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冰

　　南開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

　　摘要：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是與改革實踐的互動，與政治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是一個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逐步突破和不斷揚棄的過程。作為改革對象的經濟體制的概念，蘊含著豐富的實踐智慧，反映出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漸進的道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市場經濟論的先后提出，經過了長期曲折的探索和斗爭，為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圍繞改革戰略的研究形成了中國改革理論的不同流派，其中比較激進的和試圖尋找單一改革主線或突破口的各種思路，都未能被實踐所接受，轉化成為政策的是以穩健務實風格見長的理論和對策選擇。相對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滯后的，但是，中國經濟學家對所有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并沒有因此而滯后，這方面已經取得的許多重要突破為所有制和國有產權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準備。只有所有制和產權制度的改革，才能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穩定、健康、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經濟改革理論和轉型經濟學不同，前者是以指導和應用于改革實踐為目的的規范性理論，后者則是要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做出科學解釋的實證性理論。從改革理論到轉型經濟學的發展，預示著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發展的趨勢：實證性的純理論研究與應用性的對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理論經濟學的國際化和理論基礎的綜合化、研究對象和問題的本土化與理論的原創性、轉型經濟學與轉型期經濟學并行發展。

　　在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基本上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屬于理論經濟學的范疇。但是與通常意義上的理論不同，改革理論并不是以解釋世界為目的的實證性理論，而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己任的規范性理論。所謂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理論聯系實際、理論為現實服務等說法，都反映了改革理論的這種性質。

　　一、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特點和發展概述

　　改革理論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實踐性

　　盡管改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間的確存在著非常緊密的互動關系，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一方面，理論研究的問題來自改革實踐，是現實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認識和理論性問題，隨著實踐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理論的興奮點也隨之迅速轉移，而相關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理論邏輯往往就會被人們所忽視，較少受到研究者繼續關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論的探索和創新為改革實踐開拓出進一步深化的空間，推動和引導著改革實踐不斷地向前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經濟改革理論是經濟改革本身的一個構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種現實力量。因為，改革固然是社會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但又不僅僅是對利益關系的調整，而且還是社會意識和理論觀念的一場革命。人們對待改革的態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關系所決定的，但是又不僅僅受其自身利益所決定，而且還要取決于人們對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的價值判斷。這就是說，包括社會公正在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意識形態，是決定公眾是否支持改革的一個變量，而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的發展變化，則會深刻地影響到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

　　改革理論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它與政治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密切聯系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馬克思主義作為執政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政治經濟學因此不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對象，它同時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觀念和理論依據、對公眾進行宣傳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論上的真正突破都不可能光靠學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實現，而是要得到政治權威的肯定才能最終完成。然而，這決不意味著經濟理論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為政治上的重大決策和變化，又需要理論研究加以論證才能獲得觀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經濟理論特別是改革理論的研究在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有其獨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矛盾和弊端誠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是，人們雖然能夠感受到卻不能深刻地理解，只有經過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將其清楚地揭示出來以后，人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它。而且，解決問題的出路和具體辦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過艱苦的研究和探索才能發現或者設計出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之間的這種復雜關系，給改革理論增添了特殊的困難。一個經濟學家進行改革理論的探討和創新，往往要承擔政治上的風險，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階段，這種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難和風險也就越大。因此我們認為，在過去的1/4世紀里，中國的改革能夠成功地越過許多激流和險灘，比較平穩順利地實現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取得今天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經濟學家特別是其中那些先驅者和一些開創性的理論貢獻功不可沒，應當和政治家的英明決策一樣彪炳史冊。

　　回顧中國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歷史過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十四大政治報告確定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分別是三座里程碑，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階段：即改革啟動和程序設定階段、雙軌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確認階段、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階段。而改革理論的發展，情況則要復雜的多。按照思維的邏輯順序，改革理論需要依次研究和說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圍和性質、確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制定改革的戰略和基本策略，這些問題之間是一種逐層遞進的關系。但是，中國的改革是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起步的，實踐的迅速發展和決策的迫切需要，對于上述重大原則問題的理論研究，根本來不及分層次解決，就在多條線索上同時展開，交錯進行。改革理論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階段分別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幾乎每一個重要問題的探索和爭論在時間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應的改革階段，并且存在著反復的現象，因此改革理論很難從時間上劃出清晰而截然的發展階段。

