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承辦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11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舉行。以下是論壇嘉賓上午演講的實錄全文。

　　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頒獎典禮

　　時間：2009年11月22日上午

　　地點：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

　　主持人：毛振華

　　主持人：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

　　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承辦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現在開始。首先我們有請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生先生致詞。

　　紀寶成：

　　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頒獎典禮在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舉行，我謹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向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

　　為推動經濟科學的創新與進步，鼓勵原始創新成果的涌現，促進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型研究的學術性、公益性，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等六家單位發起并組織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創新獎以經濟理論貢獻為根本，以公開文獻為依據，每年獎勵一個已經實踐檢驗關于中國經濟的重大經濟理論創新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國內金額最大經濟和科學類的獎項，在2008年評選出第一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農村家庭年產承包責任制理論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反響，被譽為是中國經濟學界對改革開放30年的集體致敬。

　　經濟學固然需要一種嚴謹規范的體系，需要完美的邏輯結構，甚至數學一樣漂亮的模型，但經濟學的最根本的目的我認為還是要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經濟學界對改革開放30年經濟變革和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盡管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失誤，也走了一些彎路，但是總體而言，成就是巨大的，貢獻是巨大的。中國的經濟學就是以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所能理解的語言履行著經濟學的目的和使命，以西方經濟學界的眼光及其對科學完美性的標準評價中國的經濟學，當然是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學水平和成就的。但要與經濟學的本質目的評價中國的經濟學和中國學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國的經濟學界是能夠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經濟學家的高分的。中國經濟30年的飛速發展，中國社會30年的巨大變遷，可以證明，中國經濟學家的成果和成功。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學家主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國計民生，而非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為追求目標，中國人需要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成果進行評價，更需要對這個為中國社會發展，為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提高做出實質性貢獻的人群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和鼓勵，我想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是有這樣一個目的的。

　　今天2009年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即將揭曉，國內最有影響力的一批著名經濟學家也將圍繞當前經濟發展與改革中的熱點與重點問題發表演講，我們將再次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前輩和時代先行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如今要收獲不止是一個學術榮譽和國際學界的承認，他們收獲著中國巨大的變革和發展成就。最后預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朋友在此愉快，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紀校長。下面我們有請本屆論壇的名譽主席，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先生致辭。

　　厲以寧：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究竟有哪些重大的影響，這是今天上午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我談談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想法。我們可以從1997年到98年亞洲金融風暴談起。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有3個重要的影響：

　　1、中國認識到必須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要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產，使得商業銀行走向股份制。

　　2、中國認識到必須加快加入WTO的過程，只有加入WTO，這樣才能使中國在國際化方面取得比較多的好處。

　　3、中國認識到加快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有了民營經濟中國就業問題才會緩解，經濟增長才會加快。

　　果然，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以后，中國商業銀行改革加快了，對外貿易擴大了，外匯儲備急劇上升，民營經濟發展、就業壓力緩解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怎么樣呢？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比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大得多，給中國的未來經濟所取得的教訓也大得多。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我們至少有四點共同的認識：

　　一、認識到金融監管制度的完善的重要性。如果放松了金融的監管或者金融監管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將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

　　二、認識到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產業升級、自主創新的迫切性，如果在這方面沒有比較大的變化，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我們將失去制高點，我們會丟掉市場。

　　三、認識到擴大內需的重要意義，單純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靠出口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不可能持久，必須消費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四、認識到宏觀經濟調控，必須是總量調控和結構性調控相結合，中國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結構問題，調結構，不僅要依靠政府的產業政策，要依靠民營經濟大力發展，而且也要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中把結構性調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今天，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后危機時代的發展改革論壇，我相信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會提出自己真知灼見，我衷心希望論壇取得成功。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厲教授。厲教授只有五分鐘的時間，給我們做了一個精彩的講演，讓我們分享到他深邃的思想。但是我還是覺得有一個遺憾，我們給厲教授準備了一個稿子，是官樣的文章，厲老師沒有用，但是有一句話我還是要說，我代表會議的主辦單位、承辦單位和主要的支持機構、媒體的支持機構和企業的支持機構，向今天與會的經濟學家、媒體的朋友，向同學們表示歡迎，歡迎你們，謝謝你們！簡短的開幕式就結束了，今天還有兩個重要的活動，一是中國經濟學家論壇上午和下午的時間，在下午四點鐘以后是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上午分兩節進行，第一屆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主持。

　　論壇第一單元

　　主持人：楊瑞龍

　　本次頒獎典禮同時舉辦一個中國經濟學家論壇，本論壇我們邀請了國內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參加這次論壇，發表他們重要見解。

　　首先我們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教授。

　　李揚：

　　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參加這個會議，對我來說意義非常地重大。雙重意義，一是這個論壇發起者董輔礽先生是中國社科院著名的研究人員，是我們的前輩。第二，我們今天這個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開，我是這里的畢業生。借這個機會，同大家共同研究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高投資問題。我注意到剛剛厲以寧教授說到，這次危機讓我們認識到好多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說不能只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要靠消費，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我們在研究上也是統一的，但是我們得了解，高投資在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高投資對中國當前以及今后一個很長時間經濟發展有什么樣的意義如何從高投資到高消費？就這個問題我談兩點：一，高投資是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的現象。二，通過優化投資結構，實現可持續增長。

　　高投資，包括厲教授在內，很多的經濟學家，對于高投資這個現象是持否定態度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投資力量一直呈上升的態勢，很多經濟學家對它持批評態度，批評的觀點集中在4個方面：1、它和消費的關系，2、它和通貨膨脹的關系，3、它和產能過剩的關系，4、它和經濟結構的關系。認識到這樣一些問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所謂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從投資拉動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的實際運行給了答案，并不支持上述觀點。

　　盡管理論界一直在批評高投資，而且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幾乎每年的宏觀調控政策都會把抑制投資作為重點之一，投資在中國是越來越高。對連續很長時間的一個事實，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對于高投資的批評，我們感覺也沒有得到非常有力的支持，比如說消費問題，對于投資和消費的關系，中國經濟學家，特別是老一輩經濟學家是非常警惕的，因為在前30年里，大躍進的時候，我們曾經為了增加投資而勒緊褲帶。但是如今的情況肯定不是這樣子，如今投資并不是因為我們勒緊的褲帶，我們的消費，刺激消費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幾乎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消費總是上不去，原因后面還會談到。所以目前的高投資，不是靠犧牲消費而實現的，這是和過去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通貨膨脹。應當說中國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沒有象樣的通貨膨脹，本世紀以來，每一次物價上漲后，總有人說中國進入通貨膨脹的周期，話音未落，物價水平也應聲下落，十幾年來中國沒有象樣的通貨膨脹，如果和過去相比的話，根本就是小巫，從全世界的水平來比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第三，產能過剩，大家談得特別多，大家沒有仔細分別產能過剩的類型、原因以及對于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意義。至少可以分成三類產能過剩，一類就是市場經濟的正常情況，市場經濟就其本來的運行特征而言就是過剩，我回想起我讀研究生時，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劉國光、厲以寧這些教授探討市場經濟，當時劉國光教授有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種供應略大于需求的經濟狀況，也就是產能過剩。在相當程度上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條件，做對比，計劃經濟就是產能不足，就是供應不足，計劃分配。第二種類型是周期性的，隨著經濟從高漲然后到衰退，供應狀況有變化，經濟衰退的時候產能會過剩。第三類才是真過剩。這樣來分解一下，產能過剩喊了多少年了，到底產生多大的問題？中國經濟依然年均9點幾的速度在增長，對產能過剩這個問題，我們也應當認真地分析。

　　第四，經濟結構扭曲。這個論證是循環論證，投資占比過高就是經濟結構扭曲，用它論證投資增長率高、不好，我覺得邏輯上是有問題的。總之，經濟運行對于高投資問題越說越高。一個現象，經濟學家論壇上我就說過，一個現象反復出現就成了規律，現象長期延續，本身沒有是非，沒有好壞的問題，只有研究者的理論對錯的問題，適用不適用的問題。我總的判斷，我們用來分析高投資、高儲蓄這些現象理論是不適用的，這個話題應當拿到這個論壇上來講，我們需要研究這樣一個現象。對于高投資問題，我們需要用別的角度，不止是這樣推演。一個角度就是中國的需求結構，我們從增長的角度來說，中國的需求結構中，投資究竟發揮多大的作用？

　　這張圖刻畫從80到07年中國消費投資與出口對于GDP增長的貢獻，非常清楚地看到，消費占比是下降的，30%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它的下降所流出的空間是由出口給填充的，也就是說消費出口要小，投資這個問題，盡管被喊得非常地厲害，相對是穩定的，從需求結構來看，高投資應當說是不高的，還要看資本、儲蓄和形成的關系，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一堆概念就是儲蓄投資，儲蓄如果說不能夠被投資有效吸收的話就必須出口，中國高投資和高出口共同的是高儲蓄的現象，對于高儲蓄的問題研究不是特別充分，儲蓄率高于資本形成率已經有十余年了，用最保守的一種估計，如果要用儲蓄率和投資率來看，91年開始，中國已經是儲蓄大于投資。高出口、高儲蓄、高增長同時并存。這是由儲蓄決定的，儲蓄是實體經濟現象。

