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沃特財務集團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聯合主辦的 “2010首屆沃特金融峰會”8日在上海揭開帷幕。新浪財經圖文報道本次會議。以下為世界六大交易所圓桌會議嘉賓討論。

　　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到沃特金融峰會，歐未來五年及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定位與變化會怎么樣呢？下面我們會做一個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預測，讓我們有請《福布斯》中文版總編輯周健工先生，他作為我們這次圓桌論壇的主持人，有請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漫江女士。德意志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伯特·沃爾特先生。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貝哲民先生，國際清算銀行亞太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馬國南先生。

　　周健工：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這個圓桌討論有4位經濟學家和兩位中國人士，程女士常住香，馬博士在國際清算銀行亞太代表處工作，諾伯特·沃爾特教授來自德國，還有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先生，現在在美國人沒有在這個圓桌討論中了。下面這個圓桌討論是非常的獨一無二，我們會談中國在經濟格局當中的定位與變化，以及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預測。

　　今天上午都談了一些熱門的話題，匯率的問題，今天下午，我們談一些以5年為期的預測，談一些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中國下一個5年計劃，現在已經在考慮制定了，正好今天我們在這樣一個時候，在討論這樣一個話題，我覺得在時間節點是一個巧合，而且也再合適不過了。我有兩個問題，第一，請在座的每一位回答在未來的5年內，你認為中國的GDP的增長大致會在一個什么樣的水平？為什么？

　　程漫江：我們對GDP未來五年的預測是6.5%-7%的水平，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水平，跟中國的潛在GDP增長速度應該是比較一致，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由中國的勞動人口結構所決定的，這個問題我們后面還可以再討論。

　　周健工：6.5%-7%，諾伯特·沃爾特你的預測呢？

　　諾伯特·沃爾特：我認為是7%。關于不確定性，這取決于全球化會不會進行，我的假設是你的預測，環球的貿易會繼續的進行，還繼續保持比較自由，但是這個不是確定的，因為現在西方的國家很不幸，有一種自然的傾向要走向貿易保護主義。第二有很好的原因，讓中國過去十年10%的GDP增長會放緩，原因是中國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資源，現在這樣的能源資源是否還可以保持持續的供應，此外空氣和水的質量都有問題。我認為中國可以為自己謀取福利，如果它能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在未來的五年解決這些自然資源，我們情愿有一個比較低位的GDP，就算也一個比較低位的GDP，不會影響財富的創造，而且提升人民的福祉，雖然GDP的增速會下降，但是這樣做是我們所想看到的，是一種期望看到的情形，我認為7%的增長，它的假設是一個開放的自由的全球貿易，但是中國不能夠確保這一點，中國可以促進這一點，中國可以追尋一些經濟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更加有合作的精神，比過去的一些政策更有合作的精神，過去的一些政策使中國更多考慮自己的利益，比如中國和印度對于環境問題的態度在哥本哈根的會議上是不夠有建設性的，這個對中國印度也沒有太大的好處，這個必須要變化的。為了中印兩國的利益，為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利益，中國應該改變。

　　周健工：所以你認為未來幾年中國GDP增長會下降，而7%是比較有利的。

　　諾伯特·沃爾特：是這樣的。

　　周健工：你的預測是未來五年中國GDP增長會下降，他進一步的預測5年之后GDP的增速會進一步的下降。而這個對于中國和世界經濟有利好的，這是很有意思的觀察，我們問一下貝哲民先生。

　　貝哲民：我有兩點要說，超過7%的增長是壞事，如果低于7%，但是這個增長的質量還是一件好事，更多的重點放在服務行業而不是制造業。我不是那么關心增速，而是更關心GDP的質量而不是速度，我希望政府放棄GDP的增長目標。

