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 趙曉雷 教授

　　內容提要：經濟理論研究包括純理論研究和現實經濟研究。前者是對經濟理論體系的修正、改進和完善，對原有的命題或定理進行深入地研究，使得根據這一命題或定理建立起來的經濟理論體系更為合理和完善。后者是對經濟實際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作理論研究，對有關經濟現象作出理論上的解釋，并發展出新的理論。經濟理論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對各種經濟現象作出具有普遍規律性的解釋，并進行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方法的創新。根據這一定義，本文對中國改革開放后(1979年起)經濟理論的發展階段、發展狀況進行研究，并給出一個基本的概述。

　　一、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理論的發展階段及發展特征

　　經濟理論的發展階段必然受到歷史背景的影響，因此劃分理論發展的階段應當比較準確地反映社會歷史發展變革的狀況。考慮到既能基本反映理論經濟學的發展特征，又具有鮮明的歷史印記，我將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即1979年—1991年的學術繁榮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1998年的理論深化階段。

　　1、1979年—1991年經濟理論繁榮發展階段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思想學術界獲得了蓬勃發展的生機，經濟理論也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階段。從發展特征上看，這一階段的經濟理論大體上有兩條發展線索。一條線索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并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在基本理論的建設上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以斯大林理論和蘇聯范式為核心的所謂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線索，隨著“文革”的結束已基本湮滅(作為一條發展線索是基本湮滅了，但其積習的消除則是曠日持久的)，而代之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研究和應用。這后一條發展線索雖從80年代初開始呈現，卻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到80年代末，已與第一條發展線索互相交會、互相融合，初步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交融會通的主流趨勢。例如，80年代中國經濟理論與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所產生的一系列突破與創新，包括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系、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等，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吸收與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創立的。又如，80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及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經濟現象，如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產業結構調整、農業勞動力轉移、失業、非國有經濟的成長、要素市場尤其是金融證券市場的產生和發育等等，這些經濟現象由于是發生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而這個轉軌目標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環境中，所以無論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還是純粹的西方經濟理論、都不可能單獨適用。必然要將上述理論相互補充、互相交融，才能對特殊社會環境、特殊經濟條件中出現的經濟現象作出準確合理的解釋；再如，從經濟學研究人員的構成看，當時大多數經濟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兼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西方經濟學的基本訓練。他們通過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判斷，認識到墨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成結論不足以解決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故必須創新；又認識到僅靠西方經濟學亦不能準確地分析和解釋中國經濟，故須對其作科學的分析與借鑒。

　　另外，這一階段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這兩條發展線索的交融還突出地表現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變革上。80年代以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主要是采用規范分析的方法，側重于依靠邏輯推理構造抽象的理論和規律，而疏于對現實經濟生活的解釋和分析。進入80年代，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隨著新一代經濟學者的成長，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方法逐漸推廣采用。這種研究方法不摻入研究者的主觀偏好和價值評價，旨在說明現實經濟運行“到底是什么樣”。但是，由于中國經濟學者的思維習慣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變革特征，真正的實證分析尚不多見，大量的研究仍具有很強的規范分析色彩。然而實證分析方法日益被重視，與規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迭代，逐漸融入主流。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發展經濟學的結構分析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廣泛采用。結構分析和制度分析由于其規范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論特征，以及符合中國經濟制度變革創新的實踐需要，因而具有較強的適用性。

　　這一時期之所以稱為中國經濟理論的繁榮發展階段，一個主要的表現就是經濟改革和發展對經濟理論的迫切需求以及經濟學界的空前活躍，經濟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學術觀點的層出不窮。根據《全國新書目》及《全國經濟科學總書目》中所收錄的經濟學著作目錄，從1949年—1979年的30年間，中國共出版經濟學理論著作692部(其中著述469部，翻譯223部)；而1980年—1989年的10年間，中國共出版經濟學理論著作4040部(其中著述3463部，翻譯577部)。至于在80年代出版的經濟學期刊和所發表的經濟學論文，則更是疊卷浩帙，汗牛充棟。在這一發展階段，中外經濟學術交流也是空前活躍，與歐美、東歐、國際組織及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學方面的學術交流全方位展開，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經濟理論走向世界。

