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復旦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資助的“上海論壇2010”于2010年5月29日-30日舉行。上海論壇2010閉幕式上，上海論壇專家委員會主任袁志剛代表上海論壇發布了《上海論壇共識》。

　　以下為全文：

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亞洲的持續復蘇

　　發展是當代世界的重大主題，也是亞洲增進居民福祉的根本途徑。亞洲的發展以經濟持續增長為驅動力，同時也內涵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協調推進。在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背景下，亞洲的發展不僅需要亞洲與其他區域進行良性互動，而且需要亞洲各國對全球格局變動形成有效回應。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已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并對亞洲的持續發展產生了明顯沖擊。危機影響的嚴重性和廣泛性促使人們深刻反思此輪危機的成因，就本質而言，此次危機是全球不同經濟板塊在貿易、金融等方面非均衡發展的衍生后果。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以美歐為代表)和新興經濟體(以中印為代表)的關聯度日趨增強，其關聯方式為：發達經濟體利用國際貨幣優勢竭力發展金融業，而新興經濟體則利用要素稟賦優勢大力發展制造業。以各自的增長模式為前提，發達經濟體大量進口并形成貿易逆差，而新興經濟體大量出口并保持貿易順差；發達經濟體因消費過度、貨幣流入而投資過度，而新興經濟體因儲蓄過度、外匯盈余而出現資金流出。上述關聯方式使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特征得以增強，但關聯關系的非均衡性已蘊藏著危機爆發的基因。當發達經濟體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債務過度膨脹與金融過度虛擬化同步發展時，全球經濟非均衡的潛在風險就會以金融危機的方式顯性化。

　　此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均采取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予以應對，但前者主要通過金融復蘇以帶動實體經濟增長，后者則更側重實施刺激性政策以直接驅動實體經濟復蘇。當前，全球經濟正處在推進結構調整以重構秩序的關鍵時期，處在舊平衡被打破、新平衡在探索的轉型階段。就亞洲而言，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國為了回應危機的沖擊，對外推動務實合作，對內實施刺激性經濟政策，不僅率先實現了本地區經濟的企穩回升，而且為促進世界經濟復蘇起到了引擎作用。

　　亞洲當前正處在“后危機時代”的復蘇階段，但復蘇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仍需增強，復蘇進程面臨的不確定性也亟待有效應對。亞洲復蘇的持續性正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美國的經濟政策能否使其走出“無就業式增長”的困境，希臘等國家的債務危機會否“拖累”全球的復蘇進程，不同國家在刺激性政策實施及退出策略中能否形成默契等。為了應對內外部的多重挑戰，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健復蘇，亞洲各國必須立足長遠發展，增強域內合作，認真反思增長模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通過多維重構來夯實亞洲經濟復蘇的基礎，打造亞洲經濟持久繁榮的新型動力機制。

　　亞洲經濟秩序的重構首先表現為亞洲需要找尋并重塑與美歐之間的新型平衡機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進程中，“美歐消費、亞洲生產”的貿易格局和“美歐舉債、亞洲儲蓄”的資本格局需要重新審視。中美兩國在亞洲及全球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亞洲與美歐經濟秩序重塑的核心是形成中美合作的新模式。作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國，美國應加強金融監管以提高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增加國內儲蓄以提升居民消費的合理性，擴大對對外出口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失衡性，尤其應基于就業創造而增加對新興經濟體的技術密集產品輸出。作為金融危機的受沖擊國，中國則應通過發展方式轉型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持續性的增長方式，通過刺激國內居民消費來夯實增長的內部基礎，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來擴展貿易的盈利空間，以此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在更高層次上開展良性互動。

　　為了優化外部環境、促進全球發展，亞洲應努力推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適宜性調整。當前改變以美國和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具有現實性，但檢視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實施效力、并漸進地探求國際金融合作新方式則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G20金融峰會等為平臺，中印等國在國際金融合作中的影響力日漸彰顯，而美國也基于危機的現實教訓出臺了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由于金融危機部分地削弱了華爾街的金融中心地位，希臘債務危機也對歐洲的金融中心地位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東京、香港、上海、首爾等亞洲城市的金融配置功能趨于增強，伴隨著亞洲經濟的強勁復蘇和制度的持續完善，國際金融中心的洲際轉移和多元趨勢很可能會成為特征事實。就當前來講，基于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本位地位難以動搖的事實，美國政府應以美國的長遠利益和全球利益為重，規范美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保持美元幣值的穩定性。就長遠來講，在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尤其是亞洲實體經濟規模持續增大的前提下，人民幣、日元或亞洲合作貨幣將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國際貨幣體系“一超”(美元)“多強”(歐元、日元、人民幣或亞元)的新模式可能出現，這需要我們進行持續觀察和深入研究。