　　周健工：馬博士，你的意見呢？

　　馬國南：現在有一些陰謀論，大家的想法都很想想，未來五年是7%左右的增長率，我也是想有兩點的想法，這個是7%的平均經濟增長的預測上面，第一點，未來5年可能中國經濟需要經過比較多的轉型，就好像一個賽車在一個彎道里面行使的時候不要開的太快。第二點，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積累財富而不是看比較高的GDP，因為每年你可以蓋很多的房子，得到很高的增長率，但是十年以后把這些房子拆掉又建，你可以保持很高的增長率，但是這個國家的民族財富積累沒有做的很好。

　　周健工：我們達到一個共識就是7%，需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追求財富的增長而不是GDP。我現在問個問題，假如你有機會向中國的決策者建言獻策中國未來五年的計劃如何制定，比如其中三個重要的問題有哪些，應該采取哪些政策來應對？

　　程漫江：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中央剛剛開始研究“十二五”的計劃，我認為在這個計劃使的制定過程當中，確實有很多的問題是跟以往前“十一五”計劃非常不一樣，前幾個問題需要關注的我覺得有這么幾點，第一點，從最高決策者的角度，需要認識到中國的潛在GDP的增速，由于人口結構的原因，正在逐漸的走向向下的一個趨勢，所以剛才大家已經有共識，覺得6.5%-7%的GDP是未來比較合理的一個GDP增長速度。但是在十二五的制定過程當中，應該每一個部分都圍繞著這樣的主題來走，過去8-10%的GDP增長速度這樣的增長階段可能已經過去了，一點看上去比較簡單，但實際上要真正的做到還是非常的一件事情。第二點，實際上由我們所了解到的信息來看，中央也已經認識到了，在整個十二五的計劃里面有關人口工資，以及社會保障的問題，可能會提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這個是跟前一個五年計劃非常不一樣的地方，中央也認識到中國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進入新的經濟發展階段，這一點是確保我們未來整個經濟沿著一個比較健康，一個比較良性的軌道向前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障因素，后面如果有機會，我再把這個問題深入的探討一下。第三點我個人認為是中長期和短期都需要關注的問題，這個就是從長期來看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從短期來看是由于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說出現了一些和不同于2008年以前的一些情況，所以我個人認為，在十二五整個計劃的制定過程當中從宏觀當中要高度關注通貨膨脹的問題，雖然這是一個短期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對于整個十二五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轉換都會埋下重大的隱患。通貨膨脹的問題，從表面來看是一個短期的問題，但是又回到剛才講的人口結構的問題，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由于我們處在一個劉易斯第二拐點的階段，所以通貨膨脹可能會成為整個十二五期間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因為從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來看，在劉易斯第二拐點這樣的短期時間段上，比如3-5年的時間段上，都曾經出現過相對比較高的一個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整個十二五計劃的問題，應該說圍繞著結構調整，但是要把怎么樣來治理通貨膨脹和引導通貨膨脹向一個比較健康良性的軌道循環作為一個首要的任務。

　　周健工：謝謝。諾伯特·沃爾特教授，你的建議是什么呢？

　　諾伯特·沃爾特：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短期的問題，現在在2、3年期間，第二個是中期的問題，我們需要把短期和中期分開來看。我同意在短期由于經濟有這樣的動態，有這樣的一個勢頭，通脹很重要，我們要持續一致的來控制過度的需求。這個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讓中國的人民幣能夠升值，升值的速率應該達到2005、2007年的水平，2%太少了，不能夠發揮效應，中國應該用民意的利息、利率來打壓整體的需求，因為如果我們做了太多的定量控制的話，那么你就把金融的交易從銀行系統轉向招商引資系統，這個對于監管是不利的。在美國和歐洲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負面效應，所以這是短期要說的。