　　救助措施使爭論暫告平息。98年下半年采取措施之前，我們看到的是當時最嚴厲的措施要控制投資，但是危機使得這個措施暫緩，并且使爭論暫告平息，短期內很難依賴消費促進增長，依靠出口更難，所以只能依賴投資穩定經濟和促進經濟回升。80年下半年以來，中央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促進投資展開的，但是這只是暫告平息。前幾天有些經濟學家在批評用投資救助經濟危機的措施，說得也非常地嚴厲，所以對高投資的問題仍然需要研究。長期持續的高投資，不因持續的政策抑制和理論抨擊而發生變化，這種現象至少值得敬畏，不要輕易說它不好，不好延續十幾年，經濟事實無所謂好壞，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有尚不了解的潛在因素，進一步，反映了我們批評高投資所依憑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和適用性是值得質疑的。對于高投資問題，我們需要花很大的氣力研究，我們以及我們的研究人員就此做過很多的研究，在報刊雜志上都有發表，我們覺得探討中國三高，有人說五高的原因，應當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入手，這個發展階段種有三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而且這三個現象有可能過了這一段就不存在了，一是人口紅利，二是工業化，三是城市化。這幾個現象是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不說千年難遇也是百年難遇的機會，中國現在正在這樣的機遇期，所以出現了中國經濟之迷。

　　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論探討，我希望大家共同進行，我們繼續探討，但是在眼下，我們從政策的層面來看，特別需要做的是，通過優化投資結構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

　　優化投資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是指在承認高投資相當長時間為中國經濟發展之必須的前提下，討論如何使得投資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發揮改變經濟結構使得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的問題，我覺得有如下9個問題特別重要：

　　1、投資應當樹立就業優先目標。很多人對于投資的批評是集中在投資只注意GDP而不注意廣泛的社會效益，特別是就業效益。一筆投資要修一個南北大通道，GDP上去很多，但是就業效果如何呢？應當是可以質疑的。所以我們覺得，通過增加投資啟動經濟增長，必須將促進就業放在優先的位置上，從去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以及政府的宏觀管理部門，已經把就業放在比過去更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還沒有達到我自己的理想，就是就業優先。

　　2、投資需要進行區域梯度轉移。投資不能像過去一樣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應當向中部老工業區以及西部地區轉移，這種轉移已經發生，到09年9月份為止中國不同地區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比例。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原先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幾個主要地區，上海、浙江所謂七仙女投資增長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區以及一些西部地區都普遍地高于這樣的水平，這表明我們投資自主性已經在進行梯度轉移。從政策層面上應當鼓勵，引導這種提督轉型。

　　3、優化投資行業結構，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特別重要。這里邊我們要說一個問題，當經濟結構要調整，無論怎么樣調整，投資構成一個必要的條件，但是常常把這一點，我們在批評投資的時候忘了，要調整的話需要通過投資調整，所以，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這樣一個調整已經發生，這個圖例、方法和前面是一樣的，我們列出國內主要的行業，并且把主要行業的投資增長率和行業平均投資增長率做比較，有一些行業是在衰退的制造業，電力、燃氣和水的生產供應，采礦業等。有一些行業在興起，增長最快的就是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等。總之，中國這樣一種投資結構反映出中國還是兩個特征同時并存，一是在完成工業化，二是在向后工業化過渡，在投資的行業結構調整可以看到明顯的特點。投資產業和區域結構優化正在發生。這是09年1—9月份的數字，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比較快，從區域上來說，西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是最低。這表明中國投資無論是在產業上還是在區域上，已經開始向優化方面發展積極的變化。

　　4、當我們要用投資促進增長時就發現，金融結構很有問題，中國儲蓄率很高，以至于全世界都在攻擊中國，中國高儲蓄，美國人在討論金融危機時，要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結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經濟失衡也承認自己的儲蓄率低，但是在承認這一點之后，立刻把矛頭指向我們，因為你們儲蓄率太高，你們儲蓄率太高，日本、德國儲蓄率都太高了，高儲蓄是我們的現象，正因為高儲蓄，我們需要吸收它，才有高投資，是這樣的邏輯關系。高儲蓄在中國，中國大量的儲蓄以銀行存款的方式存在的，銀行存款如果用來支持投資，只能形成負債，提高全社會的負債率，這次危機中很流行的一句話叫提高杠桿率。這樣的資金并不適應支撐這么高的投資，要支撐就降低標準，降低標準會重蹈次貸之覆轍。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要投資，但是投資由于沒有資本金，使得投資不能下去，所以國務院決定對于項目資本金進行調整，當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們動真的了，二則憂，長遠來看，次貸危機不遠，次貸就是降低標準，本來有行業應有防范，但是為了某個目的降低這個標準，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所以在根本上來說，我們還是要發展直接融資，還是要使得資金在銀行之外有一個迅速有效的籌集機制，這個問題已經喊了多少年，從統計來看，我們國家直接融資的比重事實上是下降的。

　　下一步發展職業融資眼睛不能盯著正規股票市場、證券市場，恐怕要多方面考慮，比如說發展PE，PE以前把它當做機構看待，PE本身是直接融資，就是資本市場的一部分，我很高興地看到PE這兩年發展極快，如果說在危機中是現金為王，投資領域中是股權投資為王，負債誰不會，銀行有的是錢，誰拿出真金白銀做股本投資，現在是股權為王，PE這幾年發展非常快。在中國，必須要解決商業銀行進入直接投資領域的問題，同時我們還要通過金融創新解決這樣失衡問題。

　　5、投資的主體結構。迄今為止，經濟回升主要依賴政府和大型國企固定資產拉動，拉動已經到了有一點過分的程度，大型國企本業沒有什么好投的，在全國造地王，中國造得不夠，跑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地王，對中國經濟來說必須是民營經濟發揮主導作用，在投資領域必須是民營企業投資為主導。但是，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社會政府及國有企業非國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是33.5%、50.7%和27.2%，我們可以看到，非國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于國有，而且低于平均水平，反而下降了1.3個百分點，問題是很突出的。民間投資難以跟進，直接原因是國內外市場需求不足，但是金融體系的束縛，非競爭性市場準入條件的限制，基礎產業和基礎部門的國有壟斷都是非常重要的體制原因。這些年來，才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些現象應當說是令人擔憂的。結論是，要使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必須讓民間資本主導投資，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民間資本主導投資就是銀行的資金主導投資。

　　6、提高投資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如果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必須考慮投資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要讓投資投下去之后，能夠收息，能夠生利，還能夠還本，否則的話就是不良資產，這也是當前大家對高投資所擔心很重要的內容，大量的投資下去了，不產生效益，形成未來的不良資產，會產生產能過剩，就需要我們動大手術，對于我們前面講到的，投資在領域中的轉移，轉到基礎設施，轉到社會事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需要大量的投資，但是這些投資通常是不能賺錢的，不能賺錢的重要原因，是定價機制、收費機制或者被政府壟斷，或者說這個機制是不能夠讓你賺錢的，沒有商業可持續性，結論就很簡單了，我們必須改革這些領域中的定價機制和收費機制，否則大量的投資會飄在上空不落下去。這里順便說一下，這次危機暴露出一個問題，我們在危機之前對于政策性銀行改革的想法是有誤的，當時我們已經幾乎確立了一個方向，就是把政策銀行都變成商業銀行或者是用商業原則經營，危機告訴我們，不僅國內需要，大量的社會基礎設施，大量的社會領域投資，可以在商業上不讓它有可持續性，但是在財力上予以補貼，當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商業性資金和非商業性資金一結合就是政策性金融，危機告訴我們，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最主要的是，在宣傳市場機制比如美國毫不猶豫啟動政策性金融的機制，政策性金融也是我們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領域。

　　7、放松準入管制。現在用一些數據說這樣的事情，目前市場的準入格局在全社會八十多個行業里允許外資進入有六十幾個，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只有41個，也就是說民營資本進入，在中國是最受限制的。甚至在回報率較高的壟斷行業，社會事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中，民營資本基本上是難以涉足的，這個問題如果不改變的話，我們前面所說的所有問題都會存在。

　　8、投資應當以促進城市化為導向。我們知道中國30年來，我們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是兩化，城市化和工業化，兩化同時并行，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兩化是相互覆蓋的，由于相互覆蓋的話，我們就沒有需要認真琢磨，工業化帶城市化還是城市化帶工業化，這次危機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個新的思索，也就是中國恐怕從總體上來說，工業化快要完成了，但是我們還有這么高的儲蓄，我們怎么辦呢？于是就應當明確地提出，城市化帶動工業化的發展路徑。如果是城市化帶動的話，投資的重點就是基礎設施、房地產、第三產業。因此我們必須在理順這幾個領域中的制度條件、收費條件、資金運行條件、稅收條件等條件，使得資金能夠進得去、出得來，能夠順暢運行，而在這方面，我們是有相當大的欠缺。

　　9、用投資引領中國經濟增長，必須和另一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是高科技。我提請大家注意，在這次救市中，中國政府體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體現出非常突出的智慧，也就是我們在推出救市方案四萬億，背后緊接著是十個產業的調整，緊接著十六個科技專項全面啟動，在那兒之后不久就推出創業板，從金融上給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前不久09年11月3號溫總理提為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講話里邊又提出來五大創新產業，背后體現出中國政府對于這次危機以及長期發展很堅定不移的看法，就是任何一輪經濟危機，總是由新經濟、新產業引領而走出，并且重新走上平穩較快發展之路的，也就是說我們對這次危機的認識，認為它是一次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上一輪科技進步潛力已經耗盡，全世界都在尋找等待著新的科技基礎，等待著這樣新的科技基礎創造新的產業、創造新的亮點，都在尋找，中國政府在抵御危機一開始就在尋找，現在我們進一步提出了尋找科技基礎的目標，投資在這里大有作為。因為任何所謂科技，要想成為經濟活動，必須經過一個投資階段，所以我們覺得高新科技產業化應當成為今后投資的重點，以這樣的重點，我們來落實科技引領可持續發展這樣國家的戰略。以上我就投資問題做一些粗淺的分析，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主持人：