　　2、1992年—1998年經濟理論深化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線索仍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闡發和某些方面的創新以及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研究和應用，而且這兩條發展線索進一步交會、融合，分野雖可辯析，但絕不是涇渭分明。

　　在80年代發展的基礎上，90年代的中國經濟理論是逐漸深化了。比如，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就不僅是對經典著作的解讀以及運用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和概念對“蘇聯范式”進行批判，而主要是力求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并努力將這一開放性理論體系向前推進，使其對現實經濟(包括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和改革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有更強的解釋力和指導意義。在這一過程中就產生了一些理論要素上，概念范疇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又如，對西方經濟學的轉述和應用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對理論的引進不再是零散的，而是整個理論體系、整個學派的引進介紹；對基本理論把握得更準確，對基本分析工具也運用得比較嫻熟，而且對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前沿也有一定的介紹和了解；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借鑒應用也更理性、更求實效。在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的態勢下，西方經濟學對現實經濟運行的解釋力、預測力等應用價值將愈益明顯。再如，90年代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也有一番新氣象，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基本假設、理論框架上力求簡潔、力求嚴密的特點以及力圖使每一個經濟范疇都可作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學界。在對現實經濟的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確實富有魅力。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高度的抽象力、強大的邏輯推理以及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利益關系的透徹分析又是西方經濟學所不及的。從這一層次看，90年代這兩大理論體系的融合就不僅僅是若干范疇、概念上的交叉和吸納(如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加進均衡價格、機會成會、效用函數、消費函數、乘數原理、市場均衡等范疇)，而是在基本理論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范疇體系方面的互相借鑒、互相交叉和相互融合。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理論范式，雖然都是研究人類社會經濟問題，但由于理論視角不同，其基本范疇體系、理論框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內容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是同一理論體系中不同流派的差異，而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異。從科學發展的角度看，這兩大理論體系最終能否溶為一體，目前尚無法作出定論。但至少在90年代的中國，這兩大理論體系雖然有交會、有融合，但并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

　　總之，在9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者以更扎實的專業訓練、更冷靜的思考、更深入的研究，把中國的經濟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理論研究概況

　　所謂經濟理論研究概況，是指經濟學界在這一時期所研究的一些主要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主要理論觀點。20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是與改革開放的歷程密切相關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作為一種環境和氛圍影響經濟理論的發展，而且還作為一種“內生交量”，直接提出問題并提供研究素材，以決定經濟理論的時代性、致用性特征。

　　1、1979年—1991年經濟理論研究概況

　　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對原理、概念、定義的討論仍比較多，但與現實經濟的聯系日益擴展。從研究方法看，規范分析仍是主要的方法，但由于現實經濟研究的需要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注重統計數據乃至實證分析的方法逐漸受重視。從學術風氣上看，空泛、教條、詮釋政策的作風有所克服，實事求是的、客觀的科學態度逐漸得到發揚。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也因之而更具有真正經濟科學的性質。

　　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范圍比較廣泛，大體上可以分為幾類。一是對歷史上一些老問題的繼續和延伸研究，這一類問題主要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等。二是從新的角度、新的內涵對一些原有的理論和概念作新的研究和表述，這一類問題主要有：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改革，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等。三是對一些新的經濟問題、理論問題進行研究，并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這一類問題主要有：社會主義經濟周期波動，通貨膨脹，經濟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知識價值論，股份制經濟，企業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

