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承辦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11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舉行。圖為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華生演講。

　　華生：大家已經聽了一天了，我估計我們在學校里面有一個好處，學生在這兒，聽了一天，各種意見都有，已經聽得比較糊涂了，好消息是，我自己也坐在下面聽了一天，如果政府的決策坐在下面聽一天，也糊涂了，經濟學家都巧言如簧，每個人說得很有道理，他們意見又不太一樣，如果聽完我說的話之后，我估計更糊涂了，因為我跟前面的觀點又不一樣。在復雜現象體的時候，我們從什么地方入手呢？如果取得一些共識。這一點我們過去的領袖犯過很多的錯誤，有一個是有可取的，就是抓主要矛盾。

　　當年不小心搞成一個股市理論家，主要就是因為股市爭得很厲害的時候，我說了一句股市的主要矛盾是股權分置，現在回過頭來說，中國經濟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本來我是準備了一個大題目，我想大家看文章，本來這個題目是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建國60年來中國經濟主要矛盾的演變，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已經經過幾次的演變，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近年來，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我們想實行現代化的轉型和當時封閉僵化的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的矛盾，這個矛盾在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變化，一些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有些地方市場化還遠遠沒有完成，但是在有些領域也有過渡的情況。但是現在這個主要矛盾，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目前經濟形勢，包括今后三十年的增長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我今天想用簡短的時間，希望給大家提供一點思路。

　　從短期來說，今天談到得很多問題，昨天我在上海的會上我也講，現在說需求不足，特別是內需不足，包括內源資源價格的低下造成我們不是資源節約型的增長模式，包括城市化問題，包括國有企業國進民退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看一看中央的文件里面都有，現在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十一五”規劃綱要當中首要原則提出來就是要增長內需，而且是注重發展消費需求。第二條原則是關于資源節約型，實行經濟結構的轉變。我們運行四年下來，我們今天討論是相同的問題，為什么？否則的話我們重復這些話，“十二五”規劃再把這些話寫進去，不會對我們有特別大的幫助。實際上這四年來，實際走成的路和我們說得路還是有差異的，我們實際做成的是速度掛篩，“十一五”完成最好的就是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完成了五年的任務，我們現在早已經在做“十二五”的事情，因為“十一五”計劃提出到2010年GDP增長指標是26萬億，大家知道早在07、08年就被超過了。其他的指標主要指標都沒有完成，所以我們今天還要面對相同的情況。領導人，包括政府也不是說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除了速度掛帥以外，還有穩定第一。我們很多改革，我們說了很多，為什么沒有做？可能和穩定有沖突。經濟的運行和政府的運作有它內在的邏輯，包括我們現在要搞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剛剛開始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評意見，很多意見都是很正確的。在速度掛帥，穩定第一的基礎上，兼顧其他，這是我們實際走過的道路。所以，如果我們想真正轉變我們的實際運行模式，不是文件里邊，包括論壇上討論的東西，恐怕我們還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從當前來說，我們大家比較統一的意見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造成需求的下降，中國政府應對得非常好，今年的GDP有望超過8%，不但沒有下降，還在大幅度增長。現在實際上要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發展改革都是實踐問題，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實踐科學，這樣一個宏觀設計的計劃，下面應該怎么辦？這個月底要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要口號應該是什么？主要宏觀經濟著力點是什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應該是我們改變宏觀經濟刺激制度方向的時候。是淡出的時候，這個時候淡出我們才主動，才能夠軟著陸。因為我們所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或者赤字財政和發票子搞建設，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是一劑毒藥，特殊情況下使用它就像鴉片鎮痛一樣是需要的，但是經濟一旦有條件，就應該退出，退得越早越主動越從容，這是當前恐怕要研究的中心，在這個問題上，我列舉了8條為什么現在要轉向的理由？只有退，所謂退最擔心的就是怕犧牲一點速度，我們已經把“十二五”計劃大部分速度都已經完成了，按照現在的趨勢，09年不是8%的問題，恐怕要超10%，如果沒有打的變化。速度稍微降一些，使得“十一五”計劃剩下最后一年，我們制定除了速度以外的重要指標還有最后一個機會。