　　綜觀25年改革理論的發展，總體上，是沿著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新認識這條基本線索展開和逐步推進的，是一個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逐步突破和不斷揚棄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對市場經濟重新理解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論界首先從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形式和體制模式的角度，對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展開了集中的討論和重新評價，得出了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的結論，接著又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而將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徹底摒棄。對于公有制改革理論的探索，雖然沒有像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論那么集中，但是卻貫穿在改革和轉型的全過程。這方面的理論突破主要從三個方面推進：一是在所有制結構方面，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傳統觀念，提出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是混合經濟，重新定義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實現形式方面，否定了企業的國有國營形式，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股份制可以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三是把所有制關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首先提出了兩權分離，進而引入了西方經濟學關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在收入分配領域，一是克服了過去長期存在的以按勞分配形式表現的平均主義觀念，開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二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理論思考，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提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改革理論的發展沿著時間順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條具體的線索，本文在以下各節分別加以論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

　　在改革啟動與程序設定階段，改革理論首要的任務是要解決改革的“合法性”問題②。因為改革是對原有制度結構和秩序的顛覆性改變，如果不能得到社會主流觀念的認可或者足夠強大的支持，就會處于“非法”狀態無法啟動。解決改革“合法性”問題，就是要對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進行理論證明，對改革的性質和對象范圍做出科學界定，對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進行探索和設定，從而造成一種有利于改革的輿論氛圍。

　　在我國，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論探討，最初采取了對價值規律作用問題探討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的文章：《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以此為開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則是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對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既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延續，又是改革理論探索的先聲。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價值規律是一個與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相聯系的范疇，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異質因素。所以，關于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作用的爭論，并不僅僅是對價值規律的理解問題。價值規律問題的背后涉及的是一個經濟體制問題，是堅持和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革命性改造的爭論。

　　自建國以來至70年代末，我國學者關于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經濟的關系的理論爭論，持續的時間最久，發表的論著也最多。早在20世紀50年代，孫冶方就對價值規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量決定價值量，即價值決定，就是價值規律；時間節約規律也就是價值規律，并且是“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問題的核心”；因此，價值規律不僅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還將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繼續存在并發揮作用等觀點。70年代末期，孫冶方堅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觀點。當時理論界對這些問題的爭論，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對其理論的評價上。我國學者對社會主義價值規律問題討論的核心，則是價值規律與計劃經濟的關系，以及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是否起調節作用。這一時期一般都是強調價值規律與計劃經濟的一致性，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無錫舉行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理論討論會以后，多數人在認為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的同時，也都承認了價值規律對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產資料起調節作用。

　　對于改革性質和對象范圍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或“國民經濟管理體制”， 1980年以后，開始普遍使用“經濟體制”這個概念。但這并不是理論研究的成果，而是因為國務院設立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作為國家直接領導改革的專門機構，人們也就開始用“經濟體制”這個簡化的詞語替代原先冗長的提法。然而這種不經意間的演化，卻蘊含著豐富的實踐智慧和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規律性。經濟體制作為與經濟制度或者基本經濟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制度、原則和方式等等的總稱，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它反映出當時中國改革目標的有限性，同時明確表達了改革并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當時的中國，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動亂之后，人心思變，具有很強的改革動力；另一方面，又存在著要求維護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給改革劃定嚴格范圍，設置禁區的強大勢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決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結構調整或所有制形式變化的重大改革，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經濟特區、股份制等等，都會遇到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異常激烈的爭論。所以有人認為，改革一方面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是前進，另一方面從生產關系調整的角度看則是“退卻”，因此在提出改革前進目標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劃定了退卻的“底線”。由于經濟體制是一個新概念，其內涵和外延都沒有完全確定，這就為各種社會力量、各種觀點提供了一個可以展開重復博弈的概念框架。隨著人們所理解的經濟體制的涵義演化和范圍的擴大，改革也就逐步向前推進和深化了。這個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國的改革和改革理論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漸進式發展的道路。

