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還有一種論調,法治應該和人治相結合,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從定義來看,法治和人治是完全對立的。法是要人去執行,這是對的,但是執行的人不能違反法律。人治的特點就是執行的人可以憑他個人的意志去違反法律。所以說,法治和人治相結合是對人治開了一個口子,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第三個問題,關于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現在我們經常碰到的問題,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開放促改革,通過改革促開放,這二者配合使我們國家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變。我們歷年來引進的外資將近8000億美元,對外投資1000億美元。這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我們引進技術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確實也遇到這樣一個問題,開放往往受到不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質疑。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要按照鄧小平說的,要敢于開放,這點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當年鄧小平的這種魄力,我們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經濟建設的成就。
當然,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對國家的經濟安全也是要注意的。人大在制定反壟斷法的時候也特別規定要進行反壟斷審查,要經過一些審查。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我們不解決好開放的問題就不可能進一步提高開放的水平,F在一旦遇到一個并購的例子,都會有不同的意見,會提到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等等。如果回顧歷史,彩電,最初的名牌是北京的牡丹牌,當時引進國外技術的時候就有人質疑,會不會我們的牡丹牌就沒有了?很可能,因為國外的技術比我們先進。但當時中央還是決定要合資。確實弄得一段時間中國的名牌沒有了,市場被外資品牌占據。但是曾幾何時,我們消化了國外的技術,我們國內自己的新的品牌又起來了,像海信、TCL,我們又把市場奪回來了。如果沒有當時的開放,我們可能會永遠停留在牡丹牌的水平。因為有了開放,有了我們的創造性吸收,我們才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名牌。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怕開放,怕引進名牌影響自己的品牌而不去開放,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永遠做不到高水平。像手機技術的引進,當時也是下了決心要引進,但是引進的時候給國外的廠商作了幾條規定,第一條是國產化率在三年之內要達到60%以上,這樣就促使外商把它的合作伙伴也帶進來,同時在國內尋找合作伙伴。第二條是研發中心要在中國建立,外商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招聘了中國的技術人員,中國的技術人員通過在研發中心工作,也就學習了技術。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人可能就離開外商的研發中心,有了一些基本的訓練,在加上他自己的創新,就可能在別人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更先進的技術。第三是必須要70%外銷,通過外商手機的外銷,同時增加了我們的出口,給我們打開了市場。像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是關著門,不引進,可能永遠也發展不了。所以我認為,開放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講過,國家經濟安全是要注意,而經濟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這個我們是注意的。我們引進外資從來在銀行中就規定不能超過25%,單個外資不能超過19.99%。這是明確規定。關鍵的行業我們也要保護。還有一點,并購是相互的,如果我們不讓別人并購的我們企業,我們要出去并購人家的企業,人家也會拒絕。如果聯想并購IBM的例子反過來,IBM到中國并購聯想,我想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頭腦清醒,既不能麻木不仁,無視國家經濟安全。
但另一方面,也不要過于夸大,草木皆兵,這樣如果就無法進一步提高國家的經濟水平,在這個方面上,度的把握很重要。但現在在開放的問題上,往往遇到的是任何一個并購案子都有反對意見,這點我們要認真分析。反對的同志倒不一定都是“左”的思想,而是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種是怕丟掉我們的名牌,一種可能是覺得外國人并購占便宜了,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考慮,并購肯定是雙贏的,因為外國企業來不是為了做慈善事業,他是為了賺錢,只要結果是雙贏的就行。比如銀行,我們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到香港上市,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有的說它賺了,對,它占25%,它假如賺了1億,我們占75%,我們占了3億,到底誰賺了?所以我認為,這必須是互利雙贏的,你想單贏那很難。三是也不要把外資看成鐵板一塊,外資之間也是有競爭的,因為它首先是代表企業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像廣發行,和法國爭得相當厲害,甚至希拉克親自寫信。外商到中國來主要是為了要利益,我們要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上我們絕對寸土不讓,但在其他方面我們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地開放,因為現在并購的發展占了世界發展FDI的80%以上,本來生產能力就過剩,還搞密集工廠不可能,密集工廠不是不搞,創新的產品還是要搞,但多數是通過并購提高企業的價值。我們主張首先要引進戰略投資者,也就是在市場、在管理、在技術方面對我國有幫助的投資者,要優先引進。