　　亞洲推進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一個“試金石”是其可否能動地確立其匯率制度和水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經濟發展形勢適時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近期，美國為了平衡貿易逆差、增加就業崗位，聯合其他經濟體對華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然而，已有研究難以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提供有力支持，而人民幣升值不僅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抵御輸入性通脹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而且會在貿易、金融、儲備、動態、主權等層面產生福利損失，國際經驗也顯示：迫于外部壓力所做出的匯率調整往往會損害調整者的利益。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背景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需要推進務實合作，但不應為其他經濟體過度承擔責任，其更應基于自身戰略訴求能動地確定其匯率制度和水平，在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等原則指引下穩健地推進匯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亞洲與美歐之間的經濟再平衡不僅需要重構國際貨幣體系，而且需要重構亞洲域內的經濟關聯方式。一個整合的亞洲可以增強對美歐的經濟話語權，而一個協同的亞洲則可以減弱對歐美的經濟依賴度。當前，亞洲各國需要凝聚共識、增強合作，依靠組合力量抑制美歐的貿易保護主義，避免亞洲經濟因貿易逆轉而出現增速急劇下滑。亞洲各國還應利用其多樣化、差異化顯著的特征，充分挖掘資源稟賦，有效發揮比較優勢，在域內推進產業結構梯度轉移，條件成熟的地區應率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亞洲各國還應增強要素市場的信號功能，降低要素流動的交易成本，引導要素進行重組和集聚，進而優化域內的產業分工結構，挖掘自身的投資需求潛能。考慮到資本對實體經濟的驅動功能，則亞洲還要增強對內外部金融風險的識別和防范能力，應在強化監管的基礎上推進域內貨幣合作進程，嘗試構建與區域關聯相耦合的“亞洲貨幣單位”。

　　在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沖擊的情形下，中國不僅通過實施“一攬子”刺激性政策避免了經濟增長快速下滑，而且強調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以形成增長的持續動力源泉。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多元性、系統性和關聯性特征，而其核心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些轉變的目標是通過動力結構調整夯實增長的內部基礎，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提升增長的競爭優勢，通過要素結構調整增強增長的可持續性。為此，中國應持續推進體制改革，重塑政府與居民、中央與地方、居民與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采取組合政策縮減城鄉、地區和行業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針對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重申政府在基本住房、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等領域的職責，以此為國內居民的消費拓展提供有利條件，為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增長方式奠定堅實基礎。

　　由于能源和生態的時空配置對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亞洲的秩序重構還應考慮新興能源和低碳經濟的引擎效應。亞洲經濟的高速增長通常伴隨著能源的高消耗和生態的高破壞，從長期來看，構建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不僅難以持續的，而且會直接損害居民福利。亞洲采取漸進方式發展新興能源和低碳經濟，是謀求自身發展、回應外部壓力的關鍵抉擇。然而，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存在差別，發展新興能源及低碳經濟的能力并不相同，特別是中印兩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過度強調清潔化、低碳化可能會導致其經濟增長出現劇烈震蕩。據此，亞洲各國應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推進能源利用、生態保護和氣候合作，日本、韓國等國應基于其發展階段率先降低排放量，并對其他國家提供資本和技術支持；中國、印度等國既應基于大國責任提出減排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應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低碳經濟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這不僅需要依托技術創新和市場培育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開發新興能源，而且需要依靠自主創新和市場完善推進企業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伴隨著要素流動性和人口集聚性的增強，亞洲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這一進程將不可避免地重塑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城市化通常具有促進經濟增長和導致衍生問題的“雙刃劍”效應，亞洲各國必須認真總結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教訓，努力找尋城市發展的最優路徑，以在城市發展、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居民生活改善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2010年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這為展示城市經濟的繁榮、城市科技的創新、城市社區的重塑和城市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平臺，也會為人們深入思考城市發展的經驗、挑戰、趨勢及其路徑選擇提供了契機。上海世博會帶給亞洲的不僅是新產品、新發明等“工具理性”，而且是新創意、新理念等“價值理性”。就思想啟示而言，亞洲的城市發展不僅應體現在外延層面的城市人口規模不斷增加、占比不斷提高，而且應體現在內涵層面的產業結構優化、居住環境改善、服務能力增強以及行政效率提高等。只有將外延拓展和內涵提升有機結合，亞洲城市發展才可以有效回應各種“陷阱”和“挑戰”，并通過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經濟增長，通過信息互動效應推動社會融合，通過市場帶動效應推動科技創新，從而更好地實現居民生活改善和福祉增進的發展目標。

