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候選理論名稱

　　價格雙軌制理論

　　二、主要貢獻人候選人(按姓氏筆畫排序)

　　田源(微博)、華生(微博 專欄)研究組（華生、何家成、高梁等人）、張維迎(專欄)

　　三、推薦人/推薦機構

　　投票揭曉前保密

　　四、理論概述

　　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覺利用客觀上已經形成的生產資料雙軌價格，使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逐步靠攏。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放開國營企業的一部分計劃內產品，讓其進入市場，逐步縮小生產資料的計劃統配的物資部分，擴大市場自由調節的部分，用加大計劃外比重的辦法降低原來比較高的市場價格水平，同時用逐步調整的辦法使計劃內價格升高，讓兩種價格接近起來，最后趨于統一。這就是雙軌過渡的價格改革思路，簡稱“價格雙軌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五、推薦理由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中國城市經濟改革拉開了序幕。會議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把改革的中心任務明確為搞活企業，而企業的性質則明確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至于如何搞活企業，從哪里入手，當時的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價格改革是理順經濟的樞紐，提出“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

　　價格改革起步艱難。當時價格體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現是：農副產品購銷價格倒掛，部分礦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偏低；工業制成品價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總的偏高；同種產品優質不優價，劣質不低價。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礦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偏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太高，結果基礎工業越來越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因此，價格改革亟需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通過逐步調整價格，改變農副產品購銷價格倒掛的狀況；二是適當提高部分礦產品和原材料的價格，改革工業品價格體系。通過改革，使主要工農業產品的比價基本合理，使同種產品的質量差價拉開檔次。

　　在徐景安的《我所親歷的改革決策過程》回憶文章中寫道，“價格改革第一步怎么跨？當時國務院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小調解決不了問題，大調經濟承受不了。煤炭價格上調一點點，電力、鐵路運輸就要漲價，企業成本上升，而銷售價則不讓動，怎么辦？后來想了一個辦法，調價以后，誰利潤增加了，國家收回來；誰吃虧了，國家再補貼。最后什么結果呢？拿到好處的，國家收不回來；虧損的，國家必須補貼。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在這種情況下，莫干山會議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經濟學周刊》、《中國青年》雜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出面組織，用以文選人的原則，從全國1300余篇應征論文中，選拔出124名代表參會。這次會議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層領導的同志，意圖集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者的思想精華，碰撞聚焦即將全面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并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決策參考。果然，“價格雙軌制”思路在莫干山會議的正式提出“很開腦筋”，成為價格改革破冰的關鍵之舉。當時的共識是，價格改革不宜全面出擊，而應加以分解，各個擊破。價格改革應該從解決生產資料價格入手。對于這個問題，莫干山會議上出現“調”、“放”之爭，最后“先放后調，調放結合”的雙軌制第三種思路的產生。正如莫干山會議紀要價格組報告所述：這種“先放后調，以放促調”的辦法好處有三：(一)把價格改革這個十分復雜、難以決策的大系統，分解為一個個行業、一類類產品的小系統，改起來容易預測、決斷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計劃外的浮動價、議價創造的市場機制，促進計劃價格的改革。這不僅調整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又改革了僵化的價格管理體制。(三)把計劃、物資、價格統起來配套改革，既縮小了指令性計劃，又搞活了物資購銷，還改造了價格體系，為企業放活、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創造了條件。隨著這些老大難問題的解決和突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能出現新的局面。

　　“放調結合”的第三條道路很快得到領導肯定。1984年9月30日國務院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的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油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同年12月24日，中央書記處批復同意《國務院物價小組關于1985年價格改革方案的匯報提綱》。國家物價局、國家物資局根據國務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發出了《關于放開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國家物價局長成致平在電視講話中公布1985年的價格改革方案，“1985年價格改革的基本方針是：放調結合，小步前進。就是放活價格與調整價格相結合，走小步子，穩步前進”。至此，莫干山會議提出的放調結合平穩過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納。放調結合過程中計劃內外兩種價格合法的普遍化，后來被認為是雙軌制價格的正式實施。

　　劉國光在《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一文中寫道，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放開國營企業的一部分計劃內產品，讓其進入市場，用加大計劃外比重的辦法降低原來比較高的市場價格水平，同時用逐步調整的辦法使計劃內價格升高，讓兩種價格接近起來，最后趨于統一。”即“放調結合”的思路。可見，價格改革初期的爭論焦點是“調”“放”之爭，而沒有“雙軌制”與“單軌制”之爭。但在“放調結合”價格改革具體實行的過程中，客觀上形成了同一種商品的計劃內外價格雙軌、多軌的局面，而“雙軌制”成為了價格改革特別是1985年后出現的混亂價格格局的代名詞。必須指出，中央關于價格改革所采納的建議是“放調結合”，從來沒有提倡過“雙軌制”。因此，最初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與后來人們普遍理解的“雙軌制”概念，即雙軌、多軌價格，以及“計劃一軌市場一軌”并非一致。

