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球智庫峰會平行分論壇“可持續發展與宏觀經濟政策——中國能源環境高峰論壇”于7月4日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于鴻君教授出席分論壇時表示，最近北大戰略研究所在探討“一攬子”復蘇振興計劃，包括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拉動消費、實行新時期的大學生上山下鄉工程等。

　　以下為發言實錄：

　　于鴻君：我想給大家匯報關于對當前經濟政策的一些研究的思考。大家看到題目，當前經濟政策的重心應該轉移，那就是說在過去我們應對金融危機以來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雖然已經取得了比較大的成效，但是因為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從第一季度經濟運行的效果來看，我認為政策的投入產出的效率是不很理想的。所以我們是不是能夠考慮進一步在經濟政策重心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

　　過去十個月以來，經濟政策的特質大體上，我概括幾點，一個是雙擴張，擴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無論用哪一種說法，實際上是一個道理。另外力度大，這大概是我們國家建國以來，對經濟調整力度最大的時期。

　　第二個特征是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的政策。政府主導下的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第三個特征，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另外加了十大行業的提振。

　　大體上就包括這些內容。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包括后面的一些預測，我感覺到有這么幾個后果比較令人擔憂：

　　一、產能過剩，浪費嚴重。

　　講產能過剩，我們振興十大行業，將來產能在什么地方消化，今天的形勢和1997年以后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了，國內市場能不能消化？國內市場能消化多少？另外，政府主導的大型投資項目產生一些比較嚴重的浪費。

　　二、如果市場難以快速膨脹，也就是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如果持續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企業的效益必將大幅下滑。于是，銀行的不良資產就會增加，也就意味著我們在2010、2011或者再往后一點，我們會進入新一輪的化解銀行不良資產的繁重工作中去。

　　三、家庭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大項目、大工廠、基礎設施建設，從國內的歷史情況來看，往往是催生暴富者的平臺和載體。

　　四、難以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的政策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大項目拉動，就業實際解決不了多少，我們看機場、高速公路，實際上沒有多少人，大企業、大項目也是一樣，傅總的中海油也就是幾十萬人。

　　傅成玉：沒有，幾萬人。

　　于鴻君：你的產值那么大，解決不了多少就業，所以就業是當前中國最麻煩也是最危險的一個問題。今年現在大概610多萬大學畢業生，2000多萬農民工，可能部分找到工作了，從目前的各高校統計數字來看，大概40%到50%已經簽約了，大家注意簽約和最后真正拿到飯碗這是兩碼事，因為各個高校都要攀比一次性的就業率，我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當前十個多月來的經濟政策，是不是有點類似一個人萎靡不振的時候，給他吃一點導致興奮的藥，依靠投資拉動，長期來看難以為繼。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要換一種思考，主要依靠消費來拉動。因為現在來看，問題比較麻煩的是一些主要的原材料的價格在逐步回升，房地產市場在回升，再加上我們過去那么大劑量的貨幣供給，雙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2011年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我自己對這個問題比較看重，要警惕它。如果2010、2011年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導致消費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乏力的話，就有可能出現滯脹，這對中國經濟來講將是一個災難性的后果。過去的經濟政策只是埋頭拉動需求，拉動投資，沒有兼顧長期問題的解決，比如我們社會運行中的弱勢群體，我們的三無問題等等問題，我們在這些政策里沒有一攬子給予考慮。

　　我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制定這樣的政策，思維慣性大概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我們1997年以后應對金融危機，我們就是采用的這種招數，同時新加了一個振興十大行業，其他的大體差不多，另外就是一次性數額大不大，這次我們拿出4萬億，97年不可能拿出來。97年和現在情況大不相同，一個是經濟增長的瓶頸不一樣了，過去是基礎設施落后，制約我們發展，現在并不是這個問題或者并不主要是這個問題，另外國際經濟形勢不一樣，97年就是幾個小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美國、歐洲基本經濟體是好的，現在美國的情況比較糟糕，歐洲的情況可能持續的衰退更長，最近我剛從日本回來，日本學者對日本的經濟更悲觀，他們先于美國半年進入衰退，到現在沒有見底。他們認為，我們遇到了1929年以來最厲害的，也許比1929年更可怕的經濟衰退。這樣的話，我們將主要依靠什么，中國經濟依靠外需拉動，多少年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今后這塊恐怕我們要靠不住。

