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9日，2008招商證券論壇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全程視頻直播，上圖為北大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盧鋒。（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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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點，就是爭論多年的，就是人民幣匯率是不是存在低估的問題，我們回頭看這幾年經濟的表現，應該說人民幣的靈活度不夠，人民幣政策和體制盡管不斷向好的方面調整，但是這個力度，包括調整的時間點、調整的深度，相對滯后，我覺得是導致我們這個外需過高、導致我們這個進出口對GDP增長在過去的5年中，03—07年超過此前25年平均進出口，對GDP貢獻的比例，可能要超過8、9倍。過去我們改革開放時期，GDP的增量中，進出口的貢獻大概占整個GDP的增長2%左右，在過去的5年中，達到了將近19這樣一個高速，這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它帶來了一系列的失衡，現在看來越來越明顯，就是貿易儲備、外匯貿易贏余的擴大，帶來了這樣一系列宏觀的一個失衡問題。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我覺得可能跟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快速增長，一個特定階段，我們對一些基本的資源性產品，難免有一個非常高密度的這樣一個需求。這樣一個大國在全世界購買的這樣一個效應，難免會深刻地改變一段時期內，國際的一類產品的供需關系，我們的研究發現，03—07年，在鐵礦石、鋁、銅、石油這些基礎的資源性產品上，中國可能對全球這5年的需求增量的貢獻，簡單平均值可能達到了50%以上，也就是對石油低一點，可能30%，最高的比如說鐵礦石達到了85%以上，這個在全球上看、歷史上看，也是極為罕見的。我們比較了日本的數據，日本也有這方面的表現，但是比我們拉動的作用小一些。這樣一個增長的過程，也不是說注定就不合理，因為中國確實需要這樣的資源推進我們的工業化、城市化，包括給其他國家提供制造品。但是短期內，突然的、快速的這樣一個需求增長，它難免會在全球的這樣一些商品的市場上，帶來一個巨大的沖擊和一個變動，從而導致一系列宏觀的變化，這個變化反過來通過進口價格的上升，來引起我們國內的一些失衡。我想還有很多方面，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等等，但是至少這兩方面的問題，可能也導致了，我們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引起了很多的失衡。再加上外部環境的一個變化，就形成了我們目前面臨的這樣一個困難的局面，前面幾位教授都講老了，現在的困難，經濟快速向下走，投資在萎縮，進出口今年對GDP的貢獻幾乎接近零，除了消費從數據看增長很快，但是好像有一點數據上有一些爭議，這樣20、30%的消費增長，跟數據的情況是不是存在一些誤差，還在研究。總體上，經濟有所下降，中國在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在刺激和制約下，面臨深刻的調整，我覺得這個調整可能是幾方面的因素的疊加，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增長階段的因素，還有外部金融危機沖擊的因素。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下，如何應對，確實是一個挑戰的問題。我還是認為，實際上可能需要在兩方面努力。

　　第一方面在需求面，還是要進行周期性的管理，我同意剛才許小年教授講的，對這個需求、管理也不要看得太重，也不要指望用需求政策完全評論經濟周期，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現在的困境，就是因為01年過度地利用的這個政策，但是它實際上暗含了一些問題。這個貨幣財政政策還是有調整的余地，包括減稅、減低利率都是可以調整的，但是趁著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會，推進我們早已經滯后的結構性的調整。我想簡單講三小點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土地政策，我記得在03、04年，經濟比較熱的時候，我們很多部門都認為，土地是一個宏觀調控的手段。按照這樣一個邏輯的話，現在經濟是相對比較走低，你恰恰是應該更多地讓這個土地的資源得到釋放。當然把土地作為一個宏觀調控手段，這個問題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可能是難以成立的。如果說，要更多地調整土地政策，可能還是要在制度上進行調整，使得我們農業的建設用地的流轉權更加物權化、更加便利地在農村和城市進行配置。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已經有了一些方向性的突破，這方面可能對中國的長期發展，包括對解決一些短期的困難，都是有益的。第二個方面，我覺得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因為經濟比較好，我們有關部門對國內的民營企業的管制，盡管在理念上我們說應該放松管制，在十二、十六大以后，就強調我們完善市場經濟，把審批報備，實際上經濟形勢有了變化以后，對民營經濟的很多準入方面的管制反而加強了。上一次在人代會上，大家就對發改委提出批評，說他們應該少管一些微觀層面的問題，我想指的就是這些方面，我們還是有很多可以進行進一步改革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給民營企業、其他類型的企業有一個更加平等的競爭舞臺，改變有一些場合出現的沒有審批的審批，或者報備比審批還難的局面。最后一點我覺也可以進行政策調整，這幾年我們政府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安全問題，這非常正確，但是30年的改革開放經驗也告訴我們，糧食安全在現實解決糧食安全這樣一個層面，由于制度的改進，由于技術的進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現實的應對一個市場的滿足需求來講，我們反而有可能比較好地解決。反過來，可能是食品安全的問題，我們現在局限的三聚氰氨，以及其他農產品的食品質量保障方面，政府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果說過去我們曾經老是被農民能不能生產出足夠的東西給我們吃這樣一個問題困擾的話，今后可能是政府要更多地關心生產的東西，我們敢不敢吃的問題，所以政府要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功課，更好地進行監管，從而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總的來說，中國經濟面對挑戰，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30年間，從來都是在磕磕碰碰的中走過來的，我想如果在措施管理方面到位，中國有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好地應對目前的危機，走向新一輪的景氣增長。謝謝大家！