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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9年年會2月16日下午3時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年會主題是:“全球化趨勢與中國科學發展”。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會議。圖為論壇成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演講。
蔡昉:我的發言緊扣今天的題目,是科學發展應對經濟危機。首先我們有兩個傾向性的思維,一個就是,我們知道過去凱恩斯說過,實踐家或多或少都是一個經濟學家的頭。所以我說一個現象就是宏觀經濟學,我把他們的學說移到經濟危機上,好像爭論很多。大家用財政的錢來救市,刺激經濟,填補私人投資的空。還有一個傾向,我覺得也有人說出來,也就是說,我們常規的,長期的一些建設性的使命,今天可以暫時放一放,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集中精力應對最緊急的經濟危機。我想這兩個傾向,到底政府替代私人投資,是不是擺脫經濟危機的最有效的途徑,我們長期的要解決的問題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要放一放,我想不是。也就是說,我們還要講科學發展,因為科學發展的內涵比較豐富,但是我們其中最核心的定義有幾條,比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如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協調,區域的均衡發展,這樣一些基本點,我覺得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在某種時候它才是使我們經濟危機困境的根本途徑。同時我們也知道,在經濟危機時期,恰恰是一次重新洗牌,進行產業重組,進行生產要素的再配置。也就是說,創造性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正是因為有一些已經走到了傳統的經濟發展的盡頭的事,終究要毀滅掉。我們新的發展方式,新的發展模式就必然會在這個時期形成。這是我的總的意思。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一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個是教育的發展,一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談科學發展對經濟危機的作用。我們也知道,長期以來,我們依賴的是生產要素,也就是說要靠投資,靠勞動力來推動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比較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曾經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但是以后這個作用開始下降,它在某種程度跟我們的生產要素是相關的,也就是我們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但是隨著我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產要素的結構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越來越不適應典型的勞動力經濟。這時候靠傳統的,不斷投入勞動力,同時,勞動力會形成經濟增長的瓶頸的話,資本的回報也不會有遞減的趨勢。這種方式在過去的若干年里已經暴露得很充分了。但是由于我們很多慣性,特別是政府在經濟增長中,它干預的很多,它在一定程度上把生產價格也所扭曲,同時很多地方政府把很多既有的生產能力,企業,產業,還有配套經濟等等,看作是自己的,像親兒子一樣,一手經營起來的,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很難舍得去放棄掉。
現在到了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不同的地區受到的沖擊不完全一樣,不同的產業遭遇的沖擊也不太一樣,不同的企業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它恰恰說明了有一些企業,一些地區率先走到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盡頭,這個時候由于生產要素是比較便宜的時期,我們有閑置的人力資本,閑置的勞動力,還有閑置的廠房設備、土地等等。這個恰好是一個機遇,進行生產要素的重組。這個重組的具體表現,因為前不久,我們在湖北開了一個中西部地區承接與產業轉移的研討會,我們也看到目前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對原來地區來說,產業的優化升級是它轉變經濟生產方式的具體表現。它能不能成功,取決于中西部地區能不能有效地承接這個產業。因此來說,產業的升級、轉移和承接成為一個整體,必須一起成功。這里我想有一個特別重要的需要,強調我們有的時候僅僅把產業的升級看作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實不一定是,我們過去總結過很多的模式模型。比如說經濟發展以后,從輕工業轉向更重的產業結構,這樣的模型。他們總結的模型,一個是在特定的時代,另外對于沒有制度上的特殊的生產要素的制度性安排,在沒有結構性的問題,也許升級就意味著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尋求性的經濟增長源泉。但是我們還存在諸多的扭曲生產要素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產業結構升級不一定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這個時候,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政府少干預,政府只是做校正生產要素價格,創造良好的生產環境的事。這個就是生產方式轉變的,我就說這么多。
第二,在危機的時候,我們優先發展教育,也就是說,教育其實是具有反周期的功能。比如說美國的經驗,美國在30年代,40年代兩次遭遇經濟蕭條的時期,它恰恰是把人力資本的一個大的積累,而且形成了他的生產經濟社會的一個基礎。比如說30年代的,他們作為反周期的社會政策,擴大了教育,延緩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那個時候它的高中是擴招了一倍,大學擴招了50%。接下來到40年代戰后,美國的情形有點像我們今天的情形,因為我們沒有外需了,我們的企業難以為繼,那個時候是美國打仗的時候,打完仗以后,這些需求都沒有,又有1200萬的軍人回到國內,這個時候他們立了一個法,叫退伍軍人權益保障法,讓這些人上大學,或者學院,1200萬中,后來大概有800萬,2/3的人取得了更高一級的學歷,加上30年代,40年代這兩次形成了美國人力資本的大幅度的積聚,為后來的美國經濟繁榮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我們來說,我們90年代后期,也有一次擴招的經驗,當時我們有幾個出發點,一個是我們反正在人力資本教育水平上還落后,第二,我們可以延緩進入市場的時間,第三,教育也是一種內需,可以借此把國內需求刺激起來。這三大點都成立。需要論證的是那時候擴招到底有沒有效,有一條就是延緩勞動力市場起到了作用,因為1999年到2002年一批人畢業,恰好中國90年代后期開始,失業正好從2002年以后沒有提高。這是教育方面的。另外在教育上,我補充一點資料,因為最近我們在考慮的,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做了一些結果。目前公共財政在教育上投入,占GDP比重是3.3%。和很多國家,發達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有差距。其實這個差距更大,因為一個國家它的在學年齡的比重決定了你要投多大錢,如果拿這個做比重,也就是說,這批人占整個人數比重大,拿這個做修整以后,教育在GDP的比重又下降了,降到2.8%,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也繼續拉大。
最后一點是擴大社會保障,也是成為反周期的作用,其實國際經驗也顯示了。比如羅斯福新政,上次講的,他的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其實是他的社會政策,一個是勞動者,特別是脆弱的企業,他在經濟危機的時候,遭遇最大的,這個時候必須要也一個社會安全保障法,能夠把他保護住,這個是制度的特殊的需求,另一個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我們有政府的投資了,還會帶動更多的投資,但是我們的消費需求,還需要啟動起來, 而且消費需求是保障整個國內需求的實際方面,其中制約消費需求擴大的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說他有后顧之憂,我們用大量的家庭數據法做一個估計。我們現在是在最低收入的20%的人群中,他們的社會保障水平還很低,這還是講城鎮居民,他們的社會保障水平很低,我們做了一下模擬,就是如果在他幾項,包括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這幾項中再增加一項保險,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會大幅度提高。因為我們社會保障,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有和無的問題,不是保障水平低和高的問題,如果是低和高,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他會逐漸調整自己的消費行為,但是有和沒有兩種選擇的時候,你從沒有到給他社會保障,他的消費行為會發生迅速的質的變化,這樣我們做了估計以后,僅僅給最低20%的收入群體增長一項社會保障覆蓋的話,他們可以增長100億消費,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在收入下降的時候,或者至少收入負增長的時候,他們節衣縮食的,恰恰給了他這樣的保證,他可以擴大他的消費。如果把這項政策推向農村,城鄉家庭社會保障覆蓋率更低了,比如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如果城鎮和農村合起來看,只有16.4%,只是就業群體,不算其他的,老年什么的不算,就業的只有16.4%,如果把我們的社會保障擴大覆蓋面,特別是到村的話,擴大教育和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率,作為經濟科學發展的一些主要方面,可能有更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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