　　本來演講第一單元主要討論的是宏觀經濟形勢，李揚院長畢業于人民大學，是我們人民大學的驕傲，我們一睹了他的風采，分享對投資的獨到見解，再次感謝李揚院長。接下來我們有請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先生。

　　尹中卿：

　　很高興，很高興參加這個論壇，理由兩條，第一我也是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的研究生，董輔礽先生也是我尊敬和愛戴的老師。第二，因為我20多年來在全國人大研究室工作，盡管學經濟學，但是研究經濟并不多，今年年初到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剛剛幾個月的時間，所以我也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想給大家匯報一下最近我對中國后危機階段一些宏觀政策的思考，題目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做好加減乘除。

　　為什么要提出結構性改革呢？在過去的一年內，我們國家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的沖擊。去年也就是一年前，11月9號國務院提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案，去年的12月上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對這個方案的實施進行了部署，現在一年已經過去了，我們有一種機會回顧一下，看看一年來，我們的效果，我感覺到經過將近一年時間的工作，我們扭轉了連續七個季度經濟下滑的趨勢，我們可以從圖表中可以看出來，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當時沒有經過審核的數字，11.9是最高，經過2007年第三、第四季度，0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到09年的第一季度，我們觸底回升，經過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應該說基本上走入了V形，我要討論的問題是，這個V形大家都承認，但是V形前邊，從11.9到6.1，連續七個季度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很多人都認為，這次增速下滑僅僅是我們30年高速經濟增長一個偶然事故，他們把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作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我們受到了沖擊，我們受到了影響，也有人把原因歸結為2008年宏觀調控政策變動頻繁、應對不當，人民幣匯率升值，取消了出口退稅，等政策過分集中。2008年3月提出了兩防，后來又改成一保一控，后來又改成促進增長，在一年時間里，宏觀經濟政策經過180度的轉變，有人認為這是反映了有關部門在金融危機面前監視遲、反應慢。為什么這么說，美國的次貸危機從07年已經開始發作，但是在金融危機苗頭越來越明顯，國外市場對我們國家沿海地區出口企業影響已經有了苗頭，經濟增長速度07年的第二季度開始已經在下滑了，但是我們在2008年在部署工作的時候我們還在防經濟過熱，但是這個因素我認為并不是主要的，今年3月份我們曾經提出來，造成這一輪經濟增速下滑，連續這么長時間的下滑，實際上用速度的減緩，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一個重要或者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30年來，雖然我們也強調，要從外延增長轉變為內涵增長，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變為經濟發展，但是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還是粗放型的，很多地方過分追求GDP的增長速度，只管增長速度而不管增長的質量，所以這種增長方式不轉變，這樣的經濟結構矛盾不解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早晚都會有下降的一天。

　　在過去一年來，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一攬子計劃解決了保增長問題，我們在短短的三個季度，我們就把速度拉回來，但是在解決造成這次下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結構性矛盾方面應該說進展并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還在積累或者加劇原來的矛盾，我個人認為這些矛盾表現在7個方面：

　　1、國內的消費結構矛盾。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剛才李揚院長已經講了，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推動，但是它是從積極的方面更多地肯定，或者從規律的角度。但是確確實實，從79年到2007年，資本的投入年均增長10.7%，資本的年均貢獻率達到了53%，2001年以來，投資率達到了43%，這是超出了我們國家歷史上原來的38%，也超出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為了應對這次金融危機，我們仍然把擴大公共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最主動、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應該說，大家都認為，我們現在的增長靠投資，投資靠貸款。前三季度全社會投資貸款已經達到15.5萬億，接近去年的同期一年的水平，同比增長33.4%，雖然解決了很快轉化為經濟增長數字，但是也加劇產能過剩，國有企業做大，信貸擴張以及給地方債務埋下了附筆，同時也為長遠的通脹預期也產生后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消化和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消費率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消費率也從59%下降到48.8%。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居民消費從45.3%下降到36.7%，降了十多個點，我算還不止，這樣的一個36.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70%左右，印度達到55%，我們現在只有36%，造成儲蓄率高，1978到1992年全社會儲蓄率由40%上升到47%，高儲蓄率雖然為我們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本支撐，但它是以降低居民最終消費作為代價的，加上我們國家一直持續低工資的政策，所以造成居民無錢可花，有錢不能花，有錢不敢花，所以嚴重地制約了消費的增長。

　　2、內需外需結構矛盾。從現在來看，從2002年到2007年外貿出口連續6年增速超過20%，長期以來我們依靠出口驅動型增長，引進外資與巨型外匯儲備并行，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僅次于德國，遠遠高于日本和美國，嚴重依靠出口驅動是難以維繼的。特別是隨著國際全球分工體系日趨落實，我們的外需萎縮，在金融危機下，日益強烈。隨著我們在最近一年的時間里，我們的外貿還一直是處于下降，雖然收窄，但是在統計中間，有些產品出口數量是增加的，出口額在下降，有些產品在世界上占有率更抬高了，在國外嚴重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我們的需求率抬高導致國外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所以，今年前九個月，世界上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我們國家分別遭遇了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所以，中國如何完成調整內需和外需的結構，從制造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這是我們也面臨很大的問題。

　　3、發展方式也存在結構性的矛盾，我們知道在發展方式方面，勞動密集型、能礦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我們長期以來勞動密集型和能礦資源密集型，也就是說我們的增長和發展方式是依靠高耗能、能礦資源的消耗隨之而來生態與環境為代價維持這樣的增長。所以，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十五”計劃唯一沒有完成硬約束指標就是節能減排，雖然這次“十一五”計劃給國務院每個部門提出嚴格的約束性要求，但是現在看來，完成“十一五”提出的節能減排目標還是不容易的。

　　4、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城鎮化每年以一個百分點進展，我們以大量的農民工進城而不能居住下來，城鎮化是一種虛假的城鎮化。隨著城市的發展，農村，特別是中西部的農村，差距越來越大，二元結構不是解決了，而是惡化了。

　　5、區域結構存在矛盾，大家也知道，我們分了幾個部分，地區差距在最近幾年雖然有所好轉，但是地域結構、地域協調發展仍然面臨著挑戰。

　　6、收入分配結構存在矛盾。包括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像勞資關系，更多向資本傾斜，勞動報酬在減低。中央和地方越來越多向中央集中。更別說我們的行業差距，我們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也是很大的。

　　7、產業結構矛盾。這也是很大的問題，雖然這次推出了十大產業調整振興，但是我們的結構調整有好多是逆向調整，特別是我們在調研中間感覺，像鋼鐵、水泥、玻璃，隨著建設大型項目，原來已經完成技術改造好的鋼鐵廠反而沒有活干，原來準備被淘汰的螺紋鋼價格低反而活下來了，使我們的產業結構又有了逆向的調整。

　　8、企業結構矛盾嚴重。政府的公共投資，主要是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行業，民間資本在這樣的領域里邊是進一步收縮的，擠出效應，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李揚院長也講到這個問題。

　　9、產業結構矛盾十分嚴重。我們的結構不是說真正地供大于求，而是產品結構不合適。所以，我提了一個命題，為什么要結構性改革呢？我們有這么多的矛盾，導致了我們經濟增速的下滑，但是在解決增速下滑的過程中，我們沒有把結構改革放到應有的位置上。第二，長期以來我們不愿意提結構改革，我們更多愿意提結構調整，甚至于出現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角度，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有生產關系的矛盾，也包括生產本身的問題。通過結構調整，僅僅解決了經濟總量的問題，也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更多在加減法上做問題。這些年也在強調體制改革，體制改革并沒有觸及到9個結構性矛盾。我認為在后危機階段，應當把結構性改革放在應有的地位。這是我想講得第一個問題。

　　第二，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呢？作為經濟周期是一個客觀的規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作為轉移的，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不以人的喜歡或者不喜歡而消失。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就是要恢復并繼續維持危機前的高速長增長，還是以此為契機推進結構性改革，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新增長方式呢？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在經濟企穩回升和全面復蘇之后，我們是在傳統經濟增長路徑上積極前行還是步入新的發展軌道，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中央提出的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保穩定，這18個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目標群，在具體政策的選擇上，不要僅僅講結構調整做加減法，也要做乘法和除法，我個人認為，把具體政策的概括上來說，我提出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做加減乘除四則混合運算。用這種加法、減法、除法、乘法一起來做，我們不是要實現很陡下去很陡上去V形的增長，而是要實現對鉤的增長，寧愿慢一點要長一點要緩一點，有一個長期、穩定、協調的發展。

　　我感覺到，做好結構調整，我們要科學做好加法，注重科學地保增長，通過擴內需、穩出口、增就業，實現重質量有效益的總量擴張，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一是促進內需較快增長。已有的項目要做或，同時還要統籌安排后續的項目，不能留下很多半拉子工程，只要有效益，應該把它做下去，不要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同時還要出臺民間投資的促進政策措施，引導和支持民間投資，進入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金融保險和文教衛生等領域，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增長。二要努力穩定出口。已經發揮最大的優勢，包括現在出口退稅，例如援外貸款，人民幣出口信貸等手段，能夠使我們的出口穩定，再擴大也是很難了。三要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把擴大就業作為最主要的政策措施，提供更多的崗位，包括加強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的建設，抓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困難群體的就業工作。每年有一千二百萬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城市青年人，今年有630多萬大學畢業生，同時還有500萬已經初中或者高中畢業之后不能升學的兩后生，僅僅城鎮，每年940萬人的就業規模是遠遠完成不了的，所以還需要花更大的工夫做好就業工作。

　　第二，勇于做減法，就是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兩只手的作用，加快蟲粗，把經濟建立在結構優化的基礎上，減少過剩的產能，通過推動完善相關政策，去庫存化去產能化。淘汰落后的產能，特別是加快對落后產能支持力度，稅費減免、以減代補加快推進企業的產業重組，推進企業的產業升級。控制和壓縮高耗能好污染的企業，注重節能環保，特別是對公共投資把節能環保推進一步。

