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謝謝黃校長，謝謝各位，黃校長提了重要的問題，學者本身的社會責任，我自己的觀點是，我認為學者的社會責任以理性和溫和理性的方式促進社會妥協而不是以煽情的方式加劇社會責任，我發言的主題也是從社會妥協的角度來講的，我首先說明我并不是經濟學家，我也從來不研究房地產，我主要是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討論現代社會如何形成自己的社會妥協機制，確切的說現代社會的特點，就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如何建立政府、企業和民眾之間的社會妥協機制和社會信任機制是任何現代社會的基本課題而且是長期的課題。

　　我下面的發言中會介紹香港的房地產的項目，以此為例子，該房地產項目因為社會各方不妥協，僵持了三十年，一直到最近，終于有了突破，被看成是三贏的局面，政府、發展商、市民都比較滿意的例子。

　　我舉例子的目的并不是想說，香港社會是如何先進和發達的，恰恰相反的是，即使在香港政策、規章制度相對比較健全，做事比較有規矩的社會，社會妥協仍然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如果稍微留意一下香港的情況，我們會發現最近這些年，香港的大型房地產項目被迫下馬層出不窮，例如前幾年有著名的紅灣半島事件，涉及到大的拆遷重建項目，因為社會意見不同，發展商最后被迫退出。

　　更大一點的包括西九龍建設也是非常大的項目，社會討論了很多年，到現在還是先擱置，無法取得社會的共識，這些是有名的例子，紅灣半島等等，還有知名度不高的項目，都擱置在哪里，無法達成社會妥協，我強調的是，并不是說香港的例子表明社會到了一個點就沒有問題，我講此例子之前，我提出一個看法，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對現代市場經濟如何運作有非常多的討論，有比較多的問題，對現代社會到底怎么樣，缺乏充分的討論，特別是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基本上缺乏充分的認識，這樣的情況導致我們出現了認識的誤區，經常會聽到看到這樣的議論，有很多的原因是因為改革開放造成的，因為改革開放不到位，或者是改革開放沒有完成，后面有一個潛在的意識，如果改革到位了，所有的問題就會消失，這是非常大的幻覺，對我們解決問題就會出現問題，好象有一個點，到了這個點，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改革到位，這是誤區，現代社會的矛盾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今后的10—30年的改革，更多的是關注現代社會本身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尤其是社會妥協機制如何形成。

　　現代社會的特點，跟傳統的社會不一樣，傳統社會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傳統社會的社會流動性和分化比較低，雖然矛盾很多，但是矛盾基本上是比較簡單的，解決矛盾的方式也是比較簡單的，一般來說是由習俗、傳統和很低的行政手段就可以解決的，現代社會的特點，特別是中國高速發展的轉型社會出現的特點是原有的信任機制一定會弱化，甚至會挖掘，社會不信任度會越來越高，解決矛盾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特別是政府和企業對這些方面都要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將很多的問題看成是必然出現而不是不會出現，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就不同。

　　下面簡單的講一下香港的例子，項目叫做合和中心二期，該項目涉及的企業是合和集團，老板是胡先生，他是非常有迫切的，他的投資理念和管理方式，在商界是有口皆碑的，是非常出名的商人也是香港的名人，擔任香港城市大學的主席，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名人，很多的投資，例如港珠澳大橋，最初他想個人承擔投資，他的經商理念是非常前衛的，合和二期系他最在乎的項目，但是三十年無法發展，1978年就開始了，該項目是在香港的灣仔，他特別的想蓋大樓，1978年就收了樓盤，整個八十年代有無數的方案，一會兒被否決，一會兒被擱置，觀點在1994年方案被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批準，也被香港政府批準，建93層高的會議酒店，規模建成后會成為香港最大規模的酒店，涉及的房間有2000多間，1994年因為各種原因，工程暫時沒有上馬，涉及到資金等問題，拖延到了2003年，提出了新的方案，因為準備工作基本上完成，原想建兩棟樓一棟是73層高，一棟是93層高，在此期間市民對居住的環境和要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沒有人在意你蓋多少高的樓，香港也沒有法律規定建筑的高度，今天香港的法律上也沒有這樣的規定，十年間整個市民，包括城市規劃和建筑師學會對所有城市建設的理念都發生了變化，高的樓很難被批準，因為高樓造成廢棄無法排放出去，兩棟樓的密度都是有礙于環保的，該項目還涉及到300多顆樹，因此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都表示不滿的，如果1994年上馬是沒有問題的，但是2003年就不行的，他是香港城市大學消委會主席，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的客座教授，該項目是他所有項目中最在意的，但是該項目還是沒有通過，因為社會、空氣、環保以及大型公共項目都有所改變，2005年被否決后，該項目就擱置了，如果開工后會創造就業，開工后會創造稅收，一直到了2008年，發生了變化，合和集團大規模的裁減了原有的項目，原來是93層，現在減少到55層，房間從2000間減少到1000多間，香港的房屋價格是越高越貴，減少了部分樓層就造成了損失，上個月政府、企業、市民都達成了妥協。