　　在中國，改革理論的第一個重要突破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它為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指導，也為改革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曲折的過程，因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據蘇聯計劃經濟的實踐提出，由于存在著兩種公有制，社會主義經濟中還保留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它是特殊的商品，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間的交換，全民所有制內部的生產資料便不是商品，僅在形式上保留著商品的“外殼”。中國自50年代起到文革前，盡管有少數人提出過一些有獨立見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響還是起著支配作用。

　　從1979年開始到80年代初，許多學者都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或者說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觀點。這雖然與傳統理論發生了尖銳沖突，但還是得到了廣泛支持和初步論證。1982年初，一位領導人發表談話，強調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其后的兩年中，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受到了指責，但是，這種觀點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學術界仍然有人堅持認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肯定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到1984年，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觀點重新得到較多經濟學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肯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觀點才開始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作為一種社會觀念的根本轉變，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書堂和常修澤發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綱》，可以看作是為這個過程最終畫上的一個圓滿句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理論。市場取向的改革理論是在改革全面啟動之后，人們從當時經濟運行的實際問題出發，對計劃和市場關系深入探索的一種傾向性、過渡性的理論形態。由于國有經濟體制內的改革沒有重大舉措，而農村包產到戶后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改革實踐的推動和借鑒國外經濟理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的啟發雙重作用下，相當一批改革經濟學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理論，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對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而言，它更突出市場、市場調節、市場機制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經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引導，肯定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這一過渡性改革理論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為改革突破傳統思維定式，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設計改革目標邁出了第一步。

　　隨著改革開放，學術上的封閉狀態也開始改變，東歐改革經濟學著作被大量翻譯介紹進來，傳統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被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所代替。在改革啟動和程序設定階段，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同樣的起伏和曲折過程。1979年無錫會議后，多數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利用市場，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提出國民經濟管理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形式結合。理論研究和爭論的重心轉移到市場與計劃結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計劃兩個問題上。1984年前后，隨著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人們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體制模式，把改革劃分成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三個相互聯系的層次。以市場取向的改革理論為基礎，1987年十三大報告沒有再提計劃經濟，而是強調“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提出要建立“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機制。它距離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似乎只有一步之遙，然而即將要邁出的這一步又是非常的艱難。1989年政治風波后，一些人把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存廢直接聯系起來，對市場取向的改革觀點展開批判。但是，薛暮橋、吳敬璉等人依然堅定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與攻擊改革路線的言論堅決進行抗爭。1991年，吳敬璉和劉吉瑞出版了《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系統地闡述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和主張。改革實踐的效果對改革理論的選擇發揮著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理論已經沒有多少追隨者了，但是經濟理論的突破還需要通過政治程序來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間，鄧小平視察南方時的講話公開發表，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響應，這才將阻攔改革繼續前進的意識形態障礙最終清除掉。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此，經過了長達十幾年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探索和反復激烈的爭論，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終于確立起來了。

　　三、中國改革道路的探索：雙軌制與過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當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并全面展開，中國改革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雙軌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確立的階段。這一階段改革理論研究的中心議題是改革戰略的選擇問題，其中除了上一節已經論述過的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驟等問題的選擇和設計。改革實踐呼喚著新的經濟理論，改革也為理論探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對寬松的環境。這一時期，改革已經成為時代潮流，對社會主義傳統的斯大林模式必須進行革命性的根本改造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雖然繼續固守僵化的傳統觀念公開反對改革的言論基本上聽不到了，但是在對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起步的，在改革啟動階段，政治決策者事實上設定了漸進式的“改革程序”，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實踐先行的探索策略對改革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挑戰，也為理論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圍繞著改革戰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國改革理論的不同流派。不同改革理論流派的爭論集中在改革的主線或“突破口”的選擇問題上，形成了不同的改革理論。