　　第三，善于做乘法。通過注重企業的技術改造、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努力提高產業水平、裝備水平，不斷改革障礙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包括加強傳統產業的改造，運用先進技術和實用技術提升農業制造業現代化水平，推進企業的改造。要加快科技的進步，包括加大對技術的研發、補貼，推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集中力量攻關，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這是很重大的問題。我們在審議這兩年國民經濟執行情況的時候，“十一五”期間R&D要達到2.0，但是一直徘徊在1.52，1.6都沒有達到，即使這次有了16個重大專項啟動，我們的科研經費研究開發費用還是遠遠達不到的。同時也包括扶持新興產業的發展，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生物育種、3G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促進文化、旅游、社區服務等三產的發展。同時，我們也要加快改革，推進重點領域的改革，包括明年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方案，現在已經要調整，包括礦山資源等制度的改革，環境損害成本生產要素的資源價格機制，還要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重稅輕費，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深化國有大型企業的共識制改革，加快鐵路，包括通訊、鹽業的改革以及市政公共事業的改革。第五，改善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第六，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

　　第四，敢于做除法。就是要通過國民收入分配，統籌城鄉區域發展，保證改善民生，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包括著力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包括要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也包括大力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主持人：

　　尹主任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崗位上工作，掌握很多信息，給我們很多的建議。接下來有很多的專家很多的思想，吃飯是硬道理，接下來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院長講話。

　　劉迎秋：

　　我接著前面兩位專家講一點內容，我講一個題目，“調整財政投資方向，提升民間投資有效接續能力”，也是李揚副院長講話內容的繼續，我主要想講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現階段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必然性，短期內不會改變，李揚已經做了非常全面的闡述。

　　第二個觀點，在特定時期，政府主導型投資有其合理性，但是不能常態化，我要批評的是政府主導投資長期化的傾向。

　　第三個觀點，調整財政投資方向，把提升民間投資接續能力作為著力點。

　　這張表剛才李揚展示過，藍線是資本形成率，粉紅線是消費率，有一個交叉，消費率持續下降，資本形成率高位有向上傾向，今年和去年、前年這幾年相比，這是一個交叉點，我估計去年是升高的，今年會特別高，超過50%。

　　第二，三大需求。資本形成、消費和進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我們也可以看到，出口是有貢獻的，但是也有過非常高的時期，但是最近是下降的，今年是負的。消費的貢獻率也是下降的，投資增長是比較明顯的。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方式有必然性。

　　78年到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和資本形成率還是不一樣的，這是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長期高于GDP的增長，也說明民眾消費品，也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投資主導型，這是不可改變的，理由有幾點，就不再多說了。一是在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相對糕點之前，在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全面建立之前，中國廣大民眾高儲蓄傾向不會改變，因為有后顧之憂。問題是，高儲蓄就一定高投資嗎？也不一定，如果我們有出口的需求，如果國內的消費需求又不足，高儲蓄不一定帶來高投資，但是問題是，中國的經濟找到了這樣一個出路，既有一定的消費水平的持續提高，在座每個人都有體會，又有外部持續的需求，導致中國高儲蓄和高投資的格局，一直到現在。以后還可能不可能呢？我以為，只要我們把出口技術結構做得比較好調整的話，仍然是可能的，這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是一個外貿逆差，低儲蓄、低投資、外貿逆差、財政赤字、印鈔或者貨幣輸出實現它的國民收支帳戶的平衡。

　　為什么這種方式還要持續呢？在農村人口占絕大比重，低收入產業后備軍大量存在的情況下，外延性投資機會收益通常會高于內涵型投資，只要這樣一個產業的后備軍的存在，只要農村人口大量存在，外延型的投資收益表現大于內涵型，這就是比較成本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結果。

　　第三，目前為止宏觀產業布局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無論總體經濟生長和國民經濟升級換代，作為歷史性的過程都需要投資的拉動，我國際在中國，不像前一段像他們所說在一千到三千美元是結構調整劇烈時期，我估計中國可能是人均收入五千美元時或者這之前，都是結構劇烈調整時期。這樣子的話，投資的拉動始終不可或缺。

　　特定時期政府主導型的投資有合理性，但不能常態化。這一點容易理解，厲以寧教授講到，97年的金融危機我們遇到以后，98年3月份提出來啟動內需16條，核心就是增加政府的支出，包括兩方面，一是正常管理的業務支出，另外就是建設性的投資支出。大家注意到了98年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被挖開了，天安門廣場換大理石，長安街換瀝青、人行便道地磚等，這兩個東西在當時并不壞，但是要挖開，這是什么主意呢？朱镕基總理說，我們不是搞凱恩斯主義，非常有趣的是，在凱恩斯理論體系中舉過一個例子，怎么樣擴大有效需求呢？就是在市政府門前挖一個溝，這是雇一批人，再雇另外一批人把溝填上，創造有效需求也就是市場需求，結果怎么樣？解決了危機的問題。那一年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兩挖也是帶這種特殊性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和那次有差別，那次主要影響出口和香港的回歸，這次的危機對我們的加工業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但是不管怎么說，這次危機來了以后，國內的物價持續下降，也就是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時候，大家還是不愿意花錢，還必須選擇政府投資，四萬億的啟動是得到大家認可的，但是這個東西不能長期搞一年、搞兩年，還要搞三年，這樣就多了。在總需求仍然不足的時候，在物價CPI或者PPI仍然是負增長的時候，政府增加投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但是在中國，不擠出但是有排擠效應，也就是我們最近一年多，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50%多，但是民間投資十分疲弱，銀行不給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貸款，所以當前的投資高增長是政府主導的高增長，不是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共同的增長，所以這個時候不是擠出的問題，而是排斥的問題，這個東西是不能長期的，至于企業的分類我就不再說了。

　　第三個觀點，要調整財政的投資方向，把提升民間投資接續能力作為著力點。我們目前遇到了M1、M2高增長，投資高增長，但是物價負增長，消費物價指數接近于零，0.5，PPI生產資料的價格這個指數是5點多，物價是負增長和M1、M2的高增長，投資的高增長是不對稱的，出現了三個脫節，貨幣的投放與運用脫節，前向投資與接續投資脫節，國家主導的投資和民間投資脫節，民間投資沒有得到有效的啟動，虛擬性的投資與實體性的投資脫節。這三個脫節是影響著中國未來經濟持續增長嚴重的問題，于是我就考慮了一個基本的判斷，需要調整財政的投資方向，要把提升民間投資的接續能力作為財政投資的著力點。這里邊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商業銀行能否把資金帶給民營企業或者是中小企業，行政是有命令的，但是據我調查，商業銀行不愿意貸，也沒有采取實際的行動，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商業銀行還是用自己的理性判斷選擇自己的貸款，把貸款放給大企業。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型企業得不到貸款，投資三脫節的現象還會延續下去。怎么辦呢？應該調整投資結構，特別是財政的投資，不計成本的投資要調整。

　　第一，要調整確定四萬億的財政投資計劃，把更多的資金用于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型小企業上，調整的方向應當是從側重于基礎產業直接實體性投資轉向側重于加工服務業的引導性投資，不分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普遍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申請符合我們產業發展方向、產業目錄技術升級改造貸款等提供全額貸款貼息，建立以財政為主的中小企業創業創新基金，直接為這些小企業服務。

　　第二，適應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的產品更新技術升級、企業重組提供一定上調幅度的貸款，按比例減免商業銀行的營業稅。

　　第三，進一步深化改革，放寬管制，積極推動社區和村鎮銀行發展，盡快取消以國有銀行參股20%以上的前提設立條件，在這個過程清理和規范地下錢莊，對符合條件登記注冊為村鎮銀行，在這個過程中大力發展行業協會。

　　第四，借鑒深圳創業板經驗，總結已經運行企業股權柜臺交易，盡快探索建立區域性小型資本市場，為微小企業提供新的融資便利。

　　第四，加大騙貸惡意逃費債務的企業懲罰行為。政府主導型的投資格局必須盡快改變，財政的投資要求鐵公機和國有企業這一類行為轉向投向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這樣適應中國投資主導型增長方式要求，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平穩地較快地發展。

　　主持人：

　　謝謝劉院長。接下來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

　　劉元春：

　　前面發言的都是我所敬仰的前輩，他們已經將我的時間占用了，首先表態的是，我自告奮勇將自己的題目修整一下，我會在10分鐘之內，把我的演講完成。

　　我原來所準備的題目叫以進為退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這個題目實際上基于前天在這里所發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對于今年宏觀經濟總結，明年宏觀經濟展望的話題。我想我修整的題目，把我們所做得以進為退的政策選擇背景給大家交代一下。

　　目前世界各國對于宏觀經濟到底何去何從？爭論已經很多，對于我們的政策如何進行選擇，爭論得更為激烈，對于中國經濟政策到底怎么樣調整？大家存在很多的爭論。在這里面，我們注意到幾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是，很多人談到一種觀點，叫非階段論。認為我們目前的經濟已經是微循環，言下之意，我們已經超越傳統周期性調整的模式，我們完全可以從衰退直接到高漲的階段，第三季度我們已經接近9%的速度，第四季度同比增長會超過10%甚至達到11%，明年經濟增長完全就可以重現07—08年的狀態，從九十年代到目前學界經常會談論的一個話題是，整個世界經濟由于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所出現的大緩和的趨勢，高增長低通脹的態勢，很多人拋出一個理論就是超越周期，當我們這個理論還沒有成型的時候，我們永遠逃不掉的就是經濟周期。

