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輔礽基金會秘書長 沈曉冰

　　在過去30年中，哪一種經濟學理論對中國影響最大？上周，由董輔礽基金會等機構主持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148位中國專家票選結果認定，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之譽的杜潤生及麾下的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則被視為此理論的主要貢獻人。

　　由知名專家以獨立記名通信投票的方式進行學術評獎，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這148名投票人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一線經濟學家，還有部分中國主流經濟媒體或學術刊物的負責人。

　　中國經濟學界，對于國際經濟學界來說還十分陌生。西方在關注中國的經濟變革和發展時，往往聚焦于中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或關注于普通百姓生活，但卻容易忽視對中國思想者，尤其是經濟學家群體的留意。實際上，在中國，思想者和經濟學家對社會的影響力，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影響巨大而深遠。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社會經濟變革和經濟發展，從每一關鍵時刻，到整個三十年的歷史，都深深印刻了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和行為影響。

　　中國三十年間的諸多改革，不少源自實際經濟操作者的行動，然后被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后者往往參與政策的決策)總結發掘，最后以某種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無法理解或似乎不嚴謹科學的語匯，被中國最高層決策者采納，并以更直白的黨的語言形成權威文件，最后向全國推進。

　　發端于中國安徽農村的農民包干到戶，就是被早在1950年代就曾認同包干到戶、主張合作化穩步進行的杜潤生帶領一批經濟調查研究者，同時還有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文人(如記者)，以調查報告、研究報告、新聞加評述、黨內情況匯報等并非抽象、嚴謹的經濟學學術方式，予以分析、判斷與鼓動出來的。當然，最終的決策者是中國的最高領導層。而在最高領導層的決策確定前，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小范圍傳閱，有的甚至作為一種秘密信息傳遞。那時的中國經濟的研究者，主要充當決策者的調研、智囊角色，雖然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會事先以個人學術成果的方式對外發表公布。只有在最高層決策后，這些成果才會公開發布。那時的中國經濟學家，實際上是一種決策智慧的供應者，隱藏于政治家的身后。

　　一個獨特的經濟學現象是，在中國，實際上有許多西方經濟學語匯所不能表達和闡述的現象，至少是難以準確表達的現象。但中國的經濟學家，則能以獨特的語言進行描述、解釋、分析。中文與作為西方經濟學主流語言的英文，有諸多差異，但也有互補和相通。就中國經濟學研究者們研究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言，作為中國幾千年穩定社會結構的基本元素的家庭，實際上在西方經濟學中沒有作為一個特別突出的研究對象。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在對家庭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對中國家庭的生產、經濟功能的分析研究，無疑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有西方經濟學研究者所沒有的豐富的素材。

　　西方經濟學家可能至今難以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會議上，為什么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中，為“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詞匯前是否加上“家庭”二字爭論不休？這樣的情況，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經濟學界十分普遍。西方經濟學家還可能不會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學成果的語匯好像總是那么單調、刻板。實際上，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

　　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也并非僅在經濟的技術層面。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到處是意識形態風險，充斥著政治性的論爭。以農村改革為例，人民公社制度，當時是被中國憲法所確定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一部分——改變這種經濟形式，實際上是政治性的變革。就在安徽農民自發開始包產到戶的同時，彼時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董輔礽教授就認為人民公社制度應該改變。不僅如此，這位在中國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還提出改變國家所有制的主張。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無疑是當時十分膽大的論斷。

　　“所有制”問題在昔日中國的受重視的程度，在西方經濟學界看來，也許難以理解。在中國，“所有制”是一個學界、政界甚至普通大眾都熟悉的經濟學詞匯，對這個獨特領域的研究，實際上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導火線和關鍵。與之巧合相應，農民的包產到戶的行動，實際上是沒有遵守人民公社制度，從當時的法律上來說甚至是違法行為。而杜潤生等經濟研究者在進行大量調研后，影響了最高層的決策。他們在農村問題上的研究和后來參與決策推動農村改革，雖然沒有改變中國土地的所有制歸屬問題，但在經濟組織形式上，已經改變了人民公社制度，回歸到經濟學的本源目的，更啟動了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外，進入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第二輪投票的另外兩個經濟理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和價格雙軌制理論，同樣具有中國特色。