　　中國學者是以一種非常開放的心態向國外各種經濟理論進行學習、借鑒、吸收和應用的。受西方經濟學和東歐社會主義改革經濟學的影響，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中國經濟學界形成了兩個比較激進的市場化改革理論派別：一個是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它是在繼承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孫冶方、顧準等人批判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無流通論”和薛暮橋等人強調以流通領域的改革為重點，主要吸取新古典經濟學和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他們提出“整體配套、分步實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戰略上積極提倡企業、市場、宏觀調控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強調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認為當務之急是以價格改革為突破口，盡快建立起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經濟機制，避免雙重體制久拖不決的局面。另一個是以厲以寧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業改革主線論的主張。厲以寧的理論主要是在吸收了國外非均衡經濟學包括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厲以寧認為，在中國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狀態下，要使市場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必須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存在為前提，改革的主線應當是通過股份制道路來構造新的企業制度，重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產權關系。這兩種改革理論和思路針鋒相對地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是都沒有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接受。在依舊主要憑借馬克思主義政經學的傳統語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為主線，宏觀先改的思路，但也沒有成為改革實踐的指導思想。總之，在中國比較激進的和試圖尋找單一改革主線或突破口的各種改革思路，不論是以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也不論產生了多大影響，最終都沒有能夠成為指導改革實踐的濟世良方。

　　以劉國光、戴園晨、張卓元為主要代表，在他們周圍聚集的中國社科院的一批著名學者，提出采取“漸進式”加“小配套”的經濟體制改革戰略，實行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兩條主線“雙向協同”。他們改革理論的鮮明特色是把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結合起來，主張體制模式轉換與發展模式轉換“雙向協同”。他們認為，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和改革策略時，既要考慮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換，又要考慮保持經濟運行過程的連續性和不同體制模式之間的繼承性，并且應當以實例研究為背景，從中汲取營養。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改革只能逐步進行，在近期內采取“改良模式”來過渡是必要的。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觀的必然性，也是應當采取的戰略選擇，并不是主觀決策的失誤。他們的理論和對策選擇，以穩健務實的風格見長，在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同中央的經濟政策抉擇相一致，有的已經直接轉化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政策。

　　中國漸進式改革道路最顯著的特征是出現了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是一個關鍵。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啟動之后，價格改革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理論爭論的焦點。計劃價格和指令性計劃、實物分配是行政計劃體制管理經濟的三位一體的手段。由于國家統一制定的計劃價格長期固定，形成了嚴重的扭曲。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來看，這種計劃價格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體現國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勢在必行。從體制轉型的角度來看，價格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樞紐，因此價格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調節轉變的一個關鍵。

　　當時，為要進行價格改革而進行了理論價格的測算，學術界曾就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形成的基礎展開了熱烈的理論討論。這在當時從勞動價值論和計劃管理的思維出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沒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果。原因在于計劃價格結構扭曲的問題，雖然表面上是價格體系不合理，而根子則是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國家用行政方式壟斷定價的價格管理體制，由企業和消費者自主決策和自發形成價格，價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當時，一方面，找不到一種有充分解釋力和科學依據的理論價格的計算方法，因此只能是根據現實情況對矛盾特別突出的問題分系列分別處理。另一方面，由于價格調整涉及到廣泛的利益補償問題，財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實上成為制約價格改革的決定因素。而當財政拿不出錢時，價格改革就難以進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這種以“調”為主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結。俄羅斯正是在前蘇聯幾次價格改革失敗之后，才轉而接受“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國之所以能在價格領域走出漸進式改革的路，破題的一著是實行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

　　價格雙軌制曾經引起過非常激烈的爭論。從世界范圍來看，在配給體制向商品體制過渡階段，許多國家都曾在消費品方面實行過雙軌價格，中國的特殊之處是在生產資料方面也實行了雙軌制價格。有的學者認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在中國的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由于中國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廣泛存在著的“計劃外”經濟，例如鄉鎮(過去的社隊)企業，對它們的絕大多數產品價格歷史上國家就沒有管死過，而是一直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有的人認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是歷史上就已經存在的。