　　我們這次討論危機調整過程中間我們又犯了同樣的老問題，我們還是認為我們能夠超越危機調整四個階段，一種樂觀的情緒彌漫開來，特別是第三季度數據出來之后，這里面有幾個標志性的數據，大家可能會知道，第一個就是美國GDP近年環比增速達到3.5，第二黃金價格超越一千美元，第三道瓊斯指數重返一萬點，第四中國的經濟增長保8沒有任何的懸念，因此這樣一種樂觀情緒在世界蔓延開來，事實上如果我們要回顧任何一次經濟危機調整的態勢，我們都會發現，如果我們假設我們所面臨的這一次是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它就逃不過危機調整的幾個階段。因此，我們要從歷史上來看，29年、33年大危機，羅斯福上臺，新政實施之后，35年經濟出現緩和，36年的經濟好得不錯了，經濟政策一調整，37年馬上又迭回低谷，很多史家談論29、33年大危機的時候，到底是羅斯福新政挽救了大危機還是二戰挽救了大危機，政策調控的持續性是大家關注的一點。

　　另外大家所關注的就是79年、80年美國的經濟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所帶來美國經濟的衰退，當時也是在80年的時候，經濟出現反彈，大家有樂觀的情緒，但是在經濟政策進行調整微調之后，81年，美國經濟又出現第二次探底。

　　第三個例子就是98年，日本經濟，日本經濟也是在98年之后，曾經出現過一些復蘇的跡象，99年進行大調整，實際上所帶來的是后十年的日本經濟的不景氣。當然對于中國來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0年時候的調整，導致2001年再次探底。這幾次歷史如果我們要承認我們目前面臨世界性的危機，超越階段是不可能的，微循環是很表面的一個論調。

　　我們經常還會看到一種現象，我們老是把自己與美國進行比較，中美比較一種學術偏好，這種學術偏好有幾個，有人就談到美國退出的時點決定中國退出的時點，特別是利率政策，但是我們想，中美發生了這次經濟危機，雖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所發生的，但是他們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美國是從金融到實體，中國是從外需到房地產內部的調整，是外部沖擊加上內部周期性力量以及政策性力量三重力量疊加所產生的08年這一次探底，邏輯完全不一樣，就決定了我們治理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但事實上，布萊克的寬松政策，形象地說用直升飛機來撒錢，我們采取天亮的信貸政策進行刺激，這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后果和后遺癥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在治理方式退出的時點選擇上實際上是有很大的差異。

　　美國走出危機實踐要借鑒，在美國的刺激方案里邊，八千多億的刺激方案里邊所提出很重要的就是新能源、新產業、新技術，走出危機，提出的口號就是新技術復蘇和綠色復蘇，因此在中國現在很多學者大力倡導這個東西，但是事實上我們會看到，對于危機的認識，我們并不深刻。很多學者認為，任何一次危機都是新產業、新技術帶動危機走出來的，這個論斷是謬論。如果我們回顧歷史的話，我們同樣會看到，任何一次大危機，不是技術革命挽救了它，而是技術革命之后的后遺癥的一種反映。29年、33年，世界發生了一次技術革命呢？不是的，而是29年、33年之前，發生了技術性的革命。另外，我們會看到70年代，我們的石油危機很嚴重，但是不是這次危機就帶來了能源技術的革命呢？也沒有的。所以說，我們經常會談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總是用自己一種良好的愿望，引導一種目標的選擇，引導一種政策方式的選擇，所以說，我們經常會談到，上一次在人民大學論壇上也談到了一個觀點，在第三季度報告里邊談到，中國加強技術革命，加強新能源建設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要亦步亦趨跟隨美國實施我們的新能源戰略、綠色復蘇的戰略，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陷井。八十年代的日本中后期的時候，曾經出現過這種現象，我們一定要警覺。

　　對于這樣一些背景性材料的分析，所以我們對于中國政策到底怎么樣選擇？我們就提出來以進為退的觀念。這個觀念我想我今天在這里就不詳細地進行闡述了，因為前天在這個地方已經給大家闡述了一下，同時今天給各位嘉賓以及各位參會朋友，把我們的報告贈送給大家，如果大家對這個觀點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再詳細地參閱，謝謝大家！

　　主持人：

　　人民大學一年發布四次宏觀經濟報告，每季度一次，前兩天剛剛發布了年末宏觀經濟報告，也發給了各位朋友和老師，大家有興趣的話看一下，有問題給我們提出批評。

　　論壇第二單元

　　主持人：陳東升

　　下面進入第二個單元，第二個單元主要以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分配，包括土地和糧食安全改革課題為內容，下面抓緊時間，第二單元第一個講演者是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

　　張維迎：

　　收到邀請，非常榮幸，其實覺得沒有什么特別好講的。前幾天在社科院也開過一個會，中國國內市場潛力有多大？這是我們下一步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過去一百幾十年里有兩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從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應該從二戰之后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的變化。應該說這兩次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很不一樣，第一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第二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收益國，主要表現在很好地利用國際市場發展經濟。

　　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平均而言，我們每年出口的增長是GDP增長的1.5倍，如果按照不變價算的話。到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積起來出口增長是GDP的6倍多，導致的一鍋是，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經濟體當中，只有德國超過中國，其他的國家遠遠低于中國，美國只有84%，日本16.3%，英國是15.7%，法國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國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國兩個百分點。

　　這么大的國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點難以想象。我想剛才幾位演講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不管怎么樣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未來一輪經濟增長不可能再繼續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來年高速出口導向，未來可能是能夠保持出口與GDP同步增長，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講我們要像過去每年出口二十幾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國內市場潛質有多大？第一個就是經濟規模。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每一個當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者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看，我們可以排序來看，中國GDP的排序廣東第一，山東第二，江蘇第三。和世界經濟體進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為一個國家來排的話，廣東排在世界第18位，廣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當于土耳其的67%，廣東的GDP大于波蘭、印度尼西亞、比利時、瑞典、瑞士、沙特。山東和江蘇，大于挪威、奧地利、伊朗、希臘、丹麥、阿根廷。愛爾蘭、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蘭、葡萄牙、哥倫比亞，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亞，上海第七位，遼寧第八位，GDP大于羅馬尼亞、以色列、馬來西亞，大于新加坡、烏克蘭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賓，湖南的GDP大于聯合國聯合酋長國、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這是從經濟規模來看。

　　另外從人口來看，兩百年前英國崛起十個億，占2%，一百年前美國崛起的時候世界人口16億，美國將近九千萬，占5.8%，現在世界有68億人口，中國是13億將近14億，我們是一百年前美國崛起時，我們人口差不多，兩百年英國崛起的時候我們人口比它還要大，大1.3倍。

　　中國好多省在國家排人口規模相當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廣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我們看到大的國家，人口規模都比中國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們中國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剛好大于蒙古。

　　這兩組數據我想告訴很簡單的一個意思，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中國的潛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中國的各個地區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相互之間發展貿易潛力有多大？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權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護照，需要關稅、過關，還有很多非關稅的限制等，否則的話，國內貿易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差異的。就像我們看到的歐盟在一體化，東亞要一體化，一體化無非就是說，把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一樣。

　　很奇怪的是，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國際貿易覺得比國內貿易交易成本還要低，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兒？為什么同樣的生意和外國企業做，費用、交易成本比中國國內還要低。當然就有一些硬的東西，好比說山東和南韓做生意，運輸成本比東西運到西北要便宜，中國任何一點運輸的時間和二十年前相比減少50%到三分之二，過去大體需要3天時間到達的地方，現在就要1天的時間或者1天半的時間，過去三個小時到達的地方現在需要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半小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們在開發國內貿易方面，我們面臨的障礙不是過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問題，仍然是軟件的問題，有多少軟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導致的，有多少是企業行為方式導致的，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很好地發展，相互之間的交易貿易的話，由于國際貿易，不可能持續高增長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給彌補上的。

　　我說的這個和我們所說的擴大內需不是一個概念，擴大內需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消費、投資、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費，我說的不是這個概念。相信市場的決策，消費不是人為做上去的，好多語言的錯誤，沒有需求的話，儲蓄在那兒，需求在那兒，如果不在那兒需求不會在那兒。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觀經濟學的概念，怎么樣給人民更多的自由，給企業更多的自由，使每個人每一個企業在中華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遷移，包括城市化等，對未來的20、30年不應該有大的擔憂。

　　233年前，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他就非常驚嘆地寫到，中國市場規模不亞于歐洲所有不同國家加在一起的規模，可惜的是，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發掘國內市場規模的優勢，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謝謝大家！

　　主持人：

　　下面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所長李培林教授講演。

　　李培林：

　　我發言的題目是社會建設與社會改革。很榮幸在經濟學高層論壇上，邀請我這樣一個并不是經濟學專家的學者做一個演講，當然我講的內容對前面的內容有一些呼應。這幾位學者演講給我很大的啟發，經濟增長當中，常常所說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由于出口連續十幾個月百分之二十多的速度下降，大家也預期危機后也不可能，我們再恢復到外貿依存度60%的高度，消費在短期內很難刺激經濟的增長，所以還是把眼光放在投資，更多講到改變投資的結構。這個假定實際上意味著過去30年主要靠投資，繼續發展還是要靠投資，無非要改變投資的結構而已。理論方面我就不講了。

