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舉行。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會議。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王有濤攝)

　　新浪財經訊 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承辦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11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舉行。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演講。

　　李培林：

　　我發言的題目是社會建設與社會改革。很榮幸在經濟學高層論壇上，邀請我這樣一個并不是經濟學專家的學者做一個演講，當然我講的內容對前面的內容有一些呼應。這幾位學者演講給我很大的啟發，經濟增長當中，常常所說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由于出口連續十幾個月百分之二十多的速度下降，大家也預期危機后也不可能，我們再恢復到外貿依存度60%的高度，消費在短期內很難刺激經濟的增長，所以還是把眼光放在投資，更多講到改變投資的結構。這個假定實際上意味著過去30年主要靠投資，繼續發展還是要靠投資，無非要改變投資的結構而已。理論方面我就不講了。

　　現在進到發展的新成長階段，這個階段使我們在過去很多延用的做法，在未來的30年可能要做出一些改變。為什么大家對消費沒有信心呢？消費在短期內受到收入的約束，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到了改變的時候，而且有可能改變，第一個就是說，大眾消費階段，實際上已經到了，大眾消費階段的標志可以看到，比如說人均GDP的增長，我們用了30年的時間，GDP的增長增加到兩千多美元，30年過程中，GDP提高了一千多美元，在最近三四年，GDP增加將近一千美元，到今年年底GDP可以增加三千五百多美元，到2007年的時候GDP在2600美元，這樣跳躍性的發展和人民幣升值有關系，升值也表示著購買力的增加，恩格爾系數，在消費中食品占整個消費家庭比重占到45%，城市家庭很快降到30%，在這樣的階段，各國的經驗都表明，這是一個進入到大眾消費階段，家庭汽車所謂大額消費開始進入千家萬戶，消費更多教育、醫療、旅游、通訊等新型消費成為消費熱點的時候，這個時代到了，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對這個時代到來準備不足，研究不夠，我們對消費沒有信心，未來30年還是要靠投資，消費不可能起來。

　　第二，工業化、城市化進入到中期加速階段，我們一直有一個城市化和工業化關系問題，如果從產值的比例來看，從53年第一產業占53%，08年占11%，“十二五”期間，GDP當中農業比重占到8甚至6%，按照國際規律，到這樣的標準，就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但是你要看就業結構，要看城鄉結構，我們遠沒有完成，到“十二五”結束的時候，城市化可以第一次超越50%水平，但是畢竟在同業化這樣的階段社會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有很大的結構彈性的情況下，加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們和俄羅斯這樣的過程不一樣的，把每一個農村從鄉村變成非農產業工人代表資源效率的提高，已經完成工業化國家發展要容易，因為結構彈性。

　　第三，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迫使我們必須改變發展和增長的方式，人口結構巨大變化帶來幾個結果，到2016年的時候，社會消費比人口紅利就結束了，2016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齡化，人口撫養比出現上升的局面，意味著什么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在整個人口當中，比例在減少，低成本的勞動時代要逐步地走向供給，市場迫使勞動工資的提高，主要的發展方向要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品牌，人口大國轉向人力資源強國，更多依靠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保持我們的比較優勢，不僅僅靠勞動力的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工資，提高工資水平，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是你必然做出的選擇。

　　第四，反貧困，現在到了新的時期。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這30年當中，中國減困是最大的成就，沒有一個國家把貧困人口這么快地減少，現在出現的問題，我們的貧困人口按現在的標準，降到3%以下，按照這個標準再減就沒了，但是誰也不相信，中國這樣一個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沒有貧困人口，主要是我們的貧困標準太低，我們必須按照聯合國國際貧困標準，最起碼把貧困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天不低于收入和消費一美元，按照這個標準大量減少貧困人口，增加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消費能力。

　　第一部分，我們不是說不可能，我們有可能，而且這個時代已經到來，把引導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量，引導到消費這個方面。

　　為什么現在消費不振興呢？我們面臨這方面最大的挑戰，實際上是收入分配結構的問題，不僅僅是提高收入水平的問題，這30年來，經濟增長是我們最大成就的時候，發生最大的挑戰和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問題，這個曲線是30年衡量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曲線，幾乎和GDP的曲線差不太多，一路高昂，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30多年把基尼系數從0.2增加到0.5，沒有一個國家會這么快的速度擴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按照我們現在研究的結果，解釋這個差距60%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是收入差距里邊最大的問題，城鄉之間的差距，到2008年由于這兩年扭轉這個趨勢，到08年的時候，第一次出現了城鄉收入差距下降，從三點幾減少到三點二幾倍，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發生，嚴重影響了農民打工的收入，農民收入今年收入差距擴大到原來的三四個百分點，現在農民收入，種糧食對農民收入增長意義不是很大，主要靠現金收入，農民現金收入遠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

