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復旦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資助的“上海論壇2010”于2010年5月29日-30日舉行。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活動。圖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胡永泰。

　　胡永泰：首先，感謝上海論壇的組委會邀請我參加今年的活動，我也要祝賀他們非常成功地舉辦了這樣一個論壇，我一直都非常喜歡來中國，我也非常喜歡來上海。從整個項目的跨學科中我也學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低碳方面的知識、替代能源以及人口方面的論文，我很少有機會參加像上海論壇這樣的活動，整個論壇也涉及到了中國的農村的問題。我剛才在考慮在論壇上講什么，我現在決定講講未來，因為關于未來大家不會引發很大的爭論。

　　目前，我在講未來的時候，面臨了一些窘境，就是我懷疑自己是否能夠說得很準確，在討論未來的時候，聰明的做法就是要預測災難，主要是由于如果出現了災難，這就顯示出了你對整個流程的認識。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在未來要發生的災難，這能夠使得二十一世紀成為亞洲的世紀。

　　首先，我不是一個亞洲的民族主義者。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高盛公司所預測的未來，在今年年末，中國會向日本一樣；到2030年中國就會和美國一樣；到2050年，中國要比美國大30%。其中有很多重復的計算，因為有很多的政治家談到國家安全性，還有人會談到人均的GDP，但是在這里談到的是GDP總體規模。比如我們一講，就是一個國家總體的飛機數，而不是一個人均的飛機數。我要感謝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在高盛的預測中，韓國的表現非常好，會超過日本20%，我覺得這個話題值得韓國來研究。

　　讓我們來想想，如何預防高盛的預測成為現實。1960年，亞洲的情況就像一部高速行駛的汽車，有很多的經濟體在互相趕超，就像一個高速行駛的汽車，很多人都會考慮來自各種不同來源的撞車，有一些是硬件的失敗(比如說活塞的老化)，我們這里講的是經濟體系的失敗以及財政管理不當。第二種失敗是很多經濟學家比較關心的與機構有關的問題，關于一些社會的問題。第三種失敗是供電的失敗，類似于汽車沒有油了，或者說在中國、印度缺少水資源，或者有路障，因為車開太快就會撞到路障，比如說貿易保護主義就會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關于硬件失敗，很多人會對此懷疑，那么今天我不會詳細談硬件失敗的問題，因為我知道在今天的大廳中有很多的復旦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比我了解得更多，所以我不想在這里班門弄斧。時間有限，我不會詳細講這些失敗的原因。

　　之所以要跳過這個話題，有兩個原因：

　　硬件的失敗是最容易應對的，比如說看中國的成功，中國是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快速的增長？主要是它睜開了眼睛，了解了其它國家的經驗，來復制和模仿。比如說日本在上世紀的快速發展經驗，類似的中國也進行了對外開放，實現了快速的成長。講到銀行的經驗，很多人會說就像美國一樣，就是當金融出現了問題，就可以學習美國。

　　中國的領導人應該更重視哪些失敗的原因呢？中國的目標現在就是要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當然它的增長很快。中國目前關心的是建設和諧社會，因為他們覺得硬件上的失敗可以模仿其它國家的經驗。

　　我在這里強調了亞洲很多的問題，比如說亞洲在二十一世紀會出現哪些問題，尤其是在地區的經濟架構上會出現怎樣的軟件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我們對該地區未來發展的愿景。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知道了唯一可靠的“幫助”就是“自我幫助”，他們應該采取非常好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如果你在1997年、1998年IMF對亞洲國家所采取的活動，你就會清醒的意識到真正關心自己的就是自己國家。我們應該對亞洲有怎樣的愿景以及使用怎樣的軟件呢？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地區合作的意愿增強了，尤其是把所有的外匯儲備集中在一起，如果亞洲遇到了金融危機，這些國家都可以利用這些外匯儲備，把所有的外匯儲備集中在一起，就像《清邁倡議》一樣。我們實施了上海的舉措，今后會發生什么呢？一個是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比如說像歐盟，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理由來創造亞洲共同的貨幣，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是不是亞洲工作的重點呢？我認為除了貨幣的一體化之外還有其它的一體化工作，大多數一體化的行動只會在慶祝晚會上看到，但最后沒有實施，所以在簽訂了一體化協議之后應該付諸實施，比如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兩個例子得到了很好的實施，我們也看到了兩者的區別，第一點沒有討論共同的貨幣，還有自由貿易和資本的流動，還有自由勞動力的流動以及反對移民的法律。