　　現在進到發展的新成長階段，這個階段使我們在過去很多延用的做法，在未來的30年可能要做出一些改變。為什么大家對消費沒有信心呢？消費在短期內受到收入的約束，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到了改變的時候，而且有可能改變，第一個就是說，大眾消費階段，實際上已經到了，大眾消費階段的標志可以看到，比如說人均GDP的增長，我們用了30年的時間，GDP的增長增加到兩千多美元，30年過程中，GDP提高了一千多美元，在最近三四年，GDP增加將近一千美元，到今年年底GDP可以增加三千五百多美元，到2007年的時候GDP在2600美元，這樣跳躍性的發展和人民幣升值有關系，升值也表示著購買力的增加，恩格爾系數，在消費中食品占整個消費家庭比重占到45%，城市家庭很快降到30%，在這樣的階段，各國的經驗都表明，這是一個進入到大眾消費階段，家庭汽車所謂大額消費開始進入千家萬戶，消費更多教育、醫療、旅游、通訊等新型消費成為消費熱點的時候，這個時代到了，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對這個時代到來準備不足，研究不夠，我們對消費沒有信心，未來30年還是要靠投資，消費不可能起來。

　　第二，工業化、城市化進入到中期加速階段，我們一直有一個城市化和工業化關系問題，如果從產值的比例來看，從53年第一產業占53%，08年占11%，“十二五”期間，GDP當中農業比重占到8甚至6%，按照國際規律，到這樣的標準，就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但是你要看就業結構，要看城鄉結構，我們遠沒有完成，到“十二五”結束的時候，城市化可以第一次超越50%水平，但是畢竟在同業化這樣的階段社會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有很大的結構彈性的情況下，加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們和俄羅斯這樣的過程不一樣的，把每一個農村從鄉村變成非農產業工人代表資源效率的提高，已經完成工業化國家發展要容易，因為結構彈性。

　　第三，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迫使我們必須改變發展和增長的方式，人口結構巨大變化帶來幾個結果，到2016年的時候，社會消費比人口紅利就結束了，2016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齡化，人口撫養比出現上升的局面，意味著什么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在整個人口當中，比例在減少，低成本的勞動時代要逐步地走向供給，市場迫使勞動工資的提高，主要的發展方向要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品牌，人口大國轉向人力資源強國，更多依靠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保持我們的比較優勢，不僅僅靠勞動力的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工資，提高工資水平，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是你必然做出的選擇。

　　第四，反貧困，現在到了新的時期。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這30年當中，中國減困是最大的成就，沒有一個國家把貧困人口這么快地減少，現在出現的問題，我們的貧困人口按現在的標準，降到3%以下，按照這個標準再減就沒了，但是誰也不相信，中國這樣一個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沒有貧困人口，主要是我們的貧困標準太低，我們必須按照聯合國國際貧困標準，最起碼把貧困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天不低于收入和消費一美元，按照這個標準大量減少貧困人口，增加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消費能力。

　　第一部分，我們不是說不可能，我們有可能，而且這個時代已經到來，把引導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量，引導到消費這個方面。

　　為什么現在消費不振興呢？我們面臨這方面最大的挑戰，實際上是收入分配結構的問題，不僅僅是提高收入水平的問題，這30年來，經濟增長是我們最大成就的時候，發生最大的挑戰和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問題，這個曲線是30年衡量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曲線，幾乎和GDP的曲線差不太多，一路高昂，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30多年把基尼系數從0.2增加到0.5，沒有一個國家會這么快的速度擴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按照我們現在研究的結果，解釋這個差距60%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是收入差距里邊最大的問題，城鄉之間的差距，到2008年由于這兩年扭轉這個趨勢，到08年的時候，第一次出現了城鄉收入差距下降，從三點幾減少到三點二幾倍，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發生，嚴重影響了農民打工的收入，農民收入今年收入差距擴大到原來的三四個百分點，現在農民收入，種糧食對農民收入增長意義不是很大，主要靠現金收入，農民現金收入遠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

　　大量減少農民，轉移農民是我們在這方面提高消費和改變農民收入情況主要的渠道。影響消費很大的就是收費結構有關，社會的分層結構，中國城鄉差距造成城鄉之間社會階層結構非常大的差異，這是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左邊是農村結構圖，右邊是城市的結構圖，所謂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要把一個階層結構從金字塔的形狀改編成橄欖形，也就是從中國來說，迅速地改變，把農村的結構改變成城市化階層的結構。一個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依靠中產階級增長，當然中產階級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經濟學家多數都是從收入和財產來定義中產，社會學比較注重職業這個指標，也就是說要看是不是白領？當一個國家第三產業占了整個產業結構比重絕大多數，白領階層在整個勞動從業人員里邊占了多數，一個國家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成為較大的比例。按照我們現在做的，按照收入、職業和教育三項指標合成之后，我們國家在整個城鄉當中，中產是占12%，在城市里邊只占25%左右，要想辦法通過結構的調整，擴大中產的力量，中產代表著新的大眾消費的階層，很多國家都盯著中國這個數據，特別是各大公司，中國雖然比例小，但是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人口絕對數是龐大的市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是社會方面的理由，民眾對這個問題很看重，經濟學一般不大談道義問題，但是我們說，經濟也得講道義，現代收入分配根據我們的調查，60—80%的民眾認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另外這個問題也成為很多社會問題產生深層的誘因。

　　社會學里邊有一項調查，調查人民對收入分配的滿意程度把社會分成五層，主觀上的選擇，經濟社會地位的認同，主觀的認識和客觀的規律是有差異的，和實際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不是直接的相關，巴西是收入懸殊的國家，日本是所有發達國家收入最平均的一個國家，他們主觀的認同度差不多，有60%認為自己是中層，印度的結構和這個差不多，一到中國會看到，差異非常之大，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認為中層不到40%，認為是中層和中下層是55%，中國和印度相比，中國是印度GDP的兩倍以上，印度的貧富差距和我們一樣，非常懸殊，《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看到，在孟買中心有2.4公里的貧民區，但是印度認為自己中等是57.7%，住在印度貧民窟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層的，但是在我們的樣本里邊，北京市的處級干部認為是中下層，說明什么問題，收入分配問題不是絕對的客觀差距問題，很多是主觀認同，不是低收入人不滿，很多很好的人也不滿。

　　北京市和香港收入客觀差距是差不多的，北京市人不滿意程度比香港高很多，給了解決收入分配的社會理由之后，在經濟上要有解決的理由，擴大消費，是受到錢的影響嗎，國家很有錢，94年到08年稅收總量從五千多億增益增加到5.4萬億，年均增長18%，遠遠高于GDP的增長，居民儲蓄94年到09年3月，兩萬多億到24.1萬億，已經相當于當年GDP的四分之三還要多，年均增長18%，這么多的錢上哪里了，為什么不消費？銀行利率使勁往下降，逼老百姓花錢，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花，國家只能依靠向老百姓舉債發行國債，把這個錢由國家投資，85年到08年，我們的居民消費率竟然從52%下降到35.4%，在國際上都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不用說遠遠低于美國的70%和日本的65%，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美國三億人一年消費十萬億美元商品，我們13億人一年消費1萬億，市場差別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經濟學的規律，在我們國家也是顯現得非常明顯，根據08年全國抽樣調查，家庭消費率隨收入增加而遞減趨勢非常明顯，越低收入消費越高，增長收入的錢，增長到誰的手里，對消費的拉動是不一樣的，消費結構還受到大的影響，我們現在到底怎么樣計算投資和消費，比如說住房，住房你會看到，按照在各個不同家庭結構里邊的比例，住房在高收入家庭也是高的，也就是說在低收入家庭住房就是消費，高收入里邊住房就是屬于投資的需要，另外影響現在消費就是教育，越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費比例越高，第二醫療也是同樣的，消費里邊恰恰是由于這方便剛性的需求而限制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的消費，所以調查所謂銀行儲蓄目的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都是家庭子女教育。老百姓是為了規避未來消費的風險，所以說要存錢，而不僅僅是文化的問題，不僅僅是文化的原因，美國就說信貸消費，我們就說非要把錢存起來要下輩子花，這里邊和資源配置制度是很多的關系。

　　我們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必須改變發展的方式，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如果說不能夠繼續延續這種投資，始終在30%以上的投資率，必須使消費成為更加重要的拉動經濟的因素，才能維持我們未來30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的增長，消費調節必須進行全面的規劃，我們知道投資是由政府部門主導的，有具體的人管投資的，政府部門里邊沒有一個部門管收入分配，其他的指標、就業指標每個部門是一個政績指標，收入差距擴大了找不到任何的責任人。調整收入分配，一是增加政府提出來，在初次分配里邊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當中居民的收入比例，這個比例十幾年來一直下降，第二勞動者相對于資本收益增加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最近這些年不斷下降。第二，再分配里邊要運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進行調節。另外發展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特別轉變認識，慈善事業很多稅務部門老是認為，只要慈善事業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這個錢要往社會發展方面投入的，個人投得收入關心錢投得效益，捐多少錢，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但是這個錢轉到稅庫里再放到口袋里邊，中間流失很多，而且沒有人關心投資真正的效益。要把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突破口，徹底解決農村對中國消費帶動意義過低的情況，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應當逐步把改革深入的方向引入到社會領域，推進就業、教育、醫療、教育、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的社會體制改革，為改革和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謝謝大家！

　　主持人：

　　下面請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副院長何志毅教授講演。

　　何志毅：

　　我講演的題目是社會責任，企業外部性問題解決的中國之道。有三點：一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與社會的博弈，二是企業外部性問題的產生及其解決思路，三是中國環境中，企業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之道。