　　大量減少農民，轉移農民是我們在這方面提高消費和改變農民收入情況主要的渠道。影響消費很大的就是收費結構有關，社會的分層結構，中國城鄉差距造成城鄉之間社會階層結構非常大的差異，這是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左邊是農村結構圖，右邊是城市的結構圖，所謂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要把一個階層結構從金字塔的形狀改編成橄欖形，也就是從中國來說，迅速地改變，把農村的結構改變成城市化階層的結構。一個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依靠中產階級增長，當然中產階級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經濟學家多數都是從收入和財產來定義中產，社會學比較注重職業這個指標，也就是說要看是不是白領？當一個國家第三產業占了整個產業結構比重絕大多數，白領階層在整個勞動從業人員里邊占了多數，一個國家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成為較大的比例。按照我們現在做的，按照收入、職業和教育三項指標合成之后，我們國家在整個城鄉當中，中產是占12%，在城市里邊只占25%左右，要想辦法通過結構的調整，擴大中產的力量，中產代表著新的大眾消費的階層，很多國家都盯著中國這個數據，特別是各大公司，中國雖然比例小，但是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人口絕對數是龐大的市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是社會方面的理由，民眾對這個問題很看重，經濟學一般不大談道義問題，但是我們說，經濟也得講道義，現代收入分配根據我們的調查，60—80%的民眾認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另外這個問題也成為很多社會問題產生深層的誘因。

　　社會學里邊有一項調查，調查人民對收入分配的滿意程度把社會分成五層，主觀上的選擇，經濟社會地位的認同，主觀的認識和客觀的規律是有差異的，和實際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不是直接的相關，巴西是收入懸殊的國家，日本是所有發達國家收入最平均的一個國家，他們主觀的認同度差不多，有60%認為自己是中層，印度的結構和這個差不多，一到中國會看到，差異非常之大，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認為中層不到40%，認為是中層和中下層是55%，中國和印度相比，中國是印度GDP的兩倍以上，印度的貧富差距和我們一樣，非常懸殊，《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看到，在孟買中心有2.4公里的貧民區，但是印度認為自己中等是57.7%，住在印度貧民窟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層的，但是在我們的樣本里邊，北京市的處級干部認為是中下層，說明什么問題，收入分配問題不是絕對的客觀差距問題，很多是主觀認同，不是低收入人不滿，很多很好的人也不滿。

　　北京市和香港收入客觀差距是差不多的，北京市人不滿意程度比香港高很多，給了解決收入分配的社會理由之后，在經濟上要有解決的理由，擴大消費，是受到錢的影響嗎，國家很有錢，94年到08年稅收總量從五千多億增益增加到5.4萬億，年均增長18%，遠遠高于GDP的增長，居民儲蓄94年到09年3月，兩萬多億到24.1萬億，已經相當于當年GDP的四分之三還要多，年均增長18%，這么多的錢上哪里了，為什么不消費？銀行利率使勁往下降，逼老百姓花錢，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花，國家只能依靠向老百姓舉債發行國債，把這個錢由國家投資，85年到08年，我們的居民消費率竟然從52%下降到35.4%，在國際上都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不用說遠遠低于美國的70%和日本的65%，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美國三億人一年消費十萬億美元商品，我們13億人一年消費1萬億，市場差別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經濟學的規律，在我們國家也是顯現得非常明顯，根據08年全國抽樣調查，家庭消費率隨收入增加而遞減趨勢非常明顯，越低收入消費越高，增長收入的錢，增長到誰的手里，對消費的拉動是不一樣的，消費結構還受到大的影響，我們現在到底怎么樣計算投資和消費，比如說住房，住房你會看到，按照在各個不同家庭結構里邊的比例，住房在高收入家庭也是高的，也就是說在低收入家庭住房就是消費，高收入里邊住房就是屬于投資的需要，另外影響現在消費就是教育，越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費比例越高，第二醫療也是同樣的，消費里邊恰恰是由于這方便剛性的需求而限制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的消費，所以調查所謂銀行儲蓄目的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都是家庭子女教育。老百姓是為了規避未來消費的風險，所以說要存錢，而不僅僅是文化的問題，不僅僅是文化的原因，美國就說信貸消費，我們就說非要把錢存起來要下輩子花，這里邊和資源配置制度是很多的關系。

　　我們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必須改變發展的方式，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如果說不能夠繼續延續這種投資，始終在30%以上的投資率，必須使消費成為更加重要的拉動經濟的因素，才能維持我們未來30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的增長，消費調節必須進行全面的規劃，我們知道投資是由政府部門主導的，有具體的人管投資的，政府部門里邊沒有一個部門管收入分配，其他的指標、就業指標每個部門是一個政績指標，收入差距擴大了找不到任何的責任人。調整收入分配，一是增加政府提出來，在初次分配里邊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當中居民的收入比例，這個比例十幾年來一直下降，第二勞動者相對于資本收益增加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最近這些年不斷下降。第二，再分配里邊要運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進行調節。另外發展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特別轉變認識，慈善事業很多稅務部門老是認為，只要慈善事業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這個錢要往社會發展方面投入的，個人投得收入關心錢投得效益，捐多少錢，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但是這個錢轉到稅庫里再放到口袋里邊，中間流失很多，而且沒有人關心投資真正的效益。要把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突破口，徹底解決農村對中國消費帶動意義過低的情況，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應當逐步把改革深入的方向引入到社會領域，推進就業、教育、醫療、教育、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的社會體制改革，為改革和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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