　　從8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研究和修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80年代初葉，我國相繼出版了一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論著，但在體系和內容上仍未能擺脫蘇聯教科書的理論影響和框架束縛。1984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組織召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討論會”，探討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問題。會議認為，從已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著看，在體系、結構、內容上突破了一些傳統范式，但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把握、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的變革上仍未有大的創新。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不斷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命題要求經濟學界論證、解釋，因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必須要將這些重大的新問題納入自己的體系，以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經濟的實際。比如，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命題提出后，理論界普遍認為，必須將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基本觀點貫徹到社會主義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全部經濟過程的理論分析中去，徹底拋棄社會主義產品經濟論的觀點，使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能夠反映社會主義改革實踐以及現階段的經濟特征。又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命題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不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是在特定的經濟體制下發展的，而經濟體制又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因此，只了解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質而不研究這一經濟體制的發展變化，就不能全面深入地把握社會主義經濟的時代特征。再如，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中的一個重大變革。但如果在觀念和范式上不作根本的變換，則難以科學地說明這一問題。

　　綜觀80年代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論著，一個共同的理論主線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要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為主線構筑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就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在理論范疇、內容結構、分析方法等方面進行科學的探索、研究和創新。如果最終真能形成這樣一種理論體系，即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點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質的人性基本假設和人類行為基本假設，在這些假設前提下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動和人們的經濟行為展開實證分析，發展出一整套相應的概念、范疇以及由此構筑的理論框架。在這個理論框架中，可以說明公有制經濟中人們的利益關系以及為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為關系和行為機制，并進而說明這種行為關系和行為機制與資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關系。那么，這將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在80年代，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傳播、研究、應用進入了一個大發展階段。為了大規模地介紹和研究西方經濟學，1979年9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在北京成立。1980年，在北京大學開辦了“國外經濟學講座”，課題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論、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數理經濟學、經濟計量學，投入產出分析、經濟預測理論和方法等。講座共約60講，時間為2年。學員有各大專院校教師、研究機關人員和國家各部委高層干部。講座結束后，教程集輯出版，同時出版了一批普及性讀物。

　　80年代上半期，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和研究主要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主。其中最多的是對后凱恩斯主流學派一些重要著作的介紹和研究。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遜的《經濟學》是當代后凱恩斯主流學派的代表作，在我國廣為流行，大多數大專院校將其作為經濟學專業的指定參考書。這一時期，其他一些非主流理論如貨幣學派、供應學派的著作也有翻譯進來，對它們也展開研究。但這些學派作為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其理論和政策主張對于當時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改革目標的中國是不甚適宜的，不少學者認為這些學派的理論較貧乏，政策較單一，根本無力取代凱恩斯學派。當然也有觀點認為這些理論彌補了凱恩斯理論的不足，有可能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

　　在80年代下半期，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和研究轉變為以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為主，同時對國民經濟管理、企業管理理論的介紹和研究亦成為一個重點。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以其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現狀的理論特點，以及在分析方法上極強的實證性和比較分析的特色，而對我國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另外，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基本上是由政府啟動的，加之經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低，現代性因素積累緩慢，所以要使經濟快速發展，必須經歷一個國家干預強化階段。這一政策主張也是符合了我國學術界和決策層的偏好。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經濟學引入和研究的特征表現為以介紹和研究西方經濟學產權理論及新制度經濟學為重點。新制度經濟學在西方國家也是從20世紀20、30年代興起，60、70年代才漸趨成熟，屬于經濟學前沿學科。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和運用，不僅在理論和分析方法上有重要的價值，而且也縮短了我國經濟學研究與世界經濟學發展的距離，表明我國在西方經濟學的引入、研究、運用方面在原來的基礎上邁進了一大步。

　　2、1992年—1998年經濟理論研究概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進入“治理整頓”時期，經濟學界所討論研究的問題主要是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速度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環境和道路等。1992年鄧小平同志作南巡講話，激發了中國經濟學界再度活躍。從經濟理論自身看，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所釋放的思想能量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二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整個90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學界主要圍繞這兩大問題以及由此派出的其他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展開了大討論，作了許多研究工作，發表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成果。

