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受歐美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占全球經濟總量超過60%的歐美發達國家或將面臨衰退。由于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超過70%，歐美市場訂單大幅減少，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產生了較大沖擊。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省份眾多中小型出口企業相繼倒閉，這種狀況，無疑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很大負面效應。

　　“危機”一詞意味著危險與機會。中國經濟有著30年成功發展基礎，正處于2008年的重要轉折點。中國若能在當前步履維艱的環境中運籌帷幄，把握危機中難得的機遇，進一步放松經濟與產業管制，并考慮給予民營公司更多發展空間，可成為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措施。

　　發展服務業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步履維艱。原因之一，就是國家負債率過高。在金融風暴沖擊下，全球資產價格泡沫破滅，負債率較高的經濟體由于外部可用資金幾乎枯竭，難以為其即將到期的外債進行再融資，使這些經濟體處于破產邊緣。部分積累了巨大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也在償還外債方面遭遇困難，如阿根廷、韓國和俄羅斯。

　　政府負債率較高，限制了宏觀經濟政策干預經濟的運作空間。而一旦刺激方案無法填補工業投資產出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失業率與社會消費則會陷入長期低迷，經濟進入衰退。

　　相對而言，中國名義國債占GDP比重僅為16%，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可謂最低。可以說，中國政府擁有相對優良的資產負債表與財務狀況。同時，中國國內儲蓄率為全球最高，個人與家庭的財務狀況也許是較為優質的。相對較低的國債負債率為中國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提供了很大的財政政策運作空間。不久前，針對全球經濟衰退預期，中國政府公布了占2007年GDP比重為14%、總額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通過各級財政撥款投資于鐵路、公路、電力等基礎行業，增加就業，拉動相關行業恢復增長。

　　實際上，自2006年以來，中國政府致力于經濟增長模式與產業結構轉型——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型社會過渡，經濟轉型戰略任重道遠。從全球范圍來看，主要國家核心GDP構成以內需為主。比如，美國國內消費占GDP比重約為70%。外貿依存度較高的日本，其內需占GDP比重也達到60%。同樣是新興經濟體的印度，內需占比也超過50%。

　　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服務業占GDP比重較高。比如，發達國家服務業占GDP比重在60%至70%之間，美國高達82%。印度服務業在2003年達到發展高峰，占GDP比重超過62%，后雖有所調整，但整體占比仍超過50%。比較而言，2007年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僅為42%，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多數新興經濟體。

　　綜合以上分析，我認為中國政府可以從經濟戰略轉型的角度，將積極財政政策運作著眼點同樣放在大力發展服務業層面，支持本土企業在各種服務行業領域內取得更快發展，以實現經濟整體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

　　放松管制，拓展民營企業發展的空間

　　目前，中國近70%的GDP由民營企業創造，卻只擁有30%的經濟資源。一些市場規模龐大的產業領域，如通信、銀行、鐵路運輸等，基本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壟斷是一把“雙刃劍”，從短期效應看，它有助于在金融危機時穩定內部經濟。但長期而言，它會抑制競爭，削弱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形成長期經濟增長的長期良性機制。

　　此外我們注意到，盡管許多國有大型壟斷企業已躋身“世界500強”，但在行業排名上，這些中國公司鮮有行業前5名之列。壟斷經濟往往造就一些內戰內行的“高衙內”，處于“全運會冠軍”的地位，而在全球資源整合競爭中，可能被不斷邊緣化，難以產生印度米塔爾鋼鐵一樣的“世界冠軍”。

　　相比之下，部分開放程度較高、民營企業參與度較為活躍的行業中，如零售、互聯網等，卻誕生了蘇寧電器、阿里巴巴、百度、分眾傳媒等一批擁有很高市場影響力的私營企業，它們大多實現公開上市，擁有比較高的公司市值，借資本市場放大了既有公司競爭力。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企業收入增長較快，在各自行業內創造了一個較大的消費市場，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對拉動內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制造業相比，中國服務業未來發展空間巨大。故此我認為，應對全球經濟衰退預期，實現中國經濟戰略轉型與自我良性增長，需進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對一些發展潛力巨大的服務行業領域，進一步放松管制，并給予民營企業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值得考慮的行業可以包括通信、醫療、教育、公共交通、金融、石化、環保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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