　　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從一開始實施就頗受爭議。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劇烈爭論。主張雙軌制價格的人，強調它的以下好處；(1)可以刺激起計劃和計劃外的生產；(2)可以使計劃照顧不到的領域比較易于取得生產資料；(3)計劃外高價可以促進節約，抑制底效益的需求；(4)可以通過調整產品的分配調撥部分與市場自由流通部分的比例，控制價格水平，使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帶有經濟調節的色彩等等。在刁新申1986年的研究報告“價格：雙軌制的作用和進一步改革的方向”中寫道，雙軌制的含義是，企業計劃內生產的產品和計劃供應的物資按牌價調撥、買賣和分配，計劃外部分則按市場價銷售或購買。在此情況下，企業無論是增加或減少生產品或投入品，其增減變化部分的價格實際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也就是說，企業計劃外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產品，就可以獲得一份按市場價格出售這部分產品的收益；而每節約一個單位的原材料耗費，就等于少到市場買一份市價原材料，從而也就等于按市價標準獲得一份節約收益。于是，企業進行生產決策時，可以按市場價格而不是按牌價對自己的增產和節約進行評價，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市場價事實上已對企業的邊際產出和投入發生了決定性作用，通過這種邊際作用，形成了調整短期供求的信號和影響力量。1985年，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在“巴山輪會議”上對價格雙軌制給予了肯定：“生產資料方面實行雙重價格，是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從配給制向商品化過渡的時期，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消費品方面實行過雙重價格，但把雙重價格應用到生產資料上，沒聽說過。這是一個有用的發明。所謂有用，是指它可以作為一座橋梁，通過它從一種價格體系過渡到另一種價格體系，也就是從行政、官定價格過渡到市場價格。有了這座橋梁，過渡起來就比較平穩。但有一個重要條件，雙重價格不能持續時間過長。”

　　反對實行雙軌制價格的人則強調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沖擊國家計劃。影響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和重點發展部門的物資保證；(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亂，增加市場管理的難度；(3)破壞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職能；(4)—物多價使企業核算復雜化，造成企業管理的混亂；(5)計劃內外的價差，刺激小企業的發展，保護落后技術，惡化企業的規模結構和技術結構。此外，計劃內外價差過大，還為投機倒把造成可乘之機，于社會風氣不利，等等。當時，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外國專家都對價格雙軌制強烈置疑，他們認為同樣的商品，兩種價格，不僅不合理論，也有違常識。一個以東歐經濟學家為核心的世行專家小組，正式向中國有關方面建議，價格雙軌不能久拖，要盡快實現并軌。從此，對雙軌制的批評就開始了。在中國最有影響的是吳敬璉(專欄)組織的對雙軌制帶來的弊端的討論，1988年，這些討論被匯編為《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一書出版，并在此后兩次再版。吳敬璉所代表的對雙軌制導致腐敗的指責，得到了中國社會輿論的強烈支持。同時，郭樹青、樓繼偉(專欄)、劉吉瑞和邱樹芳等以及后來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辦公室工作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周小川(專欄)和李劍閣(專欄)等一批經濟學人反對價格雙軌過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戰略，堅持改革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積極推動“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但終因整體配套改革所觸及的部門利益太多以及這些利益不可調和，同時宏觀經濟局勢轉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國務院領導突然轉變了想法，與原來提出的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等整體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轉向了以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改革為主線的思路。