　　在中期，前總統布什今天講到了，經濟學家就會講一方面另一方面第三方面，那我就講第一方面，不要聽太多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意見制定經濟政策，他們可能對美國是合適的，但是他們的建議對于其他的國家可能不一定好，那么他們給日本出了很多壞主意，結果日本的債務高漲，日本的經濟非常的糟糕。這些經濟學家給中國的建議刺激需求，這是不對的。第二點不要相信人的理性，理性的判斷，人只是部分的理性，有些事情太明顯了不要忽視，你問一個年輕人如果他18歲，你要他現在就存錢來養老，他看著你笑一笑馬上忘記了，所以你必須有這個義務的養老政策，不要聽美國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靠自由，那么如果你認為人們會有理性的行為，這個只會造成羊群效應。這個對于實施政策的國家沒有利益，和這個國家有關系的近來體也沒有利益，所以自由浮動的匯率在造成過度，我覺得有些指南它是值得捍衛的。

　　另外，環保問題很重要，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不要認為美國人在環保方面是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好的是日本和歐洲國家，如果你想達到一流的環保政策，你們看看日本人和歐洲人已經做了一些什么，不要去參考美國，也不要被美國的市場營銷所忽悠。

　　再說到社保。歐洲人跟你們講的話不要聽，歐洲人一直是說納稅支持社保，已經做了兩代人，隨著歐洲人口的變化，這一套已經不能奏效了，如果你想搞的一團糟，你想讓老年人陷入貧困，你就需要跟隨歐洲社保系統，千萬不要聽歐洲做一個更聰明的系統，這個系統要創造一個環境，讓更多的女孩子生下來，你們缺少孩子但是缺少更多的女孩子，我們現在男女真口的結構已經達到120：100，這是自殺，這個太糟糕了，我們要生更多的女孩子，還要做更多社保方面的工作，能夠讓這個系統生存下去，你們得向歐洲人一樣做一些他們現在還沒有做的事情，也就是要推遲退休年齡，現在的工作人和以后退休的人讓他們晚退休讓他們有更加多的勞動創造力，你們和我們都要教育年老的人，這是我們中期和今后五年要做的事情。

　　周健工：剛才我們已經講到有關人口狀況方面的一些變化情況，我不知道貝哲民的看法是怎么樣的？

　　貝哲民：我覺得程女士跟我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首先中國的確現在面臨著一個結構性的短缺，比如講到原材料結構性的短缺，以前中國可能內地像沿海地區去輸送很多的原材料和勞動力，按照現在內地地區他們自己也發展，也需要原材料也需要勞動力。我相信這樣的一種結構性的短缺，可能對于中國會構成短期甚至于更長時間里面的通脹壓力，到底政府在未來的5年計劃當中有什么樣的考慮？我知道現在可能已經開始從關注外需到內需，光是這樣的關注是不夠的，中國將始終是一個制造大國，這一點和德國是一樣的，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制造業的規模實在太大了，制造業大概是占了中國GDP的35%，這個制造業的比例跟臺灣或者是韓國相比的話，中國制造業所占的比例是大大高于那些地區，中國將來要更進一步的來推廣服務業的發展，包括金融服務業、教育行業等等，這些有可能有助于中國將來來克服結構性短缺這樣的問題，而且可能能夠幫助中國實現更加可持續性的成長模式。

　　馬國南：我覺得有三個挑戰中國政府要注意，在未來五年里面，第一在盡可能五年時間里面把中國的金融制度能夠有比較大的改善。因為中國的金融制度金融市場還是比較落后的，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早晚會帶來很多的問題。過去十年中國已經為銀行改革買了很多單了，再這樣下去每隔十年買一次單給中國經濟會帶來很不好的影響。金融體系的建設我認為是第一大挑戰。第二，盡可能在各行各業擁有比較公平的進入準則，盡可能減少進入的壁壘和障礙，這樣使得競爭更加的公平，我認為只要進入更加公平的話，這樣避免貿易伙伴指責獲得不公平國家補貼，中國的經濟和競爭力更高，我不知道中國的順差會不會更大。第三中國搞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原因是有幾個，第一，在迅速增長的經濟里面，往往有很多壓力和怨氣，有社會保障可以減少這一方面的壓力。第二是社會保障有利于中國經濟的轉型，但是中國需要做的是在基本的保障方面盡可能把安全網做寬和全國更加統一，而不是朝著福利國家這個方向走，要很小心，因為安全網不是一個免費的午餐，安全網是需要錢的。剛才幾位嘉賓講到人口未來十年的變化問題，如果是一個很貴的安全網再加上人口的老化，這兩個加起來到最后20、30年以后中國政府負擔不了，這個時候再改就很困難了，我們看看現在美國的醫療改革就可能為下一代人帶來多大的災難，所以未來五年的計劃要設計好。

