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由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開幕。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活動。以下為瑞典銀行Cecilia Hermansson演講。

　　Cecilia Hermansson：非常感謝邀請我到這里參加上海論壇，我是瑞典銀行的首席經濟師，同時我也是斯德哥爾摩的博士后，今天我想講一下在后危機時代遇到的挑戰。

　　首先，次貸危機在美國發生以后擴展到了全世界，然后造成了一場金融危機，現在也已經造成了實體經濟的危害，現在我們在歐洲也有了一些主權資金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財政問題已經擴展到了公共領域。可以說銀行業現在有了一些問題，當然這樣說也太簡單了，如果說是由于一些貪婪、資本的無度會顯得太簡單。這邊我也會講一些有關行為、心理的問題，幾十年前博格曾經說過，這跟一些瘋狂、妄想是連在一起的。這里面有三個主要的因素可以解釋金融危機的問題，我們要一并來看待。首先是我們有經濟政策的失靈，還有一個市場的失靈，同時還有心理學方面的問題。金融危機主要是在西方國家的一些問題，不管是公共還是私有領域，在平衡方面有問題的，包括中國也會造成一些沖擊，他們也對很多方面也造成了很多的沖擊，所以需要采取行動，很多的國家都有了一些銀行業方面的問題，造成了衰退。比如來看一下我們自己的國家——瑞典，我們也有了一場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有了一場金融危機，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影響，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國家都可以互相學習，來避免類似的問題發生。

　　現在，我們說一下經濟政策的失靈。我覺得在貨幣政策和財務政策方面都會有問題，怎么樣在世界上對這個發展進行一個平衡。首先我們說一下貨幣政策，我們覺得這里面有一些問題，就是對于通貨膨脹的目標定得太狹窄。通貨膨脹低的話，利率也會低，所以就會造成財政上的不穩定性，這會對財務穩定性在中期造成一定的風險。中央銀行的一個平衡模式只使用了一個金融系統作為中間的媒介，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財政系統完全可以影響到一個實體經濟。比如說理查德曾經寫過一篇資產平衡表的論述，我覺得也需要把這個資產平衡表考慮進去。我覺得這個需要有以下方面的一些補充，包括一些信貸的擴張，還有一些資產的價格等等。這樣才能避免財務上的不穩定。所以我們要有更全面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財務政策方面的不均衡，特別是在美國，在以前的阿南格林斯潘通常是降低利率，市場的價格就增長了。所以格林斯潘在這個方面也造成了很多風險和問題，不光是在財政問題，而且在家庭、不動產、公司等等。因為利率這么多，所以我們在錯誤上可以高枕無憂，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不完全如此，這就會很多的問題。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管制方面的問題。我們曾經認為金融市場是能夠自我進行調節的，現在發現不是這么回事，我們應該更有效地配置這種資源，減少風險。當說到管制的時候，不光有一個缺乏管制，而且我們還需要有一個更好的監控系統。一般來說，有時候一個時候只是看其中一個監管系統，其實我們應該把所有的監管系統結合起來一并來看，這樣更加全面。我們在進行監管的時候可以看到有的部分經常會有一些躲避監管的事情，在美國舉個例子，三分之一的系統是處于監管系統之下的，很多是從外部其它來源過來的，所以如果我們監管的話，應該對整個金融財務系統進行監管。

　　現在，我們在道德的領域方面應該也是要進行一個管制，有的人認為我們已經發展得這么大，以至于我們不可能會破產，這樣一種期望值就是有人在我們困難的時候會來拉我們一把，助我們一把。就是我們已經發展得這么大，如果我們倒閉會造成很大的麻煩的話，這樣一種觀念會造成金融系統很大的問題。

　　在危機過后，很多的金融機構，在美國實際上變得比危機前更大，實際上他們的這種觀念——“大了就不容易失敗”更加強化。還有我們經濟不平衡的發展，可能你們聽說過伯南克曾經說過這樣的一些話，雖然我不完全贊同。但是我覺得約翰·泰勒先生曾經描述過，美國儲蓄實在太少，結果造成了這種消費不可持續，最后造成了這種繁榮不可持續，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有道理的說法。

　　在很多的經常項目有盈余的國家應該更多消費，在經常項目下有逆差的應該更加注重儲蓄，這應該是一個長期的觀點，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的。比方說我們這邊有一些國家人口老化，所以需要更高的儲蓄率，比如說德國、日本，我們就必須來看這個問題，中國也是，就是如何增加內需的問題。一般我們不會說太多財務的問題，但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領域。在美國的財政政策是讓更多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房屋，所以他們的房屋政策當時不可持續。我們現在反過來看就能夠看清楚這一點，波羅的海的一些國家，他們的資本向我們瑞典的一些銀行進來，產生了一些過熱的情況。這時候，我們需要用一些財政緊縮和管制來對抗這種傾向。