　　經歷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國經濟逐漸邁上市場經濟的軌道。由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成長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經濟學者對雙軌制開始做出了積極評價(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轉型與經濟學》一書中，這樣概括了對雙軌制的評價：“雙軌制是在中國轉型中產生的創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進效率又是帕累托改進的獨到特性，雙軌制的原則適用于其他國家的其他改革：如勞動力市場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種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過現存的“舊的”制度來保留改革中受損害者的租金，它使補償改革的受損害者成為可能。同時，改革的帕累托改進特性并不意味著為了效率而犧牲其它目標。”(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經濟學家劉遵義(專欄)、錢穎一(專欄)和Roland使用了最簡單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概念來處理價格雙軌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實際上也得到了與Byrd相同的結論。他們使用一個簡單模型證明，“假如計劃的數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均衡數量，無論最初的計劃價格和計劃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無論市場軌是局部自由化的還是完全自由化的，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都是帕累托改進的；第二，市場軌是完全自由化的雙軌制還可以實現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結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場條件下，他們發現，只有允許計劃的權利一方與計劃義務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也就是把計劃權利與義務貨幣化(租金化)，而不是繼續執行實物的計劃分配，才可能實現配置的效率。因此。他們還得到了另一個結論：“假如計劃的數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均衡數量，無論最初的計劃價格和計劃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無論市場軌是局部自由化的還是完全自由化的，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總是帕累托改進的；第二，如果計劃的權利與義務是以租金的形式來履行的話，那么市場軌是完全自由化的雙軌制還可以實現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結果”。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原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則在北京大學的題為“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的演講中這樣評價，“然而中國成功了，采用的是一個天才的解決辦法：實行價格雙軌制，使計劃外部分得到適當獎勵。”(《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人民日報》，1998年11月13日)

　　雙軌制并不局限于價格改革，它同樣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數領域所采用，包括外匯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整個中國經濟就成為了一個雙軌制經濟。雙軌制成了中國漸進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場機制放到了和計劃機制共存的位置上。盡管在此期間雙軌制由于其產生的腐敗后果曾廣受批評，但回過頭看，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而且腐敗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雙軌制本身，而是在于權力的缺乏監督和制衡。改革與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雙軌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舊有體系下形成的各個利益團體的既得利益，這是為什么從它一開始從一個特殊的起點出現而沒有遭到強烈抵制的原因。這使得中國的改革能夠在保持經濟系統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場的力量。某種意義上，中國改革的邏輯始終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試圖管住存量，放開增量，兩部分的激勵機制，一個實行計劃，一個推向市場，結果是增量的積極性遠比存量大，非國有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舊體制得以向新體制轉換。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20多年間，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和經濟體制轉型的漸進主義式戰略逐步傳播出去并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同。盡管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以及發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場關于價格改革爭論現在已經少為人知，但是價格雙軌制或雙軌過渡的思想與方法已經在全世界取得了相當的共識，而且價格雙軌制也成為中國成功進行經濟轉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實”。因此，在回顧中國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經驗時不能不重新評估價格雙軌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義，這對于認清中國改革做對了什么和今后應該怎么做具有重大價值。

　　六、文獻與材料目錄(本次投票新增加文獻用斜體字標出)

　　1.   張維迎，《論價格改革》，《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第4期。

　　2.   張維迎，《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專家建議(三)》，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1984年6月。

　　3.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莫干山會議)系列成果之一：

　　《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報告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附件1：價格改革的建議之一，執筆人：田源   

　　《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附件2：價格改革的建議之二，執筆人：華生 

　　《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5年4月3日。

　　4.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 (莫干山會議)系列成果之三：

　　田源，《關于價格改革思路的思考》，《經濟日報》，1984 年9月29日

　　5.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 (莫干山會議)系列成果之四：

　　張維迎，《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理論探討探討經濟改革中的理論問題欄目”《經濟日報》，1984年9月29日。

　　6.   “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是亟待解決的課題”座談會，《經濟研究》編輯部，1984年10月15日。

　　7.   華生、蔣躍、何家成、高梁、張少杰，《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

　　8.   張維迎，《經濟體制改革與價格》，《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5年第6期。

　　9.   《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調查綜合報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調查組，《經濟研究》，1985年11期。

　　10. 張維迎，《關于價格改革中以“放”為主的思路》，《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1985)》。

　　11. 劉國光，《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12. 刁新申，《價格：雙軌制的作用和進一步改革的方向》，1986年的研究報告。

　　13. 斯蒂克利茨，《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人民日報》，1998年11月13日。

　　14. 李曉西(專欄)，《從雙軌制到市場化》自評，《20年觀察與思考：李曉西論文集》，1999年。

　　15. 華生，《中國股市的經濟學思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16. 徐景安，《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由來》，《領導者》，2008年第20期。

　　17. 徐景安，《我所親歷的改革決策過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0b9q.html?tj=1。

　　18. 徐景安，《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由來》，《財經》2008年第5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8kbb.html?tj=1。

　　19. 華生，《價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關鍵起點》，《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9月15日。

　　20. 張維迎，《雙軌制與價格改革》，《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10月。

　　七、主要理論材料部分掃描件

　　略。(如需查閱原件請與秘書處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