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9日，第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隆重召開。上圖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黃奇帆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北京大學MBA聯合會承辦的第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隆重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是“金融危機后的中國經濟”。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論壇，上圖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黃奇帆演講。

　　大家好！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是在聊天時談到“世界是圓的”，“世界是平的”時候說的一句話。最近《財經》雜志的記者來采訪我，對此也作了一個應答。今天，我借這個題目要講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整個世界更多地依賴重組擺脫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機以后的階段，更要多依賴重組的思維來抓住機遇。

　　什么是重組？

　　重組實際上就是對各種資源要素進行重新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達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發展無非是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運動，任何事物的運動都離不開一定的條件。重組就是改變條件，條件改變了，事物運行的軌跡就會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改變條件的行為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重組。其實，改革和創新就是對條件的改變，因此它們也可以視為重組。

　　重組的目的有哪些？

　　作為管理者、企業家、或者政府官員，我們為什么要進行重組？歸結起來，我認為主要有五點：

　　第一是為了獲得超常規發展。即迅速擴大規模、占領市場，獲取戰略性機會，實現超常規發展。

　　第二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某些問題或許由來已久，傳統的方法不能解決、堆積至今，那就可以考慮運用重組的思維。

　　第三是為了解決廣泛存在的問題。某些問題廣泛存在于各個企業、各個地區或者各個國家，對于這類普遍卻又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通過重組加以解決。

　　第四是為了擺脫困境和危機。不論是經濟危機、企業危機還是社會危機，都可能帶來嚴重后果，有時候就需要通過特殊手段予以擺脫，這就需要重組。

　　第五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當今世界風云變幻，在新的時期、新的階段和新的條件下，想要取得新的突破，保持競爭力，就需要用改革和創新的思維，也就是涉及重組的思維去想問題。

　　重組的方法有哪些？

　　談到重組的方法，基本上有以下五種。

　　第一，邊界調整法。任何企業都是在一定邊界條件下運行，調整邊界往往能改變企業的運營環境，實現優劣的轉換。比如，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冗余人員多、負債率高、社會負擔重等問題，一個企業可能有90%以上的負債率，50%以上的冗員，還承擔著各種社會負擔，這樣企業的經理肯定不好當。而朱總理在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改革，實際上就是對邊界條件的調整，通過實行下崗再就業、消除企業冗員、債務剝離等，使企業重新煥發活力。實際上，國企邊界條件調整后，許多優秀企業家才能脫穎而出。剛才李榮融主任講到的近十年國有企業的偉大成就，應該就是90年代中后期國家調整國企生存邊界條件以后產生的效果。

　　第二，資源優化配置法。即在市場原則下，通過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提高各種要素利用率，取得更大收益。我們很多企業間的強強合作、或者強弱兼并，都是調整資源配置的結果。

　　第三，利益分配法。簡單地講，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過改變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來進行重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來是這么分配的，現在為了新局面和新目的，把這個蛋糕重新調整，以后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四，機制變革法。就是對企業內部或者系統內部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重組不僅需要外部條件的改變，同樣需要對內部機制體制優化。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實現上市、社會或者事業單位改制等，都屬于這一類重組。

　　第五，管理和措施調整法。比如對不適應的管理層進行調整，啟用懂市場、會管理的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對管理方法進行更新；或者出臺新的政策措施，調動各方積極性，促進企業規范高效運作。

　　重組需要把握的原則

　　在實際的重組過程中，我覺得還需要把握一些至關重要的原則。

　　第一是選擇恰當的時機。重組需要外界條件的支持，而外界條件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這需要選擇正確的時機。否則，重組機會可能稍縱即逝，不僅會導致成本大大提高，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

　　第二是選擇恰當的合作對象。重組不是群眾運動，它涉及權利和資源的重新分配，是有實力有資源的對象之間的合作，合作對象的選擇關系重組的成敗。無論是競爭對手還是戰略伙伴，重組中都需要默契地合作，推進重組的順利進行。

　　第三是堅持多贏的原則。重組會涉及多方主體的利益，而實施過程則應該是利益均分，實現共贏。比如某一原股東退出，債務人不能過分賴帳、債權人要適當讓步、要保護小股東的利益。各主體之間應該堅持共商協商，必要時共同妥協，各退一步，然后進一步做大蛋糕實現利益多贏。