　　周健工：謝謝馬博士。下面問一下程漫江女士，其實我們談到一個長期的問題，國內比較官方的語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不平衡到平衡，其實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接著你剛才的一些談話，它實際上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系統性的問題，你覺得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比較好，比如中國還面臨減排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內需和外需的問題，很多的問題糾結在一起，無從下手，你覺得從哪里切入比較好一點？

　　程漫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全球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是兩個既聯系，但是又不盡完全相同的一個問題。從全球來看，確實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經濟國家，他們的不平衡，我覺得主要是體現在他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經常帳戶占GDP的比重過高，這樣的一個問題，從表面上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表現形勢是這樣，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經常帳戶贏余占GDP比重相對也是比較高的以后一個狀況，所以全球的經濟不平衡，主要的原因應該說還不在中國一方，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從01年開始美國為了應對當時經濟衰退，采取了非常長歷史上來看也是長時間的一個寬松貨幣政策，這樣的政策使得美國的經濟增長，在IT泡沫破滅以后可以維持相對比較長的一段繁榮的時間，我認為在整個2000年以后全球經濟增長不平衡的一個核心的焦點是美國過去確實是實行了相對過度寬松的一個貨幣政策，部分是這樣的一個貨幣政策的結果。09年金融危機這樣的一個爆發，是對美國過度寬松貨幣政策的一個修正，這個修正目前是以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過高為代價的，從長期來看過高的財政赤字是不能持續的，從比較悲觀的角度來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看到，整個全球的需求可能面臨著一個危險，在這樣的一個危險過程當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怎么樣來做一個相互的調整，我認為是今后5-10年面臨非常大的一個挑戰，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話題，不可能在短期有非常容易的答案。現在全球都聚焦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只要把值升上去，全球經濟增長不平衡的問題就可以得到順利的解決，其實這個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我個人更傾向認為是中國自身的一個問題，而不可能說作為一個全球經濟增長不平衡一個關鍵點，所以我不同意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是一個關鍵的切入點。全球經濟增長不平衡的解決方案，恰恰要從各國國內的政策去找，在國內可能是一個如何降低儲蓄率，增加國內消費的問題，在美國正好是相反，怎么樣增加它的儲蓄率，而使它的消費不是以現在這樣一個過度的形式存在，在這個過程當中逐漸減少向外的借款，把本身國內財政赤字也逐步降下來的過程。所以國內政策的調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從中國的不平衡角度來看，過去的十年，我們借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中國加入WTO的一個比較好的契機，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得到了許多，但是也失去了多，比如環境、全民福利等等，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由于我們的工業化過快，造成了一些不適當的成本。在未來，中國本身的一個調整，有賴于國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其他的一些改革，相互配合的一個過程，而不單單是所謂的人民幣匯率單方面升值就可以解決的，我承認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是這里面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但是它絕對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個唯一的一個問題。

　　周健工：諾伯特·沃爾特先生，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他們其實現在都已經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政府債務問題，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希臘已經國家債務的問題，那么在美國我們知道政府的舉債比例也是非常高，日本也是同樣如此。我想問一下你對于全球經濟的增長是不是持一種悲觀的態度呢？我是指未來五年里面全球經濟發展。你對中國在未來五年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看待的？