　　說到波羅的海的國家，要講到他們之間的協調問題，金融系統越來越全球化，看起來監管也還是處于一種本地化、本國化的問題。下一步我們說一下市場失靈的問題，有很多的因素，就是為什么市場最后的方向不對。這邊我們看一下相關的因素，這里面首先是缺乏一個全面性的解決問題方式，比方說在銀行里面很多的董事會關注的都是一個短期的利益，而實際上他們應該看得更加長遠的利益，要看一種宏觀上的平衡，但實際上他們是更多地注重了一些短期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宏觀跟微觀兩者結合起來，我們需要把實體經濟跟金融系統更加好地結合起來，采取一種全面化的觀點，既要有長期，又要有短期。

　　在中國，你們在做長期計劃方面應該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歐美需要進一步加以努力的。另外，我們還有一些問題，就是模型本身就存在一些問題，比方說有一些市場的設想、猜想等等，他們認為不存在一些泡沫，甚至存在泡沫也不會太長。但是實際上這些設想都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覺得學術圈也應該建立更多的一些行為金融學，建立起更科學的一些模型。在模型里面放進去的信息也需要正確，在美國房屋價格同時下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有了這樣一個預先的設想，那么這個模型本身可能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你也會搜集很多的危機信息，但是所有輸入的信息有可能不準確。那么尼克拉斯有一個模型，也值得大家去看。

　　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一些很復雜，但是又有問題、存在缺陷的產品。包括一些抵押貸款、金融衍生品等等，這些產品很多時候，除了發明者之外，很多人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現在我們要更多地了解這些金融產品，并且知道它們在市場上的價值。在一個是我們的杠桿力度過大，比如說希臘，比如說其它有債務的國家(公司)杠桿化的力度過大，這樣很容易失控。當環境變化的時候，比方說到了2002年的時候，在美國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一直增長到了120%，所以債務的比例在大大增長，所以我們需要這樣一個過程，把杠桿化調到比較合理的比例。

　　另外，我們還在風險評估方面做得比較差。比方說很多的機構可能會說，當我們在分析風險的時候，我們對本公司的一些風險分析已經做得比較到位了。但是所有的公司結合起來，做一個宏觀的情況來看的話，就會產生一個問題，比如說風險的評估在宏觀層面上是做得不夠的。這在聚焦的領域也存在一些問題，所以在宏觀經濟方面會造成對風險的估計不足。

　　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需要在風險評估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另外，在評級的步驟方面我們也存在很多的疑問，比如說評級方面一般信用評級通常都是往上升的。那么在這個評級的過程當中，包括它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在信用評估方面都會有一些問題，而且這些信用評估也起一個雙重角色的作用，既也是作為一個評估，有時候也對這個產品做一個推介。那么，這里面我們有時候說投資者應該付錢來獲得這個評估信息，這樣會使得這個評估的過程做得更好。

　　下面我們說一下行為金融，這里面我覺得行為金融學對于學術界、對于政策執行人相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夠避免更多的一些錯誤。一般來說，在危機之前我們跟著領頭羊來說還是有好處的，但是一旦危機到來的時候，這種從眾心理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格林斯潘曾經說過一些不理性，在1996年的時候說過金融市場上一些不理性的現象，但是在2000年的時候，納斯達克的泡沫并沒有破滅，這里面其實就已經隱含了一些問題。同時，你也可以把希臘作為一個例子來看。比如說很多來希臘買了一些國債，現在看起來買希臘的國債并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這跟信息是有關的，不同人獲得信息是不一樣的，我們處理信息也是不一樣的，包括我們信息最后如何定基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有時候我們會過于自信，并且對于我們的掌控能力有一種幻想，在代表性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果我們現在有很多從歐洲來的負面新聞，很多媒體上經常會發一些悲觀的觀點，代表性不夠。

　　其它我們要研究一下文化差異。比如說在中國以及歐洲的學生，他們看風險方面是有不同的觀點，這與他們的文化基礎是有關系的。我們這里學到一些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呢？就是我們需要變化的動力，同時需要一種宏觀層面更加謹慎的規則，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對金融系統有更良好的發展。另外，如果調控過度的話也會有一些問題，比如說會對銀行的發展造成一些阻礙。

　　在這里，我們還需要這樣一個平臺，來進行全球的協調。另外，我們在北歐波羅的海的經驗也可以有所借鑒。從瑞典過去的金融危機1990年我們也可以學到一些經驗教訓，所以我們現在的集團的會議上也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作為銀行需要更多地承擔起一些價值觀以及社會職責，我們需要更全面、更長期的一些眼光。同時，我們需要對行為有更多的理解，并且研究過去危機的歷史，從過去吸取對現在有所借鑒的歷史。同時我們需要發展補償的計劃，以減少風險。 對于杠桿和我們也要進行一些調控，同時你在從眾之前需要進行一些更多的思考。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