　　讓我們來問自己為什么談起，如果從中期和長期來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所看到的是美國主導了這個集團。那么在未來也會繼續主導這個集團，簡單的一個說法是：如果在墨西哥發生了一件事情，對美國所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最主要是因為墨西哥的影響有限。國與國在規模上有如此大的不同，為什么還要建立自由貿易區了？因為這些國家希望美元化他們的經濟，Rubin和格林斯潘覺得不要期望我們來解決，所以我們看到對于美國來說，它沒有任何動力來實施有利于其它國家的貨幣政策。所以很多國家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匯率使得自己不受到危機的巨大沖擊，尤其是來自于美國。

　　如果看歐盟，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國家的經濟規模非常類似，在未來也是如此。如果看二十世紀的前半葉，這種可以避免潛在的沖突，比如說通過政治聯盟就能夠避免歷史再次重復發生，但在這里經濟刺激的元素有很大的不同。假設在一個桌球臺上，上面有三個球，一個是藍球，還有兩個是乒乓球，用乒乓球打擊籃球是無法影響它的，在非洲有三個正規的臺球，打擊是可以產生影響的，這是對稱的影響。對于歐盟來說，為了避免溢出效應就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貨幣。

　　2010年，日本目前的經濟非常強勁，但是在未來這種趨勢會改變，中國在實施貨幣政策時會考慮到別國的利益，正如聯合國應對美國和墨西哥的情況。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個亞洲中央銀行現在成立，中央銀行的行長可以由其它普通國的人來擔任。所以，如果你現在就建立這樣一個機制，就會凍結權力的分配，IMF由歐美人建立的，現在還是由歐美人主導的后起之秀。如果把權力的分配機構化，很可能這種權力分配就會凍結在時光隧道當中不能與時俱進，對于亞洲也是如此。改變這種特殊的情況應該考慮如何建立地區性的協調機制，換言之，東亞是否能夠看作歐盟呢？馬克思說：“意識會重復兩次，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如果我們繼續按照歐盟的做法，亞洲就會變成一個鬧劇。

　　怎樣的一個合理的機制符合亞洲動態的發展是重要的問題，再者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地區性的貨幣組織，而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比如說非洲，我想它沒有必要考慮這個問題，他沒有錢建立非洲基金組織，但是亞洲是有這個錢的。所以，其實亞洲可以建立一個相當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組織，這是現實的，因為亞洲有這個資金。IMF要通過向每一個國家派出三個主要的經濟學家監控其發展，我覺得這個提議是很不現實的。所以，我們還是應該現實一點，建立一個基金組織是現實的，但是別指望建立一個亞洲央行，這樣一個亞洲基金組織會覆蓋什么樣的一些領域？我們有一點是知道的，在亞洲有東盟成員國，十個成員，加上中國和日本自由貿易區，但是沒有東盟+3，為什么呢？這也反映了地區政治情況，即同樣的政治格局使得我們現在看到東盟10+3+3是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

　　從政治上講，這樣的一個組合是不穩定的，這個組合只能承認一個主導的國家。新西蘭不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印度的勢力會越來越強，如果現實一點，我覺得展望將來應該不是東盟+3，應該是東盟+6。只有如此，各國對于自己的國家安全會有信心，權力才能平衡，經濟的整合一體化進程才會開始。