　　然而，所謂歷史的“必然”并不會自動地成為現實，它必須通過人的主觀努力才能具體地實現。首先，把雖然事實上存在著，但卻并非是自覺意識的價格雙軌制變成一種理論和政策上的自覺，其中就凝結著中國學者的創造性貢獻；其次，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提出，意味著價格改革思路的轉換，即從先前的以“調”為主轉變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雙軌制成為一個理論概念和一項明確的政策主張，既沒有前人的理論依據，也沒有國外經驗可以借鑒，它完全是中國中青年經濟學家從實際出發，進行創造性研究的結果。盡管對于價格雙軌制人們褒貶不一，但正是由于實行了雙軌制才使中國的價格改革得以突破財政約束的困境，開創漸進式改革的新局面。因而被國外有的學者稱為是“一項有益的發明”(布魯斯語)和“天才的解決辦法”。

　　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所有制和企業改革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在現實中則是傳統計劃經濟的制度基礎，雖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階段設定的程序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漸進式改革，把改革的范圍規定為經濟體制改革而不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此相對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嚴重地滯后了。但是，中國經濟學家對所有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卻沒有因此而滯后，并且貫穿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的始終。自1979年以來，在所有制理論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突破，為所有制改革和國有產權制度改革進行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首先是重新確立生產力標準，否定把“一大二公”作為判斷所有制先進與否的標準和“公有制目的”論，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觀念前提和理論基礎。因為“一大二公”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并且影響很深，在實踐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啟動階段，自然就把它作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來。但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和中共十四大召開，生產力標準才真正開始在理論研究和經濟決策中成為主流意識。即使在這種背景下，有的經濟學家，例如周叔蓮，提出要打破對傳統國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傳統國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的目的而不當成手段的迷信的觀點，依然引起了爭論。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至此，生產力標準最終確立為統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當成社會主義目的的傳統觀念才被徹底革除。

　　從總體上看，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沿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一是鼓勵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發展，二是推進傳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權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勵非國有經濟成分發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應對經濟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橋先后在《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上就廣開就業門路必須改革勞動管理制度發表談話，主張發展城鎮集體所有制，使這種幾乎被理論遺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視。80年代初，我國學者提出了所有制結構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結構和所有制內部結構，還有人提出要區分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理論上提出所有制結構的概念，突破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純的觀念，明確提出要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發展非國有經濟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為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即進行所謂“增量改革”創造了條件。董輔礽提出社會主義應當是混合經濟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混合經濟應當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模式。80年代中期出現了民營經濟的概念，既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區。一些經濟學家竭力主張體制外的經濟成長，即發展民營經濟是發展市場經濟，進而推動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條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新定義，確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強調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者統一起來，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問題。

　　在中國漸進式改革發展的過程中，企業改革在1978年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啟動的同時就啟動了，但是步子一直邁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產權制度改革也沒有真正邁開步伐，改革的著眼點始終是如何增強現有企業的經濟活力。最初的企業改革理論圍繞著改變傳統體制下企業國有國營的形式，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種理論：第一，社會主義經濟中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理論。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觀點，引發了經濟學界圍繞著全民所有制企業究竟是不是商品生產者，是完全獨立的還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展開的理論爭論。經歷了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同樣的跌宕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會主義經濟中企業是商品生產者的理論成為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企業獨立地位和自主權的“企業本位論”。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當時開始，就有經濟學家先后連續發表文章，提出要承認企業的相對獨立性和給企業必要的權力，強烈要求改變企業只是一個“算盤珠”的被動局面。1980年，蔣一葦提出著名的“企業本位論”，產生了廣泛影響，并且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從而成為指導中國經濟改革跳出過去多次體制改革中單純進行行政性分權，走向經濟性分權的理論依據。第三，公有制實現形式的理論。我國過去一貫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當作一回事，對此，董輔首先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在于改變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提出了全民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兩個概念的可分性，開創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問題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理論。早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界就對所有制范疇的內涵進行了探討，但是理論討論還沒有充分展開。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內含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四權及其相互關系問題，再次成為理論討論的一個熱點，并且把后三權歸并成與所有權相對的經營權，形成了兩權分離的理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國有企業“兩權分離”的改革思路，成為實行企業經營承包制的理論基礎。

