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0年6月28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奧利弗·威廉姆森論道2010中國經濟活動在北京召開。圖為諾獎得主奧利弗·威廉姆森演講。

　　Oliver·Williamson：謝謝大家，我今天非常容幸和大家進行交流，并接受了榮譽教授的證書，我發言的題目叫做交易費用經濟學。我再次造訪中國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看到這個話題在過去的數年當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了新的進展。而且我覺得在其他的世界許多國家做過各種各樣的講座系列，在中國的講座系列總是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今天很驚喜獲得了這個榮譽教授這個稱號。中國有著很悠久的歷史，最近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我希望我所研究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幫助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發展。

　　我講話的題目：就是交易費用經濟學：過去，現在和未來。   Matthews 英格蘭知名的經濟學家，他提出經濟學相關的論述，新制度經濟學是當今學科最具活力的一個方面，交易費用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這是基于三個原因。第一個關于事物的分析，交易費用經濟學TCE，現在和過去都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科，而且這個組織它確實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進行分析。但是與它觀點向左地方，TCE過去使用經典經濟學理論的工具，比如說用邊際分析的方法研究企業組織，經典教育當中企業是一個生產的函數，就像一個黑匣子一樣，恰恰相反，實際上我們現在僅把這種企業當做一種輸入轉為產出的技術法則驅動的過程。在83年的時候，Dnmsetz認為不僅要了解企業經濟結構，TCE是超越了技術，所關注了是組織的方式，一定要超越技術，要開發一種新的經濟分析的工具，可以去處理企業和市場組織之所以發生效率的這種機制。確實科斯他在1937年就提出來關于新古典經濟學批評的意見，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在35年當中沒有引人注目，并不是由于它是錯誤的，由于新古典應該學的工具不適用解決與經濟組織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這個領域需要有新的工具的開發。

　　我也是非常容幸開發出了相關的一些工具，這邊我列了一個清單，交易費用經濟學的項目，我認為與過去正統的經濟學有什么樣的差異。今天下午的時間比較有限，和正統的經濟學不一樣，TCE交易費用經濟學，提出了一個契約經濟學的視角，更多的關注消費者的角度，而且他采取的是一種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提供的是合同的視角。我們看他如何去管理不同的交易的多方之間的關系，大家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桌面上來進行討論、談判。同時還涉及到合同締結過程中種種困難，而且它采用的是離散結構的分析，而不用邊際結構的分析方法，為分析提供一種結構的框架，而不是進行邊際的分析。基本上來說，我認為交易費用是正數，正統經濟學認為交易費用是零。

　　另外它更多的是一種微觀分析的視角，更關注的是分析的單位。而且它是致力于去披露經濟組織，經濟項目的經濟學的機制。我還拍了幾張照片，大家看這幾張照片，這個就是我當時在笑，說明我當時心情非常好。我為什么這么高興？因為恰恰拍這張照片這一天早晨是09年10月份我剛剛聽到一個好消息，說我被提名獲得諾貝爾獎，這個是頒獎典禮的一張照片。

　　是在當年的12月10號，當時我是出席了諾貝爾獎的頒獎儀式，并且贏得了諾貝爾獎。那時候我也是很高興的，這個照片上我看起來非常開心。

　　我現在先來給大家講一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情況，我覺得三十年代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經濟學發展的大時代，因為當時出現了很多新的經濟學思想，而且也在影響著之后經濟學家他們進行的研究，一個是交易費用經濟學，是當時一個新的思想，但是當時它并沒有獲得非常長足的發展。可能因為當時出現了經濟大蕭條，其他的經濟思想贏得了更多的注意。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交易費用，他當時的范疇并不是特別清楚，定義也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我一直覺得當時是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交易費用經濟學，它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以及契約法律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看到在交易費用經濟學實際上把當時三十年代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來的經濟學進行了綜合，我們看到康蒙斯，當時都是來自于不同的學科，但是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思想，而我是在他們之后，然后開始進行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研究。我想在之后的二十年，也就是從40年—60年，基本上交易費用經濟學并沒有出現特別大的進展，但是實際上這個學說當時應該是非常重要，可是那個時候從分析的角度來講，并沒有人給予他特別多的關注。我覺得在6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兩個新的現象。

