同后，雙方出于利己的動機往往會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以損害合作伙伴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收益。

　　什么因素影響著生產成本和非生產性成本的大小呢？威廉姆森提出，主要因素就是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例如，一家電力公司在某一煤炭基地附近建了一個火力發電廠，從該基地購買煤炭并運至發電廠可以節省大量的運輸費用。如果這一煤炭基地附近沒有其他的基地，這一發電廠便成了專用性很高的資產，因為它只能從該煤炭基地處購買原材料，若從其他地方購買原材料將產生極高的運輸費用。威廉姆森將專用性資產分為三類：特殊實物資產、特殊地點的資產和特殊的人力資本。特殊實物資產是指只可由一家或幾家買主使用的建筑和機器；特殊地點的資產是指處在相鄰位置上的生產連續階段的資產；特殊的人力資本是指產品的生產需要經過特殊培訓的工人來進行。

　　一方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加，在市場中進行生產所帶來的規模經濟的效應會隨之減弱。若一家供應商向多家企業提供標準化零部件，則規模經濟十分明顯。但如果每家企業都要求供應商提供各不相同的零部件，該供應商就很難實現規模經濟了。另一方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加，市場治理結構中敲竹杠的成本和組織內部治理結構中的官僚費用都會隨之增加，但前者將增加得更快。資產專用性更高，該資產的所有者便更容易被套牢。由此可知，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組織內部治理結構相對于市場治理結構的優勢將會體現出來。因此威廉姆森預言，資產專用性較高的生產活動將會放在組織內部進行，而資產專用性較低的生產活動將會放在市場中進行。

　　我們可以借助一年一度的鐵礦石價格談判的例子來理解資產專用性和縱向一體化。自1981年開始，每年全球的鐵礦石供應商和鋼鐵公司都會進行集體談判，以確定下一財年的鐵礦石價格。鐵礦石供應商主要為巴西的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大巨頭。而鐵礦石消費市場主要為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前者以日本鋼鐵公司為代表，后者以德國鋼鐵公司為代表。近年來中國的鋼鐵行業發展壯大，2003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我國的鋼鐵公司也成為鐵礦石談判中的一支主力軍。

　　近幾年來，鐵礦石供應商正在逐漸打破40年來的長期協議價格，每年都會提升價碼，寶鋼等國內大型鋼鐵企業每年都在承受逐年漲價帶來的成本問題，有人戲稱鐵礦石的價格飆升成為“瘋狂的石頭”，有人則夸張的表示國內鋼鐵公司正在被謀殺。三大鐵礦石巨頭之所以握有如此強大的談判力量，主要由于鐵礦石的地理分布導致他們壟斷了整個鐵礦石開采行業。其他國家的鋼鐵公司只能從這三家手中購買鐵礦石，從這個意義上講，鋼鐵公司的資產對于鐵礦石三巨頭來說，具有很高的資產專用性，除了三巨頭外，鋼鐵公司幾乎別無選擇。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日本的鋼鐵企業在談判過程中，往往表現出更高的提價承受力。鐵礦石談判采取首發價的原則，即一旦供應商任意一方和鋼廠任意一方價格達成一致，則本年度鐵礦石談判就會結束，其他供需雙方均接受此價格為新的年度價格。2005年，新日鐵與淡水河谷率先達成71.5%的漲價協議；2008年，新日鐵與淡水河谷率先達成65%的漲價協議；2009年，又是新日鐵率先和力拓達成新的協議。日本鋼鐵公司似乎并沒有被上游供應商的敲竹杠行為困擾太多，原因就在于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向上游的縱向一體化：日本鋼鐵公司在三大鐵礦石巨頭中均持有一定股份，其中在淡水河谷的持股比例高達18%。鋼鐵公司與鐵礦石供應商在所有權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之后，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會減少很多。由此可見，我們國家的鋼鐵公司也可以考慮這種通過收購上游企業的部分股權，來提到自己對上游壟斷供應商敲竹杠行為的免疫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