　　伴隨著經濟增長和醫療條件的持續改善，亞洲正在快速、普遍且難以逆轉地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人口老齡化標度了亞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已經取得積極成效，但其同時也會對社會保障與公共福利、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等產生壓力，而對中印等發展中國家而言，人口老齡化更是會對勞動力充裕且廉價的傳統優勢產生直接影響。亞洲各國應審慎地對人口制度及相關政策體系進行再設計，依托制度、組織和政策的完善來適應老齡化社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未來應立足于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態勢，在考慮地區和群體差異性的前提下對生育政策進行漸進式調整。同時，中國還應投資人力資本以提高勞動效率，完善要素市場以增加人口流動，尤其要深化戶籍等體制改革以加速農民的職業流轉和身份轉換，逐步實現遷移人口在城市的經濟社會融合。對中國等亞洲國家而言，必須立足于經濟增長對養老、醫療和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完善，立足于構建共享型社會而推進居民的畢生健康和終身參與工程，構建與未來老齡化社會相適應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政策體系。

　　亞洲的經濟復蘇和社會發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以亞洲的政治穩定、文化融合為前提條件。當前，美國對亞洲的“同盟與擴展”戰略已基本定型，而亞洲對國際關系格局的重構作用也日漸凸現，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中美依賴對稱性的提升，中國在中美雙邊交往中的議程設置能力大大增強。基于國際關系格局的持續性調整，亞洲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應強化溝通與協調，通過一致行動以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同時，亞洲各國還應繼續搭建合作平臺，拓展溝通渠道，增強以東盟為載體的南亞合作機制，深化以中日韓伙伴關系為載體的東亞互動關系，創新朝核問題新思維以促使朝鮮積極融入國際社會。隨著經濟一體化、社會關聯度、政治互動性的增強，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日趨頻繁。經濟一體化可以優化資源配置，而文化單一化卻只能扼殺社會活力，經濟發展有先后，但文化分型無高低，亞洲的經濟增長不能損害文化傳承性，亞洲各國的經濟政治合作也不應犧牲文化的多樣性。將經濟趨同化和文化多元化相結合是亞洲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準則，而尊重歷史、加強理解、促進融合也應是亞洲實現文化繁榮的理性選擇。

　　國際格局瞬息萬變，域內形式錯綜復雜。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背景下，亞洲已率先步入復蘇的通道，但復蘇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仍面臨不確定性，亞洲亟需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維度的重構。格局倒逼出路，出路惟在重構。亞洲的重構具有復雜性和艱難性，因為重構涉及多元主體、多重目標和多種約束。然而，亞洲的重構更具重要性和急迫性，因為重構關聯著亞洲發展的持續性和協調性。為了回應挑戰，亞洲應以勇氣、智慧、協作來推進多維重構，舍此別無他途。艱難性不應成為亞洲延緩重構的理由，而復雜性則尤需亞洲理性選擇重構的路徑。

　　亞洲的重構動力在于各國及其居民，重構收益也應惠及各國及其居民。亞洲各國的發展階段、戰略訴求和實際條件存在差異，因此，重構必須按照“求大同而存小異”、“普遍化但有差別”的原則，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完善機制、共享收益，以形成亞洲推進多維重構的持續動力機制。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國應在推進亞洲重構中承擔更多的職責、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亞洲各國應以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為突破口，按照漸進性、協商性、可控性、動態性等基準積極穩妥地推進重構進程。重構形成合力，合力驅動發展，亞洲各國在“后危機時代”已經深刻意識到重構與調整的重要性，意識到合作與協力的必要性，這種思維轉變和務實行動導致亞洲的多維重構不僅是未來愿景，而且是可行方案。亞洲穩健復蘇和持續發展的美好藍圖值得期待，而亞洲的穩健復蘇和持續發展必定會帶給亞洲居民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福祉，也必定會為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做出更為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