　　一個，當時出現了與零交易費用相關的這種正統經濟學，它導致了市場失靈，還有導致很多企業破產。我看到科斯在60年代的時候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但是當時我們看到實際上當時的理性精神并沒有成為經濟分析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結果出現了市場失靈。然后科斯他說我們看到零交易費用在市場失靈的過程當中，它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我們還看到假如你要是說這個交易費用是零的話，那么同時出現了市場失靈，這兩種現象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肯定說明這個交易費用不可能是零，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分析的辦法來分析出來，這個交易費用是多少。像后來的經濟學家們，他們也開始研究交易費用，我們看到通過對于不同市場，他們的交易的媒介來進行研究，來研究交易費用。60年代學科的發展結論也放在這里，也就是說零交易費用它的影響并沒有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這也好像說是皇帝沒有穿衣服一樣。我們知道交易費用不可能是零，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交易費用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學科的研究一直在發展，但是它并沒有真正的走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口。所以我們也看到在這里面有很多的先輩們，他們發揮了很重要的影響。而我自己是非常幸運，能夠受到他們的影響。我是在麻省理工念的本科，之后是做了很多經濟學研究，還有在時政經濟學研究接受了很多這方面的培訓和學習。我是去做經濟分析的這種講話，反過頭來根據時政的講話的假設進行驗證，之后我去了斯坦福大學，想要在那里獲得商科的博士學位。當時有三位老師，他們都在獨立的進行研究，他們也對我的這個研究非常感興趣，一位是剛從耶魯大學到斯坦福大學的，他使我對經濟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而且我也想跟他學習或者弄清楚更多的經濟學問題。另外一位也是有很好經濟學的敏銳感，他也教過很多經濟學的知識。后來還有一位教授，他也是當時世界上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上他的課實際上讓我產生了很多新的研究的靈感，另外還有新加入斯坦福大學的幾位教授，我當時和他們是在一個辦公室，有一個教授曾經問過我一些研究的問題，我和他溝通的時候感到非常愉快，而且非常受啟發，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這種交集。  我曾經問過對于交易成本的看法，他認為是非常有潛力的學科，所以在60年代的時候，這是我在學習的一個經歷。另外我還參加了一個研究項目，當時這個研究項目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當時看到是有三個土耳其人，他們實際當時在自己的研究上已經走到了頂峰，還看到很多同事得了諾貝爾獎，還有塞曼教授，還有盧卡斯都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的幾位學生也參與了諾貝爾獎研究當中，我覺得和他們合作也是令我感到受益匪淺。當時我覺得一個就是你要有自律，一個要有跨學科，還要有開放的心態，這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的時候三個重要原因。這也是我在進行學習和研究的時候，能夠把這個項目進行很好的駕御的一個原則。

　　我覺得你要是研究某個理論，你可能覺得這個理論是有邊界的，但是實際上你的研究可能把這個邊界推得更遠，或者你要再進行某個問題研究的時候，你經常會發現有一些令人困惑的東西。那么有的時候沒有辦法直接把你現成的一些原則進行應用，有的時候必須要能夠自己去進行這種創造性的思考，這樣才能夠有所建樹。我在自己開始工作之后開始進行獨立的研究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卡曼，他曾經和我聊過很多次，他的觀點也和我剛才所說的非常接近。再有就是66年到67年，我做過反壟斷競爭的負責人，經濟顧問，當時有很多做反壟斷部門的負責人，還有做的副手，還有斯蒂芬是當時的特別法律顧問，現在已經在美國最高法院工作，非常有能力以一種非常細致的角度觀察問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我看到他們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理論，還有行業結構，投入和產出等等。我覺得像科斯，他曾經說過如果你一個經濟學家不能夠理解一個問題的話，那么很多情況下這個經濟學家就會把它歸結為壟斷的行為，我們對于當時的很多的行為實際上并沒有充分的理解。我后來又去了康奈基學院，我在這個學院學習過，之后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實際上組織了兩個新的課程，就是開設兩門新課。我覺得可能對于大部分的當時的學生來講，實際上他們剛剛接觸到這個理念，但是對于學生來說，他們的思想都是沒有任何的限制，教他們也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會經常發現他們提出一些新問題對我很有啟發，而且他們對于我研究的貢獻通常情況下都是非常重大的，我組織了很多和學生的這種研討會。我在當時教授經濟組織理論，然后希望能夠把這個課程結合在一起，來進一步研究這個市場生產的縱向整合。我希望能夠來了解人力資源，人的因素在整個市場，以及公司的邊界當中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所以我在這里是強調在經濟組織當中的一種預測理論將會出現，而且這個交易費用的理論它會很快具有操作性的意義，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說這個經濟組織理論會具有預測性，而且他是可以進行測試的。在這里是給大家展示一個我這個教科書里面，或者文章里面經常會提到的一個表格。一個是完全自由的市場，是一種理想的經濟學的狀況，你有供求雙方，然后雙方之間的交易不用任何的外部的援助。如果要是進行生產者的生產，他就是一個非常正常的過程。比如我是一個買方，我需要購買生產者生產的產品，我很了解現在市場上哪些人用了什么技術，誰在生產這些產品，那么這是一個完全自然的市場。