第四個問題,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成績和問題。30年的改革開放,確實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們國家的實力位居世界第二位,按照購買力評價算確實是這樣,四元人民幣相當于一元美元。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樣的成績,所以改革開放的成績不容否定,倒退和否定沒有出路。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有13億人口,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名以下,我們的GDP只占世界的6%。所以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一再強調要有憂患意識,要居安思危,要注意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注意保持不驕不躁的作風。胡錦濤同志擔任總書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西柏坡。但現在確實有些人頭腦比較發熱,忘了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的基本國情是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需要通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夠趕上發達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多地看到我們的問題,并且認真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機,我看到一種論調,好象中國的金融體系是最好的,我覺得這種論調本身值得探討,我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中國之所以相對于發達國家受的影響比較小,原因是三條:第一,中國的老百姓對我們的金融機構、對我們的金融系統、對我們的政府有著充分的信心,沒有出現信心和信任危機,不像美國。這是很重要的。第二,由于我們的金融系統不夠發達,因為造成金融危機、造成虛擬經濟膨脹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單是次貸,也不會造成這么大的風波,而是由于美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把貸款提供給借款人以后,銀行把應收回的抵押貸款打包賣給房貸機構、投資公司,把它證券化,就變成了抵押貸款,然后再進一步通過金融創新,變成CDO,保險公司把保險提供給投資銀行、投資者,主要目的是增信,使它發行債券的時候增加信用,有了一個擔保,另外是提供產品的CDS(信用違約互換)來提供保險,美國的金融體系形成了這樣的鏈條,通過這樣的鏈條,風險不斷放大。而我們國家沒有資產證券化,基本上沒有投資銀行,沒有評級機構,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風險都是安在銀行,但是銀行有國家的強大支持,所以從金融角度,我們受的影響不大,但是從實體經濟的角度我們受的影響比較大。第三,我們的監管機構相對來講是比較謹慎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要因為金融危機到來我們就自滿,覺得我們的金融改革還不錯,我們還要進一步推進改革,要提高我們國家的金融國際競爭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在國際上有更大的發言權。 我想,越是在我們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看看我們有哪些問題,并且認真去處理、去解決這些問題,這點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針對金融危機,確定了4萬億刺激經濟的方案,今年1000億的方案基本是考慮民生、考慮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但是4萬億的方案一宣布,各地出來了一個18萬億的方案,這恐怕就是頭腦發熱了。因為大家知道,現在銀行的儲蓄是40萬億多一點,貸出去的是27、28萬,銀行剩下十四五萬億。現在我們的準備金率下調了,就算是15%,凍結6萬億準備金,銀行貸款拿出7、8萬億。我們的財政收入去年是5萬多億,好多錢得花,不是都能拿來投資,能拿來投資的也就是幾千億。都加起來,政府能帶動的沒有這么多,18萬億的方案,錢從哪里來?不可能。所以,要防止草率決策,好象都要錢了,提方案,可行性研究也不做了,趕快提方案,跑步前進,誰跑得快誰拿的錢就多,這是不可取的。當然中央也派出了檢查組,督促這筆錢的落實,防止腐敗。但是最重要的是,這筆錢能不能帶動社會投資?因為除了銀行資本以外,社會上還有很多錢,也都是老百姓的錢,社會的投資能不能帶動?這需要思考。但不管怎么說,18萬億的方案過于龐大,大概不大可能去實現。
今天我主要是強調以上四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馬克思,不要把凱恩斯的理論誤認為是馬克思的理論;我們還是要堅持法治,要反對人治;我們要處理好改革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我們既要看到成績,但對于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問題和分析問題,要認真研究問題、很好地解決問題。
30年在人類的歷史上只不過是一瞬間,今后我們的路還更長,100年后國家是什么樣子?大家可以展望,到本世紀中葉,按照小平同志的規劃,2049年,我們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當然我們認為我們可能還會更高一些。今后的路還更長,我們需要的是總結過去的經驗,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往前看,要看今后我們怎么辦。就像開車的時候我們不能光看后視鏡,更重要的是往前面看,要看前面的路。前面的路盡管很漫長,但是我相信,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有一代一代愚公移山的精神,總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我們的國家能夠立于世界之林,成為世界的重要支柱。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