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王國斌
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2009”隆重召開。圖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王國斌。
王國斌：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因為我搞不清今天下午有活動。今天的題目我利用英文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今天我的話題是要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剛才有人講到東亞模式文化傳統影響了企業，但我更多是講公共事業部門，政府以及公共的支出，我希望能夠從歷史上面追溯一些中國人對社會支出的看法，這些也許對現實有借鑒意義。
我首先看到當人們講到歷史和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時候，人們一般有兩種不同意見。首先在我看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文獻和理論都是從歐洲的經驗里面獲得的，就是經濟的發展、政治的變化，還有社會變化之間的關系。我們總是認為歷史其他的教訓總是包括失敗。之所以會有失敗，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有一些局限性，這樣一來就很難讓我們從非西方的歷史經驗中取經，所以今天我想換一個視角來討論一下中國的歷史教訓，特別是中國的社會支出方面的歷史教訓。我會討論目前中國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會討論一般的議題。
我認為跟一般的研究跟學界觀察相反，社會福利的需求支出和民主實踐之間并不一定有正相關性，而這種論點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家們比較認同的。其實我在這里想提出的就是社會福利的支出跟歐洲那種概念，就是民主越高，公共福利支出就越高，不一樣。所以我將來解釋一下18世紀封建中國社會的政治問責制，我還會講到現代的中國也有同樣的做法，因為不管是封建社會的中國，還是現代中國，中央政府的成功都是因為他們很關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以便促進空間的整合，而這種空間的整合里面就包括公平的問題，我倒不是說中國18世紀的政府，或者現代的政府早就已經克服了中央、地方的矛盾，其實這些矛盾還是存在，但是我認為中央政府一直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而且嚴肅的對待它。特別是政府，不管是18世紀政府，還是當代政府都會公開的宣稱說政府一定要注意社會的福利，這是好的政府管制之一，不管是孔子還是共產黨都是這樣認為的。兩種情況下，這種良好公司治理、良好政府治理的愿景都是包括社會福利、公共福利支出的。
講到民主和社會支出我推薦大家看Peter Linderts的書，他主要的例子都是取自于歐美，他說這些國家如果有更多的投票權的話，社會支出就會大增。他說投票的人越多，那么投票的人就更愿意通過投票表決獲得更多的社會支出。一個相關的論點是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Amartya Sen，也層析有過相應的論調，這個書是有關饑餓的，1981年出版的。他舉了一個例子，1943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印度還沒有民主，遭了那個之后，印度成了一個民主國家。我們現在在中國也可以看到中印之間對比，就是說中印之間，民主程度在西方是不一樣的。印度1948年獲得獨立以后就不再有饑警(音)。我看來中印之間還有第二個對比，中國在1958年之后有了更多的這種饑警救援，這個時候我們看主要的差別就是政治體系的差別，所以我們必須正式的面對這樣中印之間的差別，而且我們還必須對比一下中國的18世紀有一個饑警救災成功，而50年的時候有饑警救災失敗。我們看中國政府如果要救災，還會做更多的灌溉工程、稻米儲存等等。此外我們看到中國政府會強調城市和農村都要提供福利。
如果我們再把中國和歐洲國家進行一個對比的話，一般來說如果我們把歐洲模式作為正態(音)的話，那這其實在18世紀并不是如此。18世紀的時候歐洲也有他們自己的復權(音)意識。他們忙著相互打仗，花了很多錢在軍費上面。其實中國18世紀和歐洲之間的差別不是意識形態上面，而是在和平的帝國時代里面，中國這樣的大，關注和平。所以中國得以維持古老帝國，而歐洲那些打仗帝國卻不能。
我們看一下18世紀總的情況，我們會發現18世紀歐洲各國必須要想出一些方法來維持他們的國家，至少不能用強迫的方法來強迫人民和平，至少要用一些方法來向人民說明，他們是受到愛護的，他們的需求是受到滿足的，這在孔子儒家學說中也有體現。
我簡單說，18世紀的時候，中國中央政府很成功的建立了一個谷物價格報告系統，對市場進行了密切的檢蹤。而且谷物運輸和交易也非�；钴S，政府對谷物供求有非常好的了解，政府也可以基于這種了解決定是否干預，而大躍進的時候沒有市場，而且對收成和供求情況沒有準確信息，因為中央政府只想聽地方官員的大好大空的喜報，因此信息很不準確了。因此中央政府就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干預。
所以我們看到18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公共的這種金融不一定跟民主還是不民主有關的，更多的是看當時經濟的體制和政府的系統。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還有經濟學，就是說要尋求各種方法，使得人民能夠進行投票的選擇。或者是在私有市場上面進行選擇，而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更愿意應對一些社會支出中的一些組織和網絡的特性。社會科學家主要是借鑒了發達的工業社會的經驗，然后總結出了一套原則，而中國是研究了外國的一些經驗，研究了一些外國經驗，我是說中國現在的政府，他們現在更強調的是公共融資和社會支出中的技術和科學的這些特點，而不是專注的強調意識形態。
我認為早先中國那種官僚的戰略現在還有，今天中國政府之所以樂意允許各地進行各種實驗，是因為不斷的改變自己的一些規則，而這種做法在18世紀的時候已經存在了。明清朝代，甚至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都有很多地方的模型，比如說梁肅民(音)在農村做過研究，這種研究跟在60年代的時候也類似，盡管所處政治體制是不同的。
我還想說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到了中國改革之后，和中國早期歷史，又有相似之處。地方政府總是有很多的資金需求，但是資金總是不足，但是中央政府允許各郡縣(音)收一些不同的稅費，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們有一些財政方面的分工，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可以做很多預算外的活動，那時候其實還沒有現代的通訊設備，而那時候地方政府也沒有被要求要提供這么多的公共服務。而今天在我看來，這種戰略就算人們不是特別的理解，我們也必須要強調，就是說這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
我已經沒有時間來講地方融資行為變化了，但是地方融資在1920年代之后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改革之后，出現了更多的變化，比如說鄉鎮企業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更多的財政收入。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也變得更為平凡，特別是在1984年的改革之后。
最后一張幻燈片主要是講，看起來中國政府，不管在18世紀還是目前21世紀都有一些公共開支的強大意愿度。我覺得中國政府這樣做實際上在全世界也是比較獨特的一種做法，因為從財政轉移的角度來講，在全世界其他政府當中也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做法。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地域非常的廣袤，所以各個地區之間的財政轉移規模非常之大。比如說像歐盟等等，如果歐盟的財政轉移要進行的話，那么這個規模是沒有中國的財政轉移規模來得大，盡管歐盟經濟總量要比中國來得大一點。所以我的觀點，我覺得中國政府相對于，比如說世界其他地方政府來說，再把財富從富有的國家轉向貧窮國家，這方面做得是比較好的，而且他們這樣做的容易程度也比較高。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目前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國應該怎么辦？我覺得其實中國很多解決問題方法可能跟西方方法是不一樣的，比如說財政轉移等等。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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