　　80年代中期，特別是1987年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經營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業改革理論的基礎上，主要圍繞著企業改革實行承包制還是股份制的爭論，形成了經營權主導改革和產權改革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論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對于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其中國有企業如何改革，人們在理論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實踐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業經營模式。所謂經營權主導改革，是以楊培新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堅持的以企業承包制為方向的改革思路。他們認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轉移到企業，普遍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從而形成新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制著眼于完善企業的經營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企職責分開以及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使企業和國家在原有的行政隸屬關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約交換關系；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企業行為短期化和行為不規范，負盈不負虧，使得財政收入固定化和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問題。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制以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強調強化經營權，弱化所有權，雖然在短期內也能帶來企業活力，但是這種改革由于忽視產權必然引起經濟行為的混亂，并且隱含著巨大的風險。承包制雖然遭到多數經濟學家的反對，并且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是它能夠在中國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適應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約束條件：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既不能全盤否定國有制，也不能實行私有化，在市場發育很不健全的條件下，實際也不可能立即采用與發達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股份制這種財產組織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規范，才能以其強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易于和現行的管理體制銜接，操作難度小等優勢，成為雙重體制下企業改革模式的必然選擇。圍繞承包制所展開的種種理論爭論和分歧始終存在，在承包制發展的后期已經變得非常激烈。這種爭論和分歧的實質在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是繼續沿著承包制的方向前進，進行經營權改革，還是推行股份制，變革產權制度；承包制是中國企業制度改革的過渡形式，還是目標模式。

　　股份制是由厲以寧在1980年最早提出來的。到1984年前后，世界銀行的中國考察報告和一些中青年經濟學家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便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于受到意識形態的嚴重阻礙，股份制改革遲遲沒有能夠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實行。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凡是觸及到了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理論和政策建議，都會引起意識形態領域感情異常激烈的尖銳爭論，例如，農村土地承包、建立經濟特區以及股份制，概莫能外。而這些爭論的核心都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股份制問題上的爭論，不僅肯定了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為重要的是為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打開了一條通道。由于兩權分離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種種缺陷，促使人們從更深層次來思考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關鍵、基石。產權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過去對所有制問題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觀層面，細化為具體的企業財產組織形式問題；另一方面又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所有制這個與意識形態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概念，從而為所有制改革理論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間。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實現形式和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研究獲得了長足進步。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明確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才真正邁開了步伐。

　　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原因，從表面看是因為國有企業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公有制和國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出現的困難，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市場競爭局面的形成，與其他各種經濟主體相比，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隨著企業改革逐步深化，公有體制內部的各個經濟主體之間，包括國家和企業、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事實上已經瓦解，國有企業已經無法在過去的制度基礎上繼續運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將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臺。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是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產權制度是社會經濟體制的核心和制度基礎，對傳統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改變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產權制度，只有所有制和產權制度的改革才能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穩定、健康、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

　　五、從經濟改革理論到轉型經濟學的發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國出現了一個引進和翻譯現代經濟學理論著作的熱潮，新制度經濟學和與公共領域相關的最新的經濟學理論，例如，交易費用理論、尋租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信息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委托代理理論、激勵理論、機制設計理論、新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等都先后被介紹進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和態度發生了轉變，從過去的“批判”轉為有選擇地“吸收”和“借鑒”，一些學者開始嘗試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和體制改革，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在東歐和前蘇聯發生劇變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政策，這種現象引起國際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吸引了許多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個專門研究前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新領域。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一些學者開始從制度和制度變遷的角度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作整體性的深層次的思考，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流派———轉型經濟學。盛洪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的出版標志著轉型經濟學在中國的出現，林毅夫等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樊綱的《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則是這個理論流派或理論分支形成的重要標志。90年代后期到世紀之交，轉型問題的研究突飛猛進，出版和發表了大量以轉型或過渡為題目的學術論文和專著。2002年，熱若爾·羅蘭來中國講學和他的《轉型與經濟學》一書中譯本的出版，起了進一步推波助瀾的作用。轉型經濟學研究的深化還表現在向著學科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在大學講堂上講授，并且出版了專門的教科書。