　　這一時期討論和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包括：社會主義本質，生產力標準，所有制及公有制主體地位，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乃至市場經濟的姓“資”姓“社”，私有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經濟改革的道路等等。這些都不是什么新議題，但由于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受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色彩的制約，因此在不同的思想政治環境下，這些基本理論問題就會反復被提出來討論。多次的討論雖然難以使不同或對立的觀點趨于一致，甚至會發生意氣用事的攻訐，但總能有助于消除一些觀念上、思想上的障礙，推動經濟理論研究向前發展。

　　除了上述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經濟學界還對現實經濟運行展開深入研究。90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連續的高增長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92年GDP增長率14.2%、1993年13.5%，1994年11.8%，1995年10.2%。1994年通貨膨脹率為21.7%，為改革開放以來最高峰。1995年雖有所下降，但仍處在14.8%的高位。1994年6月24日，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開始對國民經濟實施宏觀調控。在這一經濟背景下，經濟學界就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泡沫經濟、宏觀調控手段等論題各抒已見，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政策咨詢價值，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90年代下半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更趨成熟，更趨理性。這一時期，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憑借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知識和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對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作了冷靜的思考，從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關經濟理論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如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中國經濟學尋根，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等等。有論者將構成中國經濟理論主流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看成是“傳統經濟學”，認為傳統經濟學在理論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使其喪失了對經濟現實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傳統理論的危機為經濟學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契機，因此需要對傳統理論進行必要的總結和批判，借以開拓自己的發展道路，創造和發展新的理論。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學是在綜合了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中國經濟學應當有自己獨立的文化價值，有為中國經濟服務的“經世致用”價值。在中國市場化改革深化之際，有些經濟學者提出了“過渡經濟學”的思考。所謂過渡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可視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一個分支。國外一些學者對俄羅斯、東歐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變革進行研究，試圖歸納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般框架。以此為啟發，一些中國學者(包括境外的中國學者)也將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作為研究對象，探究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軌跡及特征。由于中國的改革道路與俄羅斯、東歐相比有著鮮明的特色，改革以來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又引起了國外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因此中國的“過渡經濟學”被認為是極有前途的，不少人甚至斷言，如能用標準的經濟學語言和方法給出一個理論框架，對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作深入研究，其成果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90年代中葉以來經濟學界的另一重要景觀是對經濟學說史研究的重視以及對中國經濟思想的文化特質及人文意蘊的回溯。這一現象是與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史研究蓬勃興起這一學術思潮相聯系的。學術史研究的興起，不單單是因為“世紀末”的文化反省，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走向成熟的趨勢，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價值、學術本質的嚴肅思考和對學術的人文底蘊、文化傳統的理性探索。從經濟學角度看，一些學者從中國思想文化傳統這一背景下考察中國經濟理論的思維特質，探究其歷史文化傳統脈絡；有學者從世界經濟學說史這一視角審視中西學術文化的歷史交融，力圖證明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世界經濟學說史中的應有地位；也有學者致力于糾正經濟學的“唯科學主義”(Scientism)偏頗，使其歸復于古典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學術規范，旨在將經濟學從經驗主義和工具理性形態提升到“意識形態”(Ideolgoy)——科學理性邏輯形態，或至少能夠涵攝人文學科。學術史研究的張揚也說明中國的學術研究在學術規范、學科分類、知識體系、學術語言、分析方法等學術本質和學術表現方式方面正在逐漸與世界學術接軌，表達了進一步加強中外學術交流及世界學術一體化的時代要求。