　　市場經濟產生了以后，推動社會極大的進步，但是也引發了非常多的問題，解決這種問題有兩套基本的思路，一是革命的辦法，以馬列主義為首的，上一世紀蘇聯建國以后產生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上產生15個社會主義國家，占全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積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不斷改良和改進。今天主題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與社會的博弈，而不是說回到計劃經濟，回到公有制，回到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這是很重要的觀點。今天講到這個話題，那不是回到過去嗎，不是的。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深化，以及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政治主體的多元化，引發了企業主體地位的變化，表現為企業的社會化發展，企業的自主性和影響力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而得到不斷地強化。表現為企業與社會的博弈中間漸漸地處于強勢地位。1932年時有一本書《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經濟領域中的權力集中類似于中世紀教會宗教權力的集中以及國家政治權利的集中，現代公司的出現導致了經濟權力集中，這種經濟權力可以與現代國家的權力相提并論。在未來也許能看到，現今以公司為代表的經濟組織，不僅僅可以與國家平起平坐，甚至可能會取代國家，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這是1932年時的觀點。

　　我也聯想到，司馬遷列舉中國一系列的大商人以及從事的行業，甚至組織富裕的程度。春秋時代就出現了巨大的商業組織和巨富的商人，企業富可敵省、敵縣，現在出現富可敵國的企業，美國商務部在95年時就統計過，如果把各種組織都看成經濟單位的話，世界上一百大經濟單位里邊50%以上是企業，雖然國家GDP和企業銷售收入不是絕對可比，但是可以做一個參考。08年沃爾瑪總銷售收入3511億美元，大于GDP3380億美元的阿根廷，在國家中排名第30位，更早一點，美孚石油價格比較高就往前排，石油價格一低沃爾瑪排在前面，可以排在國家GDP收入的第22名。2008年中國的情況，中石化銷售收入是1.23萬億元，可以排在第九名的四川省1.25萬億元之后，最大的利潤企業是中石油，1144億的利潤，僅次于1295億財政收入的黑龍江，黑龍江排在第16名。民營企業500強總銷售收入35512億元，平均每戶70億元，資產總額2538億元，每戶平均50億元，納稅是1350億元，每戶平均是2.58億潤，每戶平均是3.05億元，最大的是沙鋼，僅次于太原市1468億元的GDP，利潤是62.27億元，稅收是55.56億元，現在的企業富可敵國、富可敵省、富可敵市，和社會的博弈中間具有很強大的地位。

　　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引發哪些外部問題？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家和興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學者來看，自由經濟和靈活的市場機制價格機制解決資源配置的優化問題，只要追求自立個人和企業追求價格信號的引導，使各種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按照供求關系客觀要求進行合理配置，達到優化，實現社會經濟的和諧。這種優化狀態重要標志是企業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也就是說，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本與收益實現內聯，不存在所謂的成本外溢或者收益外溢等外部性現象。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企業資源積累，規模的擴張，影響力擴大，也不再是被動的接受價格機制的支配，一些大企業在實現規模化、社會化后，相當程度上反而開始影響支配市場價格機制的運行，表現企業與社會的博弈處于強勢地位。社會群體對企業地位而言不具備談判力，因此打破成本與收益內聯的理論構圖，突破主流經濟學家一再強調企業在逐利過程中遵守的社會、經濟、法律、秩序要求，產生的收益歸自己，成本歸社會所謂負外部性問題。

　　企業產生哪些外部性問題：一是商業誠信問題。世界上各個國家發展，中國的三聚氰氨事件上歷史上有很多的案例，1958年美國發生毒流感事件，毒死八千個兒童，1960年美國食品藥物法通過后才解決。2000年日本血印牛奶的問題，導致一千多人生病，雀巢牛奶1974年產生重大的問題，導致整個社會對它的批判和抵制。在西方社會產生和發展，基本上花了兩百年的時間，才基本解決。

　　二是勞工問題。從市場經濟一誕生就很嚴重，1945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態調查時就非常凸現，1848年寫共產黨宣言，甚至導致15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走另外一條道路。美國在1936年通過的美國勞工關系法，英國是在1970年通過平等工資法，才基本解決這個問題。

　　三是貧富懸殊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有很多的解決辦法，其中重要的一條是通過社會公益和福利、慈善解決。這個問題在1889年以卡耐基為代表的美國商人基本上解決了理念和實踐的問題，1889年卡耐基寫了一本《財富福音》這本書，說因巨富而死的人是恥辱的，富人是上帝的財產托管者，和窮人是兄弟，不提倡簡單平均分配，提倡做一些公益的事業，包括解決公益事業的方向，不能平均捐給窮人，捐給教堂和學校和圖書館，捐給醫院和運動場所，捐給游泳池等，今天的比爾蓋茨和美國巨富在餞行卡耐基當時提出的理念和方法。

　　第四是環境問題。英國的霧都1857年很嚴重，這個問題到八十年代基本解決，1848年發生煙霧事件，在一萬六千人小鎮引發5911個人生病，17個人死亡的現象。后面還有環境、資源、問題和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問題。這都是企業引發的外部性問題。

　　在西方市場經濟社會里邊，解決外部性社會問題主要有三種方案，一是以福利經濟學派的法律解決之道，二是產權理論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家的制度解決之道。再一點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道德解決之道。

　　各有自己的解決辦法，另外各有自己的不足之處。

　　在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們一樣碰到企業外部性的問題，收益歸自己，成本歸社會，尤其我們在前30年鼓勵經濟發展時，國家給了企業很寬松的環境，給了很多的政策，比如土地、稅收、外匯紅利，勞動力等問題，環境都是非常寬松的，輸送很多的紅利，外部性的問題到現在已經積累了很多，而且是很嚴重，今年出現了一個名詞叫群體性事件，湖北一個廚師跳樓其他人和他沒關系，大量人到街上鬧事，隨著企業成長導致等外部性的問題。解決外部問題，也會參照西方社會解決的辦法三管齊下，以稅收為代表的，法律制度，再一個界定產權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的辦法，再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辦法。

　　美國在新政時非常典型的市場經濟過程，在羅斯福新政的時候曾經把個人最高所得稅從24%提高到79%，工資所得稅從14%提高到45%，遺產稅從20%提到45%、60%、70%、77%，又有所下降。在中國前面兩個辦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辦法更為重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一，我們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只有30年的歷史，我們取得比方國家兩百年取得的成就，在這個同時，我們也積累人家兩百年發展中間所積累的各種問題。人家是兩百年中不斷碰到問題，慢慢地解決，在一段時間內集中解決一個問題，而我們是在30年中間把兩百個問題全部堆在一起，而且交織在一起，所以很難解決，而且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牢固，如果我們過度運用法律的手段和制度的手段解決的話，很可能會扼殺中國的經濟活力，甚至導致回歸到原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道路上。

　　第二，中國是具有兩千五百年儒家傳統和六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理想的國家，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去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也不深刻，最近我越來越多地理解了。所謂社會主義，我們不講它的具體表現形態，首先是一種理想，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制度安排，更多體現了一種理想和理念，核心是追求終極的社會公平，如果說中國或者中國人還堅持這種社會主義理想的話，應該在社會各層面更自覺地追求社會公平，企業家也不例外。

　　第三，企業的自律，表面上看是依靠道德進行自律，更有利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減少政策法律等，包括社會輿論等，更有利于中國市場經濟的成長。

　　第四，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和國際上都一樣，大量的人才朝企業里面聚集，今天資助這個會議的陳東升先生就是代表，他既是博士，又是大企業家，很多的人才向企業聚集。典型的例子，最好的學生讀工商管理，更好的學生在工商管理學院讀金融，金融畢業以后最好的行業是投行，投行最好的地點在哪里，在華爾街，這就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很重要的原因。精英站在自己行業的立場和自己企業的立場上對付整個社會，盡量放大杠桿率，搞了一套衍生工具，不要說一般人看不懂很多經濟學家看不懂監管部門看不懂，經濟學家偏一點金融的也看不懂，導致了社會很大的災難。前一段我讀我軍著名中將劉亞洲一篇文章，部隊人才下降，十步有亮點，二十步必有芳草，現在看一百個沒有一個好看的。這次八一建軍節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組織了政治局學習組織一個決定，部隊從國民教育引進人才，13.5萬大學生進入部隊，這些人很大程度上跑到企業里了，而且大量往金融部門聚集，所以必然富有社會責任。因為你是社會精英，在國際上也很明顯，我參加了很多社會責任組織和跨國大公司副總裁分管基金會的總裁坐在一起，我感到真的是從全世界和全人類的角度考慮問題，不是從內心有一種社會責任，而不是貿易壁壘。

　　第五，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企業從道德層面做的，媒體、政府、NGO一起推動，尤其是中國政府很強勢的，很有治理能力的，中國外部性的問題為什么解決得這么好，和中國的強勢或者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有很大的關系，一般的國家里，企業發展到現在，引發這么多問題早就開始大亂了，中國沒有亂，不能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政府，媒體，NGO都要一起，包括商學院一起做這個努力，中國是有條件的，不僅僅是靠企業自律。

　　最后，中國國際形象的需要。我們走到國際上非常沒有面子，一開國際會議就是受批判的對象，中國企業不負責任，拿出資料、照片幾乎無可辯駁的，請你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間，拿歷史數據做比較，你們過去也是這樣的。內心深深受到觸動，中國需要良好的國際形象，需要企業家自己努力改善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形象。

　　商學院的教育有缺失，全球都一樣，在兩方面，一是過分教枝節學科和知識點，不是整合行的企業管理的綜合解決之道。第二，過多教了工具和技巧，缺乏了倫理道德和責任的教育，這次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商學院的教育的思考，中國商學院教育里邊首先要加大理論道德和社會責任的教育，謝謝大家！

　　主持人：

　　最后一位講演者北京大學教授朱善利。

　　朱善利：

　　首先感謝大會組織委員會給我一個演講的機會。

　　我今天在這兒報告的題目是《土地制度改革和糧食安全》。報告內容是我們承擔一項研究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我們按照研究計劃，我們在全國南方、西部、北部、重慶、河南、浙江、廣東等地方做了一些調研，我們調研主要是在農村，我看到中國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城鄉統籌方面，各地進展比較順利，我們也發現潛在的問題，也就是糧食安全的隱患。我們看到在農業化發展過程中間出現不少專業戶，種茶專業戶、養豬專業戶等，種糧大戶并不是特別多，重量收益比較低，種植經濟作物，或者養殖方面的比較收益比較高，和我們國家目前土地制度有關系的。