　　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保護主義的時代。在過去一年半，如果《紐約時報》的文章能夠反映當時民眾的意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輿論界對于中國貨幣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2008年年底開始，大家呼吁中國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解決負起責任，尼克斯拉蒂說：“美國是消費大國，中國就推動美國人不斷消費。”美國人上癮了，不斷地消費，而中國人不斷推動他們消費，讓他們不斷負債。我們可以看到，2009年終以來，奧巴馬關于美對中進口的產品征收重稅，甚至說所有的產品要征收25%的關稅以保護自由貿易主義。《紐約時報》也稱人民幣要升值，中國通過固定匯率制度其實是在進行本幣的貶值，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方面的言論，有很多理論也試圖解釋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總之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言論制造的氣氛是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在全球危機發生之前，這種勢力就已經抬頭了。

　　我們來看一下標志著全球化進程停止的一個階段是什么呢？過去的十年二十年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了，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后，進入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隨后，印度也開始進行了經濟改革和發展，它的理由是糾正國際收支平衡表之不平衡。我們看印度是做得很激進的，不僅以貶值來促進出口，同時放松了《勞工法》，換句話說，印度1990年就進入了全球化的進程，進入了市場經濟。前蘇聯解體之后的小國家也開始進行了市場化和全球化，使得各國的勞動力無法流動，因為各國對勞動力進行了立法，這就提高了全球范圍內勞動力流動的難度。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的出口，出口的產品是不斷地在價值鏈的梯級上往上爬，甚至超過了南韓，我們看調整的速度和規模都是非常快和大的。

　　對美國來說，它的困難就是G7當中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最低的，關于下崗職工他們的保障水平是最低的，如果你問美國勞動力下崗的最大成本是什么，其實不是貿易導致的，而是技術的發展。我們看到美國在這段時間技術發展是非常之快的，平均工資實際上是在上升，但是失業率也在上升，這就說明導致失業的原因是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這個社會保障體系無法消化這么多的失業人口，對于政治科學家來說，這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美國對于貿易失衡的調整是如此僵化而不靈活，像日本、韓國這些在冷戰時對美國來說的同盟軍，所以在調整貿易失衡的時候也很難。真正相信自由貿易的是經濟學家，寫過一篇文章，如果說我們對傳統的理論稍作假設調整，對于富有的國家來說，自由貿易其實是很糟糕的，前提是假如美國不再進行科技上的發展和革命。他可能是說錯了，但是他的論文表示了美國反自由貿易的抬頭。

　　當然，除了保護主義之外，我們還要斗爭的就是CO2(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也是有利益的沖突，我們可以看到《京都議定書》并不是得到了所有國家的支持。我們看美國的立場有所轉變，因為它現在不是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國。其實，除了空氣污染之外還有水污染，在北京城50公里以外已經開始了水的分配制度，中國現在降雨的地理布局發生了變化，更多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北方有旱災。

　　國土局研究發現北方由于地下水的下降，地面也在下沉。解決的方法就是南水北調，要做三個大的水壩，前提是南方的降水不會下降，如果下降，三個水壩也不夠，只能讓人從北方遷徙到南方，而不是南水北調。

　　從喜馬拉雅山引水到中國也有可能，并不是說印度有水的富余，如圖所示各國地下水調用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升得最快的是藍色的這條線(印度)，相對于二十年之前，印度地下水面下降了很多。中國如果希望從喜馬拉雅山調用更多的水資源，就要做好印度有意見的思想準備。可以看出，爭奪水資源、環保都是大家未來要考慮的問題。

　　前面講到了金融機構的硬件失敗，各國的具體情況不一樣，各國之間可以借鑒，軟件的失敗教訓也是可以互相學習的，比如說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績。我們可以看看其它國家是怎么做的，我覺得最難做到的一點就是權力的失衡很難糾正，它不僅僅涉及經濟學家講的市場要搞好，同時涉及到政治學家講的政治要搞好。

　　最后講一下環境。環保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很多政治經濟的問題都難以解決。碳排放配額解決交易最好有一個制度安排，還有中國的核電資源也是一個有前景的發展方向，但是用核發電的話成本差不多要上升三分之一，所以從成本的角度來講，核電、風能、太陽能等等發電方式相對來說要考慮到成本收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