　　第四是要依法，依市場規則，依公平正義原則辦事。重組涉及利益調整，絕不能搞損人不利己或損人利己的事。

　　第五是要適可而止，量力而行，防止出現解決一個危機卻引發了一個更大的危機。

　　危機背景下，重組助推重慶經濟的發展

　　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拯救各種金融企業，這些都涉及重組的概念。我們國內的社會改革、企業改革、經濟改革也和重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我這里想講講重慶政府在金融危機中所做的一件事，這是和重組有關的案例，也是和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有關的一件事。

　　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危中有機，危機中往往產生技術革命，會帶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成果，這種技術革命幫助我們走出困境。現在大家說金融危機中的技術成果，大多講到低碳經濟，講到新能源等等，但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新技術就是信息產業的革命性發展。

　　由于集成電路的技術進步，一個筆記本電腦的功能比20年前的巨型機還多，這是集成電路的發展產生的效果。面板顯示屏替代彩管波殼這樣的顯示系統，使得臺式PC機都可以變成薄型的筆記本電腦；同時，基于無限上網技術的普及運用，電腦上網可以像手機一樣使用，而不再需要拖著尾巴用光纖電纜。

　　眾所周知，金融危機沖擊的產業較多。但是對于筆記本電腦市場，其不僅沒有萎縮，反而年均增長30%。據預測，2012年，世界筆記本市場將會達到3億臺以上，相對于2008年的市場將增加1.5億臺左右。這個認識是世界電腦巨頭的共識。在這種背景下，重慶市政府順應“臺式PC筆記本化，筆記本手機化”的潮流，當機立斷，迅速行動，我親自到硅谷跟惠普的總裁討論，較好的抓住了危機中的發展機遇，2009年成功引進了惠普3600萬臺筆記本產業基地項目，這個基地不是原有的在沿海分布的1.6億臺轉移到重慶來，而是新增的1.5億臺的一部分。

　　惠普是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最重要的企業，在現有的筆記本電腦市場份額中，它約占30%，在新增的1.5億臺市場份額中，它當然想再囊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為此他確定在重慶搞個3600萬臺的筆電基地，他們自己只負責設計銷售，把生產制造外包給富士康、廣達、英業達等臺灣企業。這些企業到了重慶當然也不會只為惠普一家代工，他們也為其他的電腦品牌代工，這樣一拖三，三拖六，最終在重慶將形成8000萬臺的產能。

　　重慶能夠成功引進該項目，具有五個積極的意義。

　　一是有力推動地方經濟快速增長，調整了產業結構。在未來三四年，重慶能夠成功實現再造一個現有工業的夢想。2008年重慶的工業銷售值約為8千億元人民幣，而在惠普、富士康、廣達和英業達等企業零部件加整機全面投產后，將會產生7千億多的銷售值，再加上打印機等配套就會帶來8千多億的產值，幾乎再造一個重慶工業。推動信息產業占比超過35%，有效提高了輕工業、電子工業以及高科技產品的比重，調整了重慶原有“傻大黑粗”的產業結構，推動了整個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是西部一般比較閉塞，產業外向度不夠。整個中國大陸每年25000億美元的進出口額，中西部地區只占很小的一塊，重慶在2008年全部的進出口僅100億美元左右，但是這個項目完成后進出口額就是1千億美元，會使重慶成為西部的開放高地。

　　三是產業帶動力大，不僅是工業發展，還會帶來航空物流、鐵路公路運輸、貿易結算、第三產業的發展。

　　四是調整了重慶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這個項目要吸納40萬人就業，主要是信息技術背景的大學生和藍領工人。重慶幾十所大專院校，包括中專職業學校，可能培訓人員的結構都要調整。

　　五是縮小了東部和西部之間信息產業的差距，2008年1.6億臺筆記本電腦，中國大陸地區生產1億臺，基本分布在沿海，東南亞和印度生產五六千萬臺，未來新增的8000萬臺分布在重慶，重慶就會成為中國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基地，同時也是亞洲最大的一個基地。