　　在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城市的經濟改革，主要的對象就是國有企業。因為在三十年前，中國的經濟幾乎全部就是國有經濟。中國經濟學家董輔礽提出要改革國家所有制，而厲以寧等經濟學家則提出了改革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制形式的具體對策模型，并在立法等領域直接影響和推進。

　　“價格雙軌制”由一批年輕的經濟學研究者在一次研討會上的爭論中形成，改變了經濟中單一由國家計劃定價的模式，以計劃定價和市場自由定價并存的方式，作為中國價格改革的措施，雖然其至今還倍受爭議，但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和方向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這也反映了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家的獨特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在1980-1990年代，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達到高峰，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學十分活躍的時期。這些經濟學家中的最有影響力的幾位，被官方所高度重視，甚至直接進入立法機構。如董輔礽擔任了兩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立法機構中的最高位置。厲以寧教授則先后擔任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和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并直接領銜起草了中國的第一部《證券法》。中國經濟學家在這一時期，既是學者、研究者，又能直接影響決策和立法，將經濟學在中國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影響和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這樣的社會成就，恐怕在西方經濟學家中，歷史上只有凱恩斯等為數不多的幾個經濟學家才有。

　　當然，經濟學家進入政府或立法機構，或許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是失去學者獨立性的一種選擇。以自然語言表達經濟學觀點，似乎有礙經濟學的貴族性。但如果回到經濟學本身，我們要看經濟學自身的目的是什么，即經濟學作為科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經濟學固然需要一種嚴謹、規范的體系，需要完美的邏輯結構甚至數學一樣漂亮的模型，但經濟學的最根本的目的，還是要促進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發展，為人的完善服務。學者獨立于思想，而非身體和職業。經濟學家直接參與社會決策，是經濟學家的職責之一。而中國的幾位經濟學家在進入官方機構后，也并非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研究，相反還充實和保障了自己的獨立研究和思想。

　　從科學性和成熟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學或許在西方經濟學者看來也是難以理解和認同的。但事實上經濟學作為一種入世的學科，不像自然科學一樣超脫，至今也不像自然科學一樣具有完全統一的抽象的語言體系。要以單一的語言完成經濟學的目的和使命，至少在目前是辦不到的。

　　中國的經濟學，以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所能理解的語言，履行著經濟學的目的和使命。如同科爾奈提出的“短缺”概念最初也不一定為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家所理解一樣，中國的經濟學也有許多獨有的概念，比如在中國也有很大爭議的“價格雙軌制”，還有董輔礽自己創造但后來自己又認為有缺陷的“八寶飯”經濟等，都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特有現象，以這種語言和詞匯描述和表達似乎才能達本意。所以，以西方經濟學界對科學完美性的標準來評價中國的經濟學，當然是無法理解中國的經濟學水平和成就的。但要以經濟學的本質目的來評價中國的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國的經濟學界是能夠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經濟學家的高分的。中國經濟三十年的飛速發展、中國社會三十年的巨大變遷，可以證明中國經濟學家的成果和成功。

　　中國的經濟學需要科學化，也需要全球化，需要融入全球經濟學體系。這需要目前處在兩個經濟學語言世界的經濟學家的溝通、共同努力。在中國，經濟學家主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國計民生，而鮮有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事業目標的。中國人需要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成果進行評價，更需要對這個為中國社會發展、為中國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做出了實質性貢獻的人群給予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和鼓勵。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是有這樣一個目的。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實際上多年以來，在國內顯要但也受詬病，從全球范圍考察更是低調恭謙的耕耘者，如今收獲的，不只是一個學術榮譽或國際經濟學界的承認，他們收獲的是中國巨大的變革和發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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