　　之后，我是看到在這個過程當中，總是存在著一些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這種自然的狀態是不可能在百分之百情況下出現。總是會出現市場失靈，或者有一些情況下是契約無法履行的結果，契約締結的雙方沒有辦法履行契約。比如說我想要拿一個低價，但是我能不能獲得這個低價呢？通常是伴隨著很大的風險，我希望來減少這個風險，就需要市場得到很大的支持。我和對方所簽訂的締約關系肯定就要受到這些風險的影響，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簽了這個合約，簽了這個契約合同，總是會驅動我去采取下一步的行動，然后真正的進行市場交易。無論我是看到有這種市場的組織，還是公司內部的組織，他都是為了實現這個交易來進行的。

　　像公司的內部組織，他實際上是依靠這種市場的支持作為他的最終的實現這個交易的保障手段，如果沒有這種市場的支持，完全依靠市場的因素，經常會出現一些沒有辦法去解決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么會有這個市場監管，還有國有制等等，無論是哪種經濟模式都有各自優劣勢。必須非常了解他們對促進交易的實現這個過程當中，可以發揮什么樣具體的作用，這里我們有一個非常復雜的圖，這個圖是強調了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就是我剛才所描述的買方和供應方之間的關系，這是在上面有一個圖。這個圖實際上和剛才我講的非常相似，他們的交易是非常順利的。但是下面是我在兩者之間又建立了一個協調人，或者協調機構。這個和剛才我們所說的簡單市場交易不一樣，這里你出現了一個爭議，就需要協調人去解決這個爭議。這也是為什么看到現場出現很多復雜的交易，雙方都依賴于這種協調人，我們實際上不希望這個交易失敗，我們是希望能夠有這樣一個協調人來解決交易當中出現的爭議。這個交易可以幫助雙方進行前瞻性的活動，所以市場的媒介就出現了問題，出現了一個媒介促進交易的這種協調。

　　這個領域我不是最權威的專家，我想談一下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不談的話也不行，對于我們交易費用經濟學研究來說也是必須要知道的一點。一個就是因為現在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它看似是前所未有的金融系統的崩潰所造成的，我們看到全球的經濟受到了影響，全球出現了救助計劃。如果銀行承擔他們做出不負責任的結果或者責任，實際上是不現實的。各國政府開始進行救助，但是在今后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有一些大銀行看成是規模太大了，不能讓他們破產，但是實際上好像是在玩這樣一些大游戲，他們出了問題必須要救助他們。所以看現在對他們并沒有進行根本的改革。我們可能需要把大的銀行進行分解，分成比較小規模的銀行，引進一系列新的監管機制，來確保不會出現以前的這種風險非常大的銀行行為。