　　為什么惠普項目就可以產生如此積極的效果？歸根到底，可以認為是重組的效果。重組的思維方式、重組的模式吸引了跨國公司入駐重慶。

　　第一，重慶這個項目，既不是簡單的加工貿易梯度轉移，也不是中國沿海勞動力成本、資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導致的產業轉移。而是在危機中，用重組的思維把握住了深化改革的機遇，用重組的手法有效調整了筆記本電腦市場的全球格局。重組化危為機，幫助重慶受益。

　　第二，在金融危機情況下，在油價、物價、運價飛漲，世界變得不再平了，跨國企業竭力尋求何處加工才能降低成本。相對于沿海，重慶的物流成本是一種劣勢。重慶與沿海之間的距離2000公里，來回4000公里，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的加工貿易模式，不管重慶的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稅收政策多么的優惠，進項物流成本還是做不到。所以，通過垂直整合的方式，一方面，通過整機銷售企業帶動零部件生產企業的進入，或者零部件生產企業延伸生產整機，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本地物流產業，這樣便形成了協同效應，強化了地區的競爭優勢。

　　第三，該項目重組了加工貿易的價值鏈。現階段，中國凈出口2.5萬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約1.2萬億美元。但是，加工貿易過程中的設計、銷售、物流和金融結算幾乎都不在中國，我們只是處在“微笑曲線”的最低端，通過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賺取加工費。事實上，每一年結算中心流失的財富要比加工貿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在引進項目時，我們考慮到這一點，就申請設加工貿易結算中心。歷時三個月的討論，重慶結算中心于2009年9月份成立，10月份正式運轉，使跨國公司在整個亞太地區的1千億美元結算額逐步放到重慶，從而引導中國大規模加工貿易結算價值財富的回歸。

　　重組延伸產業鏈，加強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互動

　　結算中心的設立，其核心作用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結稅。結算稅收，包含印花稅、交易稅、版稅等。1.2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一個月有幾千萬美元、一年就有幾億美元的稅收結算，本來這個是在國外結算，流失掉的財富，現在到重慶來了，回歸國內。

　　二是結匯。幾百億美元的一個帳戶，一年進進出出，對于銀行來說，哪一家機構擁有這個帳戶，一年就多幾十億元的中間收入。

　　第三是結人。幾千個乃至上萬個高級會計師，年薪幾十萬，這樣的高級白領分布在香港、新加坡的寫字樓里，而在國內就比較少。結算中心的設立，有利于這方面優秀人才的引入，進而提升人才隊伍的水平。

　　結稅，引導價值財富的重新分配；結匯，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中間業務的發展；結人，引導精英人才隊伍的建設。從某種角度講，跨國公司結算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結算中心的成立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進而促進重慶長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打造。

　　話又說回來，重慶為什么能夠做成這件事情呢？這就需要回頭再說前面提到的有關重組的觀點：一是重組需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需要當機立斷；二是重組是有實力有資源的人的一個有效組合；三是重組講究級別對稱，在一定層面上，重組不是參謀長的測算，而是領導者的決斷。惠普這個項目是垂直整合的典型案例。既有邊界的調整，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多種方法綜合使用，優化了資源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而且，在這個項目的推動下，重慶開創了兩大先河。第一是中央支持重慶搞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區。國家給予的這個邊界條件，有力的幫助了項目的成功。第二是國家有關部門支持重慶境內企業法人開設離岸金融賬戶。

　　此外，離岸金融結算是一種改革創新，加工貿易不同于一般貿易，進出口數量巨大，應該是像新加坡、香港那樣打包結算。我們需要做好的是監控，做好的是游戲規則的制定，從而實現在降低繁瑣程序和流程的同時，規避騙匯逃匯的狀況。

　　最后，概而言之，邊界條件改變了，運動的方式和趨勢就會發生變化。惠普這個案例說明了我們整個世界產業布局結構調整，價值鏈的結構調整，整個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調整，這三個調整都重組。

　　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聊天時的一個說辭。它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哲學觀，也是一種方法論。重組引導我們擺脫困境，也可以幫助我們在金融危機以后抓住機遇，使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快的發展。

　　我就講這些內容，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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