　　諾伯特·沃爾特：我很懷疑我們的經濟復蘇勢頭是不是還會保持“V”字型，我自己非常的懷疑，比如在歐洲、美國，到底我們是不是能夠看到一個“V”型經濟的反彈，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措施，可能不是具有可持續性的。我想我們不應該指望當前所采取的一些恢復經濟的措施，它能夠持續的發揮效應，在2011年在很多的國家包括在發達國家可能都采取一些財政上面的手段，我們在有一些國家他們其實現在已經政府的舉債比例太高了，而且現在是靠金融危機使得他們的比例有所下調，像是匈牙利、希臘都是這樣，所以在短期之內，對于整個世界來說，包括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其實還是會看到一些比較消極的趨向。另外我們也必須要關注像是失業這樣的一些問題，我想在未來的5年里面，當然很多都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里，我其實還是一個樂觀的人，就像剛才前美國總統說到，如果歐洲的各國的領導人他們能夠攜起手來，能夠延長人們退休的年齡，能夠給嬰兒潮出生的人們更好的教育，這可能意味著我們能夠看到一些轉機，比如利用高科技的解決方案，包括像是在服務行業里面我們也擁有一定的優勢，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源的節約儲存等方面，在所有的領域我們都還是可以有一些作為的，而且現在由于新興市場的星期，這些領域的進展更加的值得關注，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好這樣的一些機會，我們不僅僅對于中國對于亞洲，包括拉美新興國家帶來的機會，也能夠對于全球帶來轉機，當然其中我們要有更加深入的改革。如果我們有太多的人依然認為他們不好好的工作就能夠致富的話，這樣的觀念是垃圾觀點。

　　周健工：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歐美國家的度假天數太多了？貝哲民先生你看中國其實是一個世界工廠，而且它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些環境方面的問題，那么在你看來，講到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在未來5年里面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比如中國現在因為大大的依賴于原材料、能源，還有海外市場，所以你覺得中國未來5年地緣政治風險是什么的情況？

　　貝哲民：今天講了很多中美關系，在未來五年里面，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是會相對的穩定，兩國在這一方面都投入很多，現在我們要關注的是中國和新興市場之間的關系，比如中國的出口總量現在有30%是出口到新興市場。新興市場與此同時和中國之間有更加直接的競爭完成，比如中國可能現在也在蠶食一些新興市場的份額，你們如何看待巴西、埃及、印度，中國在過去十年里面，可能和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貿易上面的競爭，中國有5%-6%的國家從這些新型國家進口的，這也給中國帶來一些失業上面的壓力，中國同時也給這些國家帶來壓力。印度在未來五年的規劃當中對于來自于中國的壓力已經放到議事日程上面。

　　下面再來看進口問題，現在中國還是有勞動力短缺，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到2030年中國所消耗的每2-3桶原油當中就有一桶是進口的，這其實也是為什么中國在大力投資于中東的原因。我相信也許隨著這樣的一個局面發展，中國可能也會和中東國家之間的關系會出現一個非常妙的變化，比如中國現在原油進口當中30%、50%來自于沙特，這樣它和沙特的關系就變得比較的微妙。

　　周健工：現在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仍然是人們關注的問題，它對全球來說還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比如在未來5年，人民幣的匯率政策和匯率的形成機制會是一個什么樣子？當然這很難預測，人民幣在全球貨幣市場上面的地位究竟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

