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證券報 樂嘉春

　　目前中國已步入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階段。此時，恰逢制訂＂十一五＂計劃(2006年－2010年)之際，而這一計劃將構成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依據。那么，如何尋求適當的理論來指導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十一五＂計劃？這一問題值得關注。

　　縱觀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歷程，經濟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質量，而且也給整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持續高速增長也帶來了不少挑戰，包括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缺乏可持續性等等。觀察往往是從發現問題開始的，對解決問題的路徑選擇則顯示了我們的未來發展戰略。

　　因而，在我們制訂＂十一五＂計劃時，要從解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入手。不回避問題是一個好的開始，但也不能深陷于具體的問題中，否則就會落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尷尬境地，從如何解決經濟社會中錯綜復雜的具體問題上升到抽象或概括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恰恰是一個異常關鍵的問題。從目前看，＂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推進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改善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是互為前提和基礎＂，即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倡導，事實上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科學發展觀對于指導＂十一五＂計劃意義尤為重要，將使我們從過去單一追求GDP增長目標轉向增進經濟增長與其他人類發展指標改善的協同發展目標上。這一變化會對未來經濟增長方式及確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理論如何指導實踐，又涉及到如何將科學發展觀化作一種具體的經濟發展理論，這恰恰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突出問題。我們可以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但切忌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萬能鑰匙。因為，任何一種理論只有經一國文化、歷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的＂過濾＂而發生變形之后才能形成它的實踐價值，這是一種理論與具體的實踐(或言尊重一國國情)相互融合的有機表現。它表明一種理論的解釋力與其實踐價值是有區別的。如何將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中國具體的經濟問題相互融合，是形成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的關鍵所在，也是目前我們面臨的現實課題。

　　其實，這一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中國經濟周期變動往往是主要由投資需求變化引起的，投資需求的寬幅波動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所少見的。而我們這里根本原因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引起的，這往往又與地方政府考核GDP指標密切相關的，這一特征使得中國政府需要加強宏觀調控來燙平經濟周期波動。類似的還有金融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體制性問題，這些隱藏在諸多經濟現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我們很難在短期內予以解決。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理論對目前諸多經濟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無法形成解決這些制度性問題的實踐價值，這一現象恰恰預示了我們需要對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揚棄＂，使之與中國的具體經濟問題及經濟發展階段相互符合，發展出一種符合我們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理論。

　　在我們看來，這種經濟發展理論應立足于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不僅要觀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更要尊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下，通過推進和深化市場化改革，分階段解決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在發展中去實踐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這說明，當科學發展觀已成為制訂＂十一五＂計劃的最高理論指導時，如何去發展一種適合于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經濟發展理論也就變得更加迫切了。因為，在制訂＂十一五＂計劃過程中，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及如何找到解決具體問題的理論依據與路徑，發展這一理論就顯得非常有價值了。

　　當然，要形成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盡管目前代表中國聲音的經濟發展理論還＂羽毛未豐＂，但改革開放使我們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認識，完全可以為制訂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