　　另外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程度也不一樣，城鄉差距，這些看上去有些是社會問題，實際上來講，對經濟運行產生著很大的影響，所以從過去來看，總結一下，我們制定經濟政策總體來講過于注重計劃調節，我們很順手，投資，把錢花出去，拉動經濟，把貨幣放出去，拉動經濟，很順手的。再加上另外補貼，我們也很順手，輕車熟路，我財政收入財力比較強，這個地方補一些，那個地方補一些，我補就是了，這個比較容易，但是用市場經濟規律，依靠市場機制來調節宏觀經濟的運行，這個我們需要深入的思考。所以過去太過于注重計劃調節，有的時候我想我們是不是有計劃經濟的復歸。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最近在北大戰略研究所探討“一攬子”復蘇振興計劃，我們覺得應該圍繞三個問題來制定一個“一攬子”復蘇振興計劃。我們現在國家的經濟實力顯著提高了，解決“三農”問題應該被盡快提上議事日程，過去我們也提“三農”問題，往往那個時候感覺雷聲大雨點小，或者這個地方響雷那個地方下雨，“三農”問題不解決，中華民族說強大了，說崛起了，這個恐怕是很難說得過去的。另外我們現在的一系列的問題，和“三農”問題都有關，比如說消費，如果我們8億農民分批次地把他的消費啟動起來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持續增長三十年都沒有問題，大家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外需不說，內需我們就圍繞著四五億城市居民轉，拉動了經濟增長二三十年，中間有78年到86年是農村市場改革，農村市場繁榮，之后基本是城市，8億農民的消費如果分批次啟動起來，這個問題，中國再繼續增長三十年應該是不成問題的。還有其他一系列問題，和“三農”問題，不管怎么講，都連接上了。就業，將來的大學生，每一年610萬，600萬以上，后面每年增長5%的招生，20年，我們到2030年的時候，就有1.2到1.5億的大學畢業生，到哪兒工作？都涌在城市里，幾乎相當于一個日本人口，所以恐怕要往農村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通道。

　　針對這些，提一些政策建議：

　　切實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讓農民真正享受國民待遇。各位想想過去我們建國以來，農民和城市是兩種人，小到各種補貼和政策，大到人命，農民和城里人都不一樣，生命的價值是不一樣的，所以很多方面都有問題。另外要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解決了他的后顧之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要大幅度地。這里可能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糧食，我們不能把糧食價提高到和國際糧價倒掛起來，這里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很好地去研究。目前給農民土地補貼，很少給到手里，只是一部分，所以給補貼不如提價。我們78年改革的時候，就是兩招，第一招把土地分下去，第二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迎來了六七年農村建國以來的黃金時期，這個我們應該好好研究。另外，補貼農民改善住房，這是應該的。積累農民生產資料，我們現在搞的彩電下鄉，這種補貼我認為挺不好的，你把農民的活錢壓死了，因為農業的基礎是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太少，有一點誘惑，把他的存款壓死，變成了消費品，壓到某個地方，這個政策不好。另外全面給予涉農企業優惠政策，這是拉動農村發展，農民致富的很重要的動力，還有統籌實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工程，變成國家工程，用三到五年的時間，能夠基本解決我們國家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建設的長期落后的面貌，奠定了我們農業的基礎地位。當然了，農民教育醫療事業的投入需要加大力度，還有農村的金融資源必須盤活，我們要高度重視。我最近指導學生研究農村金融問題，很多地方大概和秦始皇時候的農村金融是一樣的，需要錢了借一借，我有錢了你們需要我再借，都是民間借貸行為，甚至不要利息，所以這樣發展農村是很難的。

　　另外，實行新時期的上山下鄉工程，大學畢業，不一定擠在城市，可以去農村看一看。所以這一塊，長期來講，我們城市社會的運行容納不了這么多大學生。從這個來講，能夠從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轉向啟動消費特別是啟動中低收入消費，另外增加農業的投資。謝謝大家！

　　趙忠秀：謝謝于教授，時間關系，我們發言時間要縮短，下面有請與會代表發言。

　　嘉賓：關于于教授的發言，我非常贊同，我稍微再補充一點，比如中國的07年公布的數據，我們的經濟增長，08年創造了世界6%的GDP，但是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27%的石油，32%的煤，更有甚者54%的水泥，我們的增長是效果非常低的增長，我想請于教授談談關于最近的保增長政策以及4萬億或者3.5萬億的巨額投資對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所造成的壓力。謝謝。

　　于鴻君：據我了解，4萬億的出臺，使得過去長期得不到批準的項目，很快就上來了，像一些機場，很密集的機場的布局，港口、碼頭，還有一些是由于不好解決的項目，4萬億總得找項目往下砸，出重拳，曾經一段時間甚至當前花錢當成任務，所以一定會出現饑不擇食的現象，我手頭掌握的數據也有，你談了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各位很關注的問題，我們國家包括人類生產到底是為了什么，我看過一個資料，全世界60億人像美國那樣生活的話，我們需要5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支撐起來。像英國那樣生活的話，我們需要3個地球才能支撐起來，中國講科學發展觀正是時候，如果把科學發展觀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能夠把這種思想吸收進去的話，對我們整個人類的發展是很好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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