　　馬國南：第一回答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第二是指在國際上使用人民幣或者是人民幣在國際體系上面的問題。首先匯率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觀點，中國是一個大國，已經太大了，很難將自己的貨幣放到任何一個貨幣里面所以中國長遠來看不要盯著任何一個單一貨幣，這是第一個基本的事實。第二點，中國也是一個大國，是內陸經濟，應該有相當的政策靈活性和自主性，也需要一點匯率的彈性，對于中國的貿易伙伴來說，對于全世界來說，匯率一定程度穩定性也很重要，這里面就產生兩個問題，第一，什么是彈性，什么是穩定性。第二，考慮彈性和一定程度的穩定性。我個人認為，穩定性也好，彈性也好，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人民幣跟某一個貨幣的穩定性，或者是人民幣跟另外一個貨幣的彈性的問題。第二，是人民幣跟一攬子貨幣的穩定性和一攬子貨幣彈性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已經和全世界很多國家交易，所以中國不要盯著單一貨幣，中國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許雙邊有比較大的彈性，任何雙邊的匯率有比較大的彈性，但是中國的匯率也不應該有太過分的浮動程度，因為太多以后，可能對于全世界的金融體系不利，所以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起碼在過度階段里面盯著一攬子的貨幣，今天早上有人說走新加坡的道路，我認為中國從05年到08年時間里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越來越多是盯著一攬子，美元正在逐漸減少，很可惜金融風暴把中國的這個做法中斷了，中國人民幣又回到了盯著一攬子的情況，這是很可惜。在對應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政府想到兩點，都是朱镕基想到的第一個頂住美元，第二個是財政刺激。很可惜盯住美元時間太上了。第二個是關于人民幣在全球當中的地位的問題。往前看中國要更多把自己的國際資產用人民幣來定價，你看看中國現在的國際資產負債表，你就可以看的出來，中國的資產基本上都系以美元計價的，中國的FDI的負債很高，這些負債實際上是人民幣的負債，長遠來看這是第一步可以走的。第二中國其實可以更加鼓勵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有一個很大的限制，今天早上很多人的資本管制的問題，但是中國不能等到資本管制才推行人民幣在國際上面的更多使用，中國利用自己是一個全球第二大的貿易國和第二大的債券國這兩個優勢盡可能的推廣人民幣在國際的使用，當然早晚還是要減少國際資本的管制。但是我認為不一定等到這個時候才動手。

　　周健工：今天大家更多談到是貨幣的問題，最近無論是中國經濟還是全球經濟，現在有兩個現象很有意思，一個主要是從美國出現的唱空中國的聲音是持續一段時間，巴黎一個主要的原因還是看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這是一塊。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政府的系統里面負債的衡量，其實這兩個問題是多多少少有聯系的，比如中國政府負債的情況更多指向地方政府，我們知道中國的房價這么高，或者是國際上人所說房地產泡沫，多多少少是跟地方政府的財政的情況是有關系的，那我想接下來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實際上我們說它是一個短期的問題，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情況還有中國健康的房地產的情況會是怎么樣？我想請教一下在座的幾位經濟學家。

　　程漫江：這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中國房地產市場實際上伴隨著中國作為制造業中心的崛起，我認為在過去十年這樣的一個發展，其實是不能夠一概而論的，我個人的看法，在08年之前，中國房地產市場雖然說有局部的泡沫或者說局部的不健康這樣的現象，但是整體上還是相對健康的，這個是跟中國整個國力的提升，跟中國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相一致的市場發展過程。但是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偏離了原來這樣一個相對健康的軌道，那這里面的核心問題，剛才周總提到跟地方政府的一個財政結構相關，但是我個人認為更多是跟中國09年所推行的一個貨幣政策應該說是有直接的聯系，大家都知道09年中國實行了一個所謂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個貸款的總量在一年實際上是達到了10萬億左右，可以說，政府官方的數據是新增貸款9.6萬億，但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新增貸款的總量是超過10萬億的規模，所以這樣一個過度貨幣的投放造成了09年-2010年這段時間中國房地產市場上一些不正常現象的一個根源，政府雖然從很多的方面在探討如何抑制房地產這樣的一個不太健康的狀況，但是我個人認為，貨幣的發行，或者是貨幣政策的取向，仍然是決定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中之重的問題，地方政府在這里面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的財政一個結構里面，有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實權不對應的根本性的問題，而這個財政體制的改革，確實也不是一年或者是兩年能夠就立刻見效的，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面，由于地方政府缺少必要的財政來源，所以土地的收入就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里面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目前還不能夠完全施行一攬子財政體制改革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在2010年到2016年下一個五年計劃過程當中，要對整個地方政府財政機制的透明性和它對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考核，加強監督和這樣的一個考核機制，對于整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個只是我認為相比貨幣政策而言，相對次要一點的因素，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是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周健工：因為下一個小組討論，所以我們不得不結束了，如果大家還有問題想跟在座各位有想深入的討論，可以在會后進行交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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