　　轉型經濟學或者說過渡經濟學，雖然與改革理論同樣都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研究對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論，二者的區別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不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性的純理論研究，它的目標不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是要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的客觀事實做出科學的闡釋。例如，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將這一變革過程記錄和描述下來”。而改革理論主要是以指導改革實踐為目的的應用性研究，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務于改革決策的實施對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中國學者在改革理論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國外學習，借鑒吸收東歐和西方國家的理論成果和經驗，但是，這種學習和借鑒的母體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開始呈現出多元化和綜合化的趨向。而中國的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隨著其影響和聲譽日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比較經濟學家才逐漸加入到轉型經濟研究的行列中來。

　　總結25年改革理論發展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論是在與實踐的相互作用中發展的，它前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實踐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決的新問題，那些不能按照老辦法解決的現實經濟問題，永遠都是理論發展的活的源頭。經濟理論發展方向的變化往往是由于現實的危機促成的，因為一種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成為社會觀念之后，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只有當按照原有思路發展的實踐已經或者幾乎走到了盡頭，無法繼續延續下去時，才會轉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轉折關頭，理論創新至關重要，因為，所謂歷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觀努力才能實現的，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發展的方向。但是，理論并不是實踐的簡單直接的反映，它的發展也不是單純由實踐所推動的。理論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理論創新既不能脫離既有學術思想的傳承，同時又需要與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發的靈感，它是在問題意識主導下，各種理論資源的滋養和互動中，由學者的創造性研究工作來具體實現的。事實上，改革理論的發展更大程度上是在與傳統理論的斗爭和不同理論觀點的爭論中實現的。因此，觀點分歧和理論爭論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同觀點的自由討論和爭鳴，才能避免實踐中的片面和偏頗。在這里，政治上的寬松環境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須的前提和基本條件。

　　從經濟改革理論到轉型經濟學的發展預示著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

　　第一，以解釋世界為目的的實證性的純理論研究與應用性的對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 學術研究上的分工和專業化必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水平。轉型經濟學主要進行實證性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決策保持著一定距離，這同改革理論在理論屬性和風格上大異其趣，二者在中國經濟改革實踐與經濟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說改革理論為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那么，轉型經濟學將會為促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學術水平，引領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理論經濟學的國際化和理論基礎的綜合化 所謂經濟學的國際化，是指在經濟學研究中使用國際經濟學通行的表達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書面格式上遵循國際通行的學術規范。轉型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一方面是理論自身發展的需要，理論經濟學發展深化導致學術性的純理論與應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學術開放受到國外理論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學術論壇的需要。進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學者致力于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極力倡導經濟學研究遵循國際經濟學的共同規范①,轉型經濟學是這股潮流中的排頭兵。中國經濟學在日益走向國際化，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更開放的心態對待人類遺留下來的經濟學理論資源，其中比較顯著的趨勢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各種理論結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將矛盾分析方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結合起來研究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①。

　　第三，研究對象和問題的本土化與理論的原創性 盡管我們說，經濟學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經驗積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缺少中國的經驗，經濟學就缺少了一般性。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目前面臨的改革和發展問題自然地會成為首先關切和研究的對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漸進式改革已經取得的成功，構成了對正統經濟學的挑戰，這使得對中國改革經驗和特色的解釋具有了普遍的理論意義。誠然，中國的轉型經濟學是在學習和吸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卻不是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分支在中國的應用，而是中國學者自覺地將中國的體制改革和轉型過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自主理論探索的產物。從中國角度提出的一般性問題，正是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創性的理論貢獻和產生世界級經濟學家的豐腴園地。

　　第四，轉型經濟學和轉型期經濟學并行發展 中國已經持續了1/4個世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經濟轉型過程，雖然取得了世所公認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實背景。轉型經濟學研究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性變化，正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因此轉型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不僅有著現實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盡管轉型和制度研究是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但畢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內容，中國的經濟發展、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都是中國經濟學家需要著力研究的問題，而所有有關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均須放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這個大背景下進行。轉型期經濟學的發展和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并行不悖，而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將為中國轉型期經濟學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