　　90年代西方經濟學的引入研究和應用也有一番新的景象。第一，在整個9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一直是西方經濟學引進、研究中長盛不衰的熱點。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在我國引起大的重視，從方法論角度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將經濟增長看作是資本投入及技術進步的函數。在這類模型中，產權制度、經濟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既定因素或外生變量。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創新對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現代社會依靠產權機制或產權制度，能夠提供某種有效的激勵或減少浪費的約束，使稀缺資源得到有效配置。這一學說認為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收入增長的更本質的源泉，并將制度變遷作為一種內生變量引入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這種理論對于處在制度變革過程中的中國是具有相當啟迪意義和應用價值的。第二，9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非常注重引入西方經濟學的前沿理論，如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信息經濟學及激勵理論，博奕論，公共選擇理論，資源經濟學，企業資本結構理論，期權定價理論，資本市場效率理論，拍賣理論，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其他一些前沿理論。當然，與國外經濟學的發展相比，我國在西方經濟學前沿學科的引入、研究方面仍存在較大的差距。與8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鐘情于凱恩斯主流學派的情況不同，90年代以來，現代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引起了中國經濟學者的很大興趣，尤其是哈耶克的經濟理論更是得到一些中青年經濟學者的推崇，引用哈耶克的言論幾乎成了一種時髦。這種情況既與8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經濟學或稱保守主義經濟學在西方國家的“復興”這一背景有聯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國一些經濟學者主張加速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思想在理論研究中的反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走紅，暗示著一種觀念傾向開始產生，即人們懷疑依靠政府的管理和干預能否實現經濟現代化。集中決策與民主化進程是否相違背。從中國經濟理論發展的角度看，這倒是一種值得重視的變化。第三，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經濟學的應用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許多經濟學者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國經濟，在大部分研究中國經濟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中，都體現了這種“西學化”傾向。在一些研究文獻中，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同時使用、相安無事的情況。經濟學研究中的這種狀況與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這兩大理論體系在中國融合、會通的發展趨勢是相吻合的。

　　當然，在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上，學術界還是有不同看法的。90年代下半期，中國經濟學界展開了一場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大論爭。針對不少中青年經濟學者對西方經濟學“全盤肯定”、“全盤照搬”的態度和“西方化”情結；一些中老年經濟學者，尤其是一些專業從事外國經濟學說史和西方經濟學教學研究的經濟學家從捍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和立場出發，運用階級分析的工具，批判了西方經濟學的階級辯護性以及一些假設、范疇、理論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經濟學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不能走西方經濟學化的道路，還是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解釋現實經濟運行上蒼白無力，所揭示的“規律”與社會經濟活動無甚相關性。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從對該體系的修正轉向批判與重建。他們主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來構建中國經濟學，甚至干脆反對“中國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提法。論爭雙方的觀點結論正確與否姑且不論，學術界有爭論是一種正常現象，也是學術自由繁榮的一種表現。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這兩派理論從不同的價值判斷乃至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偏好出發，使用不同的理論框架和話語系統，也許永遠也爭論不出一個結果。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所產生的一個問題，其主要癥結之一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歐洲中心論”觀念。由于近代以來歐洲對全世界的征服，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方面遂形成了“歐洲中心”的觀念。這種觀念在經濟學中尤甚，因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純思維性的科學，它有較強的實驗性，被認為有更廣泛的普適性。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和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世界也已開始改變那種偏狹和狂妄的歐洲中心論觀念，開始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來看待其他文明。然而中國的一些(為數還不少)學者仍以西方學術視為標準或經典形態，并以此為參照來評判和指摘中國的學術，同時顯示自己的“西方化”優越感。這其實是一種淺薄的心態。由于自然環境不同，基本生活資料的獲取方式不同以及社會結構不同，從發生學角度看，每個民族或每種文明所關心的基本問題是有差異的，或者說他們的思維形態是有差異的。例如，同樣是配置土地資源，古代西方由于土地貧瘠，為保持地力，便發展出了休耕制。這種休耕制的性質是草田輪作，休耕期間讓耕地長草，發展畜牧業，以彌補糧食生產的不足。即使到了中世紀，歐洲發展了三圃輪作制，其中仍有一圃是休耕。而古代東方由于土地肥沃，所考慮的便不是休耕輪作，而是農作物輪作，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糧食產量。所以，發源于大河流域的古代東方文明所關心的基本問題不是保持地力以及尋找糧食以外的其他食物來源，而是灌溉和治水。由于所關心的基本問題不同，因此知識背景、思維形態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獨立形態，也就有思維的獨立形態和學術的獨立形態。當然，不同的文明形態之間會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維中的同異律和相關律，哲學中的本體論，經濟學中的資源稀缺和選擇，等等。科學的研究就是要揭示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于這些元素的刺激或影響，由此引致不同的思維形態和學術體裁。這些最基本元素構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對話的基礎，也為追求科學普適性提供了路徑。要開展交流對話，必須要有一種可通約的思維框架和規范的話語系統，這是一種技術手段，一種文化學術交流的工具。在掌握這種手段或工具方面，中國的學者可能比較落后，但這不應導致對中國文化學術的自卑心理。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能在對等的位置上與別人開展交流，是因為中國學人對交流的技術手段掌握上的落后，并不是中國文化學術的落后。而且，交流和對話為的是吸納和互補，而不是依附。一味的依附不僅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讓別人看不起自己。總之，對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研究和應用實質上是一種學術交流。西方經濟學也許提供了一種通約的分析框架和規范的話語系統(比如最基本的市場模型和數學語言的成功運用)，但它不可能淹沒中國的學術傳統，也不可能全面改變中國的思維形態和學術體裁。在美國和英國，經濟學研究中的學術傳統、思維習慣和學術體裁也許沒有大的差異，因為它們同屬西方文明。但中國和歐美分屬不同的文明形態，上述差異就難以消除(即使是宣稱“脫亞入歐”的日本，其公司形態和公司經濟學也并未與西方完全一致)。只要經濟學還沒有變成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這種差異就會一直正常存在。有差異并不妨礙交流，只要能掌握交流的技術手段。但交流的目的是發展自己而不是依附別人。科學的普適性是一種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種族上、文化形態上的偏狹。這才是睿智的科學精神。三、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理論創新分析