　　政府做了工作，市民也認為這是多年反對的結果，大家認為為什么發展商會這么好，一定是政府給于了承諾，還涉及到交通的問題，基本上來說，社會一片贊成的，小的問題基本上都可以解決，我個人認為三方的利益體是副渣的，2008年所有的談判都是由胡家老二，他是出類拔萃的，奠定了他的領導地位，說明他能順應社會的變化，在房地產的建筑理念上也有很大的變化，對今后家族的發展更加的有利。

　　我講的這個例子，是說明香港仍然有很多的項目沒有解決，該項目解決后，香港政府發展局希望鈣離子成為先例解決其他再壓的例子，香港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專門對發展商和市民之間進行溝通，說明香港的規章制度是比較完善的。   

　　我國應該從自己的角度探索這種機制，例如規章制度和政策法規越健全越好，因為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很大，發展速度很大，不可能一勞永逸，任何的政策法規都有解釋，如果太定太死就沒有彈性，任何的法律一定有邏輯性，否則就不需要這么多的律師。

　　七十年代末西方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很難量化和具體的要求，目前為止，企業的社會責任更多的是企業自己的主觀判斷，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并不是充分的條件，我認為是要形成社會信任和社會妥協的機制，象我國轉變非常快的社會，原有的社會性一定會弱化，社會不信任一定是層出不窮，社會不信任的集中點在房地產上，市民對政府和房地產商雙重的不信任，雖然香港已經是相對比較公開有機制可尋的。例如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是由特首任命的，包括城規會也沒有指標，市民就會置疑為什么批這個項目，不批那個項目，這就是社會信任機制和妥協機制的形成，下面用幾分鐘講我國實際對這些問題已經有很多的探討，我國30年改革，最重要的經驗是地方實踐，并不是一刀切將一個模式向全國推開。

　　我國國內有兩個例子，而且西方非常的關注，第一個例子是浙江省溫嶺市的哲國模式，哲國有西方(美國教授)非常先進的民主理論，因為從八十年代開始，他的理論只是紙上談兵，現在最大的實踐地反而是浙江省，現在大多數公共政策都是比較復雜的，民眾搞不清楚公共政策的復雜性，如果簡單的發問卷民眾是搞不清楚，如果問專家，專家代表學者，不一定代表民眾，如何解決這樣的矛盾。

　　哲國大型的公共項目涉及到很多的利益團體，就會采取隨機的方式從市民中抽出千分之幾的人，用公款支付他們薪水，同樣的供款支付公共交通費請他們過來，讓他們作為名譽代表來反復權衡，這些民意代表來了以后跟公共政策專家進行討論，公共政策可以將方案講給民意代表，晚上民意代表開始投票，選擇出幾套方案，之后將幾套方案提供給人大代表討論，哲國的模式剛剛開始，中國政府雖然不需要政黨競爭，但是達到了民眾普遍的參與和權衡，可以建立社會信任機制，因為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政府和企業要面對的并不是無分化的公眾而是公信力不同的公眾，讓比較多的人參與討論，有助于政府和企業擺脫被人不信任的情況，這是哲國的經驗。

　　還有一種就是重慶市的模式，法制辦公室負責一件事情就是大型的公眾聽證會，所有重慶市大的項目都要聽證會，有電視和網絡的模式，實際上地方已經在開始摸索這方面的經驗，以公開性和公共性的原則建立我國的公共咨詢和民主協商的機制，雖然很多的地方都會探討這些問題，以上的兩個例子是已經開始的，對現代社會有了基本的認識，現代社會的問題一定會越來越多，不要看成是很不正常和反常，應該看成是很正常，需要不斷公共職能來解決問題，今后在涉及公共問題上會尋找好的方式，達成共識，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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