　　我覺得對于市場結構性的救助來說，首先我覺得你要看到這種分解銀行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是特別現實。實際上把大銀行小而化之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這個上面不現實。所以我們就盡可能的用我們更好的工具，用監管的工具解決這個大而不倒的問題。但是問題現在對監管本身能夠理解，是否能夠理解這個危機出現是不是由于監管失靈而導致的，并不是由于太大而導致的，還是由于這些監管機構沒有進行更好的監管，而且他沒有做自我批評的工作。他們就是沒有很好的跟上這種銀行的發展，總是做一些亡羊補牢的事情。而且沒有進行很好的評估，很好的研究。他們是否理解在未來存在一種潛在的風險，他們沒有理解這種風險，沒有未雨綢繆，這就是一個問題。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像銀行的監管沒有到位，比如說在9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布朗女士，就提出了像衍生品市場，當時布朗女士發現了衍生品發展非常快速，就到聯邦貿易委員會，說你現在應該研究相關衍生品的問題，未來可能要出問題，要看是不是有相應的監管方面的后果。實際上這位布朗女士當時是提出了這個建議，但是她是被迫緘口不言，因為上面是監管委員會領導要求她把這種意見放在里面，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就是衍生品出現了問題。如果當時采納了布朗女士的意見可能避免了現在的監管的危機，或者是金融的危機，她可能是不入流的研究者提出了這個研究東側。監管者有時候做一些監管只是說明做了這個監管只是滿足公眾的需求，只是滿足一種民意，另外的話，他們可能被這些銀行所俘獲，比如說銀行向這些監管當局灌輸他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該如何監管？監管什么？我們是不是總是在做一些亡羊補牢的工作？另外的話，銀行的監管，銀行的監管過去的記錄一直非常的差，我覺得我們應該關注這個問題，吸取過去銀行業監管的教訓，把它進行一些簡化，提煉，濃縮，看一看市場的狀況，能不能通過監管很好的維護和重振市場的秩序。而且科斯對這個問題還是比較的悲觀，當時他就指出我們不應該混淆監管的失靈和市場的失靈，而且我們對于監管的失靈可以說知之甚少。無論是什么樣監管的體制，本身不可能是完美的，必須有一些系統性的缺陷，必須研究市場的手段，監管的手段，他們各自的優劣，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研究的領域，非常巨大的研究的話題。我也是督促在座的，如果來自監管當局希望你們在這一方面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不要是單方面的去看監管，因為監管可能是好，可能是差的。

　　另外，監管還應該重視這幾個問題，設計的失誤，跨期的轉換，監管的俘獲的問題，首先是設計的失誤，監管的體制是不是有一些設計方面的失誤，是不是保護主義的監管？現在也是非常法人生省的一個問題，另外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是一種什么關系？他們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導致一些困難。另外，也影響到我們公眾對監管當局的信心，因為是不是有一些監管俘獲的問題，是不是監管當局有些人被行業重金收買，影響他們監管的行為。

　　我們對于一些微妙的變化是不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充分的知識。是不是監管當局能夠把方方面面一些細節的信心都洞悉清楚。跨期的轉換，監管的俘獲。監管當局有一種被俘獲的傾向，俘獲什么意思？實際上監管的當局他們把自己的監管的理念來進行重新的調整，這種調整不是出于監管的目的來進行調整。不是出于去控制被監管者，而是由于他們開始同情這些被監管者，這個可能有多種原因的，比如說經濟的狀況，我們這個行業的轉換，行業的轉型。有一點旋轉門，你一會兒是搞監管的，一會兒又跑到公司工作，然后又跑到監管當局。一會兒監管別人，又到企業內部負責合規的工作，就是旋轉門。很明顯如果他今后有到企業再繼續發揮作用的前景，可能當監管者的時候就不會監管得很強力。所以監管他是有本身這樣的缺陷的。監管的問題經常被大家束之高閣，我們在19世紀的時候有多少人意識到寡頭的危險性呢？其實沒有多少人，但是現在大家非常了解寡頭壟斷的危險性。我們知道監管當局這種傾向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必須在未來研究過程中要納入我們通盤的考慮，像監管的捕獲這個方面，我認為羅伯特就說過只有通過冷靜和坦率的分析才能減少監管俘獲的危險。深海鉆研的問題，衍生品問題，監管和法律一樣都有自己生命的周期，我們有必要解釋監管的各個規律性納入我們考慮，而且要進行更深入，更坦率理解。而且要特別小心，否則的話，可能做出只是一些隔靴搔癢的工作。

　　下面我就說到這里，我感謝大家的聆聽，也希望大家去在交易費用的經濟學方面去關注我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也希望交易費用經濟學能夠回應大家的一些關注，特別與監管相關的，以及監管俘獲監管當局的這種傾向。另外的話，要更多的重視市場失靈和監管失靈的問題，希望把兩者雙管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