　　對于“經濟理論創新”這個題目，要作幾點謹慎的說明。首先，這一考察僅限于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其參照系是縱向歷史地，并不涉及世界范圍經濟學的發展；其次，所謂創新，既不是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新，也不是指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新，而是特指中國的經濟學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時所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論觀點和經濟學命題。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不嚴格地屬于經濟理論，但對中國經濟理論的研究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其主要內涵也是指對社會經濟，因而將其列為經濟理論創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又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再次提出“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此后，理論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逐步趨向高潮，并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特征和基本任務的概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特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應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分配應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應當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最重大的意義在于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對社會主義作了新的認識和研究。它不僅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也為國家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健康順利發展。

　　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確定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提出這一體制在運行上應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說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

　　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視作為一種理論創新，必須與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發展過程相聯系。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就開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問題進行研究，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創新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沒有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商品生產相聯系。蘇聯的政治經濟學也只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極其有限的商品交換關系。而中國的理論研究突破了這些框框，廣泛探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范疇、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交換的生產資料是不是商品、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與價值規律的關系等理論問題，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觀點。但是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這種理論研究難以正常發展。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關系的研究才有可能產生重要的成果，并一度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和政策基礎。應當說，在整個8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關系的深入探討相對于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而言，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最初是在70年代末提出的。1979年，理論界已有這方面的觀點。同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發表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聯系的論述，1985年又進一步表述了這一思想。中共十三大以后，理論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討論曾一度活躍。但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發表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成為理論界討論研究的熱點，人們對這一論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并形成了基本的共識。另一方面，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市場經濟因素已有相當大的發展，商品與市場、開放與競爭、激勵與效率、民主與法制等觀念已在社會生活中形成，市場取向的改革已滲入全社會的經濟生活，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定已具備了成熟的條件。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及改革目標的確立昭示著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改革必然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并以與國際接軌為契機，使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歸入世界發展的主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歷史性的制度創新，它不僅僅是經濟運行層面上的轉軌，更是涉及生產關系、觀念形態、經濟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題開展研究，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有效結合，這進一步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融合交會的時代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制度創新要求中國經濟學界在諸多方面作深入地、創造性地研究，從而為中國經濟理論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