　　能源資源價格，中央啟動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基本上是調價，這還是價格改革，八十年代開始的時候，當時我們參加調整價格都有改革的意義，改革30年后，調整價格已經很少改革的意義，現在是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退出贏得這一年多的時間，真正起動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變革。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這個口號和步驟的提出，會有效地消除現在的通貨膨脹的預期，可以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以有效地遏制資產價格上漲的勢頭，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以后明年年底世界經濟二次探底怎么辦？早有一句話與時俱進，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如果明年出現更大的膨脹怎么辦，美元貶值以后，國內的雙重膨脹怎么辦？審時度勢，現在的政策爭論的中心在當前而言，對于“十一五”計劃完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目前要討論的重點就是宏觀刺激政策的退出。別急急忙忙到時候出現某種概率的時候，那樣損失就大了，我們本來提出來除了速度以外的主要指標都完不成。

　　第二，這是短期的問題，從現在開始，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主要制約究竟是什么？從現象入手首先就是消費不足地很多專家講得意見我是贊成的，我們不能希望渡過這一段危機依靠國外的需求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是不可能的。國內需求靠擴張性的赤字財政和發票子拉動投資是不能持續的，靠消費需求中國人現在這么點水平怎么會沒有消費需求呢？我們同學馬克思早就回答了，消費需求不足一定是財產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肯定也切中我們的問題。我們之所以消費需求不足就是我們財富分配不合理，特別是在農村和城市當中的分配嚴重地不平等，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最不平等的大國，最不平等的有影響的國家。農村人的收入大致是城市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按照很多專家的估計不到五分之一，使得我們的基尼系數逼近0.5%。在這種情況下，不改變這個格局不可能改變消費格局。消費需求在下降，誰在下降，做研究拿數據，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在GDP的比重改革30年來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變化，真正下降是農村居民消費的比重，從改革初期差不多占到30%，下降到08年只占8%，這是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好處，除了開出的幾年之外，主要是落在城市居民頭上，沒有落在農村居民頭上。這是造成的基本原因，為什么會造成這樣呢？我們過去30年最輝煌的成功空前未有的工業化，毛澤東那一代人所希望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工業國的目標在這30年當中不能說完成了，但是大部分都已經在實現了，現在主要的問題，我們的30年最大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消費不足和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脫節。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脫節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和消費需求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單純講城鎮化、城市化還不夠準確，我們現在城市化水平按照統計數字40%多，還不算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是低一些，比同類國家也要低一些，每年差不多0.8%到一個百分點增加城市人口，再過20年、30年有70%多60%多的城市人口這個速度不算太慢，問題在于我們的城市化是畸形和扭曲，進入城市將近兩億的農民工如果加上他們的家屬，五六千萬的兒童家屬在農村，還有他們應該贍養的父母，我們現在面臨是扭曲和畸形城市化留下將近三億人的欠帳沒有補，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現實問題，當前和今后一個很長時間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在我來看，扭曲和畸形的城市化。

　　中央提出來要在二三十年內，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和諧社會的矛盾，我認為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們現在開始編制“十二五”計劃，整個工作的重點要轉移，“十二五”計劃當中提出來，要把新農村建設作為重中之重，當時這個問題我和林毅夫教授曾經有過爭論，我是反對的，我也給領導同志寫信，我不認為是正確的。因為農村是我們大多數居民已經離開，正在離開還在不斷離開的地方。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我的看法是，“十二五”規劃以及其后五年規劃發展的重點，如果借用這個話的話，重中之重要進行新城市建設或者說新城鎮建設，新城鎮建設的核心是要實現有市民的城市化，我現在的城市化有城市化，我們的城市擴大了幾倍，城市建成區擴大了幾倍，但是市民沒有增加，像深圳這些地方，有戶籍的市民只占人口的少數，大多數人不享受。

　　我覺得實現這種城鎮化，以新型的城鎮化為核心，才能帶動，包括從人口、土地一系列制度相應的調整，要進行綜合性的配套，我這個地方講得土地不是城郊農村的土地，靠把城郊農民的土地變成所謂置換搞城市化，中國要實現城市化得把全國的土地變成城市，我講的是農民工的土地，這樣才能帶來一系列連鎖的反映，根據這樣基本的矛盾啟動一個新型城市化糾正畸形和扭曲城市化的發展，我們的就業問題，發展第三產業的問題，土地的問題，包括城市里面高房價的問題都能解決。服務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為什么能解決，怎么樣解決的？因為回城的知青下放戶沒有工作，農民工的家屬都進城了，第三產業的比重一定就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