　　受到土地經營期的限制，農戶在土地開發大多數是短期行為，農戶的選擇是理性的，選擇比較收益相對較高的產業在經營，為什么會出現小產權房，就是因為在土地上面蓋房子就是小產權房，但是賣得收入相對來說要高，盡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政府合法征用土地行為導致農田被逐步侵蝕。我們住在城市比較多，城市發展把農田侵占了。我們現在不談城郊的問題，城鎮的農村來講，在國家嚴格金質獎基本農田用于非農用途的法律約束下，即使農民不改變土地的農用性質，仍然不能保證農民將耕地用于種糧食，除非種糧食的比較收益要高于土地的其他經營性收益。我們知道種糧比較收益來源于土地的規模經濟，到世界各個國家來看，種糧食一定是規模化經營的，目前土地制度阻礙土地向農戶手中集中，經營期不利于集中發展，農戶通過流轉的方式實現所謂適度規模經營。合同的期限都是比較短的，通常是兩三年、五年，承租人沒有辦法對土地做相對長期的投資和規劃使用，有些農戶即使在短期也不愿意把土地轉包給別人，一是沒有在非農產業經營的能力，只能靠自己經營承包地獲得收益。到城市里邊，經營能力比較強，收入比較高，不在乎把土地轉包出去獲得那些微薄的收入，這兩種情況都是有的。這些人不愿意放棄土地，因為社會保障沒有解決，仍然把土地作為自己的保障，即使在城市里邊取得相對比較高的收益，但是仍然不愿意放棄土地。

　　沒有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經營的條件下，無法使用機械化等設施提高農業生產力，無法通過農田、水利建設和其他基本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產量，在小面積經營的情況下邊，養魚、種茶、種樹、種藥材經營方式比種糧有更高的經濟效益，農田一旦變成養魚塘或者茶園再變成糧食土地要花費很大的代價，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就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如何保證我們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同時保證我們國家糧食安全，我們提出來以下解決方案，也可以說是解決思路：

　　第一，配合城鄉統籌戰略實施，深化土地綜合治理，增加農用地的面積。

　　第二，在全國規劃農業發展站，使耕地受到永久保護。為了彌補農業保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放棄工業化而犧牲利益，需要大規模占用農地，發展工業的區域給予農業帶的農民以經濟補償，為此需要在全國實行跨省的土地交易，實施全國范圍的耕地占補平衡。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進農戶承包地流轉，實行農地規模化經營，提高種糧的比較收益。

　　我們分別對三種方案做一個簡單的討論。

　　第一，深化土地綜合治理。主要為了增加農耕地的面積。我們國家正在逐步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土地統籌是城鄉統籌重要內容，我們現在看看我們國家整個情況，農村建設用地遠遠超過城市的建設用地，根據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統計的資料，目前農村建設用地總量大約是2.7億畝，一千八百萬公頃，農村建設用地總量是城市建設總量的4.6倍，其中村地空地占村莊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占農村建設用地中大多數都是農民的宅基地。我們現在可以設想，如果中國的城鎮化能夠順利實施，而且又是有效實施的話，農村進入城鎮，本來可以節約一部分住宅的占地，我們國家在實現城鎮化過程中間，土地不僅不會減少還有可能增加，農村建設用地遠遠大于城鎮，農村建設用地中間，大多數農民的宅基地，如果農民在城市里面城市化，會節省占地，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間，城鎮化并沒有我們的農業不同步，第一產業就是廣義的農業，產值占到11%多一點，但是中國有將近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在農村占用宅基地，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和城市都在占有耕地，耕地面積不僅沒有縮小，都在擴大。

　　通過土地整治的方式增加耕地，河南周口進行調查，周口的經驗非常值得我們總結。周口市是農業市，農業大省河南省的主要糧產區，主要是通過對磚瓦窯廠、工礦廢棄地為主要內容的三項整治運動增加耕地面積，五年凈增耕地二十多萬，保證工業化過程中間對土地需求的增加，又要保證糧食安全問題是非常具有借鑒意義的。周口耕地后備資源在全國處于中下游的水平。但是我們要在全國像周口那樣做所謂通過土地整治增加耕地面積，需要破解土地整理資金短缺這樣一個難題。由土地整治潛力的大多數是農產區，以種糧為主的地區，難以依靠自身的財力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整治，需要全國統籌解決。我們國家為了防治工業發展占用大量的耕地，大家知道國家采取所謂占補平衡的政策，耕地被占用之后，另外找出另外一個地方補足。目前土地政策不允許跨地區跨省實施戰略平衡，比方說北京占了地不能在北京以外其他地方補足。在實施過程中間，占補平衡的范圍就更小糧食重視了，往往是在一個地市甚至在一個縣內實施占補平衡，一個地區和省內解決占補平衡，國家工業和農業發展都是沒有效的，工業發達的大城市周邊需要占用比較多的耕地，但是能夠用于補足的耕地非常少，我們建議在更大的范圍內實施土地占補平衡，通過土地跨地區交易解決土地綜合治理中資金缺乏的難題，像珠三角。

　　第二，長三角發展水平比較高，土地用于工業發展價值就高，華北和東北適合大面積糧食種植，比較收益比珠三角和長三角做糧食收益要高，除了國家對于種糧者財政支持外，大量占耕地地區減少的耕地通過糧食產區綜合治理方式增加耕地，加以補足。但是前者給后者給予補償，補償的份額按照占用耕地的數量以及土地可以養活人口向國家繳納土地占用費，社會保障資金和社會發展基金。國家再將這些資金用于耕地不足的地方，耕地的治理費用、社會保障、社會發展基金，這種做法實際上借鑒國外有關土地開發權的思想。

　　規劃農業帶，確保量產區耕地不被殘食。由于自然條件、地理條件等限制，并不是說所有的地方都適合大面積的大范圍的種植糧食，因此需要在我們國家規劃農業帶，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為了保證農業帶持久穩定的發展，需要采取以下的措施：農業帶選擇在氣候、地理、土壤等條件適合農業生產地區。第二，農業帶限制非農產業的發展，鼓勵糧食種植，對工業發達地區也要要求發展糧食種植，把適合大規模種植糧食不具備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也要占用農田發展工業的格局必須要改變。第三，國家對于農業帶的發展，給予各種優惠政策，并在財政上給予大力支持，財政資金來源可由占用農地的地區來支付。第四，農業帶的官員不應該把產值作為主要的考核指標，把耕地保護，維護糧食安全等作為主要的業績考核指標，我們國家以GDP考核地方干部這個做法引起好多的問題，河北的漢川，地方官員號召機關里邊喝酒，一年喝到幾百萬，湖北號召當地公務人員包括老師抽本地的煙，派人到辦公室檢查，發現辦公室的煙頭不是本地煙減少財政撥款，我們認為這是國家采取GDP考核指標導致的結果，國家改變以GDP考核干部業績的做法。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土地流轉，實現糧食種植規模化經營。我們知道，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對我們國家解決糧食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做出很大的貢獻，正因為這樣，去年創新獎給了杜潤生，我們看到中國現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原來土地承包現在面臨很多的挑戰，人均耕地占有量很小。有農戶1.93億戶，耕地總面積1.3億公頃，戶均耕地只有0.68公頃，戶均耕地0.2公頃以下占到300.35%，在0.2到0.6占到50.04%，戶均耕地在3.4公頃以上僅占到0.45%，糧食不能大面積進行種植的話，沒有辦法提高重量的比較收益，只有放棄糧食種植，經營其他高收入的經濟性作物。隨著經濟變遷，也考慮到農村的比較收益發生變化，鼓勵農戶自發有償自愿的原則實行土地流轉，去年的會議當中也談到了這一點。但是由于現行的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流轉后種糧大戶相對來說比較少，從事非糧食作物的經營戶比較多，因為流轉規模不是太大，在不大的規模上面只有選擇高收益的一些經濟性作物才能夠產生比較高的收益，種花卉、藥材、養魚等相對收益比較高的是農戶的首選。沿海的地區，甚至把原來稻田灌進海水養螃蟹，為什么？養螃蟹在當地的收益是很高的，一旦把沿海灌進農田，土地不可能作為耕地在用了。

　　所以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糧食安全很難有效保障，所以，我們說在適合種糧食的地區必須進一步采取促進土地大規模流轉和集中，保證經營者獲得至少其他農產品相同的收益。限制土地流傳和規模化經營，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所以改革的方向明確所有權，降低交易成本，要朝這個方向來走，要對現有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進行徹底的改革。土地要不然國有要不然私有，可以進行土地國有和私有的試點，土地國有政府進行拍賣和租賃，在私有情況下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土地的流轉，做到土地的規模經營，以保證土地經營的長期行為而不是短期行為。土地私有和國有比目前土地的集體所有更有利與土地的流轉，因為前兩者的交易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土地規模用于糧食種植獲得比較收益的前提條件，我們知道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農戶不再將自己的社會保障建立在所承包的土地上，才能使土地制度有根本性的改變。必須要盡快招手推進，否則糧食安全問題就難以解決，中國的物業化和城鎮化也難以向前推進，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成果，不僅難以進行，還可能喪失。

　　主持人：

　　感謝剛才各位四位老師教授的精彩的發言和講演，也特別感謝上午八位教授和專家的精彩的講演和發言，特別感謝同學踴躍參與。

　　下午還有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頒獎典禮，請同學們繼續參與會議。

　　上午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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