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經濟觀察報》社 主辦的“2009年度觀察家年會”于2010年1月16日在北京舉辦，主題為：中國再出發。上圖為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

　　賈樟柯：大家好，今天是《經濟觀察報》的年會，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電影業經濟的情況。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個做服裝生意的朋友談這個產業，這個朋友問我電影業一年有多少產值，我大概計了一個數字，大概是5億或者8億，我報出這個數字，那個朋友非常震撼，為什么？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說你們整個電影也一年產值還不如我一個服裝公司多。那時候的確是電影業，處在很原始的階段。但十年以后，到2009年，差不多整個中國電影有60億產值，特別是一到賀歲檔，各種各樣的電影就擁堵到一起，都想爭奪這個檔期，非常熱鬧，占據了大部分報紙、電視，非常關心這幾部賀歲片的業績。同時這些電影里有王先生談到的《三槍》。我們發現今年整個賀歲檔的營銷策略特別奇特，有一點，我的特點非常賤，制作水平之低，甚至虛實漏洞百出沒有關系，觀眾會接受，喜歡這樣的電影。的確是，這十幾年電影觀眾對電影要求逐漸下降到減壓、搞笑，如果電影提供這樣的娛樂，就會受到熱烈的追捧，創造很好的產值。

　　另一方面在《三槍》里有新的營銷手段，一邊營銷電影，一邊謾罵知識分子、經營文化。這里就是說你會感覺中國整個電影一方面是產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現了很多所謂硬道理，就是票房。在這之外，一個電影不應該有思想，一個電影不應該有擔當，它只是娛樂，中國電影最缺這樣的電影。但問題是這樣嗎？《阿凡達》也到了，即使是在好萊塢這樣的流行文化生產的工具，他們生產的電影里都會有他們的價值觀，都會有清晰的哲學。通過通俗的方法，通過一個甚至連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種方法來傳播出來，那么即使在好萊塢電影里，也是有思想訴求和哲學訴求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對電影的要求其實已經是降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問題的悖論就是與此同時有一個聲音說，中國的文化或者中國的電影要走出去，這些年國內很多機構每年花很多錢幫助中國電影走出去，問題是輸出中國的文化，輸出中國的價值，我們的價值是什么呢？我們有沒有清晰的價值觀，這值得懷疑。所謂中國文化目前輸出的工作，其實是偽命題，因為我們沒有完成一個工作，就是明確和梳理全體公民都可以認同的價值觀，而且是不是埋藏在我們的心里，這可能是目前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而且是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么多人口的一種悲情。我記得我在奧巴馬當選總統的第二天，我應該是在從香港到臺灣的飛機上，聯合報正版登了就職演說詞，我在航程的閱讀過程里，可以說讀的熱淚盈眶。我感動并不是他講的那些東西，那些東西里無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公正、環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處境。這些東西都是非常簡單的一些公共價值，問題是在他的就職的時候，他可以大聲講出來，可以清晰的表述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精神。但在我們的環境里，我們透過文學、藝術，我們目前所受到的阻礙，也就是說官方所模糊的價值觀跟我們都已經接受的價值觀之間的一種沖突，讓我們的文化非常的奇怪，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形狀。所以配合到一起，一方面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年發展速度非常快，發展速度越快越成為形象模糊的龐然大物，于是很多東西來了，對中國的恐懼，對中國的不理解，這背后就是我們跟文化工作有很大的關聯。我們一直沒有能力梳理清楚一個清晰的價值觀，通過文化、思想、寫作、電影傳播出去，沒有辦法表述中國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的感受我們內心世界的表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首先做的并不是怎么輸出文化、輸出藝術，而是我們是不是首先要形成一種共識，理清楚我們的價值觀。或者這個價值觀并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發明的，而是需要我們清晰的接受它，其實它都是一些通俗的東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難接觸、理解的東西。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文化的輸出背后就有一個問題，這些文化由誰輸出的，或者我們梳理價值觀的時候，去理清楚公共原則的時候由誰承擔責任，我們都是從80年代過來的，我們都明白從80年代末開始，逐漸的去經營化、詆毀經營，逐漸讓思考思想化，這個過程中，當然過去經營文化里有很多負面的東西，比如擁有知識像擁有財富一樣容易炫耀，或者可能跟現實脫離的部分。但問題是到了當代，我們這么多咨詢、信息通過互聯網等渠道涌到社會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知識階層，經過嚴格、系統的知識訓練，面對這些發生在我們生活里的事情，面對它的紛繁復雜，可以用它的系統，比如對電影行業要判斷一部電影，那就要系統關上和梳理電影的發展，你可能一個新的電影出現的時候，才可能對它有一個評判。所以如果我們缺少或者我們一直壓抑知識階層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由誰負擔思想的工作，由誰負擔輸出的工作呢？這就是問題。問題的所在還在于經營本身和民眾是不脫離的啊，知識階層本身是大眾一部分，如果人為的將知識階層和大眾剝開來，變成面部不清的階層，那我認為是離間記，那社會所發生的情況，需要發出的聲音很難有一個管道抒發出來，最后就變成大眾的狂歡。

　　我也是從縣城長大的，我也是從文化資源非常稀缺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在我的成長過程里，我最容易看到的除了電視之外就是香港錄像，就是武打片，就是這樣的一些文化產品，但問題是那時候還有一些閱讀。我記得我在80年代中，應該剛上初中不久，我讀了一本小說路遙的《人生》，還還可能看愛情故事，看完之后你發現里面在講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戶口的問題，戶籍的問題，在我的身邊存在很多這樣的情況，因為雖然我是縣城的，是市民戶，吃公民印(音譯)的。初中有很多學生都是借讀來的，他們拼命學習，想考上一個好學校，就可以變成市民。讀完小說之后我就明白了戶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們生來都是十幾歲的孩子，為什么我是市民他就不是。即使是這樣的一個少年，通過閱讀、嚴肅的文化，一下打開了我的思路，給我一點點反叛精神。這個角度一直講民眾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嚴肅的文化，這是一個誤讀，我相信如果中國再出發，我們要重新重視知識階層，不要把它作為我們的生活里不能出現的群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